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一八”祭

王铁军

　　今天是六月十八日。

五十八年前的这一天，毛泽东的一纸批示，组建了生产建设兵团，以容纳无法分配的城市青年。连同他同年底的另一著名批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形成了“文革”中扰动全国的一场上山下乡 运动。此后约有1700万城市中学毕业生迁往农村、边疆，开始了长达十余年的身心磨难与历练。其中黑龙江兵团接收了五十余万知青。

从此“上山下乡”和“知青”成了中国社会与政治生活中具有特殊含义的专有名词。直到改革开放开始，由于“三不满意”（知青本人、家长、农民均不满意）造成的社会不安定，国家终于改变政策，千万已开始步入中年的知青又陆续迁回生于斯、长于斯的城市。

十余年间，完成了三千万人次的大迁徙 ，无论古今中外，从哪个角度去看，都堪称人类历史上的一大“壮举”。然而，这一“壮举”是以社会和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社会生活极不安定，中国文化产生明显断层和一代人的青春为代价的。

“知青”者,“知识”“ 青年”也。终其一生，知青一代伴随着两个闪光的词汇：“知识”和“青年”。其中“青年”二字尚属差强人意，当年下乡时就是刚离开校门的学生娃；其后影响终生的因素之一是年轻时的下乡经历；后人在描述和研究这代人和这段历史时，都把它归入“青年运动”类别；如今这代人已步入老年，但心犹不甘，仍在与命运抗争，不愿轻易言老。但“知识”二字配在这代人身上，却显得那么牵强、尴尬，具有黑色幽默的意味。 把兵团仅仅看作接纳知青的场所，当然有失偏颇。根据“六一八”批示建立的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从一开始就被赋予了“屯垦戍边”的任务。“屯垦戍边”古已有之，至少两千年前就有了这一思想。它适应了封建时代固守边疆、养兵自足、进可攻退可守的需要。上个世纪60年代后期，尽管一直在宣传“形势大好”“不是小好”，但实际上我国的国内、国际环境十分险恶，无论政治、经济还是国防，都存在巨大危机。在这个大背景下，组建兵团、重提屯垦戍边就很容易理解了。 不难看出，组建兵团主要出于政治和军事、战略考量，经济和生产必然放在次要地位。兵团的主要领导干部都是从部队中抽调来的现役军官，那个年代军队到处支左，各单位大多是军代表掌权，对于业务和生产，他们既不愿多管，也管不好。

　　以笔者所在团为例，用“大批促大干”、“眼熬红、手磨烂、剩把骨头也要干的无产阶级硬骨头精神”等等政治口号，鼓动知青和老职工们不按生产规律办事，在当时最先进的机械化农场里推行“手把粪”、“人工点种”，号召“小镰刀战胜机械化”。短短几年，危机开始显现。从1968年至1973年，职工总数增加了一倍，开荒增加耕地4万余亩，粮食单产却从亩产253斤降到了137斤，总产从2.8万吨降到了1.7万吨，上缴国库从2万吨降到了5千吨，收支决算从盈利203万元降到了亏损261万元！就是在这种不利的情况下，团里还不断提出“学大寨，赶涝州”，“上纲要，过黄河”等等空洞的政治口号和不着边际的生产高指标。

如此十年，兵团走完了它的历程。

　　知青老了，“兵团”只存在于历史之中。

（图片和部分文字摘自本人十余年前“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