敖桂明美文序朱钦舜《碧云峰下忆流年》

巽之先生

修辞之道 碧云文章

——粗读朱钦舜其人其书

敖桂明

编者按：萍乡市鳌洲书院文化研究学会会长、萍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敖桂明先生为朱钦舜先生回忆录《碧云峰下忆流年》所作之序，诚为知言也。其文雅驯而理致，叙朱君钦舜生平学行，约而能该。首揭其三重身份：杏坛之师，修辞之匠，乡邦之贤。谓其以中学讲席，著书五百余万言，不倚权势，独以心血成此巨观，斯为实录。尤可称者，序不徒褒美，兼寓史眼。于朱君回忆录未详辞书编纂之劳瘁，特著缺憾；于其坦荡直书、不避毁誉，则既嘉其勇，复忧其患。此等批判之温情，迥异流俗应酬之作。且序文笔法，文白相济，朴雅兼得，与朱君“修辞立诚”之旨暗合。其以碧云峰喻人格，以太史公拟直笔，皆精切不移。至若以一人见一县，以一县观一国之论，尤见识度。盖此序非独友朋相知之语，实亦当代基层学人精神之写照，足与朱君之书并传于后。文成于灯下，而胸次浩然，可谓序之善者矣。

初识朱钦舜先生，盖在萍乡市新华书店。彼时余闲步书肆，于满架新书之间，偶见一册修辞学著作，装帧素朴，不以华彩夺目，然“朱钦舜”三字跃然入眼。初不知其人，翻检之下，乃大惊异。莲花，赣西一古邑也，山水清嘉，人文素称渊薮，然毕竟蕞尔小县，非通都大邑之可比。以中学教师之身，居基层庠序之间，竟能有此等才情、此等学力，孜孜矻矻于修辞学研究，且著述甚丰，此非有大毅力、大志向者不能为也。

余少时读韩退之《师说》，有云“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又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朱先生以一基础教育之师，其所传之道、所授之业、所解之惑，已不限于寻常课堂之藩篱，而能上探修辞之堂奥，下启后学之津梁，此真所谓“道之所存”者矣。惊叹惊艳之余，余心不能自已，亟思一睹其人。遂多方辗转，迅即联系莲花文友，托为引荐。未几，专程驱车，敬谒崇阶。

及见其人，则一长者，蔼然可亲，谈吐之间，不急不躁，温然有古君子之风。与之言，则娓娓不倦，于修辞学一道，如数家珍；于平生所历，亦坦然无隐。把酒言欢之际，但觉其人之敦厚诚朴，与其书之精严谨密，相映成趣。古语云“文如其人”，以朱先生观之，其文也，修辞立其诚；其人也，朴素守其真。二者相为表里，信非虚语。临别之际，索书数种藏读，先生亦慨然相赠，不以拙陋见弃。

归而展卷，愈读愈叹。朱先生之所著，非特修辞格之汇纂而已，实乃以其毕生之力，为汉语言修辞之学开辟一实践与理论相融之新境。其书中所采语料，古今中外，兼收并蓄，而赏析之精当，尤能见其功力之深厚。余于是益信，学问一道，不必尽在庙堂之上、学术之府；草野之间、讲台之下，亦大有人焉。彼以一人之力，以数十年之光阴，默默耕耘于修辞之园圃，而终成蔚然之观，此非吾辈所当深自砥砺者欤？

莲花自古有“碧云峰”之胜，其山巍然耸峙，云霞常绕。朱先生既以“碧云文章”自署其回忆录，而余读其书、睹其人，亦觉其人其文，实与碧云之峰相仿佛：不争高而自高，不炫彩而自彩。然其修辞之学、等身之作，在今日学风浮躁、急功近利之世，知之者犹少，赏之者无多，此又不能不令人深长思之。

余因之有感焉：世之所谓“著名学者”者，或居高位，或据要津，或以一二小册子博取虚名，而未必真有实学。若朱先生者，以一教师之身，不藉任何凭恃，独以心血浇灌学术之园地，五百余万字之煌煌巨著，皆其退休后一字一句写成，其间之寂寞、之劳苦，非外人所能尽知。然而其名不彰于海内，其学不显于当世，此非朱先生之憾，实乃吾国学界之憾也。

