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卷离骚一樽酒，九歌谁识屈原心 -----端午话屈原

石竹山人

一卷离骚一樽酒，九歌谁识屈原心。

- ----端午话屈原

时 间：2015年6月19日下午3时

主 持：郑文红（北溪书院理事长）

主 讲 徐 寒（北溪书院首任山长）

(这是北溪书院名师讲座实录。十一年前，北溪书院有幸邀请到阎步克教授莅临讲学。同日下午，徐寒教授作了"端午话屈原"的讲座。他们的讲座在泉州影响甚广。此篇是根据讲座录音整理的，目前正在核对中。明日恰逢端午，姑且先发于此，以飨读者。)

郑文红（北溪书院理事长）：

尊敬的各位领导、乡贤、各位朋友们：

大家上午好！仲夏初盛，文脉绵长，在这粽叶飘香、即将迎来端午节，我们相聚北溪书院，共赴一场跨越千年的历史文化之约。今天，两位重量级学者的到来，让这座书院更添人文光彩。他们一位是深耕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数十年，以《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等著作影响学界，获评“国家级教学名师”，更被学生赞为“用知识点亮历史星空”的北京大学阎步克教授；另一位是我们北溪书院的首任山长、在传统文化研究领域造诣深厚，始终致力于文脉传承的徐寒教授。

首先，让我们把热烈的掌声送给阎步克教授。从先秦的“世卿世禄”到隋唐的科举取士，中国古代入仕制度的演变，不仅是官员选拔方式的更迭，更是社会结构、治国理念的深层变革。阎先生深耕此领域四十余载，既能以严谨的考据还原制度细节，又能以生动的解读串联历史逻辑，今天他带来的《从世卿世禄到选贤任能——中国古代入仕制度概述》，将带我们拨开历史迷雾，看清古代人才选拔制度的智慧与得失。

而明天恰逢端午，这个纪念屈原、承载家国情怀的传统节日里，徐寒教授将以《屈原》为题开讲。谈论屈原，从来不止于回顾一位诗人的生平——他“路漫漫其修远兮”的求索精神，“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赤子之心，早已融入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在当下重温屈原，既是对传统文化的致敬，更是从先贤品格中汲取坚守与担当的力量。

阎步克教授在北溪讲堂

徐 寒（北溪书院首任山长）：

一卷离骚一樽酒，九歌谁识屈原心。 -

----端午话屈原

明天是农历五月初五，也就是端午节了。据说，在屈原之前就已经有端午节了。那么，我估计屈原生前也要过端午节的。

有一种说法是：端午节是“五月五日，蓄兰而沐”。就是说这一天，人们要洗澡沐浴，还要洒扫庭院，挂艾枝，悬菖蒲，饮雄黄酒，激清除腐，杀菌防病。那么，这个节也可以说就是一个“卫生节”了。

还有一种说法，端午节就是流传的一种图腾祭祀习俗。在古吴越、在长江流域是以龙为图腾。刺上龙纹，龙就以为是同类，就不会来伤害。往江湖投粽子，那河妖吃饱了就不会来吃人了。

而自从屈原在汨罗江“怀石投江”之后，端午节的内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包粽子投在江里，划龙舟驱赶蛟龙，都是为了死后的屈原不被蛟龙、河妖撕咬。

从此以后, 每年到了农历五月五日, 人们都要赛龙舟, 吃粽子, 喝雄黄酒来纪念屈原。这端午节也就变为贿赂打点河妖以护慰亡灵的诗人节，成了祭拜与表达敬仰屈原、纪念屈原专门的日子。

二千多年过去了，这本为屈原的祭日，却让民俗越办越喜庆，用时髦的话说，被完全娱乐化了。

大家见面，要不住地问：端午节快乐！吃棕子了吗？去看赛龙舟了吗？

现在，又有几个人还去问，去祭奠那位诗人了吗？如果大家在酒足饭饱之后，都说：“今年的粽子真好吃！” 我想，那大诗人听罢，不知该有何感慨，我估计那屈原是万没想到中华儿女的语言怎么就贫乏到这般地步？难道，我们生活的时代不再需要屈原这样的诗人了？

屈原，我们是从小就知道的名字，但对屈原我们又真正了解多少呢？就像《离骚》、《九歌》《九章》《天问》这些诗篇, 我们或许都如雷贯耳，但现在又有多少人真正读过它们呢。我认为，屈原它不是一个简单的文化符号，在他的身上有许多复杂的方面。也许，我们会感到楚国的屈原很遥远，《离骚》的屈原很神秘，政治的屈原很失意，放逐的屈原很孤独，忠贞的屈原很崇高……

其实，两千多年来，不同时代、不同学者的笔下也有着不同的屈原形象。在两汉人心目中, 是悲剧的屈原，宋代以后逐渐被塑造成为忠君爱国的圣贤，明清之际遗民学者笔下的屈原则是富有民族气节、满怀孤愤的爱国志士。20世纪以来，随着中西文化的整合与融汇，传统的屈原形象发生深刻的裂变，屈原又被分别描写为一个纵横家、有洁癖的殉情者、法家诗人，甚至还有人认为屈原是一个“病态狂人”, 等等。两千多年来，谁能真正认识那个屈原呢？

一卷离骚一樽酒，九歌谁识屈原心。

所以，这次北溪书院讲会，特意在端午节前夕安排这样一次讲座。

让我们一步一步走近屈原，我的心中依然充溢着崇敬之情。我想，在端午节，当我们大家吃粽子、赛龙舟，别忘了屈原，别忘了应该去祭奠他，怀念他，再多思一思、想一想，使我们端午节过得更应有一些它本来的意义。

一、屈原的死与生

话说公元前277年某一天， 形容枯槁，面色憔悴，披头散发的屈原独自在湘江岸边长时间徘徊着、沉思着。而在不远处，有一个打鱼的渔夫似乎注意他很久了。于是，那个渔夫走到屈原身边，问：先生，你是不是三闾大夫。 三闾大夫是屈原流放之前的一个职位。屈原回答：正是屈平。

屈原名平，字原。后人以字称，以示敬重。

渔夫问：先生为什么流落到这里。

屈原答：“ 举世皆浊我独清，举世皆醉我独醒。”

