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忆父

濮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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粽香又起，艾草新悬。案头是去年端午放在父亲的相片前粽子，糯米已干硬，苇叶泛了枯黄，我却舍不得丢弃。窗外龙湖的龙舟鼓点隐约传来，一声声，竟似那年医院走廊里仪器的嘀嗒。父亲走了十三年了，每到这个日子，我便觉得满世界的喧腾都在提醒我——那个叫我“军”的人，再也等不到我回乡了。

父亲生于建国前夜，那是一个新旧交替的黎明。祖父是前清最末一科的秀才，长衫洗得发白，却依然腰板挺直。濮阳南乐这一带，冀鲁豫三省交界，黄河故道上的风吹了几千年，吹出了仓颉造字的传说，也吹出了重教尚文的古风。祖父最初在村里的私塾授徒，子曰诗云念得字正腔圆；后来新学兴起，他又成了学堂里最早一批拿粉笔的人。再后来，他带着几名学生投了刘邓大军，做过分区区长，建国后进了县委。那些年，家门前的槐树下常有乡亲来找祖父写状纸、断家务，祖父总是一边研墨一边念：“礼失求诸野，善在黎民。”

父亲便是生在这样的人家，又长在这样的人家。他从小读书极用功，技校毕业那年本已有了分配，偏赶上那场动乱，祖父一夜之间成了“牛鬼蛇神”。父亲的档案里那页盖着红章的分配函，便如一片秋叶，被风不知吹向了何处。他背着一卷铺盖，独自从中原腹地踏上了北去的列车。那列车要走几天几夜，过山海关时他趴在车窗上，看见关外的雪原白茫茫一片，心里大概也是茫茫然的。投奔外祖父，在黑龙江一个林场边的村落里落脚。东北的黑土地养人，也养志气。他凭着肚子有墨水，思维敏捷，头脑清晰，干事有条理，写得一手好字，算得一笔好账，又写得一篇好文章，而且口才极好，演讲很有激情和鼓动性，被选为县青年书记。后来部队下来招人，一位首长与他谈过话，拍着他的肩说：“这小伙子，是块带兵的料。我特招你直接题干入伍！”特招的手续都办了一半了，可父亲看着家中一串儿女，大的还够不着灶台，小的尚在襁褓，外祖父母又年迈——他这一走，这一家嗷嗷嗷嗷待乳的一家子如何活?又看着母亲乞求的眼神，他知道，自己一走这个家便塌了天。他在喝干了几瓶烈酒，抽了几条烟后，默默收回了入伍申请书，把名额给了他的下属。那个顶替他名额的部下，因提干入伍，后来一路干到师级，转业做了地级市的市委书记。

这些事，父亲从不主动提。只是每年除夕守岁，酒过三巡，他脸上泛起微红，会指着电视里某个开会的画面说：“这人，当年跟我工作的。”语气平淡，像是说一件不相干的事。可我分明看见他眼角的皱纹深了一下，又深了一下。然后他就回屋去了，鼾声很快响起。第二天清早，他又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扛起锄头下地。

回到村里当了支书，父亲一干就是多年。家里十几口人的口粮，全靠他一人挣得。母亲后来跟我说，那些年父亲兜里常常连买一包“大前门”的钱都没有。可他没让我们兄妹六个任何一个辍学，只是实在送不到学校的，他也无能为力。他说：“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话放在啥时候都不错。”他白天在村委会处理乡邻的纠纷、调拨田里的水、接待上面来的干部，夜里回到家，就着煤油灯翻他那几本翻烂了的书。《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还有一本没有封皮的《史记》。我在灯下写作业，他就在旁边看，看到精彩处，会突然拍一下桌子：“你看这句——‘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才叫文章！”

父亲教子极严。哥哥淘气，被他用笤帚把子打过；姐姐顶嘴，罚跪在院子里晒了一中午的太阳；弟弟偷拿了邻家的杏子，父亲拎着他去还，回来又一顿训斥。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棍棒底下出孝子，黄荆条下出好人。”可唯独对我，他从不曾动过一根手指。大概是因为我从小就显出些不同的禀赋——还没上学，便能握着铅笔给远在河南的祖母写信。那信歪歪扭扭，字像蚂蚁爬，可祖母拿着信在村里宣扬，逢人便展开：“看看，看看，我小孙儿写的！”我后来才知道，大户人家出身的祖母，是把这当作书香门第又有了传人的证明。父亲嘴上不说，可每次我写信寄走，他都会把我的铅笔削得尖尖的，再悄悄在我书包里塞两块糖。

小学三年级，我写了一篇作文，题目是《我的父亲》。我写他夜里给我们兄妹掖被角，写他从黑龙江带回的冻梨分给我们时自己只舔一下皮。语文老师看了，当着全班念了一遍，又送到县里，居然得了奖。父亲知道后，什么也没说，只是那天晚饭多炒了个鸡蛋，全夹到我碗里。到了初中，我的文章开始见报，外地报纸发了我的小诗，地区的报纸登过我的散文。有一回，全国中学生作文大赛，我拿了二等奖。那张证书寄到家里，父亲拆开信封，看了很久，然后把证书端端正正贴在了堂屋正墙上，和祖上传下来的“耕读传家”匾额挂在一处。他退后几步，歪着头端详，忽然说：“你要是再早生几十年，你爷爷见了，怕是又要拄着拐杖去祠堂给祖宗上香了。”

