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颜色 ‍— 缅怀我的父亲史以恕，一位中国早期纺织印染工程师

爷叔芭蕾史钟麒

又是一年父亲节。

因为突发的脑溢血，父亲离开我们已经五十二年了。

留在我记忆中的最后一个画面，定格在1974年11月的青岛台东医院。父亲躺在病房外狭窄喧闹的走廊里，鼻翼间插着氧气管，床边伫立着冰冷的氧气瓶。他隆起的腹部随着粗重的喘息一起一伏，像一架燃尽了燃料却仍在勉励维持转动的机器。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然而，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其实并不了解自己的父亲。

‍自从“父亲节”这个日子成为很多人赞美父亲的为人，怀念父亲的付出的那么多年来，我从来没有写过一篇关于父亲的记录，为什么今年会突然有此念头呢？因为新的发现让我重新认识了我的父亲，让我从年少时的失落走向了今天的敬佩。

我和双胞胎弟弟史锺麟出生于1947年的上海，1949年，新中国百废待兴，纺织部一纸调令，父亲便告别了黄浦江畔的繁华，北去青岛，出任部属青岛印染厂副总工程师。待工作安顿下来后，母亲带着哥哥姐姐去了青岛，而刚刚会在地上爬行的我和弟弟则被留在上海，与外婆、大妈和爷爷一起生活在许昌路访三小区66号。

那是一个新旧交织，带着奇特的时代烙印的家。外婆一字不识，大妈是爷爷的大儿媳，小学文化程度，因为丈夫早年在遵义去世，她26岁就守寡，一直在家照顾公公。后来随我爷爷到上海，稍后去了街道纸盒厂工作，一边养家，一边照顾年迈的爷爷。

爷爷史绂卿是苏北如皋的地主，早年毕业于南通师范，膝下有四子一女，父亲是老史家最小的儿子。爷爷当年从当地名医世家刘少轩的父亲手中盘下了名噪一时的《刘园》，后来陈毅、钟期光在苏北领导抗日的时候，曾将《刘园》作为苏北抗日军队司令部，我的姑姑史以德后来就是跟着新四军的宣传干部吕和僧去参了军，成了老史家唯一的共产党员。49年后曾当过无锡市长，后转为南京帆布带厂厂长兼党委书记，已经101岁，还健在。苏北土改时，爷爷因这段经历逃过一劫，被划为支援抗日的开明绅士，但财产终究还是被没收了，两手空空到上海投奔他最小的儿子。爷爷不善劳作，大多数时候只是捧着几本线装书，落寞地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发呆。一双补了又补的袜子随着双脚轻轻晃动着，仿佛在回忆那些我们永远不会知道的往事，想着他永远闹不明白的世界。

就在这样的局促却也安宁的家庭环境里，我和弟弟慢慢长大。

从母亲离开上海那一天起，到十七岁之前，我们兄弟俩再也没有见过她。

照片：1964年在青岛的全家福，这是我们小双胞胎15年后再次见到妈妈和哥哥姐姐。右：作者

照片：母亲带哥哥姐姐去青岛前，15年后我们四兄妹再次同框。

去往青岛后的父亲，在那儿努力工作，哥哥史蜀骥对父亲的各种表现耳濡目染，自己刻苦学习，从青岛考入上海交通大学，毕业后支援西北建设並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相比哥哥，我们就没有那么幸运。

父亲偶尔因公来沪，也只是匆匆停留。十五年间，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次。每次来上海，父亲总会带一旅行袋的青岛苹果给我们，大妈则会像过节一样特意准备几样平时舍不得做的菜。那一天，便成了我们家难得的节日。

从幼儿园、小学到后来进入舞蹈学校，我们人生中的每一个重要节点，父母都未曾出现在身边。幸而有爸爸留下的居处和外婆、大妈的照顾和无私的爱，我们才感受到一点家的温暖，没有成为四处游荡的野孩子。

照片：1986年钟麟弟去澳大利亚前到旧居与大妈告别

照片：外婆在旧居楼上为我们双胞胎扎鞋底，半世纪过去，这些鞋至今还在我身边。（右下角）

照片：1945年父亲到上海后就住在纺三小区66号，最近锺麟弟从澳洲回国，重访旧居。

也正因为如此，“父亲”于我而言，更像一个遥远而陌生的符号。我不知道他如何度过他年轻的时候，更不知道他当时的理想，他曾经做过什么、经历过什么，这些都是我特别想知道的事情。以前大妈爷爷偶尔讲到父亲的情况，也是语焉不详，留给我的只是一堆模糊的概念。

直到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一位新朋友李忠泽。他在查阅民国时期档案时，意外发现了几篇有关中国早期化学纤维研究的译文，译文作者的名字赫然写着——史以恕。

那正是我的父亲。

随后，在他的帮助下，更多尘封在历史尘埃中的资料逐渐浮现出来：1930年代发表在《杼声》杂志上更多的译文、抗战时期获得的发明专利、经济部颁发的证书，以及工作期间留下的文件和照片。

