端午的多重叙事，端午节文化随笔。

利众

　　五月，端阳，艾草青青，粽香阵阵。彩绳缠福运，葫芦佑平安。烟火亦清欢，岁月自安暖。

2026年6月19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令人怀念。孟夏端午时节的中华，格外宜人，格外情长。

此时节，沪上节日气氛也正浓。街头巷尾，随处可见售卖艾草、菖蒲和五彩丝线的小摊，清新的草药香夹杂着糯粽的甜香。公园中些水域，虽无大江大河上的激烈龙舟，却有市民临水漫步，或进行小型的旱地龙舟趣味活动。

很多人家门楣上插着艾束，孩子们手腕系着五彩线。超市里，红枣粽、豆沙粽是主角，一些老字号店铺则现包现卖，热气腾腾。

这座魔都，以一种温润宁静的方式，承接着这个古老节气的祈福与安康。

我就带大家再一次话话这古老的节日。因节日溯流芳草深处有国殇。从恶月禳灾到诗人之死。端午的源头，并非一汪清泉，而是一条汇聚了多条古老溪流的深潭。

它的初貌，远比纪念屈原要来得幽深、质朴，甚至带着几分上古的狞厉。在先秦的时空里，五月被视为“恶月”，五月五日更是“恶月恶日”。《礼记·月令》载：“是月也，日长至，阴阳争，死生分。”古人认为，此时阳气极盛，阴气萌动，湿热交蒸，毒虫滋生，疫病易行。这是一个危险的关口，天地间的“恶气”最为炽盛。

因此，最初的端午习俗，核心是禳灾避祸，是一场全民参与的巫术性生存防御。人们采集艾草、菖蒲悬挂门楣，因其芳香可驱虫避秽；以兰草煎汤沐浴，称为“浴兰”，意在洁净身体，祛除不祥；饮雄黄酒，涂抹小儿额间，以震慑蛇蝎毒物。就连那五彩丝线（后称“长命缕”），最初也非装饰，而是象征“五方五行”的“辟兵缯”，用以抵御兵役与病厄。此时的端午，弥漫着一种草木皆兵的氛围，是先民在科学未明时代，用经验和想象构筑的生命防线。

忠魂的注入，屈原与历史的诗性选择。而如今成为节日灵魂的屈原故事，是在后世，尤其是汉代大一统与文化整合背景下，被逐渐吸附、强化，最终成为主流叙事的。屈原，这位战国末期楚国的贵族诗人，因其政治理想破灭，于五月五日自沉汨罗江。

他“信而见疑，忠而被谤”的遭遇，与“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诗句，在汉代士人心中引发了强烈共鸣。司马迁在《史记》中为其立传，推崇其志洁行廉。东汉的《风俗通义》、《后汉书》等文献，已开始将端午竞渡、食粽与纪念屈原明确关联。儒家伦理需要忠臣的典范，民间情感需要英雄的传说，而端午的“恶日”背景，恰好为这悲剧性的死亡提供了一个极具张力的时间容器。

于是，一个地域性的禳灾节俗，与一位诗人政治家的殉道故事，完成了惊心动魄的文化嫁接。屈原的沉江，为端午的“避害”主题，注入了“怀忠”的精神内核；而端午的集体仪式，则为屈原的个体悲剧，提供了年复一年的全民性哀悼舞台。这种绑定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后世几乎掩盖了节日的原始底色。

传说的层累，伍子胥、曹娥与地域的余响。在更广阔的江南水乡，端午的叙事还有其他版本。在吴地（今苏州一带），人们纪念的是比屈原更早的伍子胥。这位助吴破楚、最终被谗言所害、尸身被投入江中的忠臣猛将，被视为涛神。吴人于五月五日迎涛而上，是为迎接伍君之魂，其刚烈之气与屈原的悲郁形成对照。

