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白玉大石碑（三十二）

王联春

接上集（三十一）

处在十字路口的少帅呀，千万要选好前进的路啊！不能一错再错了，东北军再也经不起瞎折腾了。

真理在哪里？希望在哪里？前进的方向在哪里？少帅踏上了寻求真理的漫漫之路。

二十六、寻找共产党

少帅张学良到上海为东北军寻找新的出路，首先找到了在上海做生意的杜重远。杜重远（1898—1943），辽宁省开原县人，早年留学日本。1923年回国后在沈阳开设肇庆窑业公司，出任辽宁商务总会会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到上海一面办企业，一面从事抗日救亡宣传运动。任《新生周刊》的总编，与邹韬奋、胡愈之、茅盾等文化界的进步人士都是好朋友。1939年，应新疆军阀盛世才的邀请，出任新疆学院院长，创办进步刊物《光芒》，宣传进步思想与先进文化。因与新疆军阀盛世才的观点不同政见有异，1943年，这位伟大的革命活动家被反动军阀盛世才下毒药害死。

1935年12月初，少帅在上海见到了杜重远，当时杜重远正在坐牢。因为在他主编的杂志上有一篇《闲话天皇》的文章，引起日本的不高兴，认为是“侮辱天皇”，向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求惩办刊物主编。上海市市长吴铁城，不敢得罪日本人，将杜重远逮捕，判处有期徒刑14个月，引起全国舆论的一片哗然。吴铁城一看全国人民愤怒了，也不好得罪，只好采取折中的办法，给了一些特权。杜重远在狱中颇受优待，服刑期间可以会客通信疗养治病，必要时还可以秘密外出偷偷回家。杜重远一贯主张抗日，坚决与侵略者战斗到底，少帅早有仰慕之情，到上海第一个就去见他，听听他的意见。

“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见面后无限感慨自不必说。少帅当着老乡面，很坦率地把自1934年冬从意大利回国后极力宣扬法西斯主义、紧跟蒋介石拥护蒋介石“剿共”打内战的经历诉说一遍。自己的初衷是希望国家尽快统一，东北军能早日回师东北收复失地，可是，家底快折腾光了，又遭到蒋介石白眼受到排挤，共产党红军是打不了，道路已走到了尽头，眼下无路可走了。

杜重远很坦诚地对他说，我们不是没路可走，而是应该转弯了，改弦更张，峰回路转，一定会柳暗花明的。同时指出了少帅过去所作所为是完全错误的。跟着蒋介石干，最终是没有什么好果子吃，那是自我毁灭死路一条。当前日本人已经饮马黄河，战火燃到了华北华中，中华民族危在旦夕，蒋先生还在“敌乎？友乎？”的幻想之中，已引起公愤。全国人民面对凶残的日寇，同仇敌忾义愤填膺，纷纷揭杆而起，英勇杀敌。

大敌当前，少帅不能再执迷不悟了，一味地挑起内战，天理不容，最终将成为历史的罪人，必然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我们应该积极投身于波涛汹涌抗战之中，为了拯救东北三千万父老乡亲，为了东北军的前途，为了少帅不被全国人民所唾弃而成为历史罪人，当今之计，必须下定决心，痛改前非，走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道路。鉴于东北军的主力集中在陕甘地区，我们可以与西北地区的各个武装集团联合起来，建立抗日根据地，走抗日道路，以挽救东北军。

首先要设法与红军联合。共产党早已高高举起抗日的大旗，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组织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同所有抗日力量组成联合阵线共同抗日。这是一股强大的不可忽视的政治力量，所以我们先与陕北红军联合起来一起抗日。

第二，联合西北第十七路军。杨虎城将军很早就提出团结抗日的主张，他的左右也有一些进步分子，相信他一定愿意同我们联合，走抗日之路的。

第三，新疆盛世才是咱东北老乡，少帅联合他，他一定能响应，利用他的有利地理条件，与苏联搞好关系，我们加入到国际反法西斯战线，投身抗战。

如果能把这些力量联合起来，就形成了“西北地区大联合”。这个地区占全国五分之一的疆土，以此为根据地，团结全国人民奋起反击日寇，东北军定会重振雄风，找回往日的辉煌。总之，我们不能再跟蒋介石打内战走亡国之路了，望少帅三思。

听了杜重远的一番肺腑之言，少帅表示认同。他认为联合杨虎城、盛世才都没有问题。联合共产党？他心里没底。当他看完杜重远递给他的一份文件，更是傻眼了。这份文件是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在苏联莫斯科发表的《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这份重要文件是王明用了三天三夜奋笔疾书写成的，发表后产生了巨大反响，史称《八一宣言》。