今既承朱先生不弃，嘱为序言，余虽学殖荒落，又何敢以不文辞？谨以粗浅之见，述读后之感，既以志与先生相识之缘，亦欲使世之读者知吾萍乡、吾莲花，有此一隐于基层之真学者、真学人，其为人也谦抑，其为学也笃实，其著述也宏富，其精神也坚毅。此余所以于初识之缘起，不惮辞费而详述之者也。

朱钦舜先生者，首当以语文教育家视之。其从教四十五年，此四十五年间，躬耕杏坛，未尝一日懈怠。自乡村而县城，自小学而中学，自民办教师而公办教师，自公办学校而民办学校，其人生轨迹，实与当代中国基层教育之发展变迁相终始。桃李满莲花，此四字在他人或为溢美之辞，在朱先生则是最朴素的写实。

四十五年，何以为念？人生七十古来稀，则四十五年已逾大半。想先生初执教鞭之时，年方弱冠，意气风发，或立于土墙黑板之前，或行于乡间泥泞之路。彼时之中国乡村教育，百废待兴，条件简陋。民办教师者，半农半教，既无正式编制，亦无丰厚薪资，所赖者惟对教育事业之一腔热忱。朱先生由此起步，一步一印，踏踏实实走来，终以公办教师身份退休，又复应民办学校之聘，继续发光发热。此种经历，不独先生一人为然，实是整整一代中国基层教育工作者之缩影。然而能如先生这般，在教学之余，始终不忘著既“述”且“作”，则其勤勉又过于常人远矣。

昔孔门有“述而不作，信而好古”之说，然朱先生则既述且作。其“述”也，见于课堂教学，见于新闻通讯，见于教育教学论文，计三十余万字。此三十余万字，看似零散，实则是先生教育实践之结晶，教学思考之记录，亦是其日后修辞学巨著之基础。无此数十年一线教学之浸淫，无此日积月累之写作磨砺，则其后来之辞书编纂，便如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矣。

读其回忆录中《那十年，被人誉为“红得发紫”》及《至敬为师五门生》诸篇，可知先生于教书育人，非仅视为谋生之职业，实乃当作安身立命之事业。其待学生也，如父兄之待子弟，循循善诱，诲人不倦；其于教学也，如匠人之治玉，切磋琢磨，务求精进。所谓“五门生”者，当是先生最得意之弟子，然先生笔下所流露者，非为师之自矜，而是对后辈成才之由衷欣慰。此等情怀，正合孟子所云“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为君子三乐之一。

余尝思之，语文教育之于中国，其义大矣。语言文字者，一国之根本所系，文化之血脉所存。自新文化运动以降，白话文兴而文言废，此固为历史之大势，然百年以来，如何使国人之语文水准不坠，如何使青年学子既能畅达其意于现代汉语，又能赓续古典文脉之精髓，此语文教育者之重大课题。朱先生以修辞学为津梁，上承《文心雕龙》《修辞鉴衡》之传统，下启现代修辞学之新域，将其融入日常教学之中，使莘莘学子不仅能读能写，且能知文之何以佳、辞之何以妙。此其贡献，非仅在一校一县，实有裨于吾国语文教育之全局矣。

今之言教育者，多汲汲于分数升学，讲求所谓“实用”“高效”，而于文字之美、修辞之妙，往往弃置不顾。于是学生之作文，千篇一律，词语枯窘，意趣索然。朱先生之教学实践则昭示吾人：修辞之道，非是虚饰，乃是有力表达之必须；语文之美，非是赘疣，实为精神涵养之关键。四十五年如一日，朱先生以其教鞭与笔杆，在莲花这一古邑小县，默默践行此一信念，春风化雨，润物无声。

故曰：朱钦舜之为语文教育家，不在其位高，不在其名显，而在其用心之久、用功之深、用情之真。桃李满莲花，枝叶已繁茂，花果更芬芳。彼四十五年之心血，已化为千百学子心中之文心、笔下之妙笔。此岂非教育者最大之慰藉、最高之成就欤？

若论朱钦舜先生平生最大之功业，则不能不推其于修辞学之精深研究与煌煌著述。先生退休之后，本可含饴弄孙、颐养天年，乃反以更炽热之激情，潜心钻研修辞之学，十年磨剑，一剑倚天。其成果之丰硕，令学界为之侧目。