渔夫说：先生，你可是圣人呀，圣人可不能象你这样迂腐固执。什么是真正的圣人呢？圣人就是不死板地对待事物，能够随着世道一起变化，大丈夫能屈能伸，你可不能再固执呀。虽然整个世界浑浊肮脏，何不和和稀泥随随大流; 虽然大家都迷醉不醒，你又何不连酒带糟，也喝得酩酊大醉。管他的了。你为什么要想得太深太多而不能自拔，你太清高了，以至让自己落个放逐的下场呢？”

屈原回答说：“我听说，刚洗过头一定要弹去帽上的灰尘才戴上帽子，刚洗过澡的一定要抖掉衣上的尘土才会穿上衣服。怎能让自己清白干净的身体，去接触世尘污染呢？我宁可投入湘江,葬身鱼腹也绝不同流合污。”渔父一听，见屈原如此坚定，看来没法劝说了。

于是，渔父就摇着船，唱着楚地十分流行的歌谣：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用现在话说：沧浪之水清又清，可以用来洗我的帽缨; 沧浪之水浊又浊，可以用来洗我的脚。渔父远去了了。屈原写下《怀沙》诗，不久，抱着石头，投汨罗江而死了。

在这里，这渔父或许是屈原为了表达自己的志向而虚构出来的一个人物，借渔父之口给他提供一个人生选择。你可以选择与世人同流合污，也可以选择退隐山林，逍遥自在，保全自身。那么，这里就有个问题：屈原为什么会落魄潦倒，并且又处在进退两难的境地? 这得多说二句，先简单了解一下屈原的生平。

大约在公元前342年左右，屈原出生在湖北宜昌秭归，与楚王同姓，也就是正宗的王室宗亲。屈原也可谓是少年得志的典型。在他刚刚二十出头时，当时的楚王，楚怀王任命他担任了一个很重要的官职，就是楚国的左徒，兼管内政外交大事，相当于副丞相的高官。想当年，屈原在楚国的地位真是如日中天，他主张对内举贤能，对外力主联齐抗秦，在楚国政坛也是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好景不长，屡遭陷害，排挤，最后长期被流放了。 到了公元前278年，秦国名将白起率军讨伐楚国。

我们知道，战国时期，实力最雄厚的有齐楚韩魏赵燕秦，所谓战国七雄。但到了公元前278年，真正的强国只有齐楚秦。秦是军事强国，齐算是文化强国，而楚国则是国土最大，人口众多的国家。而在这三国中，又是秦楚。但俗话说，一山容不得二虎，所以，战国后来的争霸战，就从秦楚二大强国中轰轰烈烈展开了。但是，当时楚国虽号称三强之一，但其实在军事上是外强中干。与秦军交战往往是败仗。所以，公元前278年，在秦军的进攻下，楚国几乎就没有什么还手之力。很快，白起率军就攻到郢都。此时，屈原已被流放多年。

屈原尽管多年不在朝中，但是还是处江湖之远忧其君。一切来自郢都的消息，对他来说是极为敏感的。当他得知秦军攻楚的消息，他是多么希望此刻能回到郢都，哪怕是战死疆场，也是九死不悔。

纵观屈原一生，一方面屈原一直是以正宗的纯粹的楚国人自居，还有一点，屈原对于楚国的爱像矢志不渝的爱情。所以，当他挚爱的国家危难时，他希望自己就在身边，能够保护她，为她流血牺牲，能够力挽狂澜。

可是，他的国家现在不要他了，于是，屈原就这样走到了生死悠关的悬崖边了。我们也可以想象，这个时候的郢都也是乱成一团。兵临战下，百姓哭的哭、叫得叫，逃的逃。 更遭糕的是老百姓指望的朝廷，这时比百姓还乱还心慌。

公元前278年，这时的楚王，叫顷襄王，赶紧把他平时倚重的大臣们召集来讨论对策。那些平时唯唯诺诺、赞歌不绝的心腹们，那些高谈阔论、纵谈国际国内形势的爱卿们，那些平时高调爱国忠君的卿相们，那些平时自诩学富五车、学识渊博的大臣们，在这样的关头，确实比老百姓还慌乱，全没有了主意。要么主张投降，要么主张逃跑，就是没有挺身而出，能够力挽狂澜的 。他们的表现这时才让顷襄王伤心透了，失望极了。一个也靠不住了，一个也靠不上了。没法了，最后，顷襄王只得决定走为上，还美其名曰：迁都。总之，君王逃走了，这个时候，谁还能指望他们的军队死守他们的家园，保护他们的百姓吗？不可能！

所以，秦军就没碰到什么有效的抵抗，郢都就很快陷落了。这个郢都，经历了二十代君王，号称战国时最繁华的大都会，陷落之后，白起纵军烧杀，包括楚先王的陵墓也被烧。可以说是毁于一旦。 当这些信息传到屈原耳朵里，他的幻想也就一次次被摧毁了，于是，屈原写下著名的《哀郢》，诗头几句就是：“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 意思是：伟大的老天爷啊，你为什么要对楚国的老百姓这么残忍，让他们接受这样的惩罚，要让他们妻离子散，流离失所。郢都的陷落，让屈原伤心之极，而此时此刻，自己又不能为国效力，这更让他绝望。

所以在这时，他终于下定决心，“曼余目 以流观兮，冀一反 之何时?鸟飞反故乡兮，狐死必首丘。” 在汩罗江畔，屈原放眼四望，他要把楚国的大好江山都牢牢刻在心里。他身体回不去了，把他的目光定格在郢都的方向，让灵魂能够飞回梦牵魂萦的郢都。他说，鸟儿无论飞得多远，都要返回它的故乡，而狐呢，无论它死在什么地方，它的头也是朝向它洞穴所在的那个首丘。

公元前277年五月初五，屈原纵身跳入了汩罗江中，这一年他六十六岁。

汩罗江水可能还象以前那样平静流淌，但屈原纵身一跳的一刹那，最终成就了他人格的完整与伟大，意味着中国第一位伟大诗人在这一刻涅槃了，重生了。

一百多年后，西汉史学家司马迁就专门来到汩罗江边凭吊屈原。在史记里专门有一篇屈原列传，评价屈原的人品和才学“与日月争光可也”。从此，屈原成了中国文人心中最崇高的一个象征符号。

