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我出生在西安，家乡河北广平县对我而言就是一个遥远的梦。记忆中的老家就是母亲口中的华北大平原、一望无际的红高粱、过年的两面（高粱面、白面）饺子、她读书的教会学校、执教的广平高小，平固店的集市，民情土俗，自然风光，既新鲜又陌生。</p><p class="ql-block"> 解放初的西安，没有多少广平县人，印象最深、经常往来的就是在渭南教书的肥乡县张变三大伯和我常去看病的中医王叔叔（名字记不清了），他好像是与广平相邻的永年县人。 </p><p class="ql-block"> 当年的广平府位于河北省南部，乃豫、鲁、冀三省交界地，母亲是东王封人，父亲家居蒋庄，变三大伯家在杨宋固（现为肥乡县），两人同里同庚，变三大月生为长，我们尊称其大伯。他们俩人儿时同在广平县城读书，父亲聪慧精明，为人谦和，然生于诗书清贫之家，变三大伯则为清末拔贡之后人，家境富庶，为人耿直，学识渊博，当年，在老家广平县城，两人都是尽人皆知的青年才俊。 </p><p class="ql-block"> 母亲告诉我，变三大伯为共产党元老级人物，1930年入党，为当年广平府籍第一名共产党员。他读书时就非常活跃，思想进步，在广平编刊物，搞学运，参加地下党组织，屡屡被通缉抓捕而东躲西藏，仍痴心不改。后因党组织遭受破坏，单线联系的上级牺牲，故而两次脱党。和他同期入党的同志解放后都身居高位，位列将相，而他只能重操旧业，做他的教书先生。1945年在陕西泾阳仪祉农田水利学校任训育主任兼国文教员，泾阳解放后任仪祉农校校长。那时父亲已从重庆陪都派往西安，解放后在泾阳的人民大学培训，他乡遇儿时故友，交往颇多。1953年变三大伯调渭南师范任语文教员，后转入大荔师范任教。 </p><p class="ql-block"> 我对变三大伯印象很深，好奇他为什么会起名“变三”（没敢问过他），也特别喜欢听他和父母说话。一是他和父母一样，也是说家乡方言，3个人在一起满口广平土话，听来格外亲切；二是其戴着一副圆圆的黑边眼镜，特别儒雅，加之举止大方，行动敏捷，说话声音洪亮，属豪爽慷慨志士，让人格外喜欢；三是他和父母聊天，大多是议论家乡往事、文学、字画、邮票，滔滔不绝，非常有学问，让人崇拜；所以，每次变三大伯来家里，我总是坐在一旁静静的听他们说话。父母和变三大伯偶尔也会谈起时局，这时，一般都会支开我们，说话声音也会变小，变三大伯是中共元老级党员，也曾出生入死，历经风浪，早已大彻大悟，冷眼人生，自是澹泊明志，宁静通达，至于他们说些什么，我就不可得知了。 </p><p class="ql-block"> 父亲在铜川工作，变三大伯在大荔，两人见面只能在西安，往往是暑假或者寒假学校放假，和父亲约好，他专程从渭南来西安家中相见，同行的婶婶年轻，人也和善，因为不是广平人，聊天时插不上话，便会和我们说话。她会吸烟，还镶着几颗金牙，我年龄小，不太懂事，总感觉她那里有点不好，总有一些疏离感（可能是读书被灌输，说吸烟、镶金牙的都不是好人）。 </p><p class="ql-block"> 父亲的毛笔字自成一体，娟秀、工整，有舒体之风范，而变三大伯的书法因自幼临摹碑帖，功底深厚，特别是草书，写得龙飞凤舞，肆意张扬。父亲非常欣赏他的书法，可惜的是，家中存留他的几幅作品，文革时都被造反派抄走，不知踪影。 </p><p class="ql-block"> 张变三和父亲人生道路不同，父亲追随国民政府，抗日救国，追求民主自由。变三大伯则是参加共产党，从事阶级斗争，不想文革时期两人殊途同归，都被揪斗，都变成了牛鬼蛇神。变三大伯后来下放农场劳动改造，受尽折磨，然大难不死，听说最终平反昭雪，安然离休，还成为家乡肥乡县的革命前辈、文化名人。父亲却难逃此厄，未能熬过文革，死于非命。 </p><p class="ql-block"> 记忆中，我在景龙池时年龄尚小，记得见过变三大伯一次，在湘子庙街见过多次。从文革开始，变三大伯就没有了消息，母亲总是担忧的说，以他的出身和脱党经历，造反派绝对饶不了他，恐怕是凶多吉少，两家人也就此断了联系。文革后期，我家搬离大湘子庙街，又两次变动住所，父母也相继离世，再也没有见过张变三大伯了。 </p><p class="ql-block"> 至于常给我看病的中医王叔叔（名字记不清了）家住龙居堡，他比父母年龄小许多，自己开一间小诊所，只诊脉、开药方，在街口一家中药铺抓药。我去看病王叔叔从不收诊金，母亲总是带些东西，如点心、土特产等等，从不空手。可能我平日都是发烧感冒之类的疾病，方用以清热解毒如黄连、黄柏等苦寒中药为主的原因，他开的药方剂大，又特别苦，每次喝药我都发愁。后来，父母对现代医学立竿见影的疗效，方便简单的投药方式非常认可和接受，我们有病就带去医院，王叔叔的中医诊所也就去得少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