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旌旗 一寸山河

张安南

金寨县红军广场游记

大别山的腹地，金寨县梅山镇西，史河之畔，有一片被松柏与岁月共同守护的土地。这便是金寨县红军广场，一座占地25万平方米的大型综合性纪念园，将塔、馆、堂、碑、墓园融于一体，依山就势，层层递进，气势宏伟，庄严肃穆。

首先进入我们眼帘的，一块卧石上刻有“红军广场”四个鲜红大字，寓意这是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

山门是一厚重的石牌坊，横额上“金寨县革命纪念馆”为记江泽民所题，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眼前是翠绿色的树丛中簇拥着红色的五角星，下方是块巨型横卧浮雕，12颗闪耀的星星在火红的杜鹃丛中熠熠生辉，寓意着这里先后诞生和组建了12支红军主力部队。台阶两旁各有一块竖铺的浮雕，图案都由松鹤与祥云组成，只是一边32只，一边33只；分别代表立夏节起义胜利诞生了红军第11军32师。六霍起义胜利诞生了红军第11军33师。两大红军主力由此开始转战鄂豫皖。

抬眼望去，长长的台阶向上延展，时缓时陡，台阶数间隔不一，这168级台阶却蕴含着深刻的意义：象征着金寨人民在革命战争年代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道路，10级台阶见证十万儿女参军征战的壮烈；49级台阶铭记1949年全境解放的喜悦；50级台阶缅怀五百多位县团级以上烈士的牺牲；而那最后的59级台阶，则致敬从这片土地走出的59位共和国开国将军。拾级而上，两旁青松翠柏肃立，仿佛在无声地守护着英灵，每一步攀登，都是一次对心灵的洗礼。

巍峨耸立的革命烈士纪念塔，塔高24米，气势磅礴，直指苍穹。它像一把利剑，又像一支火岠，矗立在天地之间。塔身正面“燎原星火”四个镀金大字，是刘伯承元帅的亲笔，笔力遒劲，在苍松翠柏的映衬下光彩夺目。站在塔下，人显得格外渺小。风从山谷间穿过，吹动着塔顶的铁马风铃，发出清脆而悠远的响声，那声音仿佛是从1924年传来的——那一年，金寨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向远望去：仿佛看到了当年立夏节起义的烽火、六霍起义的硝烟，十万金寨儿女正是从这里出发，用鲜血染红了脚下的土地。

绕塔而行，后方是金寨县红军纪念堂。它的建筑造型别具一格，呈八角形，酷似红军的八角帽，寓意着红军精神永放光芒。洪学智上将亲笔题写的馆名高悬其上。步入堂内，穹顶的党徽映衬着红军群像雕塑，让人肃然起敬，顿感这里不仅是祭奠老红军的神圣殿堂，更是传承红色基因的精神家园。两侧墙壁上，铭刻着县团级以上红军烈士和逝世的离休老红军的照片和名录。那密密麻麻的名字，不是简单的符号，而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他们也曾是父母膝下的儿女，也曾是有着喜怒哀乐的年轻人，但在那个动荡约年代，他们选择了信仰，选择了牺牲。

纪念堂西侧，是一片苍翠的山坡，洪学智将军的墓碑静卧其间。这位两次被授予上将军衔的“六星上将”，在戎马倥偬一生后，选择魂归故里。墓茔简朴，没有过多的修饰，只有身后的长城墙浮雕，象征着这位将军金戈铁马的一生。将军将生前身后的荣耀与淡泊，都融入了这大别山的泥土，化作了守护故乡的青山绿水。

纪念堂的后山上红军墓园，园内墓碑林立，松柏翠绿，环境清幽，庄严肃穆。有金寨县籍和曾在这战斗工作过的近200位烈士和老红军安葬于此。他们毕生献伟业，青山理忠骨；英魂归故里，功名垂千古。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大别山精神的革命圣地”。

沿着红军墓园的祭扫小道来到山下，有一面革命烈士名录墙，铭刻着11093名烈士的名字。在这片红色的土地上，家家有红军，户户有烈士，山山理忠骨，岭岭皆丰碑。每一个名字都如不朽星辰，散发出永远的精神之光，值得后人永远铭记。

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是一幢灰墙黛瓦的徽派建筑，朴实庄严。由邓小平同志题写的“金寨县革命博物馆”悬在主楼门楣之上。走进序厅，迎面是一幅巨大的浮雕——《走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红旗漫卷的大别山下，红军战士前赴后继，英勇奋战，气吞山河。两侧墙上，习近平总书记那句“一寸山河一寸血，一抔热土一抔魂”被郑重悬挂。如果说这是一种悲壮的史诗，我觉得更是一场精神的重塑。