在以后二千多年，一代又一代的伟大文人，比如陶渊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等，都是屈原精神的忠实追随者。在屈原逝世二千二百三十年后的1953年，屈原被世界和平理事会评为全世界四大文化名人之一。其它三位是波兰天文学家、日心说创始人哥白尼，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重要的人文主义作家弗郎索瓦.拉伯雷，英国文艺复兴时期剧作家、诗人莎士比亚。

可以说，中国和世界人民都还在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来怀念屈原这位伟大的诗人。

上世纪初，还有一位大学者王国维，他说，中国文学史上有四位旷世而不可一遇的伟大文人，那就是屈原、陶渊明、杜甫、苏轼。王国维说“此四人，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故无高尚伟大之人格，而有高尚伟大之文学者，殆未之有也。”也就是说，在中国文学史上，人格与文学都能称得上高尚伟大的人, 是这四人。即便他们不是伟大的文学天才，就凭他们高尚伟大的人格，也足可传颂千古。

当然，二千多年来，人们在对屈原崇高评价、度高赞誉的同时，对屈原的批评的也不少。如东汉大史学家班固就批评过屈原是”露才扬己”。就是说屈原个性太强，喜欢炫耀自己的才华，总是显得与众不同，所以，被世人所难容。

屈原也受到了许多儒学大师的批评，如宋代的朱熹曾批抨屈原是“过于忠”，认为屈原没有遵循“中庸之道”。因为对于儒家来说，保全生命是人的一种本能。所以，儒家虽然也把“道”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但却无法真正做到“殉道”。于是他们就提出了另外一套理论，即认为对生命和人的理解，应当具有头等重要性，人只能“尽人事以俟天命”，“有道则见，然道则隐”，或者周游列国、“朝秦暮楚”。班固指责屈原不能明哲保身，实际上就体现了儒家的这种态度。

至于道家更是提出了与屈原“玩命”哲学相反的“活命”哲学，将“独善其身”的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主张心灵要从忧愤之中超脱出去，以获得抚慰和宁静。 但是，屈原就是屈原，他即使不在其位，也要谋其政，朝思暮想，忧心如焚，始终地沉浸在忧愤当中，不求解脱，而是企图集中自己全部的生命之力，来抗争到底，直至成就自己的理想。因此，他对死亡的抉择，是果断坚决而非盲目的冲动。以死抗争纯粹是他追求“道”的一种方式。自从察觉到现实与理想的的差距，他就想到了这个方式，直至他的理想彻底破灭，他对何去何从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儒家 道家的思想已经影响不了他，因此，他从容地投江自杀，对于他来说，死是一条义无反顾的路。

所以，我认为无论是赞誉还是批评，这都己经无法忽略屈原对中国历史和文学的巨大影响了。

也许，有人会问，一位二千多年前的文人，就凭《离骚》等为数不多的诗篇，就能得到”与日月争光”的极高的评价，得到历代众多大文豪的高度认可？什么原因让屈原获得如此崇高的荣誉和地位，屈原精神和人格魅力又体现在哪里呢？

对此，综合学术界的评价，主要有以下四点：

一是浪漫文学始祖。

屈原在文学领域，是楚辞体的开创者，其代表作品就是《离骚》，这也是楚辞体最高文学成就代表。可见，屈原对中国文学的贡献巨大。

二是“美人香草”的“内美”情操。

骚体文思飘渺、词章华彩、类比天人、取喻花草，都在于表现志向和行为的高洁。这种香草美人情意，也是屈原诗歌创作中极有魅力的地方。他创作时喜欢将美好的形象用各种美丽的香草来比拟。把楚国君王比作是美人，是不可侵犯的女神。自己就是爱着的男子。“结微情以陈词兮，矫以遗夫美人。”这种香草美人情意是他开创性的象征手法。有意思的是, 现在有的学者不知怎么，在屈原香草美人情意的分析中又发现屈原有同姓恋倾向，与楚怀王是同性恋者，并且说的头头是道。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学者的丰富的分析力和想象力，但我实在是不敢苟同。

三是强烈的家国情怀。

很多学者认为是爱国主义先驱。我认为还是以”家国情怀”表述更为准确。这点，在后面还要说明。我们知道，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思想最为开放，文化最为繁荣的时期。

这个时期有两个特点：一是百家争鸣，二是朝秦暮楚。战国时期的名士，大都在各诸侯国之间游走，游说各国的君王，以推销自已的学术和才华。一旦那个国君愿意出高价购买，他们就为谁服务，所以，朝秦暮楚是当时名士们一个十分普遍的现象。用一句俗话讲就是：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用孔子话说：待价而沽。

那个时期，尽管也有忠君爱国的一种思想存在，但是没有道德的约束与法律规范，必须要求名士们忠于自已的故国。但屈原不一样，在他思想中，无论祖国怎么对他，他都会始终如一地怀有热恋般的情感对待他的国家。他是深深地为自己宗族国家的兴亡而尽责而忧愤，并且在得知楚国无可挽救的败亡之后，自己也投江殉国。要做到这点很难，也争论最多。后面，我想专门讲讲。

四是“正则”风骨，正道直行精神。

屈原在《离骚》开篇就亮明，也是为了强调一种人生风骨，就是刚正不阿，坚守正义，独清独醒，对昏庸、邪恶、奸小不屈不饶，这是屈原诗作的基本主题，他倾情吐露、反复咏叹。正因为屈原心怀始终如一的热爱，所以，他能做到在任何时候不扭曲自己的灵魂。他在任何时候，无论是重用还是流放，是得志还是失意，都没有改变他坚守的人生信仰和道德原则，坚守身体与灵魂的双重高洁。正如屈原所说的，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污浊，我也要保持干净，绝不同流合污。即使全世界的人都昏睡不醒，我也要保持绝对的清醒，和对世事的洞察。你说，能做到这点的人有多难，更是少之又少。

所以说，屈原的精神，就是高贵的人格、坚贞的家国情怀、刚正的风骨、高尚的情操。我认为，这种精神也是整个精神文明的一种典范，值得所有的人所推崇。屈原是在遭受排斥打击命运悲剧的情况下“遭忧作辞”的，用一种哀婉欲绝的笔调把高贵的精神表现出来，因而更加直指人心，感天动地。

