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程，有仙人指路

烟雨秋笛（严宏钢）

　　

那一程，有仙人指路

常听人说“冥冥之中自有天意”，年轻时只当是戏言，年长后再回望来路，才发觉命运的丝线，往往是在不经意间被一只无形的手拨动的。

五十多年前，这片古老的土地正经历着剧烈的阵痛与新生。作为刚懵懂入世的愣青，我和那个时代同顶一片蓝天，既是看客，也是被磨砺者。那是一段不需要滤镜也足够厚重的岁月，每一步都踩在历史的节点上。

那是1976年，秋叶凋零。教员的离世与“四人帮”的覆灭接踵而至。彼时，我已完成了高考，正守在乡下那间简陋的知青屋里，期待那张能改变命运的通知书。然而，等来的却是入学冻结的消息。希望骤然落空，迷茫像野草一样疯长。年底征兵，一心希望我上大学的父亲，并没有考虑让我去当兵。这大概是出于他有过严酷隐蔽战线斗争经历的一种本能考量。

好在曾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的舅舅看得更远，他再三劝说父亲：“男孩子，去部队摔打摔打，眼界开了，心就大了。更何况到了部队一样也有机会上大学”，加上我的“里应外合”，在1976年的最后一天，我终于穿上军装，登上了西去的列车。现在想来，若非那一步踏出，我的人生轨迹恐怕要全然改写。

到部队后运气对我的眷顾是始料未及的。新训结束后不久，我便被派往京城受训。转眼之间，一个泥腿知青便住进了北京知名的、典雅气派的友谊宾馆，天天睡在了松软的席梦思上数月之久。彼时那种强烈的反差和环境的优越，让我不时沉浸于对组织的不尽感戴和工作学习的激情澎湃之中。之后因工作所需，我又怀揣铁路免票频繁往来于首都与全国各地之间。那两年，恰逢历史的转弯处，而我幸运地站在了近处的瞭望口。

1977年，邓小平率先反对“两个凡是”；胡耀邦主持下的中央党校，已将“实践”确立为检验历史的标准。到了1978年春，全国科学大会召开，“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振聋发聩。紧接着，那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如惊雷炸响，从《光明日报》到《人民日报》，一场席卷全国的思想解放运动就此拉开序幕。我像是个站在前排的观众，亲历着这些雷霆万钧的时刻。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知道，坚冰真的打破了。

进入八十年代，窗户洞开，风气渐活。西方思潮扑面而来，我也试着在这股浪潮中寻找坐标。1985年始，在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就读期间，我先后在《经济日报》、《中国青年报》、《人民日报》等发了几篇关于除了“器”与“技”，也应同时重视西方部分先进思想、理念、管理制度的“质”与“术”的引进；关于“硬实力”与“软土壤”，以及关于中国人现代性建没等方面的短文。引起了一定的反响。但到了八十年代末，热闹归于沉寂，改革开放似乎进入了盘整与徘徊期。那几年，像极了漫长的蛰伏，三年思考，三年阵痛，大家在迷雾中等待着下一次破晓。

转机出现在1992年。那位老人家去南海边转了一圈，也画了一个圈，点燃了神州大地的第二次思想解放。

那年9月，我受命赴国防大学研究生院专修南巡讲话精神。巧的是，中国哲学学会于同期同地举办市场经济研修班。因为授课时间不打架，我便有了“鱼钓两边”的机会，一课不落地学完了两边的课程。

那真是一场群贤毕至的思想盛宴。如今回想，那间教室里坐着的，简直就是半部中国改革史的活字典。薛暮桥老先生沉稳如山，于光远先生风趣幽默、严谨，马洪的务实，构成了那个秋天最动人的风景。还有稍晚一代的方生（人称“方开放”）、董辅礽、厉以宁（“厉股份”）、吴敬琏（“吴市场”）、王珏（“王混改”）、高尚全（“高体改”）等等。

