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第一次任职书

范东兴

我的第一次任职书

退休后，待在家里，整理从单位带回来的书籍、剪报、日记本、材料等，看是该扔、该卖、还是该留。偶然发现了一张我和我的同事的第一次任职通知书，读了一遍，觉得很有意思，先如实抄录如下：

其实，严格的说，这只是“配备专职共青团干部的批复”，不能算是任职。可就是这个文件，还真见证了那个风雷激荡的年代太多的特殊事情，就是我这个亲历者，也颇觉很有“历史”感。

先说文件开头的“最高指示”。

说起最高指示，肯定是老年人记忆中最深刻的事。而年青人就有些迷糊，就是知道者，也是“只知其名，难解其重”。对这个词在当时的分量，也只有我们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才有深刻的体会。

最高指示，特指毛主席一人的语录。虽是语录，但在人们心中，却是“一句顶一万句”，“放之四海而皆准”，是“一切行动的指南”。所以，那时上至“最高副统帅”在内的所有党政军官员，下至工农商学兵各行各业普通群众，凡是讲话发言，第一句话必是“伟大领袖教导我们说”，凡是写出的文字，第一段必是“最高指示”。要说红头文件是有严格的规范要求的，但不知什么人什么时候发明了这种格式，成为从上到下的潜规则，而且执行的不折不扣 ，没有死角。

即使这样，人们还觉得不够，就又发明了跳忠字舞，唱语录歌，早请示晚汇报等。并村村路口设语录岗，家家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户户用红漆刷墙做语录板，人人胸前佩戴语录牌或毛主席像章。更有学习积极分子，每次吃饭前，都手持“红宝书”放在胸前，面对毛主席画像，或背诵一两段毛主席语录，或高声诵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统帅身体健康”后鞠躬才吃饭。那时，人们都以语录不离口，红宝书不离手为荣，并努力活学活用，立竿见影。当时，因学校停课闹革命，我没去学校上学。因年龄小，在家生产队和妇女小孩一起劳动。生产队长给我任了一个“毛泽东思想辅导员”的“官”，每天由我组织她们出工、收工时排好队，先学一、二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由我带领出发，边高举“红宝书”，边高喊毛主席语录口号，一直到干活的地点或家门口。春天拔苗季节，我的队伍有三、四十人，最小的有十多岁的小孩，最大的有五、六十岁的老太太，队伍排的也不够整齐，口号喊的也不够响亮，但人们都非常听指挥，我也是很认真的。干活地头歇和晚间记工分的时候，也都由我领学毛主席语录，雷打不动。我还按民兵连长的指示，监督“地富分子”学习“最高指示”。别看他们年龄大，在我这个小孩子面前，却是我说什么他们听什么，我让怎么做就怎么做，听话规矩的都有些可怜。每当让他们站在毛主席像前背诵毛主席语录时，各个战战兢兢，腿发抖，嘴发颤，满头大汗。一次，一个小脚的“地主婆”总是背错，还被民兵连长推搡倒地，半天没能起来，吓我出了一身冷汗。