我们今天纪念屈原，也应该还他以本来面目，还原其精神实质。屈原虽然远去，但是屈原的精神一代代地激励着中国人，一代代地坚定前行。　

　我们说，屈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但同时，又是留下最多谜团的诗人。如：屈原究竟出于何年何月何日，学术界起码有十几种有理有根有据的说法。屈原留下了那么多缠绵悱恻， 美丽动人的爱情诗篇，但屈原又有没有那些荡气回肠的经历呢，等等，这些许多谜团，都值得去研究、追问、了解。

不过，今天，我不想去讲故事，而是想谈谈，我读屈原的一些想法和认识。现在，我讲第二问题：

二、诗人屈原

伟大苦难成就伟大诗人。《离骚》就是。《离骚》是自传体长诗，取名也有不同说法。有人认为骚就是忧愁，离骚，就是放逐的忧愁。也有认为离是罹，遭遇的意思，遭遇忧愁的意思。不管怎么样解释，一定是屈原受到不公正待遇后，心中累积忧思而爆发出的忧愁忧思。从文学意义上，屈原是在楚地的音乐等基础上创作的，书楚语、作楚声、纪楚地、名楚物，代表们的是长江流域的文化。之前的《诗经》是代表黄河流域的文化。因此二者也并称“风骚”。《楚辞》作为国学经典，与《诗经》齐名，是中国古代文学的两大源头之一。

《离骚》是楚辞中篇幅最长、影响最广、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共有2490字，可以说是中国第一首抒情长诗了。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史诗，却有着独具民族特色且辞采华美的抒情长诗，这多少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民族品格。古人说:“名士不必须奇才，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世说新语·任诞》)因此，阅读并体味这首长诗，是一次美丽而深刻的生命之旅。

《离骚》可以分成九段：

第一段 是屈原的自传和抱负。

第二段 写君王对屈原的疏离。

第三段 将疏离之因, 归结为君主身边小人的嫉恨和谗言。

第四段 设想退隐后的生活状况。

第五段 写屈原与女媭的对话，就自己的人生选择向亲近的人咨询意见。

第六段 写游仙，向天上神仙求索自己的前行方向。

第七段 写请灵氛和巫咸占卜，预示自己的前程。

第八段 再次写神游天国，但却难以离弃故乡。

第九段 写人生无法实现完美，只能追随赴水的彭咸。

有人说，《离骚》创造的不仅是一种歌辞，而且是一个艺术世界。

首先，《离骚》创造了一个美好的象征的世界 。这个世界表现的是屈原个体精神的张扬和个体品质的自我珍惜。香草象征着屈原的高洁品质，恶草象征着对小人的憎恶；而美人一般被认为是屈原自喻，或者是屈原追求的对象。屈原坚贞高洁的形象就是在这香草美人的象征中树立起来的。

其次，《离骚》描摹了一个黑白颠倒、君主昏庸的现实世界。

屈原的悲伤在于，这个混浊的世界恰恰是他的故乡楚国。所以，他对君主的感情，对人民的感情，根本上都包容在对故乡的感情之中。在这个世界里，小人当道，君主被蒙蔽。这个现实的世界是《离骚》最具震撼力最具批判力的场景，也是整首歌辞的底色。

第三，《离骚》还创造了一个瑰丽神奇的神话世界，诗中主人公的远游、求女等活动都是在这个世界中展开的。这个神话的世界是屈原完美理想的化身。因此，神话中的主人公显得无比强大，这就折射出屈原对个体张扬个体自由的无比渴望。神话中一次次的求女，则象征着屈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

这三个世界加起来，就是《离骚》的世界，即象征世界、现实世界和神话世界。但这三个世界在《离骚》中不是归于毁灭，就是变得黑暗，三个世界的理想其实都破碎了。这就导致了屈原的自杀： 乱曰：已矣哉！国无人 莫我知兮，又何怀乎故都！既莫足与 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 意思就是：算了吧！楚国里没有人能够理解我，我又何必一定要留念乡关？既然不能协助明君推行美政，既然人生不能完美，那我就不如死，去依就水居的彭咸。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屈原的自杀就是《离骚》的悲剧。

第四，《离骚》极大地推动了中国古典文学的抒情性。可以说, 也正是从屈原开始，中国的诗人们才真正表现出与众不同的、或激烈或温和的情感，诗人才真正“像”一位诗人。 同时，楚辞还参与塑造了中华民族的审美风尚。

1949年之后，学界把楚辞定位为一种“浪漫主义”文学，其审美也是一种“浪漫主义”风尚。但许多学者认为这个概括并不是很合适的，“浪漫主义”这个术语来自欧洲，其具有特定的含义和审美意义，套在楚辞身上显得有点不伦不类。但是，《楚辞》确实有着不同于《诗》的审美风尚。这就是楚辞带给中国文化那种非中庸的，充满想象甚至有些神奇怪异的审美风尚。

著名学者陆侃如曾说过一段话：

两千年来，所谓“读书人”几乎没有一个不读他的作品的，读了也没有一个不崇拜的。两千年来无数作家，没有一个不受屈原的影响的，没有一个不以屈原做模范的。所以扬雄以屈原比孔子，所以李白说屈原死了便“无堪与言”，所以苏轼说他终身“企慕而不能及万一者”只有一个屈原。

可以说，从屈原的作品里，产生出赋，产生出骈文，产生出七言诗，“其衣被词人，非一代也。” 两千年来，他的作品几乎含有宗教的魔力，变成神圣不可侵犯的著作。到了端午节，赛龙舟包粽子之风普遍了全国。这一个节令，几为他一人所独占。在全国, 特别在长江流域一带，连穷乡僻壤都会有他的庙宇。这种待遇，在中国是没有第二个文学家能够赶得上的。

三、政治家屈原　　

世人评价屈原，多从诗歌角度着手，赞誉他是一个伟大的诗人，而往往忽视其作为政治家的一面。其实，屈原首先不是作为一个诗人，而是作为一个政治家和社会活动家出现在历史和人生舞台上的。

屈原出身贵族，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和塾馆教育，风华正茂的年月出三峡，入楚宫，凭籍博学多才当上了兰台宫文学侍臣。楚怀王十一年(公元前318年)，屈原又由文学侍臣晋升为左徒，仅次于楚国最高行政长官令尹，相当于后来的副宰相。此时候屈原才22岁呵，真可谓事业有成、春风得意。

