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一九八七年的九月,秋意刚漫过村口的树梢,风里褪去了暑气,多了几分清爽。过完暑假,我正式告别二年级,踏入了全校人人惦记的重点班。普昌小学是县内首批民族寄宿制学校。从八十年代起,三年级就开始分了重点班和普通班,重点班学风浓厚、师资强、管理严、毕业优生率极高。(一班为重点班寄宿,二班为普通班走读)。</p><p class="ql-block"> 消息早就在学生堆里传开,能进这个班的,都是前两年成绩优异的孩子。一早揣着崭新的课本,我挎着父亲刚给我买的军绿色书包,脚步都比往日轻快几分了。从公社、区到校门口那截泥地被来往的师生踩得实实的,挂在老杏树下的那口铸铁老钟,“当——当——”的声响依然沉厚悠远,敲醒了整座校园。</p><p class="ql-block"> 重点班教室设校门囗左侧那幢两层的青砖瓦房的二楼,从左往右依次是三年级一班、四级级一班和五年级一班。木质窗框嵌着完整明亮的玻璃,窗户不像别的教室那样蒙着挡风的塑料布。推门而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刷得乌黑发亮的大黑板,上方用红漆写着端正的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八个大字。天花板上依次吊着六盏一米多长的条柱体灯管,后来才知道那灯叫“日光灯”。地面是光滑的水泥地,扫得一尘不染,四排老旧的双人木课桌依次排开,桌面磨出深浅不一的木纹,边角被上几届的学生摩挲得光滑发亮,有的课桌被刻着深深的“三八线”,有的还学着《三味书屋》课文里的内容雕刻着那朵含苞欲放的“早”字花骨朵。</p><p class="ql-block"> 班主任依然是我们一二年级时的李晓红老师,她穿着一条花格子连衣裙,站在讲台上前清点人数。四十几名学生坐得笔直,往日课间追逐打闹的嬉闹声不见了,教室里静悄悄的,只听得见彼此轻微的呼吸声。大家既新鲜又拘谨,悄悄打量着旁边新同桌,大部分是从原班和普通班里筛选出来的熟人,也有少数是陌生面孔,从各生产大队的村小选拔上来的,或是其它学校转来的,眼神里藏着同为优秀生的默契。</p><p class="ql-block"> 按照个头排好座位,我被按排在了第二排。课本平平整整摊在桌上,铅笔、橡皮规规矩矩摆成一排。李老师拿着粉笔,在黑板上写下新学期的第一堂“班会课”,粉笔灰簌簌落下,落在讲台边缘。没有花哨的教具,一块黑板、一盒粉笔、一本课本,一根竹教鞭便是老师教学用的全部家当。</p><p class="ql-block"> 李老师的语气严肃认真,开篇便叮嘱我们,进了重点班,就要比以往更刻苦。详细给我们讲解了住校的有关纪律和作息时间,我们普昌大队的家都离学校近,就没要求我们住校,但享受住校生的同等待遇,作息一律按住校生的作息表执行,(上早晚自习,周六放学后周日返校上晚自习)。窗外的秋风穿过窗棂,吹动墙根处堆放的扫帚与簸箕,校园里偶尔传来其他班级嬉笑打闹的动静,对比之下,我们班的这间教室更显沉静。</p><p class="ql-block"> 邻座的童建勇偷偷碰了碰我的胳膊,相视一笑,又赶紧坐直身子看向黑板。那一刻我心里又骄傲又忐忑,知道从踏进这间教室起,往后的读书日子,便多了一份沉甸甸的期许。阳光透过玻璃窗斜斜照进来,落在摊开的课本上,也落在一群十来岁的少年懵懂又认真的脸上。</p><p class="ql-block"> 在这个秋日午后,这间朴素的教室,成了我们童年里一段格外清晰的起点。</p><p class="ql-block"> 一个星期后,大家都已经熟络了,亲切地叫着彼此的姓名,同生产队的几个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去哪里都是三三俩俩的,也在这个星期天开始按寄宿制的作息表学习了。</p><p class="ql-block"> 记得就在那个星期天的第一堂晚自习是数学老师阿木什哈老师的课。他手拿着点名册,开始清点人数,点完后他若有所思地轻轻皱了一下眉头,然后再次点了一下叫“差差”、“沙沙”和“尔石”三位同学的名字,接着用征询的囗吻问三位同学,名是好名,但叫着不顺囗,能不能帮他们改一下,三位同学欣然答应了。“尔石”与“耳屎”同音,因此在二年级时被笑话了一阵子;“差差”与批改作业时的“勾勾”对应,所以同学们在一二年级时经常叫“差差”叫成“勾勾”;至于“沙沙”这名倒没闹出过笑话,但叫着还是有点不顺。阿木什哈老师把“沙沙”改成了“沙萨”,把“差差”改成了“查理”,把“尔石”改成了“石古”。听着老师取的新名,他们仨别提多高兴了,就连我们都觉得好听,大家轮换的念着他们的名字。自那以后,班里没了差差只有查理,没了沙沙只有沙萨,没了尔石只有石古。最后石古这名字伴随了这位同学的一辈子,我依然清晰的记得现在的石古书记就是我小学六年的同学“阿古尔石”。</p><p class="ql-block"> 接着阿木老师给我们开了一次印象特别深的班会课。他没讲什么“知识改变命运”“怎么走出大山”这类听多了的大道理,就简简单单一句话,却在我们每个人心里埋下了一颗想往高处走的小种子。他用温和的眼神慢慢扫过我们一张张还带着稚气的小脸,然后语气稳稳地说:“咱教室里坐的这几十个孩子,我相信里面藏着将来的局长、医生、警察,最多的呀,说不定是跟我一样当老师的人……”话音未落,大家一个比一个坐得更加端正,都觉得老师说的是自己。那时的我们总觉得,能当个“干部”是件特别体面、值得跟伙伴们念叨的事。那些“干部”们肤色白白净净的,跟我们父辈长年在地里风吹日晒晒出来的黝黑脸庞,反差特别大;他们身上穿的衣裳永远干净清爽,再看看父辈们身上的衣服,补丁摞着补丁,两相一比,别提多让人眼馋了。也许是小时候日子过得太苦,大伙心里都憋着股想过上好日子的劲儿,阿木老师的话就像添了把柴,把这份盼头烧得越来越旺,最后悄然在心底埋下颗理想的种子,慢慢发了芽、扎下了根。</p><p class="ql-block"> 一晃三四十年过去,当年的同班同学早都各奔东西,在自己的岗位上踏踏实实干出了模样。也真应了阿木老师当年的预言:班里出了四位局长,五六人成了教书育人的老师,有的成了厂里的负责人,有的穿上白大褂救死扶伤,还有的披上警服,守着咱们老百姓的平安日子。</p><p class="ql-block"> 我在讲台前站了二十八年,这些年里总忘不了当年阿木老师跟我们说的那番带着期许的鼓励,也总把这份鼓励说给每一届学生听,像点小火苗似的,慢慢焐热他们心里藏着的那点对未来的念想。眼看着孩子们心里的想法越来越清楚,不少人真的圆了当初的梦,走上了自己一直盼着的工作岗位。</p><p class="ql-block"> 孩子心里的小梦想,从来用不着讲多少大道理去启蒙。有时候就一个带着暖意的眼神,一句实实在在的打气话,就能把他们的心给焐热,把那模模糊糊藏在心里的小向往给点亮起来。</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