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沅水湾纪事》本土乡村长篇小说连载（之二）作者/邓贵贞（雨轩琴韵）

雨轩琴韵

　　序: 白墙之下，沅水之上

一九六六年秋天，一个十二岁的少年背着补丁书包，从大江口学堂走回沅水村。村口的白墙刚刚刷过，上面写了八个通红的大字。他仰头念了一遍，不太认得全，只觉那红色扎眼得很，像伤口上未干的血痂。

他不知道，那面墙会在他生命里立二十年。墙上的字写了又描、描了又褪，最后只剩斑驳老墙，和墙根底下年年照开的野菊花。墙后面站着他叔叔——一个在煤油灯下抄"无边落木萧萧下"的人，一个扫了十四年村道、干了十四年义务工，却从来没抱怨过一句的人。

这个故事，就是那个少年后来记下来的。

故事里有一九六六到一九七六的十年。白墙红字，晒谷场晨礼，高帽游村，忠字舞跳到月落。有自留地拔光的红薯藤，有知青扛锄头走进后山，有工分本上画满的斜杠，有八分钱一封的家书，有代销店柜台上一分钱一颗的橘子糖。也有一九七六以后的日子。墙上的红字被白灰盖住，成分帽子摘了，养猪养鸡种橘子树。有人从城里回来，有人从村里走出去。沅江还是那条沅江，可水声听在耳朵里，味道不一样了——以前像叹气，现在像唱歌。

故事里的每一个人，都是我在沅水村的路上遇见的。

叔叔周敬山，沉默得像一块石头，可石头底下压着的是火。阿婆，一辈子在灶屋里转，转出了一家人的命。林晓燕，从长沙来的知青，走时说"这里是我的家"，后来真的回来了。满仓婶子，嗓门大心肠热，给三伢买过一分钱一颗的糖。王福生，在后山蹲了两个钟头才把魂儿找回来。周德茂，八年大队长，最后蹲在墙根晒太阳，说"你叔是个好人"。

还有三伢自己。那个在门槛上写"等我长大"的少年，后来真的长大了。他念了师范，当了老师，在县教育局有了自己的办公桌。笔筒里插着一支英雄牌钢笔，笔帽银色早已磨光，露出黄铜本色。那是叔叔留给他的，从一九六九年到一九八七年，用了十八年，还在用。这支笔写过作业、工分、路条，写过不敢寄出的信，写过"叔回来了"，写过"等我长大"，写过"日子会好起来的"。

它还要继续写。写沅江两岸油菜花年年开，后山橘子年年红，沅水村炊烟年年升。写那些在苦日子里咬着牙活下来的人，后来真的等到了好日子。

这个故事不宏大。它就是一个小小的湘西水乡村庄，二十年间的日常。可日常里装着全部的时代——那面白墙上的字，那些戴过高帽的人，那些被票证勒紧的日子，那些煤油灯下偷偷写下的诗句，那些来了又走了又回来的知青，那些终于被摘掉的成分帽子。时代像沅江的水，从每个人身上流过。有的人被冲垮了，有的人被冲远了，有的人还在原地，像叔叔那样，弯着腰站着，等水过去，再慢慢直起来。沅水村的人，都是后一种。

写这个故事时，我常想起那个十二岁的少年，背着书包站在白墙下，仰头看那些通红的大字。他不知道那些字意味着什么，但他记住了。记了一辈子。现在他把它们写下来了。白墙还在，字已看不见。可记得那些字的人，还在。

沅水还在流。故事，就在这里开始。

邓贵贞2025年9月于哈尔滨

六、 自留地风波

忠字舞跳了一个多月，新鲜劲儿就过去了。再好吃的东西天天吃也要腻，更何况是跳舞。但大队没说停，谁也不敢停，每天早上晒谷场上照样手起手落，晚上照样扭腰摆臀，日子就这么一天天地过，像沅江里的水，不快不慢地流着，流到哪儿是哪儿。

秋天来了，田里的稻子黄了，沉甸甸的穗子弯着腰，风一吹，沙沙作响。今年早稻收成不错，晚稻看样子也差不了，可庄稼人的脸上看不出多少喜色。原因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说——自留地的事。

自留地是每家每户房前屋后那一小片地，不大，几分最多一两分，种点菜，栽几棵葱，养几只鸡，贴补一下口粮。以前自留地是各家的，想种什么种什么，大队不过问。但从去年开始，风声就紧了，说要割资本主义尾巴，自留地要收归集体，统一耕种。

消息传了好久，一直没动真格的，大家也就揣着明白装糊涂，该种菜种菜，该栽葱栽葱。可九月头上的一个早晨，一切都变了。

那天是白露，沅江上起了雾，浓得像糊了的米汤，把整个金桥村罩得严严实实。我背着书包去上学，走到村口，听见周德茂的声音从雾里传过来，闷闷的，像隔了几层棉被：

“这片是谁家的？红薯对不对？拔了，全部拔了！”

我从雾里钻过去，看见周德茂带着七八个民兵，站在周满仓家后门的自留地前。那块地不大，拢共两分出头，紧挨着满仓家的猪圈，四四方方的，土被翻得又松又细，一看就是下了功夫的。地里的红薯藤已经爬了满地，叶子绿油油的，底下鼓鼓囊囊的，红薯已经快成熟了。