我记得，厉以宁先生在讲台上激昂地论证股份制的必要性，他说：“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取决于所有制改革的成功。”台下掌声雷动。而吴敬琏先生则更侧重于市场机制的构建，他强调法治与市场秩序的建立。张卓元先生对价格闯关的剖析，肖灼基先生对资本市场的展望，每一个观点都像是一颗石子，投入我当时清澈的思维深潭，激起千层浪。

当时的讨论很热烈活跃，也很开明，也没有那么多官话套话。大家争得也热闹，辩得也开心，为了是“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为了先富后富，为了是“姓社”还是“姓资”的终极拷问。在那些烟雾缭绕的课间休息里，我甚至能看到这些泰斗级人物围在一起，为一个具体的分配制度争得不可开交。这种学术自由的空气，在那个特定的年份，让人如沐春风，也让我深刻意识到：国家这台庞大的机器，正在这群智者的推动下，艰难却又坚定地换挡提速。

我像一块海绵，贪婪地吸收着这些新知。白天听课，晚上整理笔记，将两边的思想、观点体系融会贯通。回来后，我便现炒热卖，整理成一本专题学习教材，在系统内大课宣讲，在将军围坐的中心组辅助学习。那段时间，我既是学生，也是传播者。

也是在那个阶段，在之前和之后的课堂上，通过向这些大家学习交流和对当时局势的观察，我得出了一个至今深信不疑的判断：中国的道路选择，早已不存在盲区，也不再需要永远“摸着石头过河”。

很多人说我们在摸着石头过河，但在我看来，经过那几代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的理论构建与实践探索，以及中外科学社会主义过程的比较，及制度安排结果，河的深浅、流速乃至对岸的位置，其实早已测绘清晰。桥，其实早已有之，甚至不止一座桥。比如计划经济这座旧桥，虽然稳固但已无法承载发展的重量；而市场经济这座新桥，虽然宽阔却需要护栏（法治与监管）。

问题的关键，从来不是有没有路，而是我们愿不愿意迈步，愿意走哪一座桥，以及在过桥时，是否有勇气面对深水区的风浪。

岁月如流，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从1976年那个迷雾中的转身，到1992年那座早已架好的思想之桥，回望这大半生，常觉似有仙人指路。能亲历并见证这一切，能在历史的每一个紧要关头，恰好站在那个房间里、坐在那张课桌前，何其幸哉。那一程的指点，不仅照亮了国家的去路，也照亮了我作为一个军人的思想疆域。

【 本文已草成了几天，今早醒来翻看手机，刷到此文标题，脑子里突然想起一件事，其与本文主旨如出一辙，竞被我忘得一干二净。顿觉有必要补记于后：

92年9月我入学国防大学不久，即与早就认识的国大金一南、宫鲁鸣二老师通了电话，二位老师得知我的到来甚是热情，当即说定周未在金老师家里团聚。是日，我们齐聚金老师家，只见金老师、师母亲自系裙下厨和面包饺子。老友相见其乐融融，我知道如此款待，在北方京城家庭，算是盛情礼遇了。晚餐除了宫老师一家和我，还有二位老师特意邀请的当时正在学校深造的我所在部队的直接大总管。如此安排，老师们的善意自在不言中。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如此厚爱，在我学习期间并不止一次。即使是临近结束离校的前一天，金一南老师还对我耳提面命，给了我诸多指点和建议。毫无疑问，当时金老师对我的关心帮助，对我日后的成长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当然，后来由于受制于自己的短视，原本一片光明前景居然被自己愚蠢、轻率地按下了退出键，自此良机尽失，发展路径严重飘移。回看如今行情，也算自己阿Q得可以，那一转身，世事难料，祸福难卜也，便悻悻然。不过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吾之不觉，不慧，不敏，不才，是彻彻底底辜负当初金老师一片苦心的。】

2026年6月22日补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