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影里的十年

清风明月

《我曾是一名农村电影女放映员》

1978年春天，大碶公社嘉溪大队被评为镇海县先进大队，获准购买一台8.75毫米小型电影放映机。那台机器装在一个军绿色铁皮箱子里，静静放在村办公室，当时大队领导推荐我担任村电影放映工作，“小乐，你去学习放电影，学会回来放给全村的父老乡亲看。”当时我只是个二十出头的姑娘，不明白这铁皮箱子有多重，只觉着那是一份沉甸甸的荣光。在镇海电影院学习的那半个月，首先学习理论基础知识，然后进行实践操作及基本故障排除，考试合格通过，带着盖有钢印的合格证学成回村，每月八场放映，雷打不动。

放电影的日子，是村里的节日。告示一贴出去，消息比风跑得还快。到了放映当天，上午十点来钟，操场上就摆满了长板凳和竹椅子，有的凳腿上还绑着绳子，那是怕被人挪了位置。孩子们绕着凳子追逐，大人们高声打着招呼，为了抢占“正厅好位置”，有时还会笑着拌几句嘴。下午四点钟，我便开始忙碌：挂幕布是个技术活，四方帆布必须绷得平平整整，不能有一点褶皱，否则荧幕上的人脸就是歪的；架音响、连电源线、摆桌子、调试放映机、幻灯机与屏幕焦距和高度。一切就绪后，我就坐在放映机旁，等着天黑。当夜色终于把银幕染成最深邃的底色，我打开灯泡，第一束白光“唰”地射向幕布，嘈杂的操场瞬间像被按下了静音键。那一张张仰起的、被光影照亮的脸庞，是我这辈子见过最虔诚的画面。

然而，露天放映，总要看老天的脸色。技术上的意外，也常常不期而至。但最磨人的还是多变的天气，夏天时会堂放映闷热，露天放映万一下雨，老天经常给我出难题，有人劝我：“姑娘家做这个工作太辛苦了。”我嘴上不说什么，心里却觉得，把那一盘盘沉甸甸的拷贝抱在怀里时，闻着那股胶片的特殊气味，心里是踏实的——这些盘子里，装着外面的世界呢。

比老天变脸更无常的，是机器的脾气。

1981年放映《神秘的大佛》，那是我第一次领教“跳片”的厉害。放到最紧张的地方，华侨司徒俊和海能法师正在凌云寺密谈金佛的下落，画面上突然有黑影闪过，台下乡亲们屏着气、瞪圆了眼睛。就在这节骨眼上，银幕上的画面猛烈抖动，影像像被揉皱的纸，面孔快速扭曲，还伴着“啪嗒啪嗒”的杂音。我心里“咯噔”一下，后背瞬间冒出一层冷汗。关机，倒回去，重新开机——故障依旧，那张脸还是跳着舞。我凑近机器，借着灯泡的光亮仔细查看。原来，这盘胶片因放映次数过多，两边方正片孔已经被齿轮磨圆了，齿轮的牙无法与片孔紧密吻合，一转动就打滑。那是真正的“命悬一线”。我当机立断——得把磨损的那一小段胶片剪掉，用接片胶水粘合。可剪刀拿在手里，我犹豫了三秒钟。为什么犹豫？因为剪多了画面会跳跃；剪少了齿轮依然挂不住。我深吸一口气，大约取出二米长胶片稳稳地剪了下去，然后涂上胶水，压紧。重新装片，开机。当画面稳稳接上、海能法师的面孔恢复如初时，我长舒一口气，额前的碎发全被汗水黏住了。回头一看，操场上两三百号人，没有一个人离场，甚至连嗑瓜子的声音都停了。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像一个救了大火的人。

比机器故障更折磨人的，是老天的眼泪。

最难忘的是放映《洪湖赤卫队》的那个夜晚。开映时月朗星稀，银幕上韩英的歌声亮堂堂的，台下乡亲们看得入神。放到一半，天上淅淅沥沥飘起雨丝。起初大家不在意，后来越下越密，雨点打在银幕上，把韩英的脸砸出一圈圈水波纹。我赶紧撑开一把大黑伞护住放映机，雨水顺着伞沿淌下来，淌进我的后脖颈。台下的乡亲们，有的撑起了伞，还有几个后生索性淋着雨，硬是抻着脖子不肯走。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雨势实在太大，半数人抱着板凳跑了。剩下的乡亲们围过来，七嘴八舌地冲我喊：“美琴，搬到大会堂里重放吧！还没看完呢！”我大声解释：“三盘胶片已经放完，只剩最后一盘了，顶多半小时！大家再坚持一下，搬机器、倒片子，反倒耽误工夫！”都是同村人，彼此体谅，他们见我态度坚决，便不再催促，纷纷退到屋檐下，伸着脑袋继续看。雨声哗哗响，台上的对白有些听不真切，但他们就那么静静地、远远地守望着那块湿漉漉的银幕。

