往事回味（五）在马圈子煤矿的日子

付新和

那年是1978年秋天，上四年级的时候，我从安新的农村转学到了马圈子煤矿子弟小学。那天是爸爸，妈妈带着我去的学校，那时候的学校没有院墙，两排教室在马路的南边。老师们的办公室在马路的北面，院内有十来间大小的办公室。我被领到一个留着短发，脸色略带黑斑，一笑就露出一颗镶牙的班主任面前。老师叫曹丽华，好几十年了，她的形象在我心里总是忘不掉。她面容和蔼可亲，没见她吼过谁，但我还是对她怀有敬畏之心。我对曹老师印象那么深，应该从一次学校组织的野营拉练讲起。那次拉练曹老师竟然让我当上了我们班的旗手。我兴奋异常，我两只手背着，左手在下，右手在上，旗杆子紧贴着后背。我想象不出，刚从农村出来的一个黑黑的，一笑就看不到眼睛的十一岁男孩儿，走起路来屁股一耸一耸的扛旗手的样子。等我长大了我才知道了曹老师的用心，那时的一个从农村出来的孩子多么需要激励他的勇气和信心。这也是我小学的时最难忘的记忆了。

我们临时的家离学校很近，当时我家住的是叫闫山工村的地方。那是矿上为解决职工家属的住房问题，临时搭建的比较简陋的房屋。户与户之间是用木板隔开的，木板上都是用报纸糊了一层又一层的。两家的说话都能听的清楚，我们右边邻居住的是一个姓崔的大爷。他是一个人住在那里。我隔着用薄皮木板支起的栅子，能看到他每次下班回来身后总是背着一个黑色油布袋子，里边装的不是几块木头就是几块煤。时间一长窗户底下便堆成了一堆劈柴和煤块。左边的邻居是王友田大爷家，他家来自唐山的。印象中王大爷非常的英俊，个子挺高，白白净净的。留着长头发，梳的很整齐。他媳妇也挺俊的，大大的眼睛，留着长发，说话总是爱笑。他们有三个姑娘和一个儿子。老大叫雅茹，老二叫俊茹，三姑娘只知道大家都叫她三儿。姐妹三个一个比着一个俊。最小的儿子叫小琪。这么多年过去了，他们一家人的的形象和面容我都历历在目。这一家子相比我们家，他家可热闹了。每天一到早晚做饭的时候，就听着他家的雅茹姐用浓厚的唐山话问她妈妈：“妈呀，咋们揍啥呀？”她妈回答：“馇糊涂”（也就是馇粥）。吃起饭来一家人的说话声还有锅碗瓢盆的碰撞声，几十年了都挥之不去。三丫头和小琪我们岁数相当，放学以后总是在房前屋后一起玩。我们的门前隔着一条道对面就是一个公共厕所，藏猫都能藏到厕所里去。这条道一直往东到头就是一条废水沟。水沟深有两米，沟口宽有两米多，走人的地方就用水泥预制板或较宽的木板搭成小桥。桥那边就是一大片宽阔平坦的沙土地，放学后大部分的时间是在这块土地上玩耍的。沟里流出的水全是黑的，后来我才知道，这条沟是大矿上每天从煤矿主巷道抽出带着煤渣的黑水，还有澡堂子里放出带着热气的废水。这条废水沟的水流了几十年，它见证了马圈子煤矿的兴衰历史。

马圈子与汪庄、鹰手营子煤矿都隶属于兴隆矿务局。是一九五八年开始组建，到一九六0年相继投入生产。我爸是跟着我爷爷奶奶从井陉煤矿集体搬迁过来的。奶奶和大爷都曾在矿上工作。再后来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爷爷还有大爷考虑老家有地，咋也不能饿死，就带着奶奶一家人都回了老家。只有我爸坚持留了下来。