试观其著述之目：《新编学生实用修辞赏析辞典》《中外名家各类比喻赏析辞典》《新选百种修辞格赏析辞典》，此三书均由上海大学出版社梓行；《名家综合修辞艺术赏析》中国卷与外国卷、《新编中外名家妙喻艺术赏析》《名家四“比”修辞格艺术赏析》中国卷与外国卷，则由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更有《中外名家妙喻艺术赏析续编》，由世界联合出版社刊布。皇皇九大卷，总字数竟达五百余万字之巨。

五百余万字，此是何等概念？以常人每日书写千字计，亦需五千日，即十数年方克完成。而朱先生乃于退休后之岁月中，以古稀之年，一字一句，积铢累寸，终成此壮观之文化景观。余每展卷，未尝不为其精神所震撼。古人云“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朱先生足以当之矣。

中国社会科学院刘新文先生评其著述，有“辞格之新，语料之丰，赏析之精”之誉，此三语实非虚美。“辞格之新”者，谓先生于传统修辞格之外，复有新发现、新总结，非止于前人成说之整理；“语料之丰”者，谓其所采例句，古今中外，无所不包，文学、新闻、政论、广告，乃至日常口语，皆入其囊中，蔚为大观；“赏析之精”者，则谓其于每一例句之修辞妙处，能条分缕析，鞭辟入里，非泛泛鉴赏之比。此三者兼具，故能自成一家，国内仅见，诚非过誉。

余读朱先生修辞学著作，有一深切感受，即其书不仅是工具书、参考书，亦是饶有趣味之读物。寻常辞典，查阅而已，无人能通读一过。而朱先生之《中外名家各类比喻赏析辞典》之类，取精用宏，每一条目之下，皆附精当赏析，读之如行山阴道上，佳境迭出，应接不暇。或令人会心一笑，或令人拍案叫绝。盖先生以修辞学家之眼光，撷取古今中外名家之妙喻巧辞，复以教师之耐心、学者之严谨，一一为之笺释，使读者既能知其然，又能知其所以然。此等功力，非兼具学养与教学经验如先生者，不能为也。

然而，余读先生新著回忆录《碧云峰下忆流年》，乃有一大遗憾萦绕胸中，挥之不去。何则？此回忆录煌煌十余万言，述其生平经历，自童年至晚年，自家庭至社会，自教书至公益，巨细靡遗，然竟无一文专门述及其辞书编纂之甘苦！五百余万字之心血，退休后十余年之焚膏继晷，其间多少辛劳？多少困顿？多少不为人知之血泪？先生于书中皆付之阙如。

余尝闻之，先生为编纂辞典，长年累月伏案工作，或为查证一条语料之出处而翻检群书，或为推敲一则赏析之措辞而反复修改。目力受损，腰背酸痛，种种艰辛，自不待言。而先生独自承担全部工作，无团队、无资助、无掌声，惟有一灯如豆，相伴长夜。此等经历，若写入回忆录中，其感人必深，其励志必大。而先生竟自略去，仅于书中间接流露一二。此于读者，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于先生自己，亦是一大“不公”——因为，在余看来，他的等身大著、修辞学研究，才是其安身立命、“永垂不朽”之真正功业所在。

或曰：先生谦抑，不欲以此自炫。余谓不然。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以其心血所凝之著述，本即立言之大业，正当大书特书，何谦抑之有？太史公著《史记》，自序其作意，详述其艰辛，非以自炫，实以明志也。朱先生之缺失此一环节，余不能不为之扼腕。此亦余于序中特意表而出之之缘由，冀后来读者，能知其书之重，更知其成书之难也。

朱钦舜先生之于乡邦，不仅是一教师、一学者，更有一重身份不可忽也，曰：赓续民间文化之乡贤。

何谓乡贤？古之乡贤，或居官有德政，泽被桑梓；或致仕归田，教化乡里；或急公好义，乐善不倦。要而言之，能以己之力，有助于乡邦之文教风化者，皆可称之。朱先生于莲花，生于斯，长于斯，教于斯，老于斯，其于乡土之情谊，发自肺腑，溢于言表。读其回忆录，满纸皆莲花山水、莲花人物、莲花风俗，其爱乡之心，灼然可见。