当时的战国形成东西两大阵营，即西边的秦国想吞并东边的六国，东边的六国联合起来抵御秦国的兼并。

屈原得到楚怀王的赏识与支持，对内推行举贤授能、彰明法度、发展经济、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对外实行联齐抗秦、南北合纵的统一阵线，争取和平环境发展楚国。他成功协助楚怀王邀请齐、韩、赵、魏、燕五国君王在楚国的郢都聚会，缔结了战国历史上第二次六国联盟，楚怀王被推为“纵约长”。 宛若一颗耀眼的新星，屈原在楚国政坛的崛起，尤其是他的一系列政治主张的提出，引起了旧贵族势力的恐慌，在楚国内部的亲秦派看来亦是一个沉重的威胁。这两股势力结成联盟，在怀王面前恶语中伤屈原。

怀王也经不起靳尚一伙的一再挑唆，便疏远了屈原，撤掉了他的左徒职务，命他掌管王族三姓(昭、屈、景)事务，不再参与国家大事。最后丢官离职，被放逐。后来楚国日益衰败，首都郢亦被秦军攻破，他既无力挽救楚国的危亡，又深感政治理想无法实现，于是投江而死，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辉煌人生。屈原一生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是"美政"。屈原的"美政"理想是怎样的呢？

综观屈原作品大致可归纳如下：一是为政以德，修明法度。他看到楚国"灵修之浩荡"、"时俗之工巧"、"世溷浊而蔽美"的败政局面，竭力主张尧舜禹汤文武时代那样的德政，同时主张"修明法度"，并积极动手，"造为宪令"。二是举贤授能，革除弊政。在《离骚》中，屈原说："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在《思美人》中又说："勒骐骥而互驾兮，造父为我操之。"

三是国强民富，九州一统。

他在诗歌中对楚王充满信心和期待，对未来雄心勃勃并怀有远大志向，饱含着为实现政治理想而不懈追求的热情："忽奔走 以走后兮，及前王之踵武。"（《离骚》）"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 夫先路。"（《离骚》）

为了楚国的强盛，屈原奔走操劳，希望君王能赶上前代圣君的脚步，并主动承担起开路先锋的重任。　　

屈原的虽有"美政"理想，或者说设计出楚国走向强盛的一剂良方。然而，楚王昏庸，政治黑暗，贤者遭斥，奸臣横行，这就给屈原的政治道路蒙上了一层灰色。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记载："上官大夫与之（屈原）同列，争宠，而心害其能。怀王使屈原造为宪令，屈平属草稿未定，上官大夫见而欲夺之，屈原不与。因谗之曰：‘王使屈平为令，众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为非我莫能为也。'王怒而疏屈平。"上官大夫嫉贤妒能，楚王是非不分，这就使屈原要实现其政治理想举步维艰。　　

但是，他的决心从未动摇。他反复表示："亦 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独立不迁、横而不流、百折不挠、宁死不屈，表现了他为实现"美政"坚定不移的理想信念。　　

后来，楚怀王的继承人顷襄王更听信令尹子兰等人的谗言，把屈原放逐到更为偏远的地区。　　

屈原处在被流放的境遇之中，还心系楚王，心系楚国，希望楚王有朝一日能幡然醒悟，改弦更张，召他回去主持大计，挽救楚国的危亡。然而，楚国社会政治的黑暗现实和楚王的昏聩不明，最终导致了屈原美政理想的破灭；而楚国沦陷的现实对屈原来说，又意味着他已经再也无君可忠，因为楚的君亡了；已经再也无国可爱，因为楚败亡了；再也无民可怜，因为楚的人民已经颠沛流离、家破国亡了。司马迁在《屈原列传》中说：屈原"忧愁幽思而作《离骚》。"又说《离骚》"自怨生"。可以说, 这"忧"，这"怨"，激发了屈原创作《离骚》的"灵感"。　　

朱熹在《楚辞集注》中说屈原是"至于不得已 而后 发愤以抒其情"，班固也说他"为赋以风"。屈原身兼内政外交重任，励精图治，渴望改革，渴望国富民强。但却"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以致一再遭受流放之苦，这使屈原内心深处郁结着强烈的愤怒之情，这种感情达到一定程度之后便以火山爆发之势喷薄而出，成就了屈原不朽的诗篇。　　

因此，政治上的失败、人生的挫折，才成就他为诗人。从这个意义上说，屈原首先是一个政治家，其次才是一个诗人。我认为，如果从一个更高和更广的现代社会意义来说，屈原身上还要挖掘的应该是流亡知识分子的精神意义。在集权体制之下，独裁者对于不同政见者最稳妥的办法就是流放了。当“流亡者”要踏上“离开——逃亡”之路时，这无疑是一场噩梦的开始。在“离开”后，他们都因内在根性文化的呼喊和情感上的牵拽而无不思念回归，即使身体上因现世政治拒绝而难以实现，但思绪和梦魇却时时回到故国上空萦绕，切割不断。

尽管后世效法屈原自沉的并不太多，也不一定都要去死，但屈原所反复锤炼的那种“虽 体解吾 犹未变兮”“虽九死 其犹未悔”的心理情感，那种由屈原第一次表达出来的死之前的悲愤哀伤、苦痛爱恋，那种纯任志气、坦露性情……总之，那种屈原式的情感操守经常成为一代又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和创作的原动力。

尽管后世有人讥讽屈原过于“愚忠”，接受了儒家的“奴才哲学”，或指责屈原“露才扬己”、“怀沙赴水……都过当了”，这也不符合儒家的温厚精神。

但是，你能够去死吗？你敢去死吗？在这个“死”的主题面前，可以说嘲讽者和指责者都将退缩。如果说“从容就义”比“慷慨从仁”难，那么自杀死亡比“从仁”、“就义”就似乎更难了。特别当他不是一时之泄愤、盲目的情绪、狂热的观念，而是在仔细反思了生和死、咀嚼了人生的价值和现世的荒谬之后。那么，从政治家到流亡者再到诗人，屈原无疑成为可以穿越任何时空的最有担当的知识分子形象。

