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安康 快乐何妨？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农历五月，仲夏时节，榴花照眼，粽叶飘香。一年一度的端午节如期而至，龙舟竞渡的鼓点即将响彻江河，艾草与菖蒲的清苦气息也重又弥漫于千家万户的门楣之间。

然而，与春节、中秋时人们坦然互道“节日快乐”不同，一种说法被很多人深信不疑：端午节问候宜说“安康”而不宜言乐。

事实果真如此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厘清端午节的起源。

农历五月，时值仲夏，气温骤升，湿度剧增，蛇蝎孳生，疫病易发。在古代医疗条件极为有限的背景下，五月被视为“恶月”，五月初五双五至，更被看作“毒日”。

为了应对疫病易发的情形，早在先秦时期，华夏先民便已形成一套固定习俗。西汉礼学家戴德所编《大戴礼记·夏小正》——中国现存最早的月令文献——记载：“此日蓄药，以蠲（juān）除毒气。”（这一天储藏草药，以祛除毒邪之气。）《吕氏春秋》亦载五月需斋戒、禁欲、避毒。这些行为并非源于某种神秘崇拜，而是上古先民顺应节气变化、主动防疫避秽、保全族群的集体生存智慧。

至汉代，这一岁时的主题进一步明确与系统化。东汉学者应劭《风俗通义》记载：“五月五日，以五彩丝系臂，名长命缕，一名续命缕，一名辟兵缯（zēng，丝帛），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辟兵及鬼，令人不病瘟。”（五月初五，用五彩丝线系在手臂上，名叫长命缕，又名续命缕、辟兵缯、五色缕、朱索，可以避开兵祸和鬼祟，使人不生瘟疫。）又载：“五月五日续命丝，俗说以益人命。”（五月初五系续命丝，民间说法是用来延年益寿。）可见，祛病消灾、祈求平安，仍是五月初五的核心主题。

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所载，与应劭一脉相承：“以五䌽丝系臂，名曰辟兵，令人不病瘟。”（用五彩丝线系在手臂上，名叫辟兵，使人不生瘟疫。）又列举了长命缕、续命缕、辟兵缯、五色丝、朱索等别名，并载：“五月五日续命缕，俗说以益人命。”从东汉到南朝，系五彩丝以“辟兵”“益人命”的习俗，沿续了近四百年。

五月初五的核心诉求，从先秦的“蓄药蠲毒”，到汉代的“辟兵益命”，再到南朝的“长命续命”，一脉相承——禳毒（祛除毒邪）与益人（延年益寿）。这是一个全民性的“卫生防疫节”与“生命守护节”。

南朝梁代吏部尚书宗懔所著《荆楚岁时记》，是记录中国古代楚地（以江汉为中心的地区）岁时节令风物故事的笔记体文集，由南北朝梁宗懔(约501～565)撰。全书共37篇，记载了自元旦至除夕的24节令和时俗。

人类面对特定时节的共同焦虑，并非华夏独有。在西方文化中，五月同样被烙上了不祥的印记。古罗马人在五月举办纪念亡灵的勒穆瑞娅节，认为游魂会在这段时间侵扰生者，因此不宜举行婚礼；中世纪欧洲流传谚语 "‌Marry in May, rue the day‌"（五月结婚，后悔一生），不少新人刻意避开这个月份。尽管东西方对“恶月”的界定时间不同（中国是仲夏五月，西方是公历五月），但底层逻辑一致：都是古人在医疗条件有限、疫病高发的季节里，对自然力量产生的集体性敬畏与避险心理。这也从侧面佐证了，端午节最初的防疫祈福属性，绝非孤例，而是东西方文明共通的生存智慧。

