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粤相承

汪长勇

陈白沙、易白沙

700多年前，新会出了个明朝中期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书法家、诗人，明代心学的奠基者，广东唯一一位从祀孔庙的大儒陈献章。

陈献章（1428年11月27日—1500年3月9日），字公甫，号石斋，又号病夫、白沙子、碧玉老人、石翁，因生活于白沙村，故被世人尊称为“白沙先生”，广州府新会县白沙里人，广府名人。后世尊为“圣代真儒”、“圣道南宗”、“岭南一人”。

陈献章明正统十二年（1447年）中举，景泰二年（1450年）会试落第，后拜江西吴与弼为师，成化二年（1466年）到国子监，后经国子监祭酒邢让推荐出任吏部文选清吏司历事。成化五年（1469年）又以落第告终，遂返回新会白沙，聚徒讲学，潜心学习，四方学者慕名而至。成化十九年（1483年），曾被举荐应诏入京，明宪宗令就试吏部，陈献章托辞有病而未参加，并请求归家终养，明宪宗授翰林院检讨而放归。陈献章从此居乡讲学，屡荐不起。弘治十三年（1500年）二月去世，享年七十三岁。

万历初，从祀孔庙，追谥文恭。著作后被汇编为《白沙子全集》。

陈献章提出“学贵知疑”教育理论，强调“提出问题”之于学习与成长的重要意义，逐渐形成岭南学派，倡导的白沙心学，打破程朱理学沉闷和僵化的模式，开启明代心学先河，成为宋明理学史上一个承前启后、转变风气的关键人物。

他又是一位杰出的诗人，一生作诗2000多首。诗学观点及诗歌开创明代性灵诗派。不仅是明代思想史上的转折点，同时也是诗歌史的转折点。

100多年前，湖南长沙出了个奇人易坤。

易坤从小就与一般“读书人”略有不同，他不迷恋八股，也不把功名当做唯一出路。他少年时就迷上了明代大儒陈献章，对这位“白沙先生”主张心学，重视个体觉悟与道德实践，和传统那种“读书做官”路数不同，对白沙先生“居乡讲学，屡荐不起”，十分敬佩，可谓是“白沙先生”跨越时空的忠实“粉丝”。

易坤崇拜“白沙先生”，又住在长沙白沙井旁，索性改名为“易白沙”，这不仅是模仿，更是公开表态：他要做的是像“白沙先生”那样的读书人。

有意思的是，他十八岁前后已经展露出一种近乎“超强”的教育才能。十六岁时，他就在湖南主持一所师范学校，年纪轻轻却能镇住一屋子的老先生，“诸老先生莫不倾叹”。次年，他只身前往安徽，先后担任两所中学校长。那时候的中学校长，可不是单纯管教学，更多是地方“新式教育”的代言人，经常要同地方势力、旧式绅士周旋。他能在这么小的年纪在外省立足，就足以说明他的胆识和手腕非凡。

易白沙的转折点，出现在辛亥革命前后。他并不像牙塔里的纯学究，而是典型的“读书又动手”的人物，对腐朽政权和地方恶霸，从不客气。

当时安徽地方有个“王瞎子”，巡防营统领，草寇出身，仗着手里有枪，在地方横行无忌，掠财掳人，无恶不作。很多读书人对这种人物，往往只能在文里骂几句，或躲得远远的。但易白沙的做法很直接——组织学生自办新军，准备“除害”。

他先是说服了时任安徽都督孙毓筠，设计把王瞎子骗到都督府，原本计划由卫兵动手解决。谁知真到动手时，卫兵竟然临阵胆怯，不敢下手。就在这节骨眼上，易白沙带着一群青年一拥而上，把这个地方恶霸当场击毙。

这件事后来在安徽、湖南两地都传开了。一个读书人，亲手组织、亲自参与除掉握有兵权的恶棍，这在当时军阀割据、官场畏葸的环境中，着实罕见。

然而，王瞎子被除掉，更多的“王瞎子”却仍在各地横行。这种强烈反差，在易白沙心里埋下了更深的思考：靠个人勇武，最多除掉一两个恶人，整个制度和权力格局不变，又有什么用？

1916年秋到1918年春，湖南第一师范里走来一位新老师，教国文和历史，身材不算高大，说话锋利，偶尔带几分湖南人的火爆劲儿，他就是易白沙。

他在课堂上讲经史，却不按传统套路。讲《史记》，常常不谈帝王功业，而是指出“独夫民贼”的阴险残暴；谈先秦诸子，特别偏爱墨子，反复强调“尚同”“非攻”“兼爱”，把这些概念和现实军阀混战、列强欺侮联系起来。