屈原的遭遇在世人面前展现了其丰富多面的崇高人格精神：有对自然、社会人生强烈的求知欲望和怀疑、困惑、探索精神；有为“美政”理想而至死不渝、百折不挠的“殉道”精神；还有同一切虚伪丑恶势力作斗争，并能依然保持自身纯美人格的傲岸精神。他的耿直无私、正大光明、坚贞爱国、矢志不移的品格以及疾恶如仇、傲世独立的气节，尤其是强烈的积极用世精神，成为后世所景仰的典范，对中国后来的仁人志士一直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这样一个终生为着追求振兴楚国“美政”理想而奋斗，追求一种极其高尚人格之人，当面对残酷的现实时，也势必会陷入现实与理想的矛盾深渊。是仕、是隐？是坚持还是放弃？出路在何方？屈原不断地追寻着，上天入地，问天问地。面对残酷现实，屈原是孤独痛苦的，那是一种不被理解的孤独、悲凉。

当审视个人生存价值及面对抉择时，屈原显得更仿徨困惑，挣扎到最后，终于以一种让后代文士难以理解的方式——死，获得了解脱。

纵观历史，那些和屈原一样享赋才华、满怀忠贞的仁人志士，当由于各种原因而导致其忠不得信、才无处施、报国无门时，都能与屈原其人其赋同调，从而获得跨时代的内心共鸣。更重要的是，屈原以死的悲剧启迪着后人去思索生的价值和意义，使文士们产生了对人生更深层的思索——对存在意义之深审与出处安顿之选择。

屈原在现实和理想的矛盾冲突下所思考做出的人生选择和内心安顿方式，无疑是后代特定历史时代下文士对人生思考的历史镜鉴。这也是后世文士为什么当处于逆境时往往选择屈原作为心灵吟唱的原因。

四、文人遭遇皇帝：

从屈原到王国维 二千多年前，屈原投江死了。二千多年后的1927年农历五月初三，王国维也一头栽进颐和园的昆明湖。在1966年8月，老舍在北京投太平湖自尽了。也许有人说，屈原也好，王国维也好，稍后一点的老舍也好，作为软弱的知识分子，在压力下，在羞辱下，在无路可走，无以为生的绝境之中，这是最无奈，也是最无能的选择了。是！也不是！。

对中国文人来说，功名，财富，声望，褒誉，都是暂时的，只有闪烁着你的睿智，活跃着你的思想，当然，还有流露着你的才华的作品，才是永久的。这也是软弱的中国文人，最终能够在精神上胜于那些强大帝王官侯的原因。

于是，只有活着，便有一切。只有活着，而且写作，便也拥有未来。也因此，中国文人们通常都不大采取屈原、王国维、老舍这些大师的极端做法。 我每次读他们的书，有时都会遗憾他们怎么就缺乏这点认识。无论什么“世变”，无论怎样“再辱”， 都没有必要一死了之。

以王国维论，我们从历史的，传统的，薪火相传的文化角度来衡量，这样一位精通中学西学，擅长甲骨文，兼及诗词美学方面的高深造诣，可以说是中国文人中的佼佼者。当他跳进昆明湖，这扑通一声，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人真正称得上学富五车的时代，也就宣告结束。从此，真正有学问的文人，凤毛麟角，而“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的半瓶醋的文人，“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的草包化的文人，便形成中国文化的主流。

我一直认为，王国维选择这一天自杀，是受屈原的影响。他之所以于初三死，而不是初五死，也是这位学人的谦逊，他太崇拜这位中国文学史上的第一诗人了。距今二千二百八十三年，阴历的五月初五，屈原用的方法，与王国维的方法相同，也是扑通一声，跳进汩罗江，结束自己生命。

王国维在其《屈子文学之精神》一文中，试图解释这位古代诗人之死：“屈子自赞曰廉贞，余谓屈子之性格此二字尽之矣。……盖屈子之于楚，亲则肺腑，尊则大夫，又尝管内政外交上之大事矣，其于国家既同累世之休戚，其于怀王又非一日之知遇，一疏再放，而终不能易其志。”看来，屈原“不能易其志”的“志”，与王国维“义无再辱”的“辱”，是使他们两位走向绝路的原因。

他们有什么想不开，过不去，解脱不了的心结呢？ 在屈原投江以后的一百多年，汉代的太史公司马迁，埋头为这位自沉汩罗江的诗人写传时，膺服他的志，但并不赞成他的这种自已设计的结局。

或许，司马迁之所以要这样高度评价屈原，这里面也有些太史公自惭形秽的内心隐痛，他活得苟且，活得委琐。然而，对于屈原这样的做法，值不值得死，有没有必要死，难道除死之外就再无生路了么？他虽然未置一词，但通过渔夫的嘴，说明他不会赞同这样的。因为，他本人曾经像屈原一样，忠贞爱国过，赤心耿耿过，谠言铮铮过，不但没得到好的结果，更没得到好的下场。但他却没有下决心像屈原那样轻易地就给自己画句号。

要知道，天有多大，这世界就有多大；这世界有多大，我们的生存空间也应该有多大。这也是从屈原到王国维的两千三百年间，有人想不开，死了，想干什么也不行了。但更多的则想开了，这就有可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更多更重的一笔，这就是坚决活下去的司马迁，理解同情屈原的同时，又并不以为然的描写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但正是太史公的这支笔，记叙下来屈原的死，从此，每年的这一天，成为全民的一个节日。他们用划龙舟的形式，用吃粽子的方法，来纪念这位诗人。

在中国，一个文人的忌日，能成为举国上下的节日。相反，中国差不多有三百多个帝王，他们活着的时候，有权有势有财富有美女，可以说，什么事情办不成呀。然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能够在死后享受如此永远的殊荣，这实在是使这些文人和知识分子扬眉吐气的。

死了能被人记住，不容易，死了能被人怀念，更不容易。死了以后，每年至少有一次出现在活着的人的视野里。

说实在的，这么死一回，好像也值得似的。然而，除了王国维，在中国文学史上，大多数中国文人是宁可学司马迁，也不学屈原。

何况，在端午节的这一天，那些划龙舟的人，那些吃粽子的人，到底有多少真正去纪念这位中国第一诗人，谁说得清楚呢。

我们再读外国文学史，譬如俄国的诗人大普希金、莱蒙托夫，为了一个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绝对不值得死的理由，而送掉性命，确实深感大可不必。而且我还相信，大多数的中国人，都太把命当回事，也是做不到的。

中国文人，从古至今，几乎找不出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这种样子因呕一点闲气而拉开架势决斗的案例。

