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兵陈艾成

树榕

秋叶落尽了，雪就来了。雪化的时候，春天又悄没声地挨到窗根底下。窗外的山，一季一季地换着颜色，而我面前的茶，却是一杯一杯地淡下去。

人老了，记忆反倒不老实了，像一盘磨旧了的胶片，无缘无故地就转了起来，转起来便一时半会的停不下来。今儿个傍晚，日头斜斜地挂在西山上，我端着茶杯发愣，不知怎么的，陈艾成就从我记忆的光影里走了出来。敦敦实实的，白白净净的，大眼皮耷拉着，嘴里还嘟嘟囔囔的，像受了委屈的孩子。

陈艾成是我的战友，我们一起当过兵。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我们的军营驻扎在东北一座城市的郊外。山是那种没完没了的山，一重一重地叠着，营房就窝在那些山的褶皱里，像一枚被随手搁下的棋子。日子过得寡淡，却也瓷实，像山里的核桃，壳硬，仁香，得耐着性子敲打着过。

陈艾成是从外单位调来的。我们那批安徽兵，多半是泗县、灵璧的，说话嘎嘣脆，像炒豆子。唯独他不一样，舒城人，一开口，那腔调软软的、糯糯的，先带出三分憨态来。他个子不高，微胖，脸白白净净得像一个文面书生。有一双大而温柔的眼睛。可一遇到不高兴的事，那双眼皮就会耷拉下来，遮住半个眼珠子，嘴也撇着，嘟嘟囔囔的，不知在嘀咕些什么。看见他那个样子，再大的火气，也会像一瓢凉水泼下来，嗤的一声就灭了。

起初我们俩挨着铺睡。当兵的，不太喜欢打听身世，可我对他却有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好奇，聊着聊着就聊出了他的身世。他是个孤儿，很小的时候父母就不在了，也没有念上几年书，是村里的乡亲们你家一口我家一口把他养大的。那一年，全村就他一个人出来当兵。村长说，今年村上的娃谁也不许去当兵，就让小艾成自己去，去闯出一个苦孩子的天下来。他说，他是带着村长和全村人的希望到部队的。从那以后，我的心里，对他就多了一层说不清的惦记。

我们都是步兵，对枪械着迷。步枪、冲锋枪、机枪，拆了装，装了拆，闭着眼也能摸到每一个零件的位置。他枪法准，心沉，扣扳机的瞬间，整个人像凝住了似的。每次打靶，我们俩的成绩总是咬得紧紧的，你追我赶，谁也不肯比谁落下一点。那时候年轻，把训练成绩看得比天还大，他既是我的好朋友，也是我暗地里的竞争对手。

后来我当了二班长，他当了三班长。我是从连部文书的岗位上下来的，心高气傲，揣着一肚子不甘，憋着劲儿要带出一个呱呱叫的班。他是直接从战士的位置上提拔起来的。一步跨上来，没有踩过副班长的台阶。我俩像两匹性子不同的马，拴在一个排里。那时候，排里没有排长，排里的事就靠我们俩管着。我急性子，点火就着，他性子稳，像一口老井，石头扔下去，只闷闷地响一声，波澜不兴。按道理，两个班长，各管各的兵，可他偏偏爱管我们班里的事，我也乐意让他管。

有一回，班里来了个城里入伍的新兵，娇气得很，训练叫苦，内务邋遢，我训他，他梗着脖子跟我顶。我俩僵在操场上，像两只好斗的公鸡，谁也不让谁。我瞪眼睛，他摔帽子，眼看就要闹到连部去了。陈艾成一声不吭，事后却把那新兵拉到一边，操着软软的舒城话，东拉西扯地说了小半天。后来那新兵竟像换了个人似的，踏实了，肯干了。我问他到底说了什么，他憨憨地笑，露出一口白牙：“也没啥，就是跟他讲讲我自个儿。我连爹妈长啥样都不记得，他有爹有妈疼着，来部队吃这点苦，算个啥？”他说得轻描淡写，可那句话，像一根针，扎在我心上，好多年都没拔出来。

那年秋天，部队拉出去搞实兵演习，真枪真炮，在山沟里一扎就是几个月。我立功心切，带兵带得又急又燥，跟几个兵闹得水火不容。好几次，矛盾快炸了锅，都是他悄悄地在中间缝缝补补，这边劝一句，那边拍一下肩膀，硬是把那些火星子一点点摁灭了。

后来我提了干，当了排长。他呢，却去了炊事班。我们当兵的那会儿，炊事班在连队是最被人瞧不起的地方，去那儿的兵，多数都是训练成绩不好，跟不上趟的兵。但又是最辛苦的地方。吃不了苦就遭不了那个罪。天不亮他们就得起床，连队还在梦里，他们就得爬起来点火做饭，洗菜，和面，揉馒头。一百多号人的肚皮，压在他们肩上。晚上，别人可以看书写信、散步聊天，他们还在厨房里刷锅、劈柴、清点第二天的家当。白天，战斗连队的炊事班，一样要参加军事训练，只是训练的标准要比战斗班底一些。炊事班最厉害的专业是“战地野炊”，要在半个小时内完成百十号人“两菜一汤一主食”，没点真本事还真的做不下来。

最要命的是野营拉练。百十里地走下来，别人背枪背背包，他们背的是那些叮叮当当的炊事家什。尤其是那口行军锅，又大又黑，扣在背架上，活像一只笨拙的乌龟壳。远远看见，就知道是炊事班来了。到了宿营地，别人撂下背包就能瘫在地上喘口气，他们却得立刻找地方挖灶埋锅、找水拣柴、生火做饭。等全连吃上热饭热菜了，他们才胡乱扒拉几口，又忙着收拾锅碗瓢盆，赶着和队伍一起出发。

