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陂横店 最后一个末代皇帝

黄建华

　　城市是有记忆的，乡村亦然。只是乡村的记忆更为沉默，像一条旧水渠，在时光的深处静静流淌，不声张，不辩解，只是存在。此刻我站在当年的位置上。1964年4月，湖北黄陂横店镇的水渠依然保留着。那是一条普通的水渠，与千万条中国乡村的水渠并无不同。然而在那一年，它见证了一个关于跪拜与站立、关于臣服与尊严、关于一个人如何与自己和解的故事。

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我再次来到这里，黄陂木兰杜会长介绍说，当年的油菜花田早已变成了农副产品深加工基地，长在地里的庄稼直接成为产品。泥土还在，但泥土的意义已经不同。曾经，人蹲在田埂上触摸油菜花的叶子，感受的是生长的力量；如今，机器在流水线旁分拣包装，效率替代了凝视。这种转变无可褒贬，它只是发生了，像一条河流改道，像一个人改变了自己。

四十四个人从一辆大客车上走下来。里面有曾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有军统头子，还有一个人——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他们此行的名义是"参观"。对于溥仪而言，这大概是他一生中第一次正儿八经地下农村。三岁登基，六岁退位，紫禁城就是他的整个世界。红墙黄瓦之内，他从未真正触摸过泥土，从未蹲下身去触摸过一片油菜花的叶子。他的世界里没有四季的更替，只有权力的仪式；没有庄稼的生长，只有诏书的颁布。后来他被逐出紫禁城，被带到东北，成了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那是一段更为荒诞的岁月——穿着龙袍，却只是一个提线木偶；被人跪拜，却连自己的命运都无法主宰。再后来，苏联人抓住了他，中国人改造了他。在抚顺战犯管理所的十年里，他学会了叠被子、扫院子、写检查。他从一个"皇帝"变成了一个"编号"。身份可以被法律改变，记忆却无法被轻易抹去。一个人可以脱下龙袍，却脱不掉身上那层由无数跪拜、无数"万岁"声编织而成的茧。

车到横店镇政府大院的时候，接待他们的是黄陂县委书记处书记张怡如。他后来在回忆文章中写道，这件事在当时是轰动一时的特大新闻。张怡如观察了溥仪的长相——斯文人，个子高高的，典型的东北人脸型，但不像一般东北人那么魁梧。说话还带着东北口音。

握手的时候溥仪很客气，微微欠了欠身。没有那种当过皇帝的架子，就是一个普通的参观者。这种"客气"里有一种怎样的况味？他花了四十多年的时间，才学会了这个简单的动作。

接待条件有限。区委会议室没有会议桌，临时抬来一张乒乓球台，上面铺了块台布，就成了"会议桌"。溥仪坐在张怡如的右边，听得很认真。然后去了电力排灌站，站在机器旁边看了很久。工作人员给他讲这个站能灌溉多少亩地，能排多少水。他点了点头，没说什么。然后去了滠口民生大队。那一片种的是油菜。四月底正是油菜花开的季节，满田黄灿灿的。溥仪站在田埂上，看着地里干活的人。陪同的人告诉他，这些都是人民公社的社员，集体劳动，按工分计酬。他听了一会儿，蹲下身，伸手摸了摸油菜的叶子。

在那一刻，他或许第一次感受到了泥土的温度，感受到了一株植物生长的力量。这种力量与他曾经拥有的权力完全不同——权力是施加于他人的，而生长是内在于自身的。

他可以蹲下去，可以触摸叶子，可以感受风。这些动作如此简单，简单到任何一个农民每天都会重复无数次，但对于他，却可能是第一次。

庄稼还在生长，但生长的意义被重新定义了。我不确定这是进步还是失落，但我知道，那个蹲在田埂上触摸叶子的姿态，已经很难在这里找到了。效率驱逐了凝视，产品替代了花朵。这是时代的逻辑，无可辩驳。然而我总在想，当机器在深夜停止运转，当厂房的大门关闭，这片土地是否还记得那个蹲下身的人？泥土是有记忆的，比人的记忆更持久，更沉默。

李淑贤比他小将近二十岁，1962年结的婚。那是溥仪第一次有"家"的感觉。他曾跟外宾说："1962年五一节，我和李淑贤建立了温暖的家庭，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庭。"

"真正的家庭"——这五个字里有一种怎样的重量？一个皇帝，一个拥有三宫六院的人，却直到五十六岁才第一次有了"真正的家庭"。

中午在镇里吃饭，席开五桌，全是黄陂地方菜。溥仪吃得不多，但每道菜都尝了尝。夹菜的动作很慢，吃完一碗饭，又添了半碗。不怎么说话。李淑贤坐在旁边，偶尔给他夹点菜。旁边桌坐着杜聿明、王耀武那些人。有人端着杯子过来敬酒，溥仪站起来，双手端着杯子，跟对方碰了一下。

两个曾经的敌人，如今并肩走在田埂上，谈论着一个村子的位置。历史的风暴曾经将他们推向对立的两端，而时间的河流又将他们冲刷到了同一片田野上。他们不再是将军与皇帝，不再是俘虏与战犯，而只是两个被赦免的人，在油菜花开的季节里，谈论着一个村子的位置。路过的农民认出了他。有人指着他小声说：那不是那个皇帝吗？他听到了。他不可能听不到。那个"皇帝"的身份，像一件脱不掉的外衣，无论他走到哪里，都会被人认出。他想甩掉它，却甩不掉。他加快了脚步，仿佛加快速度就能将那个身份抛在身后。然而，最让人没想到的事发生在下午。