直到最后一丝画面隐去，我关掉机器，收拾放进铁箱，这是操场上已有几处浅浅积水。我要去拆幕布，可那块吸饱了雨水的四方帆布，湿透了以后死沉死沉的，像一块巨大的铁板，我蹲下去使劲往上提，竟然纹丝不动。我一个人根本拎不动，正犯愁，雨幕里跑来我的父亲。他披着蓑衣，二话没说，弯下腰和我一人一头，像拔河一样把幕布卷起来。雨水混着汗水淌进眼睛里，又酸又涩，我们父女俩扛着那块湿重的帆布往家走。回到家把它展开晾着。父亲拍了拍我的肩膀，只说了句：“快去擦干，别着凉了。”

可所有的意外加起来，都不及那个雷雨夜来得惊心动魄。

那是在村会堂放映《蓝光闪过之后》，讲的是唐山大地震。片子里凄厉的警报声和暴雨声叫喊声一遍遍响着，摇晃的镜头让台下观众的心揪得紧紧的。突然，屋外一声春雷炸响，就像在耳边劈开了一道口子！紧接着，电源线“啪”地断开，会堂瞬间陷入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放映机“嘎”地一声哑了。黑暗里，不知是谁扯着嗓子嘶喊了一声：“地震了！地震了！”

那一声喊，像在火药桶里扔了根火柴。恐慌瞬间炸开了。几百号人在会堂里同时起身，哭喊声、踢凳声、尖叫声、呼救声混成一片，凳子被踢翻，鞋子被踩掉，人们像决了堤的洪水，拼命朝会堂门口涌去。说实话，那一瞬间，我站在原地，脑袋里一片空白，小腿肚子都在打颤。我是个二十多岁的姑娘，面对几百人逃命的踩踏，说不怕是假的。可是——可是强烈的责任心像一盆冰水，猛地把我浇醒了。我下意识地死死抱住身边的放映机，我扯着嗓子朝人群大喊：“当心放映机！别挤过来！没有地震！可能是跳闸了！”

可没有人听见，没有人理会。黑压压的人流从我身边涌过，有人撞了我的肩膀一下，我趔趄了一步，但双臂仍死死箍着那台机器不放。那一刻，我不是不怕，是不敢怕。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机器要是被踩烂了，下次的放映怎么办？这机器是全村的宝贝，是大队领导交给我的命根子，比我生命重要。等到会堂渐渐空荡下来，只剩下满地歪倒的条凳和踩掉的鞋子，四周静得可怕。我这才松开手臂，发觉自己的双臂因为太用力而酸麻得抬不起来。我请人打着手电，一个人摸黑把散落一地的电源线、音响线一圈圈缠好，把幕布从挂钩上解下来叠好，再把放映机和幻灯机小心翼翼地装箱。无论场面多乱，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必须在所有人散尽之后，让一切归位。

做完了这一切，我才发觉自己的内衣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湿透了，冰凉地贴在背上。那晚回到家，可能因惊吓过度，我便发起了高烧。父母守在我的床边，心疼地抹眼泪：“别干了，一个姑娘家，扛那么重的担子，还要受这种惊吓，图什么？”我迷迷糊糊间梦里全是银幕上跳动的人影和那一张张被光照亮的脸，更舍不得这份让人敬慕的放映工作，认真做好每件事是我做人风格。

十年的放映路，风风雨雨，磕磕绊绊。我粗略算过，每月八场，一年九十六场，十年就是近千场。每场少说两百人，我的这束光，照亮过将近二十万双眼睛。我还在心里算过，摇倒片机的手又转了多少万圈？

我没有辜负大队领导对我的信任，没有愧对父老乡亲的厚爱。十年间，有六年我被评为镇海县优秀放映员。那些奖状被我视若珍宝保存着，偶尔翻出来，纸上还透着一股当年放映胶片的酸味。

四十多年时代变迁，露天电影早已淡出生活，现在老家已成为新农村示范村，宽敞明亮的文化礼堂装上了大型液晶电视，再也没有人搬着长条凳在操场抢位置了。可我偶尔还会在深夜的梦里，听见放映机齿轮“哒哒”的转动声，闻到灯泡烤热胶片时那股特殊的气味。

我无比珍惜这段与光影同行的岁月。那束穿越了十年光影的长夜，投映在无数人脸上的光，不仅放出了《洪湖赤卫队》《神秘的大佛》和《蓝光闪过之后》等电影，同时也让我明白，一个姑娘的肩膀，扛得起几十斤重的铁皮箱子，也扛得起一村人沉甸甸的期待。

每当我想起这十年，心里便涌起一股温热而笃定的骄傲。

我曾是一名农村电影女放映员。那十年的光影，不仍照亮了乡村黑夜，更淬炼出一身坚强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