他讲到军阀残害百姓时，常常激动到拍案而起，学生中不乏血气方刚之辈，自然会被这股情绪感染。

毛泽东那时就在一师读书，对这位老师十分钦佩。不止一次独自去老师家中，和他长谈时局与学问。毛泽东、蔡和森等人崇尚“兼爱”“非攻”，希望为天下苍生谋利益，这些主张，与易白沙的讲授，确实有着内在的链接。

墨学崇尚节用、尚武、重民生，又有极强的牺牲精神。对一个国家动荡、民族危亡时期的青年而言，这种思想很容易激起强烈的使命感。毛泽东后来那种“舍我其谁”的历史担当，以集体力量反抗压迫的倾向，多少能看到墨家的底色。

值得一提的是，易白沙对毛泽东的影响，远远超出课堂内容。他性情刚烈，既敢骂孔子，也敢指名道姓骂军阀，言辞辛辣。毛泽东年轻时也不是温文尔雅的性格，两人讨论问题时，难免言辞激烈，思想碰撞。

“先生，军阀如此横行，只靠言论，能成什么事？”易白沙带着几分自嘲：“文章也好，刀枪也好，总得有人先走一步。”这种“敢为人先，不为得失”的态度，对当时以毛泽东为代表的那批青年人的影响，其实远比宏大叙事的文章切实有效。

易白沙之所以名留史册，不只是因为是毛泽东的恩师，更在于他是新文化运动中的“弄潮人”。

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更名为《新青年》，主张“德先生”“赛先生”，向封建礼教发起全方位攻击。易白沙受邀加盟，成为重要撰稿人之一，立场鲜明，笔锋犀利。

就在袁世凯下令全国“尊孔读经”、打算借“复古”来为自己称帝造势时，易白沙写下了那篇著名的《孔子平议》。这篇文章，把一个在中国延续千余年的思想象征拉到台前，逐条剖析其弊端，这种做法，在当时是要承担巨大风险的。

在他看来，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孔子被统治者当成思想工具，变成束缚天下学术与思想的枷锁。他归纳了孔学容易被利用的四大漏洞：尊君权而缺乏限制，助长独裁；讲学却不鼓励真正辩难，轻易演化为思想专制；缺少绝对原则，容易被人“断章取义”；重做官、不重谋生，把读书人往官场里推，最终成了“民贼的俘虏”。他是提出“打倒孔家店”的第一人。

然而，文章影响再大，军阀的枪炮并不会因此沉默。袁世凯倒台后，北洋军阀各自为政，直皖、直奉之间争战不断，地方军阀纷纷割据一方，孙中山这样的革命领袖屡屡被排挤和利用。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民众在战乱和苛捐杂税中挣扎。

在这样的背景下，“文章救国”的局限越来越明显。易白沙本人也愈发抑郁。他一边在湖南、上海等地任教，一边反复思索：靠笔杆子，能否真正动摇军阀统治？后又想到只身北上行刺军阀，以践行“刺客之志”，未果。

以他的身体状况和当时个人力量，已经很难再“做成大事”。教育力微；武装反抗没有组织基础；行刺计划得不到重要人物的支持；文章的影响又迟迟转化不了实际力量。他一生信奉的“牺牲”“担当”，仿佛突然失去了着力点，心感茫然。

他在给哥哥易培基的信中，只是隐约表示：“若不能以此身杀贼，留着何用？”这种话里透露出绝望厌世之思想。

1921年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两千多年前，楚大夫屈原在汨罗江投水，以身殉国；这一天，一个同样来自湖南的读书人独自登上前往广东新会的船，身上只带了一顶帽子、一把纸扇，默默走向另一个结局。

船抵新会陈村码头后，他在纸扇上写了几行字，留在座位上，又把帽子放好，随后纵身跳入大海，壮志已难酬，蹈海亦英雄。

毛泽东知道后，送上一副对联：

无用之人不死，有用之人愤死，我为民国前途哭；

去年追悼杨公，今年追悼易公，其奈长沙后进何？

这一问并非虚写。杨昌济主张新式教育，重视人格和自由精神；易白沙敢骂孔、敢论帝王之恶，甚至敢提刀杀军阀。这两条线，在毛泽东身上奇妙交织：一方面是对旧礼教、旧文化的坚决批判，一方面是对“武装斗争”“革命暴力”的逐渐认可。

梁启超、毛泽东

晚清民初，新会出了个近代大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革命家、社会活动家梁启超，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

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广东省广州府新会县熊子乡茶坑村（今广东省江门市新会区茶坑村）人，广府名人。被称为“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梁启超自幼聪明过人。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宣传家。维新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

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推广“诗界革命”。

他支持五四运动，其著作等身。

他推动辛亥革命，对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严词抨击。

出生湖南的毛泽东比梁启超小20岁。

1910年秋，毛泽东走出闭塞的韶山冲，到五十里之外的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求学。