参观团经过一片田的时候，接待人员里有人突然跪在地上，冲溥仪喊了一声"吾皇万岁"。周围一下子安静了。四十四个人都看着溥仪。杜聿明停下了脚步。沈醉站在后面没动。李淑贤站在溥仪旁边，脸上的表情有点僵。

那个人可能是想活跃一下气氛，也可能是出于好奇，想看看这个当过皇帝的人会怎么反应。溥仪弯下腰，双手扶住那个人的胳膊，说了一句话。"毛主席万岁。"声音不大，但周围的人都听见了。

跪在地上的那个人愣了一下。溥仪把他扶了起来。我想，这五个字的分量，远非表面看起来那样简单。

"毛主席万岁"——这不是一句政治口号，尽管它听起来像。在那一刻，它是溥仪对自己整个人生的回应，是他与那个"皇帝"身份的最终决裂。

一个人三岁登基，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万岁"；他六岁开始学习如何接受跪拜，如何在龙椅上端坐，如何用稚嫩的嗓音颁布诏书。他的一生被"万岁"声包围，被跪拜的姿态定义。即使在最落魄的时候，即使在抚顺的监狱里，那个"皇帝"的身份依然是他无法摆脱的烙印。然而在那个油菜花盛开的下午，当有人再次向他跪拜、再次喊他"万岁"的时候，他说出了"毛主席万岁"。这不是一种政治表态，而是一种存在意义上的选择——他选择了放弃那个被万人跪拜的位置，选择了成为一个普通的、不再需要被跪拜的人。

在场的人都没说话。杜聿明、王耀武、沈醉——这些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在那个瞬间都沉默了。他们沉默，不是因为这句话的政治正确性，而是因为他们都明白，这句话从溥仪嘴里说出来意味着什么。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曾经拥有过权力，都曾经被人仰视过。他们懂得，放弃那种仰视需要怎样的勇气，需要怎样的自我否定。李淑贤后来没有公开讲过那天下午的事。但当时她脸上的表情被人注意到了——溥仪说出那几个字的时候，她看了他一眼，然后低下了头。没有人知道她那一刻在想什么。可能是松了一口气，可能是觉得有点心疼，也可能只是觉得，这个跟她一起生活的男人，终于把那个压了他一辈子的包袱扔掉了。

参观结束之后，参观团坐车返回武汉。回去的路上车里很安静。溥仪坐在靠窗的位置，看着窗外。四月底的湖北农村，到处是绿色。田里的油菜花在下午的光线里显得特别亮。李淑贤坐在他旁边，靠着椅背，闭着眼睛。杜聿明坐在前面几排，一直没回头。沈醉靠在座位上，不知道在想什么。

车开了很久。窗外掠过一个又一个村子，一片又一片田。溥仪始终看着窗外，没有说话。

他在黄陂只待了两天。两天时间里，他听了一个镇的介绍，看了一个电力排灌站，走了一片油菜田，吃了一顿黄陂地方菜，被人跪了一次，说了五个字。然后回到了武汉。

杜会长接着说道，那两天在他的一生中，或许只是短暂的一瞬。然而那一瞬却浓缩了他整个人生的主题——如何从一个"皇帝"变成一个"人"。

对于溥仪来说，尊严不是龙袍，不是宝座，不是万人跪拜。尊严是一个人终于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站立，而不是被他人的仰望所定义。尊严是学会在乒乓球台前认真记录，是在田埂上触摸油菜花的叶子，是在被跪拜时选择扶起对方，说出一句属于自己的话。

1967年10月17日，溥仪在北京去世。那一年他61岁。从1964年4月到1967年10月，中间隔了三年多。那三年里他没有再去过黄陂，也没有再被人跪过。他住在北京，在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上班，写了一些东西，见了一些人，然后病倒了。李淑贤陪他到最后。他去世之后，她没有再婚。

我走在当年的横店水渠道上，想起一个问题，在那最后的三年里，溥仪是否还会想起黄陂的那个下午？是否还会想起那片油菜花田，想起那个跪在地上的人，想起自己说出的那五个字？

也许他会。也许他不会。记忆是有选择性的，它会自动筛选那些值得保留的瞬间，也会自动遗忘那些过于沉重的时刻。但无论如何，那个下午已经成为他生命叙事中的一个节点——一个从"皇帝"到"人"的转折点。

如今，我站在当年的位置上，眼前是现代化的厂房，是繁忙的流水线，是"从田间到车间"的高效运转。油菜花还在，但不再是风景，而是原料；泥土还在，但不再是感受的对象，而是生产的介质。这是时代的进步，无可否认。只是，当我闭上眼睛，我依然能看到那个蹲在田埂上的人——他伸出手，触摸一片叶子，动作缓慢而郑重，像一个孩子在触摸世界的第一缕温度。

我不知道他是否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也许答案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个寻找的姿态——一个人愿意蹲下去，愿意触摸，愿意感受，愿意在众目睽睽之下说出一句属于自己的话。这种姿态，在任何一个时代都是珍贵的。

城市是有记忆的，乡村亦然。那些记忆藏在老水渠的波纹里，藏在油菜花的花瓣上，藏在那些曾经驻足、跪拜、站立、行走的人们的目光中。也藏在如今的厂房深处，当机器暂停运转的间隙，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许还能听到那个遥远的声音——不是"吾皇万岁"，而是"毛主席万岁"——在风中轻轻回荡。那不是政治的口号，那是一个人与自己和解的叹息。而和解，无论在1964年的油菜花田里，还是在今日的深加工基地中，都是一个人最难抵达、也最珍贵的彼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