有一回，大中午的，连长下了死命令：半小时连队必须吃上热乎饭。偏偏那天的柴火是半湿的，灶膛里光冒白烟，就是不起火。司务长急得团团转，炊事班一个小战士趴在地上，腮帮子鼓得圆圆的，对着灶门一口一口地吹气，熏得满脸黑烟，眼都睁不开。半个钟头过去，饭还是夹生的。连长铁青着脸，一声“出发”，部队空着肚子开拔了，撂下炊事班长傻愣愣地站在灶前，看着那一锅半生不熟的米饭，嘴唇抖了半天，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我们不忍心看他那副模样，一个个端着刷牙的搪瓷缸子，从那锅里狠狠蒯上一缸子夹生饭，边走边往嘴里扒拉。米粒硬得像石子，嚼得腮帮子生疼，可谁也没吐。那幅光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事后连长把那个炊事班长骂了个狗血淋头，那班长是个硬汉子，没哭，可我看到他背过身去，肩膀一耸一耸的。他不是因为挨骂，他是恨自己没让兄弟们吃上一顿囫囵饭。

我想不明白陈艾成为什么要到炊事班去，他在战斗班干的好好的，干部和战士都很尊重他。看着他从炊事班进进出出的背影，心里说不清是替他委屈，还是替他惋惜。但是他到炊事班后，连队吃不上饭的事就再也没有发生过。他带的灶，永远烧得最旺，火候稳得像他这个人。馒头蒸出来，又白又大，咬一口，甜丝丝的，筋道得能拉出丝来。熬的菜，不过是白菜萝卜土豆，可偏偏比别的连队的香，香得让人端着碗就不想放下。连队最容易闹情绪的地方就是伙食，可那几年，我们连因为吃食闹意见的，几乎没有。炊事班年年先进，野炊比赛，全营第一，拿到手软。

我和陈艾成是同一年结婚的。他爱人是舒城老家人，瘦瘦的，很秀气，话不多，见人就笑，那种笑，干干净净的，让人心里暖和。有一回她来队探亲，住得久了些。那时部队规矩紧，来队家属不能超期。领导找他谈话，他脸皮薄，当了十年兵，对规矩看得比命还重，二话不说就让媳妇走。可他媳妇正怀着孕，孕吐厉害，闻见油腥就翻江倒海。他没了假期，炊事班人手不够走不开，送不了。正巧那时我要回老家探亲，也带着新婚的媳妇。他就托我把他爱人捎上，在北京转个车。

北京整个城市都是人山人海的，挤得喘不过气来。我和我爱人一人一边搀着他那脸色煞白的媳妇，挤公交车。车上人贴人，哪里还能有座位。他媳妇捂着嘴，憋得额头全是汗。我也急得满头大汗，一边护着她，一边跟旁边被挤着的乘客赔不是，解释是军属，怀了孕，请大家多担待。我妻姐的婆婆家在北京，特意做了饭款待我们。他爱人吃得很少，只是一直笑，那种感激的笑，让我想起陈艾成憨憨的样子——两口子，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感激。

后来我当了副连长，又调到团司令部当参谋，见面就稀了。偶尔在营区碰上，他反倒拘谨起来，立正站得笔直，喊一声“参谋”，再没了从前在排里的随意。我心里不是滋味，想跟他说几句体己话，张了张嘴，却不知从哪儿说起。再后来我去军校学习，就彻底断了联系。

按他的兵龄，是完全可以转志愿兵的。八十年代初，转了志愿兵就能拿工资，转业回地方也能安排正式工作，铁饭碗端得稳稳的。可不知为什么他没有转成。也许是名额太少，也许是炊事员到底不如驾驶员、技术员那么“专业”，他复员了，回舒城老家了。

这一去，四十多年，音信全无。

到了我这个岁数，往事像旧电影一样，隔三差五地就来上一段。陈艾成，是那电影里最常敲门的一个人。我也托战友打听过，可我们团就他一个是舒城的，人海茫茫，转来转去，消息就断了。谁也不知道他回了老家过得怎么样，孩子是男是女，如今可在身边。也不知道当了十年兵退伍回乡的他是不是辜负了乡亲们的期望！那个白净净、矮敦敦、笑起来一脸憨样、生气就耷拉眼皮的安徽老兵，就像一颗随手抛出去的石子，落进了时间的深潭里，连个涟漪都没有泛起来，就这么不见了。

可我总放不下。

写这些，不光是记一段战友情。我是想记下一个平凡的人，一段平凡的人生。陈艾成是一个极平凡、极普通的人，被命运随手一扔，就搁在了一个最不起眼的角落里，干着最琐碎、最不起眼的活儿。他没有惊天动地的功绩，没有一句豪言壮语，他的一生，好像就缩在那口黑乎乎的行军锅里，化在那些永远也蒸不完的馒头里，融在那一声声憨憨的笑里。

可就是这么个人，我们连队一百多号人，想起他来，心里是热的，是暖的，是踏实的。因为他在，我们就有热饭吃；因为他在，那些苦哈哈的日子，就有了一点慰籍。社会的塔尖固然耀眼，但塔基正是由无数个像陈艾成这样的老兵，这样极普通的人，这样极平凡的人，用他们的一辈子，一铲一铲地夯实的。他们像一粒一粒沙子，铺在最底层，不显山不露水，默默地托着上面的重量。他们身上的汗水、手上的老茧、日复一日的辛劳，才是真正撑起这个社会最结实的地基。他们身上没有光环，可社会离了他们就转不动了。

夕阳落下去了。我站起身，习惯性地拍了拍膝盖，像是那里落上了一层灰。

我想，我该再去托人打听打听。不为别的，就为在心里，给这个叫陈艾成的老兵，画上一个完整的句号。哪怕那个句号只是一句——“他过得还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