勒穆瑞亚节（Lemuria），是古罗马在每年5月9日、11日和13日举行的驱鬼仪式。在罗马神话中，“lemures”指那些无人祭奠、无处安息的孤魂野鬼，它们被认为心怀恶意，会在五月重返人间侵扰生者。为了驱离这些恶灵，每户家主在仪式前需洗净双手以净化自身，随后赤脚行走，全程不得回头，同时向身后抛撒黑色蚕豆，口中反复念诵九遍：“我以这些蚕豆赎回我自己和我的家人。”传说幽灵会跟在身后捡食蚕豆——这些豆子被视为家庭成员灵魂的替身，以此满足亡灵、换取生者的平安。与中国的“恶月”相似，勒穆瑞亚节同样反映了古人在疫病高发的季节转换期，对亡灵与灾祸的集体恐惧。

视线转回中国。

春秋时期，楚国人伍子胥父兄被楚王所杀，他辗转投奔吴国，助吴王阖闾伐楚，五战攻入郢都，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以报家仇。吴王夫差继位后，大败越国，越王勾践请和。伍子胥力劝夫差彻底消灭越国，夫差不听，反听信谗言，赐剑令其自尽。伍子胥临死前愤言：将我的眼睛挂在吴国东门之上，我要亲眼看着越国军队入城灭吴。夫差闻言大怒，令人将伍子胥的尸体装入皮袋，于五月初五投入大江。传说伍子胥死后忠魂不灭，化为涛神。

东汉时期，吴越故地的百姓感其忠烈，开始在每年五月初五举行“迎涛”仪式，祭奠这位含冤而死的忠臣。最早将这一习俗记录下来的，是东汉邯郸淳所撰《曹娥碑》，碑文记载了少女曹娥投江寻父的孝行，同时也为伍子胥的五月初五祭祀留下了最早的文献证据。

东汉汉安二年（公元143年），上虞少女曹娥的父亲曹盱，正是在五月初五迎祭伍子胥的仪式中因风浪翻船溺亡。曹娥沿江哭号十七日，最终投江寻父。五日后，她的尸身竟抱着父尸一同浮出水面。曹娥投江的事迹，将“忠”与“孝”两重主题一并镌刻于端午的记忆之中。

曹娥碑始立于东汉元嘉元年（公元151年），原碑早已散佚。东晋升平二年（公元358年），书圣王羲之曾重书碑文。现存于浙江上虞曹娥庙的碑刻，是北宋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由蔡卞重书的版本。蔡卞乃王安石之婿，书法精妙，此碑为行楷体，高2.1米，宽1米。碑文末镌有“曹娥场大使河南孟津县李恭令工刊刻”字样。“曹娥场”是宋代两浙路的一处盐场，“大使”即盐场最高行政长官。由盐场长官亲自主持碑刻工程，足见当时官方对曹娥碑的珍视。

战国时期，楚国诗人屈原官居左徒、三闾大夫，辅佐楚怀王，主张联齐抗秦。然而他遭贵族谗言陷害，被流放江南。公元前278年，秦军攻破楚国都城郢都，屈原眼看祖国被侵略，心如刀割。他始终不忍舍弃自己的祖国，于五月初五这一天，写下了绝笔之作《怀沙》之后，抱石投入汨罗江，以身殉国。传说屈原投江后，楚国百姓哀痛异常，纷纷涌到汨罗江边凭吊。渔夫们划起船只，在江上来回打捞他的真身。有人拿出饭团、鸡蛋投入江中，说是让鱼龙虾蟹吃饱了，就不会去咬屈大夫的身体。从此，每年五月初五——屈原投江殉难之日，楚国百姓便到江上划龙舟、投粽子，以此纪念这位伟大的爱国诗人。这一说法流传最广、影响最深，最终成为今天大众认知中端午的主流叙事。屈原被植入端午习俗，迟至南朝梁代，比五月五日祭奠伍子胥又晚了约三百年。