《八一宣言》措词严正犀利，淋漓尽致地痛斥了国民党卖国贼。《八一宣言》中有这么一句话：“……在我们伟大民族中间，却发现着少数人面兽心的败类！蒋介石、汪精卫、张学良等卖国贼，黄郛、杨永泰、王揖唐、张群等老汉奸……”文中把少帅归列到“卖国贼”、“民族败类”系列，号召全国人民共讨之共诛之，少帅张学良一看，自己在全国人民眼中也不是什么好鸟，遭到全国人民的唾弃和声讨，顿时感到头昏脑胀，冒了一身虚汗——你想同人家交朋友，人家要不要你这个“卖国贼”呀！

为打消少帅的顾虑，杜重远说：共产党是革命的政党，最忠于自己的政治主张，在日本帝国主义灭亡中国，中国人民面临亡国危险的形势下，共产党一向主张同一切抗日力量团结起来，共同救亡图存，只要我们决心走抗日这条路，共产党不会计较前嫌的，这一点是完全可以肯定的。

尽管杜重远说的十分中肯，但少帅还是心里没有底，拿不准共产党对他是什么态度，还是要找到共产党，亲耳听听共产党怎么说才放心。可是，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遭到严重破坏，各级组织早已撤出上海，党的工作转入地下，上哪去找共产党呀？正在少帅焦虑之时，刚好从苏联回国的东北义勇军将领李杜也到了上海，少帅就请李杜替他秘密寻找共产党。李杜接受了少帅的请求，表示找到后就通知他。

1935年底，少帅回到西安，得知在北京爆发的“一二•九”爱国救亡运动中，以他为校长的东北大学学生也是骨干之一，就打算通过东北大学这条线索寻找共产党。他向东北大学学生会捐了一千块银元，慰抚参加运动受伤的学生，同时要求学校派个学生代表来西安见他，向他报告一下运动的情况。不久，东北大学就派学生代表宋黎来西安见少帅张学良。

宋黎（1911—2002），是吉林省梨树县人，在东北大学读书时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位有卓越才干的革命领导者，“一二九运动”的著名领袖人物，任游行示威队伍总指挥。解放后，历任辽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共旅大市委第二书记兼旅大市市长，中顾委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是位功勋卓著的革命老前辈。

宋黎到达西安后，张学良立刻召见，俩人谈了三个半天。少帅详细询问了“一二九”、“一二一六”运动的经过与全国抗日运动发展的新形势。宋黎还向少帅诉说了家乡人民在日本铁蹄下当亡国奴的种种惨状，激昂慷慨，声泪俱下。张学良听后大受感动，当即表示，他一定要与共产党联手，同小日本斗争到底：“东北由我手中失掉，我一定要亲手夺回来”。谈话中少帅看出宋黎是位进步好青年，也猜到了宋黎一定是位共产党员，但少帅顾虑他太年轻，重大事情不敢向他表白，于是便把宋黎留在身边当秘书。

同时，少帅又以另外一条线索来联系共产党。他暗中指示“围剿”红军的前线指挥王以哲，向红军抛绣球传递橄榄枝，试探红军是何态度。这才有了前面提到的清水河两岸对垒的敌我双方化干戈为玉帛的场景。

正值少帅苦苦寻找共产党之时，1936年1月10日，前线总指挥王以哲拍来电报说：被红军俘虏的高福源回来了，他受中共中央委托，有机密要事要求向副司令面陈。少帅接到报告后非常高兴，第二天就乘飞机到洛川，接见这位突如其来的也是他正在苦苦寻找的红军所派来的使者。东北军六一九团团长高福源，于1935年10月22日在榆林桥战役中被红军俘虏。被指认后，徐东海军长打了两个大嘴巴。他想这回完了，定死无疑了。没有想到被军长打两个嘴巴，就地转了几个磨磨后，却被送进了医院，红军的医生给他包扎伤口，好饭好菜供他吃。又过了几天，身体无大碍了，被带到红军司令部去见红军政委程子华。

程子华示意他坐下，一边给他倒水，一边问他今后打算怎么办？高福源寻思横竖是个死，现在我怎么想就怎么说，死也死个痛快：

“东北军老家在东北，我们是坚决抗日的，打红军是被逼无奈，我要求你把我放回去，同东北军一起回老家抗日”。

程子华说：“不能放你”。高福源说：“既然不放我，那就把我枪毙了吧”。程子华说：“也不能毙你。你既然这么坚决抗日，想把你留下来。我们有个培养抗日军事人才的红军干部学校，组织上打算让你到这所学校里做教员，你干不干？”