在那个年代，不管是怎样的选择都是为了生存，也没法说对错。那时候常听人说， 煤矿工人吃的是阳间饭，干的是阴间的活，那时候不太懂，等大了我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小时候我们去矿区里洗澡，赶上节假日不生产，我还敢壮着胆子在井口看过。马圈子煤矿属斜井矿。矿井的入口处是挺宽敞的，井口用白底红字写在门口的铁板上“安全生产，平安回家”几个大字。巷道的左边是一个直径一米左右的鼓风机，用帆布袋子制成的送风管道一直通到井下。上边都是用碗口粗的松木等搭建成的弓形结构的巷道，地下黑黑的煤渣地面上铺着两条长长的铁轨，与地面上火车的铁轨相比要小一号。而且轨道旁边大都被煤渣子填满了，只露着亮铮铮的铁轨再外边。工人们上下班坐的敞蓬缆车，地下挖出的沙石土，煤都是走着一条路。这条小铁轨一直延伸着，到后期都能延伸到几公里深处的井下。我爸也是井下工人，我们小时候都目睹过他们下井前的样子，他们从家里面出来时干干净净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更衣柜，下井之前先要穿上自己蓝色工作服，带上黑色安全帽，到灯房去领头灯。头灯和电池是分开的，他们都是把电池盒挂在腰部，头灯就挂在了安全帽上。小时候看到这套装束真的很精神。到大了才知道这身衣服不是那么好穿的。在井上时干净整洁，等下班出井口时就没那么精神了，很少有白脸上来的。大多人脸上是黑一道白一道的。大部分人的衣服都已湿透了，他们迈着疲惫的脚步去往洗澡堂，衣服太脏需要洗的就放在了洗衣房了。澡堂子和更衣室是连着的，下班的工人出来能洗个热水澡也算是一件非常惬意的事儿。洗完澡再穿上干净的衣服便高高兴兴的回家，这也是每个矿工家属所期盼的了。作为矿上的职工家属洗澡也很方便，我们也时常约上三两个小伙伴一起去洗澡，说是去洗澡我们只是到澡堂子玩，光着屁股四个澡池子一个一个地玩。洗了半天澡回家大人还的指着我们脖子上的泥数落一顿。

那时候我虽然小，但我知道那是马圈子煤矿效益最好的时候，一到元旦或春节的时候，不管是矿上的办公大楼还是俱乐部门前，到处都张贴着“热烈庆祝超额完成全年生产任务！”七九年年底那一年还达到了煤炭生产翻翻。大街上到处张灯结彩，挂着大红灯笼。一条条红色标语贴在道路两旁的墙上或者电线杆上。白天人们聚集在俱乐部门前敲锣打鼓，晚上还免费放映电影。那时放映的片子多是《洪湖赤卫队》、《平原游击队》，但只要是公演去的人就很多。赶上有新的影片上映，俱乐部就买票了，当时一张电影票普通的片子一角五，好的影片卖两角，我还记得人们卖票的场景，卖票的窗口不大一点，可能我还是小孩的缘故，觉得窗口很高，平时没那么多人的时候就排队，我记得好像是上映南斯拉夫的电影《桥》那部电影，电影院都放了好几场了还是那么多人喜欢看。那买票的人生怕买不到票就一个劲的挤，有力气的顺着墙根往里挤，有的几个人合伙干脆就把一个人架起来放在人们的头顶上，买票的人一手抓住卖票的窗口栏杆，一手把钱送进卖票的窗口。等买到票才从人头上扯下来。就为买个票打架的也不少。我那时后岁数小，手里也没钱买电影票，只能在人们拥挤的队伍前后来回乱串，有时候能趁着检票的人忙不过来就被拥挤的人流裹挟着混进去了。虽然被挤得满头大汗但是心里还是挺美的，赶紧进里面找个旮旯地方看，有时候刚看一会儿就被查票的查出来，便被撵出影院。就那样也不死心，我便和一起来的小伙伴在俱乐部周围转悠，就连厕所都不放过，有的比我们个子高的大孩子们，人踩着人搭成人梯越过厕所的墙进去影院的。像我们这样小孩只能等到电影快演完的时候，工作人员提前把门打开，我们才能进去看几分钟。说起来电影是看了，看了个开头又看了个结尾。那时候就是喜欢看电影，要是赶上公演或者大人们发的电影票没时间看给了我们，那心里就乐开了花，就是不吃饭也的赶紧跑去看电影。