从先秦五月五日祈求平安、养生避疫的节日底色，到东汉与南朝相继植入祭奠伍子胥与屈原的人文情怀，端午节似乎真的是一个充满悲悯情绪的日子。那么古人是如何过端午节的呢？

先弄清端午节名称的由来：“端”在古汉语中有“开端”、“初始”之意，“午”与“五”相通，“端午”即“初五”。其名最早见于西晋周处《风土记》：“仲夏端午，烹鹜角黍”（“角黍”即粽子），“端者，初也”。

唐代之前，端午多称“五月五日”或“端五”。因唐玄宗李隆基生日为八月初五，为避“五”字讳，宰相宋璟上表将“端五”正式改为“端午”。此后，“端午”之名迅速普及，唐玄宗本人也在诗中正式使用。又因五月即“午月”，故亦称“重午节”。

开元年间某年端午，唐玄宗于三殿设宴款待文武群臣，席间君臣同饮、赋诗酬唱。玄宗当场作五言律诗《端午三殿宴群臣探得神字》，诗中“穴枕通灵气，长丝续命人”一句，直白道出宫廷端午悬挂长命缕、祈愿延年益寿的风俗。而置于诗首的序文中，他写下“叹节气之循环，美君臣之相乐”，直言佳节轮转可喜，最难得君臣同乐、共享欢娱。在帝王眼中，端午正是调和上下、共叙同乐的良辰吉日。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在偶然间被开启，发现了5万多件文稿，后世统称敦煌遗书，内容除宗教经卷、官方文书、经史典籍之外，还有大量尺牍书信、礼仪范本、岁时记载、社交仪轨等世俗资料。

唐代张敖编撰《新集吉凶书仪》中的《端午相迎书》，便是唐代民间端午待客邀约的真实文书：S.2200卷云：“喜逢嘉节，端午良辰，献续同欢，传自荆楚。但惭羁泊，何可申怀，空备团粽，幸请光临。”S.5636卷则记：“幸逢嘉节，端午良辰。有慰同僚，何以申展，空备团粽，辄敢谘邀。”

两篇文意相通：恰逢端午良辰，纵使客居他乡、陈设简朴，亦备好团粽，诚邀亲友、同僚相聚同欢。这份唐代社交模板，以直白而恳切的措辞，清晰地昭示了古代端午本是献福续寿、欢聚同乐的喜庆节日。

遍览唐宋端午诗词，不乏良辰、嘉节、喜气等贯穿全篇的温暖底色：

唐代权德舆《端午日礼部宿斋有衣服彩结之贶以诗还答》：“良辰当五日，偕老祝千年。”

北宋晏殊《端午词·内廷》：“宫闱百福逢嘉序，万户千门喜气多。”

欧阳修《渔家傲》：“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送。菖蒲酒美清尊共。”

苏轼《浣溪沙·端午》：“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

陆游《乙卯重五诗》：“粽包分两髻，艾束著危冠。日斜吾事毕，一笑向杯盘。”

翻阅历代典籍，古人从未将端午祝福固定为“安康”二字。那么，“端午节快乐”为何成为禁忌？答案源于一场网络谣言。2015年前后，社交媒体流传一篇帖子，称“非遗专家杨广宇教授”表示：端午是祭祀日，只能祝“安康”，不能说“快乐”。经学界查证，根本不存在所谓的“非遗专家杨广宇”——所有正规媒体报道中查无此人，学术数据库中亦无其任何著述。多位民俗学者公开辟谣，指出这套说辞毫无文献支撑。

毋庸讳言，端午的起点是恐惧与避讳，千年流变中又融入了祭奠伍子胥、屈原的悲悯情怀。然而，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历程中，每一个历史上的今天，都承载着属于个人、家庭、民族乃至全人类的悲喜记忆。端午传承至今，早已是家人围坐共享粽香的温馨，是闲话家常中流淌的亲情；是整座城市为龙舟呐喊的沸腾，是千年习俗在今人身上延续的生命力。此时此景，祝天下人安康顺遂、平安快乐，正当其时，并无欠妥之意。

谨以此文，祝您端午节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