走进革命史厅，这里全面展示了从1921至1949年金寨县革命史。这里几件国家一级文物深深的吸引了我。第一件“永佃权石碑”，高107厘米、宽102厘米、厚5厘米。1922年10月至1923年8月，霍山县燕子河（今属金寨县）周围的佃农在刘仁辅（1927年入党，燕子河农协主席，霍山县西镇区委书记）的帮助下，反对当地恶霸地主转庄夺佃、加租加课取得胜利，刻此碑纪念。石碑正面刻有维护永佃权斗多经过和胜利结果的碑文，并刻有对联：“述先言维持永佃，请官示打消转庄”，表达着农民对土地的千年渴望。

第二件是“红军公田碑”。这块花岗岩石碑高约一米，看上去简陋粗糙，正面刻着“赤城五区三乡第三村红军公田共计田五斗”。这里“田五斗”指一年能收五斗粮食的田亩：1932年土地改革时，乡亲们敲锣打鼓，把村里最好的田划为“红军公田”，立下这块碑。分到土地的农民达成共识：吃水不忘挖井人，这田归红军和红军家属，我们代耕，世代不变！

碑文简单，却镌刻着一种朴素的信任——“军爱民、民拥军”，不是口号，是土地里长出的深情。当时苏区规定每乡一石到五石公田给红军战士，正是这政策让万千农民自愿跟着红军走，金寨在1931年一年就有近万人参军。

永佃权碑和红军公田碑放在一起，恰好构成了一条清晰的逻辑链：因为旧社会农民永佃也难逃剥削，所以共产党才要彻底土地革命；因为分到了田，农民才发自内心拥护红军、献出公田。从永佃权碑的“有田可种”到公田碑的“为谁种田”，金寨人民用鲜血选择了后者，这是一场民心向背的见证。

第三件是一张实木方桌，桌面被香火熏得坑坑洼洼，据说是老百姓烧香祈福用的。1929年5月2日，中共商罗麻特区委就在这张桌上紧急决定：起义提前到立夏天节当晚！趁民团聚餐过节、疏干戒备，三更出发，四更行动，五更结束。五天后，中国工农红军第11军32师诞生。谁能想到，一张祈福的香案，竟成了武装起义的“作战指挥台”。它见证了革命者从“求神”到“求己”的觉醒，那份破釜沉舟的胆魄令人感叹！

第四件是一所小学牌匾，看上去己破旧不堪，但“六区一乡列宁小学校”几个字仍清晰可辨。这所小学座落金寨县汤家汇镇瓦屋基村，是全国仅存的两所以“列宁小学”命名的学校之一。早年间这个红色小镇，也叫赤城。1929年立夏节起义胜利后，中共商城县委和红32师在此创办苏区第一所小学——六区一乡列宁小学。学校由苏维埃政府管理，校长由乡苏维埃主席、共产党员周德谦兼任。学校面向工农，废除旧规，很受群众欢迎。1932年秋，红四方面军战略转移后，大部分学生参加红军，学校遭国民党军队焚烧，被迫停办。

这块“列宁小学牌匾”是战火中为未来留的一扇窗，乡亲们冒死将它藏起来，它说明，即使在最残酷酷的岁月里，共产党人也没放弃教孩子识字、学文化。革命不只是破坏旧世界，更是在废墟上为下一代建起新学堂。这种对知识的敬畏，对教育的坚持，正是红色政权生生不息的密码。

走进将军展厅，仿佛瞬间被一种无声的庄严所笼罩。这里没有震耳的枪炮声，没有弥漫的硝烟，满墙的将军照片和生平简介，却比任何战场都更让人心潮澎湃。59位金寨籍共和国开国将军，从这片大别山腹地走出，他们的赫赫战功和传奇人生，在这里浓缩成一面震撼人心的“将星墙”。

展厅正中，洪学智将军的展陈最为详尽，静静诉说着这位“六星上将”从大别山放牛娃成长为共和国脊梁的一生。站在展板前，我久久没有移步——一个人要经历怎样的烽火淬炼，才能在戎马倥偬中两次登上军衔巅峰？