朱先生于民间文化之赓续，最著者当推倡修家谱与倡建宗祠二事。家谱者，一家一族之史也；宗祠者，一族精神之所寄也。自二十世纪以来，传统宗族社会渐趋解体，家谱多毁于动乱，宗祠多废为民居或公所。近二三十年来，民间修谱建祠之风复起，此乃吾国传统文化复兴之一端。然倡其事者，往往面临重重阻力，或意见纷纭，或经费难筹，或谤议随之。朱先生为此二事，劳心劳力，奔走呼吁，其中甘苦，读其《我为公益遭“誉毁”》等文，可知梗概。

“毁誉参半”，此朱先生自道之语。余细味其文，觉先生于个中委屈，殊难释怀。盖公益之事，最难措手。人人皆曰善，而及其施行，则或以利益冲突，或以意见相左，于是流言蜚语，随之而来。先生一片赤诚，反遭非议，其心中愤懑，自可想见。其笔下“人心险恶”四字，当是痛彻之语。

然余作为旁观者，则有不同之观感。余以为，此等毁誉，实乃过眼云烟，根本不值介怀。何则？天下事，但问心安，岂能尽如人意？《论语》云：“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又云：“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先生一生，教书育人，著书立说，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此一二流言，何足道哉？杜甫诗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彼毁之者、誉之者，终将与草木同朽，而家谱修成，宗祠建成，则千秋万代之后，朱氏子孙犹将受其荫庇，知其所从来。此岂一时之毁誉所能损益？

复进一层言之，朱先生之修谱建祠，其意义又不止于一姓一族。家谱者，微观之史书也。一部家谱，记载一族之迁徙、繁衍、兴衰，举凡婚丧嫁娶、生老病死、人物事迹，莫不详备。聚千家之谱，即一方之志；集万姓之牒，即一国之史。朱先生以实际行动保存家族记忆，实亦在为吾国保存民间历史文献。宗祠者亦然，其建筑之规制，其楹联之文辞，其祭祀之仪轨，皆民间文化之活态传承。今人动辄言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而不知非遗之存，赖有此等民间自发之文化活动为其土壤。朱先生之倡修家谱宗祠，正是一种自下而上之文化保护行为，其价值何可轻视？

余于朱先生之回忆录中，尚读及其于莲花地方掌故之熟悉，于民间风俗之留意，于乡里人物之记录。凡此种种，皆可见其乡贤本色。古人有“三不朽”之说：立德、立功、立言。朱先生之修辞学巨著，是其立言；其教书育人之四十五年，是其立德；而其于乡邦文化之赓续，则近于立功。一介布衣，而有此三不朽之追求与实践，岂非当代乡贤之典范？

故余于此节中，既愿以旁观之清醒，稍解先生胸中之郁结，更欲以此彰显先生于乡土文化之贡献。毁誉由人，功德在己。后之览者，当知莲花有朱钦舜者，非仅一修辞学家，亦一有担当、有情怀、有功于桑梓之真乡贤也。

读竟朱钦舜先生回忆录《碧云峰下忆流年》全书，掩卷而思，余有二重认知，萦绕胸中，一者关乎其文之品格，一者关乎其书之价值。请试分述之。

其一，此书以君子坦荡荡之胸怀，秉笔直书，其真诚之程度，令人既惊且佩，亦令人隐隐为其忧。

余所谓“惊”者，惊其坦率之无隐也。自传文字，古今中外，多矣。然或隐恶扬善，或文过饰非，或只谈风月不谈真实，世人亦习以为常。朱先生此书则不然。其于己，不隐其穷、不讳其苦、不掩其过。《我的自传》一篇，娓娓道来，不矜不伐，于人生之困顿坎坷，如实写出。《我的四次艳遇》一题，已令人咋舌，而读其文，则坦然述之，绝无半点猥琐或自炫，反令读者见其青年时代之单纯与时代背景之特殊。《吾之“几死者数焉”》更是直面生死，其惊心动魄之处，读来令人扼腕。

此等写法，使余不禁联想及法国卢梭之《忏悔录》。卢梭于其书开篇即宣称：“我要把一个人的真实面目赤裸裸地揭露在世人面前。这个人就是我。”朱先生未必有意模仿卢梭，然其精神实有相通之处。所谓“解剖刀”者，朱先生首先对准之，便是自己。此一刀下去，不留情面，不加粉饰。以《我的四次艳遇》为例，若在他人，或隐而不谈，或添油加醋使之成为某种炫耀之资本。而朱先生只是平实写来，该是怎样便是怎样，既不夸大，亦不缩小。此种写作态度，看似容易，实则艰难。盖人皆有自我保护之本能，有美化自我之倾向，能在回忆录中战胜此一本能者，古往今来，寥寥无几。