那些年，我总觉得父亲的遗憾太深、太重，他把自己未竟的梦全压在了我肩上。现在回头想，他何曾压过我？他不过是一个认死理的老派读书人，把“诗书继世”四个字当作了命。他供我读书，从小学到大学，学费再难，开学前总能变出来。我后来走出那个村子，去了京城，又去了更远的地方，成了作家，出版了作品，把签了自己名字的书寄回家。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把你的书放在枕头底下，夜里翻来覆去地看，老花镜戴上又摘下。”我听了，在电话这头沉默许久，喉间像塞了一团湿棉花。

父亲的身体是一日日垮下去的。他太要强，六十几岁的人了还下地干活，挑水浇园，劝也不听。那年端午我回乡，一进门就觉他面色灰败，走路时腿似乎发沉。问了半天，他只摆手：“没事，上了岁数都这样。”我弯下腰按了一下他的小腿，指头陷进去一个坑，半天不回弹。我不由分说，把他架上汽车就往市里开。医院检查出来，肾病，已经到了不轻的程度。我找了最好的专家，用了最好的药，可病来如山倒，那些白色的药片和透明的药水，终究挡不住岁月和劳损在他身上刻下的印痕。

伺候他的那几个月，是我成年后陪伴他最长的时光。病房里白得晃眼，父亲躺在那里，瘦得脱了形。我从家里带了《古文观止》去，念给他听。念到《陈情表》“臣无祖母，无以至今日；祖母无臣，无以终余年”时，他忽然睁眼看我，嘴唇动了动，说不出话，眼角慢慢沁出一滴泪。那滴泪挂在他枯皱的脸上，像荷叶上将落未落的露。我握住他的手，那双从前能一把将我举过头顶的手，如今只剩了一把骨头。

医生终于下了最不愿下的诊断。我把他接回自己家。父亲坐在客厅的沙发上，慢慢看我的书架，看墙上挂的字画，看阳台上养的兰草。他从不说什么，只是目光在各个角落流连，像要把每个细节都收进眼底带走。那几天，他吃得比在医院多些，精神也好了些，我几乎生出幻觉，以为他还能再陪我过几个端午。可我知道，这是最后的告别了。

回老家之前，母亲说父亲念叨着想吃鱼。我打听到一个偏方，说是吃鱼对肾有益，便每周从市里买新鲜的黄河鲤鱼送回去。父亲吃了一段时间，吃得直皱眉，后来连鱼汤都不肯多喝。母亲悄悄说：“你爸说，再吃就要变成鱼了。”我和姐姐都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些日子，我还做了些从前不信的事。和两位师兄一道去黄河边放生，把鱼鳖虾蟹从网兜里放回流水里，心里默念回向给父亲。师兄说，你给老人家写个“佛”字放在床头吧，让他能看到，会少受些苦。父亲是共产党员，一辈子不信鬼神，可我把字写好放在他枕边时，他没有摇头，只是默默看着。说来也奇，最后那段时光，他疼痛发作得少了，走的那天晚上，月光明亮，他长长呼出一口气，像卸下一副挑了几十年的担子，神情安详得仿佛睡着。

如今又到端午。我站在窗前，想着南乐老家的院子，院里的石榴该开花了。父亲从前说，石榴多子，寓意好。他在树下扫落叶，扫着扫着就直起腰来望天。天还是那片天，人却不在了。

回老家之前，母亲说父亲念叨着想吃鱼。我打听到一个偏方，说是吃鱼对肾有益，便每周从市里买新鲜的黄河鲤鱼送回去。父亲吃了一段时间，吃得直皱眉，后来连鱼汤都不肯多喝。母亲悄悄说：“你爸说，再吃就要变成鱼了。”我和姐姐都笑，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些日子，我还做了些从前不信的事。和两位师兄一道去黄河边放生，把鱼鳖虾蟹从网兜里放回流水里，心里默念回向给父亲。师兄说，你给老人家写个“佛”字放在床头吧，让他能看到，会少受些苦。父亲是共产党员，一辈子不信鬼神，可我把字写好放在他枕边时，他没有摇头，只是默默看着。说来也奇，最后那段时光，他疼痛发作得少了，走的那天晚上，月光明亮，他长长呼出一口气，像卸下一副挑了几十年的担子，神情安详得仿佛睡着。

如今又到端午。我站在窗前，想着南乐老家的院子，院里的石榴该开花了。父亲从前说，石榴多子，寓意好。他在树下扫落叶，扫着扫着就直起腰来望天。天还是那片天，人却不在了

濮阳是孝道之乡，古有闵子骞芦衣顺母，近有无数寻常百姓事亲至诚。这些年我走过许多地方，见惯高楼广厦、霓虹喧嚣，可心里最妥帖的，还是冀鲁豫交界处那片黄土地上的炊烟和鸡鸣。父亲那一辈人，生在动荡里，活在困顿中，一辈子委屈，一辈子隐忍，像黄河故道上的一株老柳，风沙打歪了身子，却还把根往深处扎。他把树干撑直了给我们这些枝条长高，自己默默承受了所有的弯曲。

父母本是在世佛，何必千里拜灵山。这话从前不懂，等懂了，已是子欲养而亲不待。

又是端午，我照例买了粽子，苇叶糯米，红枣花生，摆在盘子里，旁边放了一束艾草。燃一炷香，斟一杯酒，对着老家的方向，轻轻唤一声——爹，吃粽子了。

风从窗隙进来，苇叶的清香满室浮动。恍惚间，仿佛又听见院子里扫帚拂地的沙沙声，抬头，却只有记忆里那个直起腰来看天的背影，在天边淡淡的云影里，对我微微颔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