现在，“最高指示”已被人们淡忘了，“早请示，晚汇报”之类的，当时极政治、极严肃、极神圣的事情，都已成为茶余饭后的笑谈，但亲历者的心底还是存在着点点苦涩。

二是特殊的乡镇和机关名称。

文件中不仅主送单位的乡镇在现在查不到，就是发文机关和抄送机关，也把人搞得一头雾水。就我这个被任命者，也是查了一些资料，咨询了一些老同志，才搞清楚。

这些乡镇的名字都是1966年改的。起因是“文化大革命”要破“四旧”立“四新”，“破四旧”，就是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立四新，就是与四旧相对应的立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虽只是一“破”一“立”，可人们的热情，却是飓风，是大潮，是一泻千里的狂澜，只要是认为是“旧”的东西，都会高举“铁扫帚”横扫。乡镇的名字大部分都是根据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习惯和特点，从历史上沿袭下来的，当然要首当其冲。最先将王爷府公社改为那尔村公社，将公爷府公社改为锦山公社，十月份，随着“破”的深入，凡与“四旧”沾点边的，政治倾向不鲜明的，都被改了名：旺业店公社改为长青公社，梅林沟公社改为美林公社，龙山公社改为东风公社，牛营子公社改为东方红公社，乃林公社改为政兴公社，大牛群公社改为清泉公社，小牛群公社改为青山公社，马蹄营子公社改为红旗公社。只改乡镇的名字，破的当然不够彻底，随之，其直属机关各部委办局也都改成了“组”和“站”。到了1968年，“革命委员会”横空出世，全国一片红，各级党政机构全部改称为“革命委员会”。1969年8月，据说又增加了防修反修的重任，喀喇沁旗又随昭乌达盟划归了辽宁省管辖，这也就出现了文件发文机关为：“辽宁省喀喇沁旗革命委员会政工组”，抄送机关为：“旗财税站”。

就像人不可貌相一样，莫小看这“站”字。当时别看称“财税站”，据老同志介绍，却有着现在财政局、国税局、地税局、房产局、建设银行的职能，权柄之重，远超今日之“局”。

查阅资料，改名运动还真是无独有偶。1958年大跃进时，那名改的更是鲜明、响亮。什么火箭人民公社，卫星人民公社，太阳人民公社，胜利人民公社，……就连我的老家，前几年才脱贫梅林沟大营子村也改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名字——超美人民公社。多么美好的追求，多么豪迈的想象。当时能改出这个名字，大家一定很自豪，很得意，好像名字一换，丰年即至，梦想顿成。可今日回望，我们自己都觉得稚拙的心颤，孩子们听了，都笑出声来……。

记得电视剧里有这样一段话：“每个人都会犯错误的，但是如果重复犯一个错误，那就是傻瓜了”。看来，我们不止一次的做了“傻瓜”——傻的真诚，傻的悲壮，傻的让后人既笑又叹！

三是特殊的两个名词。

一个是不脱产的专职团干部。一个是贫宣队待遇。“不脱产”和“专职”，在字面上理解就是矛盾的。但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到公社专职做团的工作，不参加生产队劳动，但还是社员身份，回生产队记工分。“贫宣队”，全称为：贫下中农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组成人员必须是苦大仇深、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地富反坏右是不能沾边的。这些人进驻机关、学校、医院等“上层建筑”，除宣传毛泽东思想外，还能“领导一切”。但这些人大多都是朴实憨厚的农民，虽有“领导一切”的权力，但大都是安分守己，只做一些后勤服务工作，保持了农民的本质。但也有得志便猖狂，不知天高地厚者，整天的搞批批批、斗斗斗，把一个单位搞得乌烟瘴气，可到后来，还是灰溜溜的回生产队种地。我们不是“贫宣队”，只是贫宣队待遇，当然没有贫宣队的权力。待遇是每月补助七元钱，按月发给。到年终按你工作出勤天数，由大队开介绍信回生产队记中等劳动力工分。那时公社干部下乡吃住都在大队或社员家里，每天需交粮票一斤二两，四角钱。那时，我们生产队中等劳力每天挣八分，我全年出勤三百天左右，全年挣2400多工分。那年生产队收成不错，每十分工合九角钱，基本领回全家口粮，爸妈很高兴。

记下这些，我忽然觉得历史学家的不易，也对“历史的真实”产生了一些犹疑。以上这些，距今也就五十多年，而且还是自己的亲历，许多尚且记不清楚，查起来也有些困难，已不能说百分之百的准确，那么，上百年，上千年的……，更何况，除了事件的本身，还有那么多的内涵和外延，即使是亲历者，不也是各有个的感觉体会吗！

我还觉得，人们还是太健忘了。如果真的能做到“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或许我们会少做很多傻事，变得更加聪明！

整理于2026年6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