然而，朱先生之笔锋，所向并不止于自身。其妻、其儿女、其亲人与乡邻、其师长与同事，书中几以真名实姓出之，所涉之事，亦不避敏感。余读至此处，不能不为其担忧：此书出版之后，会否引发不必要之事端？会否有人对号入座，因而生怨？会否有当事人及其后代，因往事被“揭”而兴师问罪？此种担忧，恐非多余。然余转念又想：此亦恰恰是本书最为可贵、最可爱之处。

盖文以真为贵。若一部回忆录，瞻前顾后，左躲右闪，满纸“某君”“某公”“不便明言”，则其史料价值与文学价值俱将大打折扣。朱先生以古稀之年，早已勘破世情，不为虚誉所累，不畏人言，只求真实记录自己所见、所历、所感。此一勇气，此一真诚，实为当今文坛所稀缺。余故曰：此书之可贵可爱，正在其无所避忌；而其可能招致之是非，相形之下，亦不足道矣。真实自有千钧之力，时间亦将证明，真诚之文字比圆滑之文字更具生命力。

其二，此书以其个人一生之经历，直笔书写信史。其价值，不止于个人之传记，实乃一部微观而鲜活之当代中国县域社会变迁发展史。

朱先生长余二十岁，生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其人生历程，恰与共和国之曲折发展相叠合。饥饿年代之童年记忆、动荡岁月之青年遭遇、改革开放之中年奋斗、新世纪以来之晚年著述，其间所历之“苦”、之“累”、之“难”、之“痛”，余虽晚辈，亦每每感同身受。盖此非一人一家之经历，而是亿万中国人共有之时代记忆。

书中《那些年，我们曾做小小偷——一段饥饿童年的印记》一篇，尤为令人动容。其开头以一大段连环比喻来描摹“饥饿是一种味道”，博喻联翩，淋漓尽致，不愧为修辞高手、比喻大家之手笔。然辞藻愈工，读者心中愈觉酸楚。以如此华美之修辞，写如此苦涩之记忆，形成巨大张力，愈增其感染力。此种“饥饿”，今之青年已难想象，而朱先生以文字使之成为可感可知之“味道”，此即文学之力，亦是修辞之功。

复如《汗透人力车夫路》《沿江潭里打猪草》《白手建房》等篇，写尽底层民众谋生之艰辛；《昨天和今天》《住宅嬗变颂党恩》《农村家用燃料变奏曲》《我家的小卖店》《鞋之变奏曲》等篇，则分别从衣、食、住、行等日常细微处，细致描摹改革开放前后之“山乡巨变”，以及社会风俗风情之深刻裂变。此等篇什，不加议论而褒贬自见，不必说教而爱憎分明。读者由此不仅能了解朱先生个人之生平，更能触摸到一个时代之脉搏，感受到历史洪流中个体命运之沉浮。此即“以一人而见一县，以一县而见一国”之笔法，正是优秀回忆录之极致。

太史公作《史记》，合传、世家、列传之中，常以细节写活人物，以小事折射时代。朱先生此书，于无心中暗合此道。其笔下所记，非仅自身，亦旁涉家史、村史、校史；其所呈现，非仅私人记忆，亦是一份难得之民间历史文献。其价值，不仅在于文字之优美、修辞之精妙，更在于其作为“信史”之珍贵，可以补官方记载之不足，可以为后世研究此一时代之社会变迁提供第一手之生动材料。

作者是不幸的，身历诸苦，饱尝人间冷暖；作者又是幸运的，劫后重生，晚年得以著述等身，留文字于后世。广袤之中华大地，代有才人，朱钦舜先生以“修辞之道”而立言，兼以“碧云文章”而存史。余所致力之“萍乡人物”传记项目，若论当得记载、当得表彰者，朱先生实至名归，无可疑也。

权以此文，既斗胆为序，又兼作评论。文成于灯下，不觉东方之既白。

二〇二六年六月十五日凌晨

（作者系萍乡市鳌洲书院文化研究学会会长、萍乡市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