再后来我们的家居然就建到了离俱乐部不远的胡同里面。那时候矿上职工家属来的也多了，公房四周建了很多临时房。我爸就在食堂的大猪圈旁边选了一块地。说起盖房子那是太不容易了，那时候本来就没钱，即便有钱你也买不到东西。盖房的材料东拼西凑，盖房子的那天，开帮忙的大都是我们的老乡和爸爸的朋友们。那年我十三岁，我爸利用的是下班和休班时间，我和姐姐利用的是放学和周日时间，我们跟着到山上拉黄土，拉石头，割草，和泥脱坯，能干的都干。老爸确实很巧，瓦工，木工，电工他都会。他既是房屋的设计师又是工程师。我和妈妈，姐姐都是小工。我还记得在给屋墙上抹泥的那天晚上，都大半夜了，我给爸爸供泥，我把泥锄到盆里，等着他把泥使完了，我站着都睡着了。活干不完老爸不发话就得挺着。最终我们一家人还是怀着非常喜悦的心情住进了自己的新家。几十年都过去了，每每想起那段日子心里觉得挺苦的，觉得老爸真狠心舍得使我们，可反念又想那时候谁家的孩子不都是一个样，老爸那时候上着三班倒，他更是不容易。

新家地势不错，出了胡同口右侧是俱乐部，左侧是商店。俱乐部的对面就是职工食堂。那时新食堂也是刚刚建成，餐厅可容纳上千人同时就餐。那在当时的马圈矿除了俱乐部也就是它最亮眼了。我和姐姐时常到食堂排队打饭，食堂里蒸的小米面的发糕特别好吃，我们只要拿上几角钱的粮票就能买上几个发糕，再用盆打上两个粥全家都能吃饱了。三毛钱能吃上一份炖肉。有时我爸高兴了也会吩咐我们买上份炖肉。听到后我那小眼睛自然就眯成一条缝了。

因为我们家离着大猪圈近，近水楼台，我们居然还能和猪抢食吃。每天早晚食堂的两个工作人员，一个姓刘，一个姓祁，他们各自推着一辆车，一车拉的是干水桶，另一车拉的是一些青菜，就是食堂里切菜扔掉的白菜根，白菜叶子啥的。每天两趟，刚开始也觉得不好意思，到后来几乎只要看到车来，我也像工作人员一样必向前例行检查。我会拿上捡炉灰用的钩子和篮子，跳过墙头直奔向那拉菜的车子。夏天收获较多，什么青西红柿，角瓜，圆白菜都能捡到。可冬天只能捡些白菜根，有时也能捡到整颗没菜心的白菜。捡到的白菜根我妈和姐姐就把它们重新处理一下，把下边的土根用刀切掉，剩下那块白菜疙瘩用来腌咸菜。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腌白菜根不但给我们的饭桌增添了美味。也给我童年的时光留下了很多难忘的记忆。

再后来我又离开了马圈子煤矿回了老家。九零年年底我当兵复员又回到了这块熟悉的地方。我被分配到这里的另一家国有企业，铁厂。再后来铁厂与煤矿的命运几乎都是一样的，铁厂经过改制最终由民营企业接管，1994年马圈子煤矿因周边的个体的煤窑开的开采，造成主井资源枯竭进入残採。配套多种经营公司资不抵债，全年停产。因主矿井地下水泵机组的停机，造成了当地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周围的个体煤窑也无法开采并相继消失。2003年6月份马圈矿完成了破产清算，重组之后的人员大都搬迁到了鹰手营子矿区。那条流淌了几十年废水沟里的水终于干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