高福源此时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没想到共产党真拿自己当个人物，这么信任他，慌忙站起来：“报告长官，我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一定能干好这份工作，决不辜负长官的期望”。

高福源到红军干部学校任教，工作非常勤恳，教学非常认真，不久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决心为党为人民贡献自己的一生。

在少帅苦苦寻找共产党的同时，红军也设法积极主动地与少帅联络，为抗击日寇早日达成共识，但敌对双方无法沟通，谁也不了解对方是什么态度。

鉴于这种情况，高福源找到党中央联络局局长李克农，毛遂自荐自告奋勇愿意充当红军使者，去说服东北军和张副司令与红军联合抗日。“不知道组织上能否相信我高福源，敢不敢放我回去”。

李克农当即表示，组织上完全相信你，你也是最好的人选，只是你已经不再是东北军的军人了，现在是一名共产党员，回去后张学良能不能把你给枪毙了这还不好说，怕你有生命危险。

高福源颇为自信地说：“我回去是有把握的，即使危险，为了抗日，就是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

党中央经过研究，很快批准了高福源的请求。为了安全起见，党中央还特派周桓同志协助高福源做联系东北军的工作。

少帅见到了高福源，掏出手枪顶在高福源的额头上，大声骂道：“你好大胆，当了俘虏，投降了共党，还敢回来要我通匪，我枪毙了你”。

高福源也没料到张学良竟如此对他，他心一横，表现出了共产党员革命不怕死的风骨，高声说道：“副司令，你开枪好了，你打死我就当踩死一只蚂蚁，容易得很。但是副司令，你别忘了我们老家被日本鬼子强占去了，三千万苦难同胞遭到日本鬼子铁蹄的蹂躏，你也别忘了大帅是被日本人炸死。你把国难家仇都忘于脑后，一味地跟着蒋介石打内战，太让人失望。现在共产党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诚心诚意地帮助咱们东北军打回老家去，你还骂人家是‘匪’。你再一味地坚持打内战，咱们那点家底就会被你彻底折腾光了，还有什么脸面见关东家乡父老，如何向全国老百姓交待？”

说到痛心处，高福源情不自禁痛哭流涕。张学良被高福源一顿数落，“霜打的茄子，蔫了”，拿枪的手慢慢地放了下来，拉着高福源说：“我刚才是试试你的胆量，考查一下你是否有真情。你的表现让我放心了，现在咱们好好谈谈吧”。

高福源与张学良、王以哲三个人在一起足足谈了一天零一夜。从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陕北后不断发展壮大；东北军进陕“剿共”屡遭失败损兵折将以至于达到穷途末路谈起，认真分析了当前国内外斗争形势。

高福源一再强调共产党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愿意联合东北军一齐打回东北去，消灭日冠，态度绝对真诚可靠。

最后张学良对高福源说：“你带来的信息太重要了，我们基本上打消了顾虑。你赶快回去，请红军方面派一位代表来，我们正式商谈一下。你的家属与子女生活由我和王军长负责，在那边你就放心工作吧”。

1936年1月16日，高福源回到苏区，李克农带他去见毛主席和周恩来，毛主席决定派李克农为代表去会见张学良。

2月21日，李克农带领秘书钱之光、译员戴镜原及两名警卫人员，由高福源作引导从瓦窑堡出发，到洛川会见张学良，沿途有东北军的秘密保护，于2月25日顺利到达洛川。当时张学良在南京，电示王以哲要盛情款待，严格保密，他马上回去。

3月3日，少帅张学良由南京返回西安，3月4日即到洛川会见李克农。会谈中，张学良谈笑风生十分坦率，李克农机智幽默风趣盎然。尽管双方为了某个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互不让步，但整体来说，会谈的气氛是轻松和谐的，最终达成了多项共识：

（一）为了进一步商谈抗日救国大计，商定中共方面再派出一位全权负责代表，最好是毛泽东或周恩来，与张学良再作一次深刻细致的商谈。会谈地点定在延安，时间由中共方面决定。

（二）红军与东北军派代表出国的路线问题，由张学良负责与新疆盛世才联系。

（三）中共方面派一位色彩不浓而又能负责的代表常驻西安，由张学良给以灰色名义掩护，以便与各方面联络，推动关于成立国防政府和组织抗日联军的活动。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