当这些散落在历史长河中的碎片被重新拼接起来时，一个我从未真正认识过的父亲，渐渐清晰起来。他不再只是那个偶尔带着苹果出现的父亲。他是一位卓越的工程师，一位严谨的技术专家，一位值得我由衷敬仰的知识分子。

照片：母亲1940年代在重庆医院做护士，在那儿她认识了住院的父亲。（照片由AI修复）

最近这些日子，我一次又一次地坐在电脑前，仔细阅读那些既模糊却又清晰的历史资料。

1932年的《申报》，1930年代的《杼声》杂志，抗战时期的专利公报，以及后来留下的各种文件。当我按照时间顺序把这些资料串联起来时，一个立体、真实、风华正茂的父亲仿佛穿越岁月，重新站在了我的面前。

父亲史以恕，1913年出生于江苏如皋。那是一个风雨飘摇、国运坎坷的年代，清王朝刚刚覆灭不久，军阀混战，列强环伺。然而与此同时，中国近代工业也正在艰难萌芽。铁路、纺织、电力、矿业，这些现代工业文明的象征，开始在古老中国的土地上缓慢生长。

1932年夏天，上海《申报》分别在7月28日第五版、7月30日第五版和8月2日第六版刊登了《南通学院录取新生榜》。在那份密密麻麻的名单中，我看到了父亲的名字。对于今天的人来说，那或许只是一则普通的录取消息。但在那个文盲率高达80%以上的时代，能够进入南通纺织学院染化系学习，意味着他踏入了中国最早、最顶尖的现代工业技术教育体系。

南通纺织学院由近代著名实业家张謇创办，是中国现代纺织教育的摇篮。从踏入校门的那一天开始，父亲的人生便与纤维、布匹、染料和颜色紧紧地交织在一起。在校期间的父亲不仅学业优异，而且思维活跃、敢于表达，极具组织才能，很快被同学们推选为学生会主席。

除了学生会的工作，他更表现出对新技术和新知识近乎痴迷的钻研精神。

1934年，年仅二十一岁的父亲便开始在《杼声》杂志发表专业译文。他将美国《Textile Colorist》等专业刊物上的最新研究成果介绍给中国读者，内容涉及粘胶法人造丝、天鹅绒印花以及现代染整技术。 {《Textile Colorist》创刊于1879年，出版地是美国宾州费城，公司名为National Textile Society/Textile Colorist Company，主要面向纺织、染色、印花和整理等行业技术人员。} 看到这些文章，我十分感慨，想起自己在旧金山一家大型的服装公司工作时也曾因为从中国进口的服装染色不匀而与供货商讨论甚至争吵的情形，而老爸早在九十多年前就已经在研究这些问题了。

照片：父亲发表的文章目录

照片：以下是父亲在《杼声》上发表的文章的复印件第一页（我有全部影印资料）

今天，这些专业介绍在服装染整行业早已普及，但在九十多年前的中国，它们代表着世界纺织工业最顶尖的技术，最前沿的发展方向。当时中国尚未建立真正意义上的化学纤维工业，而父亲和他的同学们已经在用敏锐的目光注视着世界纺织工业的未来。

他们希望了解世界，更希望把先进技术带回中国，那是民国时代早期工程教育培养出的年轻人。当时中国许多地方甚至还没有电灯，而这些年轻学子已经把目光投向世界工业发展的最前沿。

父亲毕业不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国家危难之际，他受同校学哥英国留学生高士愚之招，（高先生夫妇是宋庆龄在抗战时期成立的“保卫中国同盟”的会员，他们的女儿高醇莉是我在上海舞蹈学校芭蕾舞专业的同学）辗转来到重庆，在高先生开办的民营纺织厂工作，不久便被民国军需系统被服工厂聘用，担任同中校待遇的工务科长，负责生产管理工作，主持后方军服生产。

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工业环境极其艰苦，进口渠道中断，化工原料匮乏，染料供应严重不足。为了保证前线将士在规定的时间内获得军需品，父亲带领技术人员，利用猪苦胆以及当地野生植物反复进行实验，希望找到替代进口染料的方法。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改进，终于研制成功“绿胶改胆绿”工艺，并因此获得专利，同时也受到经济部的表彰。

照片：民国经济部颁发的专利和表彰证书

今天看来，这或许只是一次技术创新，但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极度短缺的年代，每一项能够替代进口原料的技术突破，都意味着更多军服能够生产出来送往抗日前线，更多前线士兵能够得到保障。

后来我们兄弟听父亲亲口提起过这项发明，在他并不多的话语中，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那份自豪。因为那不仅仅是一项专利，那是一个工程师在国家最艰难时期所贡献出的力量。

照片：以下是1974年台湾出版的有关中国1936年到1945年十年中国经济的书中提到父亲的发明，那年年末，父亲在青岛去世。

1945年，日本投降。

抗战胜利后，父亲被中国纺织建设公司派往上海，参与敌伪纺织企业的接收工作。

那时的上海，是远东最大的纺织工业中心，多年战争使大量工厂停产荒废，设备需要修复，生产需要恢复，技术人员需要重新组织。父亲参与其中，亲眼见证了中国纺织工业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立起来的过程。对于工程师而言，没有比让烟囱重新冒烟、机器重新轰鸣更神圣的事情了，他坚信，他是在建设他深爱的国家。