移步至皮定均将军的展板前，一个细节让我心头一热。 1955年授衔时，原本拟定他为少将，毛主席审阅名单时挥毫批注：“皮有功，少晋中”。这位在中原突围中以七千兵力牵制三十万敌军、成功掩护主力西进的猛将，用战功为自己赢得了那枚将星。还有被毛主席称为“陕南王”的陈先瑞中将、“游击专家”兼“民兵专家”的林维先中将，以及主动要求降衔的“三让将军”徐立清中将——每一位将军的背后，都有一段让人肃然起敬的故事。

在名人厅，这里将王明列入了金寨县名人予以介绍，体现了历史叙述从简单“脸谱化”走向客观、复杂与真实的进步。从史实上看，王明是金寨这片土地无法绕开的历史存在。

他原名陈绍禹，1904年出生于金寨县，是这片大别山腹地走出的极少数曾置身于中共最高决策层的人物之一。从1920年代起，他就是金寨早期投身革命的杰出青年代表之一，曾与著名革命文学家蒋光慈等人并列于金寨革命史的开篇。

更关键的是，对王明的评价，早已不是简单的“好与坏”，而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剖面。一方面，他给革命造成的损失是惨痛的。但另一方面，他并非毫无作为。

博物馆的“名人厅”不是“功劳簿”，而是一面折射历史的“多棱镜”。将王明列入其中，并非为他“翻案”或回避其错误，而是承认他作为历史进程参与者的复杂性。所以，走进那个展厅，我们看到的不是一座非黑即白的雕像，而是一个背着沉重历史包袱、也曾参与书写历史篇章的复杂人物。

在将星云集的展厅里，蒋光慈的事迹陈列显得有些特别——他没有指挥过千军万马，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他用一支笔，在黑暗的年代里点燃了无数青年的心。这位从大别山走出的“革命文学之师”，以另一种方式参与了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

展厅里，他的生平陈列以一张1921年的合影开篇。 那年，20岁的蒋光慈与刘少奇、任弼时等人一同赴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成为中国最早系统接受马列主义洗礼的青年之一。他在克里姆林宫聆听列宁的讲话，在红场参加义务劳动，视莫斯科为“亲爱的乳娘”。1924年归国后，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新梦》，钱杏邨评价这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著作的开山祖”。站在展板前，我仿佛能感受到那个年代青年对理想的炽热——信仰，对蒋光慈来说首先是笔下的呐喊。

真正让蒋光慈走进万千青年内心的，是那本《少年漂泊者》。 展柜里陈列着这本小说的不同版本，泛黄的书页透着岁月的痕迹。小说主人公汪中从农村出走，父母被地主逼死，历经乞讨、做工、纱厂罢工，最终投身革命英勇战死。这本书在当时被无数进步青年视为“指路明灯”，许多读者写信给蒋光慈，称它给在黑暗中摸索的青年指明了方向。

习仲勋曾多次对自己的孩子说过，当时认识到社会这么黑暗，旧的剥削制度要推翻，主要就是受《少年漂泊者》影响极深。

胡耀邦在学生时代，读了蒋光慈写的《少年漂泊者》，便想"书里的人晓得漂泊，我为什么不可以革命！"于是，他毅然离家，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陶铸曾不无感慨地说："我就是怀揣着《少年漂泊者》去参加革命队伍的。

《咆哮了的土地》是他抱病完成的最后一部力作，这是文学史上评价最高的作品，以故乡山水为背景再现了土地革命的风云。1931年，年仅30岁的蒋光慈病逝于上海。

走出名人厅，我久久回味。 蒋光慈的一生只有短短30年，却浓缩了革命理想与文学追求的激烈碰撞。金寨走出了59位开国将军，但蒋光慈是另一种“将军”——他用文字攻城略地，用呐喊唤醒人心。在那面将星闪耀的墙上，他或许没有军衔，但他为革命打下的“精神阵地”，同样让人肃然起敬。正如他曾在《新梦·自序》中所写：“我生适值革命怒潮浩荡之时，一点心灵早燃烧着无涯际的红火。我愿勉励为东亚革命的歌者。”这团火，至今仍在展厅里温暖着每一个驻足凝视的人。

走出博物馆时，夕阳正映着不远处的烈士纪念塔。我回头望了一眼那“金寨县革命博物馆”八个大字格外沉静，忽然明白：我们今天所站立的这片安宁土地，每一寸都曾被他们的血浸透。那些名字不会被忘记，因为总有人记得——记得立夏节的枪声，记得桂花遍地的歌声，记得一块石碑上刻着的、关于田地和尊严的朴素承诺。

风又起了，松涛如旧，想起毛主席的那首词：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