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0年代的端午节

南山

忆往昔峥嵘岁月愁！

到了端午节，端午节到了！一下子就把我拉回到了那个年代。 他说，七几年端午节，他们生产队宰了一头猪，净肉三百来斤，每人分了一斤肉。 全家拿这肉包了包子，他形容那滋味——“吃着那真是满嘴流油”。 五十年过去了，他还在念叨那个包子。 这话我信，太信了。 为什么？ 因为那种“香”，现在的我们，可能真的很难再复制了。

“每人分四两肉”是个什么概念。 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具体点，1970年代。 那时候咱们国家农村普遍实行的是生产队集体所有制。 家家户户一起劳动，挣工分，年底根据工分分粮食、分钱，也分一些实物。 猪肉，绝对是顶级奢侈品。 我查过一些资料，也问过不少老人，那时候一个普通农民家庭，一年到头能吃到猪肉的次数，掰着手指头都能数过来。 过年、端午、中秋这样的大节，是改善伙食最重要的盼头。

在端午节宰猪分肉，相对比较少见，要么是当年养猪情况特别好，要么是有什么特殊的由头。 所以，老哥提到的这个“端午节宰猪”，本身就意味着一种超出常规的喜悦，一种“意外之财”般的狂欢。 三百来斤净肉，按一个生产队百十户人家、三四百口人算，每人能分到一斤，这绝对是高标准了。 要知道，很多地方过年分肉，一人能分半斤就算不错了。 这一斤肉，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那不是肉，那是全家人接下来几天，甚至整个端午节的快乐源泉。

现在年轻人可能想象不出来。 那是一个充满仪式感的过程。 猪宰杀好，褪毛洗净，劈成两半，挂在架子上。 生产队的会计或者队长，拿着账本和秤，按照各家的人口数，计算着分量。 分肉讲究“搭着来”，不能全给你瘦肉，也不能全给你肥膘，得肥瘦搭配，尽量公平。 那时候的人，对肥肉的渴望远超瘦肉。 为啥？ 缺油水啊！ 肥肉可以炼油，炼出来的猪油，雪白雪白的，装进罐子里，炒菜时挖一小勺，香飘满屋。 剩下的油渣，撒点盐，就是孩子们顶级的美味零食。 所以，分肉时如果能多搭点肥的，那这家人的喜悦能翻倍。

纯粮食猪肉”。 这五个字，是解开那份记忆之香的另一把钥匙。 那时候生产队或社员家里养猪，怎么养？ 主要就是吃“泔水”、野菜、红薯藤、米糠、麦麸、豆渣，偶尔有些酒糟。 都是实实在在的粮食副产品或者青粗饲料。 猪的生长周期慢，一头猪养到出栏，起码要一年甚至更久。 这种喂养方式，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散养”、“土法”、“生态”。 猪的运动量相对大，吃的又是杂食，生长慢，它的肉质就会比较紧实，肌间脂肪（也就是雪花）分布得也好，更重要的是，猪肉本身的风味物质积累得充足。

现在常说的“猪肉没味儿”，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现代集约化养殖。 为了追求出栏速度，饲料高度精细化、科学化，猪的生长周期大大缩短。 虽然安全、效率高，但从风味角度讲，那种长时间积累的、复杂的肉香确实被削弱了。 所以，“纯粮食猪”的肉，在那个年代是常态，在今天却成了很多人追寻的“稀缺品”。那个年代的猪，不用标榜，它天生就是“粮食猪”，它的香，是底子里的香。

除了肉本身，还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人，和氛围。 那时候吃这么一顿肉，不是一个人的事，是一家人的事，甚至是一个生产队的事。 从知道要杀猪开始，议论和期待就开始了。 分肉时的热闹，像过节。 拿回家后，一家人分工协作准备美食。 吃的时候，可能还会给邻居家送去一两个尝尝。 整个过程，充满了人情味和集体共享的快乐。

在端午这个特定的时间点。挂艾草，吃粽子，煮鸡蛋。三黄五黄上桌倒不稀奇， 肉的份量最重， 当“分肉”这件大事和端午节这个传统节日叠加在一起，快乐是加倍的。 节日赋予了这顿肉的一种神圣的、欢庆的合法性。 它不是普通的一餐，它是“端午大餐”。 孩子们可能还会因为吃到肉，对端午节有了更具体、更美味的期待。 这种节日的仪式感，像一层金色的包装纸，把肉的味道包裹起来，存进了记忆的最深处。

现在可以轻易买到任何部位的猪肉，可以尝试各种烹饪手法，可以加入无数昂贵的调料。 但我们很难再复制出那种极致的期待，那种全情投入的参与，那种分享的集体氛围，以及那种食物与特定节日、特定人生阶段紧密绑定的深刻印记。 味道，从来不只是化学成分，它是记忆，是情感，是一段生活的浓缩。 怀念的，是那个红烧肉，也是红烧肉背后那个虽然清贫但充满简单快乐的端午，和那个再也回不去的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