1949年，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中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虽然父亲曾有国民党背景，但由于长期从事专业技术工作，新政权仍然选择留用这位经验丰富的工程师。随后，他被调往青岛印染厂，担任副总工程师，后来又成为山东省政协委员。

那个年代，国家百废待兴，最缺乏的不是口号，而是技术人才。工厂需要恢复生产，设备需要改造升级，工艺需要改进创新。父亲把自己几十年来积累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投入到新中国工业建设之中。

纵观父亲的一生，他就像一根坚韧的纱线，始终没有离开过纺织染花这架历史的织布机。

青年时代研究人造丝；抗战时期开发替代染料；战后参与纺织企业重建；新中国成立后继续投身印染工业建设。时代不断变化，而他的方向始终未变。

当国家需要纤维时，他研究纤维；当国家缺少染料时，他发明染料；当工厂需要恢复生产时，他管理工艺；当国家需要工业建设时，他贡献知识。

没有惊天动地的豪言壮语，没有轰轰烈烈的传奇故事，有的只是一个工程师对专业的执着，对工作的认真，以及对国家需要的默默回应。

今天当我站在历史的一端回望父亲的一生，我越来越觉得，他所代表的不仅仅是个人。他属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一个值得尊敬却常常被忽略的群体：工程师、技术员、工艺师。他们很少出现在历史书的封面上，却用他们并不太强壮的肩膀，真实地支撑着这个国家工业体系的建立。

他们研究配方，调试机器，改进工艺，培养人才。他们用知识解决问题，用技术服务社会。他们把名字写在图纸上、专利上、车间里，而不是写在聚光灯下。

父亲正是这样的人。

照片：父亲告别重庆去上海履职前，后立着是我的舅舅

今天，当我再次打开1932年的《申报》照片，看到那个十九岁青年名字的时候，心中总会涌起一种难以言说的感动。

那时的他不会知道，未来等待着他的将是战争与和平，是旧中国与新中国，是无数艰难而漫长的岁月。为了国家，他必须忍受与骨肉长达15年的两地分居之苦，

他只是众多怀抱理想的年轻学生中的一个。

然而正是这样的年轻人，一步一步走过了中国工业发展的艰难历程。

父亲留下的财富并不在银行账户里，他留下的是一种精神。一种相信知识、尊重技术、勤奋工作、服务国家的精神。这种精神，比任何物质财富都更加珍贵。

而我从父亲身上领悟到的另一件事是：

用一生时间，认真做好一件事情，这本身就是一种伟大。

父亲离开了，但他钟爱一生的那些颜色仍然留在这个世界上，留在布匹上，留在工厂里，留在旧杂志泛黄的纸页间，也留在后人的记忆之中。

小时候，家里的被面大多是父亲留下的布料样板拼接而成，那些颜色曾经陪伴我度过童年。而今天我终于明白，那不仅仅是一些布料，那是父亲一生事业留下的痕迹，他把青春染进了纤维，把理想染进了布匹，也把自己的生命，染进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发展历程之中。

谨以此文，献给我的父亲——

史以恕先生。

一位中国早期纺织印染工程师。

一位默默奉献于中国工业建设的技术人。

更是一位值得后人永远怀念的父亲。

照片：锺麟弟最近从澳洲回国，在南京父母墓前祭拜。

后记：

‍年少时，常因父母不在身边，总觉得缺少一些东西，而这种缺失常会在某种特定的场合给我们双胞胎兄弟俩带来一种浅浅的自卑，特别是当别人的父母出现在学校里的时候，而我们却没有。1960年，舞蹈学校开学，新生带着行李报到，其他同学都有父母或叔叔阿姨陪同，我们没有一个长辈陪同，兄弟俩只能互相陪伴，那种感觉真的很不一样，但又无从说起。1972年，《白毛女》剧组要出访朝鲜和日本，因为父亲的国民党经历，学校特别派人去青岛外调，看看我们双胞胎兄弟俩是否符合出访的要求。其时，父亲正关在牛棚里。幸亏父亲平时善待工人，看守者没有说什么不利我们的话，他对学校派去的调查者说，孩子两岁时，他们的父亲就离开上海到青岛工作，孩子是否符合出访要求，你们最清楚，与他父亲有什么关系？这样，我们的政审安然过关，两兄弟的名字也最后出现在出访名单中。虽然我们从没有对父亲的历史给我们年轻时候的政治生活带来的影响而有所抱怨，而现在当我完成这篇文章后，我就更彻底的释怀了，我理解我的父亲，也理解了我的母亲，我为有这样的父亲感到骄傲，虽然晚了很多年。

‍愿我的父亲在天之灵安心，您的颜色早已把我的故乡染成了五颜六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