1936年，毛泽东对美国记者斯诺谈起过当年的情形说：

“我在这个学校很有进步。老师们都喜欢我，尤其是那些教经书的老师，因为我写得一手好古文。但是我对读经书不感兴趣，当时我正在读表兄送给我的两种书刊，讲的是康有为的维新运动。其中一本叫做《新民丛报》，是梁启超主编的。这些书刊我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我那时崇拜康有为和梁启超。”

《新民丛报》于1907年冬季停刊。毛泽东在1910年下半年读到的，已经是几年前的旧杂志了。但是对于一个来自闭塞山村的青年来说，其中的一系列主张却是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自然更启发毛泽东从全新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思考人生。正如他自己说的，对这些文章，他是“读了又读，直到可以背出来”。他从这里受到的影响，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

毛泽东坦言自己当时崇拜《新民丛报》的主编梁启超，按照今天时髦的说法，17岁的毛泽东成了37岁梁启超的“粉丝”。对梁启超的崇拜甚至影响到他的一生。

袁世凯称帝时，在湖南第一师范读书的毛泽东，通过学友会，将汤化龙、康有为、梁启超三人有关反袁及对时局不满的文章，编印成册，题为《汤康梁先生对时局之主张》，广为散发。可见这时的毛泽东已是梁启超等进步思想的传播者。

1917 年8 月23 日，毛泽东给黎锦熙的信中认为，中国积贫积弱，根本原因是“思想太旧，道德太坏”，“二者不洁，遍地皆污”。因此，根本的解决还在于从改变“人心道德”、“变化民质”入手。这种观点与梁启超《新民说》基本一致。

1918 年，毛泽东、蔡和森等在长沙创立学会，确定以“新民”为学会之名。在为新民学会起草会章时，毛泽东提出以“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为宗旨”，也正是梁启超《新民说》中之观点的具体化。

据曾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兼新华社社长的吴冷西回忆，毛主席在1958年3月30日对梁启超有过一番评论：“梁启超一生有点像虎头蛇尾。他最辉煌的时期是办《时务报》和《清议报》的几年。那时他同康有为力主维新变法。他写的《变法通议》在《时务报》上连载，立论锋利，条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骈体、八股之弊，清新平易，传诵一时。他是当时最有号召力的政论家。”说明毛泽东对梁启超既有肯定，也是一种批判地吸收。

梁启超写文章不屑于恪遵古文“义法”，不满足于雕章琢句，而注重落笔自然，辞以达意，时常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以饱带感情之笔，写流利畅达之文，洋洋万言，雅俗共赏。读时则摄魂忘疲，读竟或怒发冲冠，或热泪湿纸。”一时学者竞效之，号曰新文体，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青年毛泽东当时就是被这种“魔力”所感染，并起而仿效。

湖南一师有一国文教师袁仲谦先生是前清举人，最重古文教学，治学严谨，很欣赏毛泽东的才气纵横，笔力雄健，但又嫌他的文章太像梁启超的“野狐笔”，劝他多读古文。为此，毛泽东下功夫熟读《昭明文选》和唐宋八大家的作品，特别是对《韩昌黎全集》，反复研读，揣摩其笔法，终于能写出一手入格的古文来。使毛泽东的写作风格，既有如梁思想上的天马行空，也有古人用词上的准确严谨。

毛泽东在一师求学的时候，一次写信给杨怀中老师(即杨开慧之父)，署名“毛学任”。杨问：“这是何意?”答曰：“学梁任公。”杨随即拿出一部《胡文忠公全集》送给毛泽东，要他学习胡林翼(字润芝)。毛泽东反复阅读此书后，改字为“学润”。杨说：“司马卿崇拜相如，改名相如。你既尊敬胡林翼，就改字润芝好了。”

毛泽东是一位既有主见，又能海纳百川的人，于是毛泽东又改字“润芝”，或写成“润之”，这大多是考虑到“润”与“任”，“芝”与“之”的近音所致吧！听取了恩师的意见，也并未改崇拜梁启超之初心。

大文豪郭沫若出于对毛泽东的无限敬佩，曾挥毫作对，把“泽东”和“润之”四字，分别巧妙地嵌在联首和联尾：

泽及中华十亿万人民皆被润；

东升红日五千年瘴气尽收之。

郭老以人名入联，恰如其分地评价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光辉业绩，实为古今绝唱。

其实，以近音“任之”替代“润之”，新中国人民当家作主，人人是国家主人，则更能体现毛泽东思想及新中国的真实状况。

以上只是从湖南新会两地各两人成长经历中的“一斑”，窥知他们思想形成之影响的“全豹”，两地自然人文相似性的“全豹”，乃至古今中华历史文化传承性的“全豹”，抛砖引玉，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