中国只有忍辱负重的司马迁，这位无论怎样想不开，也要努力不死，绝对不想自杀，受天大的痛苦也要去著书立说的范本人物。

或许，这正是我们应该为之自豪的，由于惜生畏死的缘故，中国作家的自杀率，要低于西方，更低于日本。形成这样一个结果，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有皇帝的那些年代里，中国知识分子被整肃得太狠了，太苦了；消灭得也太轻易了，太随意了。但也激发了古往今来的文人，那种特别强烈的谋求生存的能力，只要有一丝活下来的可能，那是轻易不肯自绝于人民的。

其实，我觉得中国人是最现实的。都说天堂好，哪怕顿顿海参鱼翅，他也是不会去的。宁肯有一顿没一顿的在人间熬煎，也不接受这张去天堂赴宴的请柬。这就是中国式的生存哲学了，说得好听一点，叫“活着而且要记住” ，说得难听一点，叫“好死不如赖活着”。

因之，普希金会为一位法国爵爷骂了一句绿毛乌龟，而妒火中烧，以致大动干戈，最后送命；莱蒙托夫会为同窗羞辱他为乡巴老，怒发冲冠，而与那些贵游子弟决一死战，伤重不治。这种为忍不下去的一口气，不惜拿命去拼个高低的做法，绝不为中国文人所取。

活着，便是一切。中国文人为国家，为民族，为真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者，也不在少数。但更多的却能在万般劫难，次之，万般磨难，再次之，万般困难，再再次之，万般刁难之下，苟存下来。无论怎样严酷恶劣的外部空间，也要尽一切可能，求生图存，活着并且要记住，这才是人生最高诉求。

因此，中国文人之怎么折腾也不死，这实在是了不起的一种精神。

不妨再看看，文革期间，虽然北大、清华，离颐和园咫尺之遥，但从未听说过有哪位教授，讲师，学者，权威，再跳昆明湖。我们读季羡林《牛棚日记》，还是其它文革回忆录，那十年间，知识分子所领教的辱，所受的气，那是绝不逊色于当年的王国维，但却很少人去自杀。

而这些知识分子之所以宁可当孙子，当臭老九、当牛鬼蛇神，宁可被踩上千万支脚，踩得喘不上气，踩着遍体鳞伤，体无完肤，也要坚持活下来, 这确实要有多大的毅力, 勇气和智慧哟。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时中国文化人，当然不是全部，但至少百分之八十以上，对工宣队的俯首帖耳，对军宣队的唯唯诺诺，对造反派的低三下四，对红卫兵的惟命是从，所表现出来的含垢忍辱的求生哲学，其实，倒是值得后人敬重的。不管是否有污浊，不管是否有亵先贤，在这方面，两千年前的那位著“无韵之离骚”的大师司马迁，开创了中国文人苟活贪存的传统，这才是中国文人所以求生拒死的榜样。

并且, 说到底，在人类发展的全过程中，文人的这等角色身份，往往注定了他们的依附和从属的命运，以及 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头的生存准则。也许外国文人不尽如此，但在封建社会里我们的那些古代同行，却是必须如此，一定如此的。

你看, 一个堂堂关中汉子，血气方刚，凭什么像一头猪那样，被按住了，活活地把那话儿给阉了，不就因为汉武帝那个老匹夫，是他的主子吗？试想，哪是一种什么样的辱呀？如果，太史公按普希金, 莱蒙托夫们的想法，那估计一百回都死过了。可是司马迁并没有在蚕室里一头撞上墙去，弄死自己，而是忍受着创伤的折磨，忍受着比创伤更痛苦的羞耻曲辱，埋头在一车一车的竹简中，著书立说。正因为他活了下来，那么, 在中华文化宝库里，也就有了这部不朽的《史记》。

有时，我又在想，如果屈原在汩罗江边，听渔夫的话，然后，打道回府，当一个自由作家，不拿楚国的工资，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的作品就不会仅仅是《离骚》以及《九歌》、《九章》、《天问》等篇。

王国维在颐和园长廊的尽头坐上一会，然后，叫一辆黄包车，心平气和地拉回清华学堂，那他遗留在世的文集，就不是那几本《观堂集林》了。

因此， 在历朝历代帝王的挫折底下，中国文人终于活明白了，不但不肯死，不便死，不想死，不去死，而且，求不死，求长生，求活得更久远，成为他们的追求。

司马迁也是好不容易才明白的。他这种“可为智者道，难为俗人言”的“苟活”哲学，是为了一个崇高的目标，“欲以究天地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所以他“就极刑而无愠色”，“虽被万戮，岂有悔哉？”

虽然这种样子的“苟活”，缺乏最起码的抵抗和斗争，有点消极，也会被一些人瞧不起。若从大历史的长远角度来看，不死而且活着，应该承认，那倒是具有积极意义的行为。这种尽量使生命延长的做法，是以时间在我的优势，换取空间在你的劣势，绝对是中国文人的聪明之举。

拿鸡蛋跟石头碰，石头无损分毫，鸡蛋却是要粉身碎骨的，这是封建社会里的文人与统治者的相处之道。 或许因为明白这点，中国文人通常不采取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做法，也不赞同从屈原起到王国维的那种因为想不开而扑通一声跳江跳湖的行为。

五、忠君与爱国

我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屈原被封为了“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尽管我也是从小一开始接受教育时候起，就被告知这点，但却一直没曾仔细考证过。将屈原拿来这样称谓“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生出置疑, 这还是近年来的事。　　

就今天的我们来说，一定要说屈原是爱国主义者，我觉得也未尝不可。因为他的行为的确是在爱着一“国”，就是他的祖国楚。但换个角度，这样称呼他，并且如此放大到典范的高度，却有些让人无所适从。

尽管在那个时代，战国七国里，屈原作为楚国的同姓，王室宗亲,比他人更热爱楚国似乎也该在情理之中。然而当我们拿诸子百家其他那些同样在历史上留下过影响的人与之比较后，就无法不对对屈原这样的称呼产生疑问。　　

关于屈原的史料，至今最详实的莫过于司马迁的“史记”中的“屈原贾生列传”。其中让我最感兴趣的是太史公在传后的那段文字：“太史公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弔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看来打太史公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人看重屈原对楚的忠贞。在很多人眼里，屈原的行为内涵的更多是“忠”的成分，是对当时楚国政治体制，对君王的“忠”。　　