在浙江上虞，则有孝女曹娥的故事。其父溺于江，十四岁的曹娥沿江哭号十七日，于五月五日投江，五日后抱父尸浮出。后人为之立碑建庙，端午亦成为感念孝道的日子。这些并存的传说，如同一曲多声部的合唱，共同丰富了端午的内涵：它不仅是国家的、政治的，也是地域的、伦理的；不仅是文人的、诗性的，也是武将的、刚烈的，乃至关乎平凡人的至孝亲情。端午，就这样在历史的层累中，成为一个承载多元集体记忆的厚重文化符号。

风仪习俗龙舟、艾草与时间的战阵。端午的仪式，是一场动用身体、感官与社区力量的综合性“文化展演”。它既指向外在的自然威胁，也指向内在的精神世界，在动静之间，构筑起一个充满象征的节庆时空。

习俗描写后，落笔于“忠魂如可吊，试与问汨罗”，将对时局的忧思，寄于对古忠魂的凭吊之间。这些诗篇，将端午节从民俗层面，提升到了士大夫精神自况与家国情怀表达的高度。节物的清趣风俗画卷的诗意捕捉。更多的诗词，则生动记录了端午的民间风情，充满生活气息。苏轼的《浣溪沙·端午》轻快明媚：“轻汗微微透碧纨，明朝端午浴芳兰。流香涨腻满晴川。彩线轻缠红玉臂，小符斜挂绿云鬟。佳人相见一千年。”描绘了女子浴兰、缠彩线、佩灵符的佳节情景，最后是对爱情的美好祝愿。

宋代诗人杨无咎的《齐天乐·端午》详细铺陈：“疏疏数点黄梅雨。殊方又逢重午。角黍包金，菖蒲泛玉，风物依然荆楚。衫裁艾虎。更钗袅朱符，臂缠红缕。扑粉香绵，唤风绫扇小窗午。”将角黍、菖蒲、艾虎、朱符、彩缕、扇子等节物一一入词，宛如一幅精致的宋代端午风俗工笔画。

这些作品，为后世保留了鲜活的历史民俗细节。谚语里的生存哲学。民间谚语则以更质朴、直接的方式，传达了与端午相关的生存经验与集体心理。“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是简洁的行为指南。“端午不戴艾，死去变妖怪”，用夸张的禁忌强调习俗的重要性。“喝了雄黄酒，百病都远走”，表达的是祛病健康的强烈愿望。而“粽子香，香厨房。艾叶香，香满堂。桃枝插在大门上，出门一望麦儿黄。这儿端阳，那儿端阳，处处都端阳”这样的歌谣，则洋溢着节日的欢欣与田园的喜悦。此外，像“蛤蟆蝌蚪躲端午”这类观察自然的谚语，也体现了民间对物候的细致关注。这些来自土地的语言，与文人诗词的雅致相映成趣，共同构成了端午完整的文化表述。　　

端午节，就这样穿梭在多重叙事之间：它既是上古先民在恶月战战兢兢的生存防御，又是后世对一位行吟诗人沉江的深情追忆；既是门楣上艾草蒲剑的静默守卫，又是江河中龙舟竞渡的喧腾咆哮；既是唇齿间一枚粽子承载的家族味道，又是诗词里千年不散的孤忠悲歌。它不曾被固定在单一的意义上。

我们在兰汤中沐浴，仿佛洗去的是千年的尘垢与不祥；我们吞咽下混着箬叶清香的糯米，仿佛咽下的是整个南方的山水与春华；我们看着孩子额头的雄黄“王”字，仿佛看到了一个民族在疾病与灾难面前，那份顽强的、近乎天真的求生意志与护卫幼弱的深情。

当鼓声再次响起，龙舟再次破开水道，我们纪念的或许已不仅仅是两千年前那位独醒的诗人。我们纪念的，是在任何时代的“恶月”与激流中，一个文明如何用诗歌、用仪式、用草木、用集体的力量，年复一年地完成自我的清洁、强健与不朽的泅渡。那投向江中的粽子，于是不再只是给鱼鳖的贿赂，而是文明向时间之流投下的、关于生存、关于记忆、关于'不朽的永恒诘问与温柔供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