先秦时代的学者，从孔子以下，大都怀抱着大一统的理想，为此通常都不择国而仕。稍微知道些中国历史的人，不会不知道孔子的周游天下，卒老于行，还有那么一大群如孙武，商鞅，吴起，韩非等，无不都是采取良禽择木而栖的策略。在这些人眼里，当时早已没有什么狭隘的“祖国”概念，实在说，当时的所谓“国”，与今天的现代民族国家是有着本质上的区别的。

即便同为楚人的环渊、陈良、许行等，也一样是在他国发展，为别的国家服务。所以我们不能拿今天的国家概念来评价这些古人，一定要以民族来作为国家的标志，说楚人在当时是不同于中原诸国的民族，所以屈原所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那也没有什么说服力，早在春秋时代，他的一些前辈就抛弃了这样的民族情结，最典型的要属伍元伍子胥了！难道我们该将这些人物的行为定性为“卖国”吗？

另外, 要说屈原一定没有过离开对自己很不公的楚国，去到别的国发展的想法，那也是在误导。

因为, 在他的作品里，一样流露出想要离开的想法。“勉升降 以上下兮，求矩矱之所同。”，就是最好的例子。当然，楚国是他的故乡，他热爱自己的故乡，不愿离开, 这也能够理解。 只是就这 就说他这是“爱国主义”，我却觉得有些牵强。

如果说, 一定要说他与和他同时代的那些人物有什么不一样的话，在我以为只能是政治理念的区别。屈原不是不赞同大一统的政治理想，而是希望这样的大一统的业绩由楚来完成，同时也就是由他来完成。　　

我们知道, 在政治上，屈原是一个失败者，不仅仅是他，似乎历史上所有伟大的诗人，在政治上无不都是以失败告终的。而我们今天来评价屈原，更多的是在道德的层面。

屈原被推至到了一个道德的至高位置，成为了一个道德，尤其是在政治道德的楷模。所谓一女不事二夫，一士不事二主。

需要这样的是谁？当然, 首先是统治者喜欢和需要。

在政治上，屈原是缺乏批判精神的，他对当时楚国政治上的腐败虽然有着强烈的改革愿望，却不能从根本上, 如商鞅那样采取从体制上抑制，甚至打破贵族对政治的垄断。屈原则是把 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君王的意愿上，即便这个君王是如楚怀王这样的昏庸无能之辈，他也不弃不离，直到最后彻底失望后投江而亡。他这样的“忠贞”无法不让今天的我们看来是“愚忠”！　　

所以要说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是一位传统理学意义上的“忠臣”这是没有异议的；而一定要当他是一位什么“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我也感觉有些牵强，让人不得不生出些想法来。　　 实在说来，屈原的所谓“爱国主义”，是后人照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为他安置的。

这样的标准，连孔子也是不赞成的，他的后辈孟子更是反对这样的愚忠，甚至说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威轻”的话来。

我在想，如果屈原自己知道后人会给他戴上这样的帽子，也一定会不以为然。他的行为只是一种政治上的选择，而与什么“爱国”不爱国没有什么必然的或者太多的联系。如果再将“爱国主义”与某一个政治团体，一个政治象征联系起来，是我们文化里古已有之的东西，这样的“爱国主义”往往会成为某些人，某些特定团体手中的尚方宝剑，被拿来予取予夺。这种文化在现代，恰恰是与人类的普世价值想悖离的。所以今天推崇屈原所谓的“爱国主义”，不能不说是一种特定政治利益的需要。“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率土之滨，莫非王土。”，这是借屈原名义的“爱国主义”，那是建立在“朕即国家”的政治理念基础之上的伪的爱国主义。

总之， 自从“楚辞”诞生以来，其传播与接受中，屈原的形象随着时代、学术思潮的流转而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从一个悲剧的人物、一个矛盾的形象、一个忠臣的楷模、一个志士的榜样，到一个纵横家、一个殉情者、一个职业巫官、一个孤独的自恋者等等，对屈原形象的诠释可谓极尽其变。

可以肯定，这种对于屈原形象的重新塑造将永远不会停止，未来新的时代、新的学术思潮，还将会催生出新的屈原形象。

历代接受者塑造出了各自心目中的屈原形象，以作为自己修炼和实践的榜样和目标。他们明屈原之志，感屈原之遇，也是明自己之志，感自己之遇。对屈原的诠释于是成为接受者探求理想、释放焦虑、自我确证和自我批判的心理历程，屈原接受史实际上成为接受者的个人心史，同时也是他所在群体的政治、文化心态的折射与反映。

好，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就讲这么多吧。

明天就是端午节了，端午节那是纪念屈原、怀念屈原的日子。

我记得当代有一位诗人西川曾说过，默诵两句屈原的诗是对屈原最好的纪念。我也认为，每年端午，神州大地不会缺少各种祭祀屈原的活动，但是，包粽子赛龙舟饮酒放歌，这些都不够，更不是目的。真正的纪念，还是读一读屈原的诗，将屈原诗歌中的人性光辉一代代发扬光大。让我们在满世飘过的粽子香气里，在波翻浪涌的江河边，在行进的路途上，在苦雨寒风中，去静静聆听那遥远的不朽诗篇:

长叹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离骚》）

路曼曼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离骚》）

（本文根据讲座录音整理）

端午山居记

晨起漫步畦径，山色盈袖，竹影拂窗。此地无悬艾，无酹酒招魂。独携旧卷，闲坐池畔。屈子沉江二千载，人间竞渡声喧。今世谁人静读《骚》？九歌凄婉，只与山鬼风声相答。

留云池清，照见鬓边霜色；白云往复，去来无系。乃知放逐之愁，不独三闾。世人皆困于所执。屈子困于楚，吾亦困于此山。然困者，亦栖也。篱边花开落，不必问年年。

丙午端午徐寒记

端午山居记

晨起漫步畦径，山色盈袖，竹影拂窗。此地无悬艾，无酹酒招魂。独携旧卷，闲坐池畔。屈子沉江二千载，人间竞渡声喧。今世谁人静读《骚》？九歌凄婉，只与山鬼风声相答。

留云池清，照见鬓边霜色；白云往复，去来无系。乃知放逐之愁，不独三闾。世人皆困于所执。屈子困于楚，吾亦困于此山。然困者，亦栖也。篱边花开落，不必问年年。

丙午端午徐寒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