周满仓站在地边上，脸涨得通红，嘴唇哆嗦着，两只手攥成拳头，青筋暴起。他老婆满仓婶子站在他身后，死死拽着他的衣角，不让他上前。满仓婶子的脸惨白惨白的，眼眶里包着泪，咬着嘴唇，不敢哭出声。

“德茂哥，”周满仓的声音沙哑得像破了的风箱，“这地是我家祖上传下来的，土改的时候分的，种了几十年了……”

“祖上传下来的？”周德茂转过头来，眼睛瞪得像铜铃，“现在是什么社会了？还祖上传下来的？地是国家的，是集体的！你家占着这块地种红薯卖钱，这是什么行为？这是资本主义行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他转过身，朝民兵一挥手：“拔！”

几个民兵弯腰就拔，红薯藤被连根扯起来，泥巴甩得到处都是，底下的红薯被拽出来，大大小小的，有的拳头大，有的只有拇指粗，白花花的，滚了一地。民兵们拔得很卖力，有人还带着笑，觉得这事儿好玩，像拔萝卜一样。

满仓婶子终于忍不住了，挣脱了男人的手，扑过去抢红薯，一边抢一边哭：“我的红薯啊——我辛辛苦苦种了一季，天旱的时候我挑水浇，虫多的时候我用手捉，你们不能这样糟蹋啊——”

她捡了两三个红薯抱在怀里，被民兵一把推开了，她踉跄了几步，摔在地上，红薯滚了出去，沾了一身的泥。

周满仓看到老婆被推倒，眼珠子都红了，吼了一声，就要冲上去。刘满仓从人群里抢出来，死死抱住了他：“满仓哥！满仓哥！莫冲动！莫冲动！冲动不得！”

周满仓被抱住了，挣扎了几下，挣不脱，肩膀一耸一耸的，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像受伤的野兽。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满地白花花的红薯，看着满仓婶子坐在泥地上哭，看着周满仓通红的眼睛，心里像被一把生锈的刀子捅了一下，不深，但疼得很持久。

红薯拔完了，民兵把红薯藤和红薯都堆到地边上，像一座小山。周德茂站在上面，叉着腰，对围观的群众讲话：

“社员同志们！你们都看到了，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今天拔的是红薯，明天就要拔别的！从今天起，沅水大队所有自留地全部收归集体，统一耕种，统一分配！谁要是再私占集体土地种东西，这就是下场！”

他踢了一脚地上的红薯，一个红薯骨碌碌地滚到了我的脚边。那个红薯长得很好，圆滚滚的，皮红红的，肉白白的，裂开了一道口子，露出里头湿润的果肉。

我弯下腰，想捡起来，被旁边的阿婆一把拽住了手。

“莫捡。”阿婆的声音很小，但很硬。

我缩回了手。那个红薯躺在泥地上，白花花的果肉沾了泥，看着可怜。

人群慢慢散了。满仓婶子还坐在地上，满仓叔蹲在她旁边，一言不发。满仓婶子哭够了，抹了把眼泪，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泥，把那几个被民兵扔在一边的红薯捡起来，用衣襟兜着，低着头往回走。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我看见她的眼睛红红的，脸上的泪痕被泥手抹得一道一道的，像唱戏的花脸。

我想说点什么，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那天的批斗会更惨。不光是周满仓，还有好几户人家因为自留地的事被揪了出来。一共六个人，站在大队部门口，脖子上挂着牌子，牌子上写着“资本主义尾巴”。周德茂念他们的“罪行”，一件一件地念，念得很细，哪家的自留地种了什么，收了什么，卖了多少钱，都一清二楚。

“周满仓，私占集体土地种红薯，去年收了三百斤，除了自家吃，还拿到大江口去卖，卖了八块钱！这是什么？这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周满仓低着头，脖子上那块牌子太重了，绳子勒得他脖子后面起了两道红印子。

“还有你，王长河，你家自留地种的辣椒，卖了三块五毛钱！你家成分是贫农，贫农也走资本主义道路？你对得起毛主席吗？”

王长河站在台上，浑身发抖。他是我们学堂的同学，比我大两岁，平时话不多，老实得像一头牛。他爹王福生上次游村的时候就被批过，这回轮到他自己了。他站在台上，嘴唇哆嗦着，一个字也说不出。

台下站着一排学生，是公社派来“受教育”的，我也在其中。我站在队伍里，低着头，不敢看台上的王长河。昨天我们还一起去沅江边上摸鱼，他把摸到的一条鲤鱼给了我，说“三伢，你拿回去，给阿婆补补身子”。

那条鱼阿婆炖了汤，我喝了两碗，叔叔喝了一碗。鱼汤很鲜，阿婆说长河这孩子心好。

可现在长河站在台上，挂着牌子，跟他爹一样了。

批斗会开了一个多钟头，散了。长河最后一个走，走路的时候腿还是抖的。我追上他，想跟他说句话，他看见我走过来，扭过头去，加快脚步走了。

他不想跟我说话。或者说，他不想跟任何人说话。

那天晚上，叔叔比平时回来得更晚。他扫完村道，又去大队部干了两个小时的义务工——这是他被划成富农之后多出来的活，每天多干两个钟头，不算工分，纯义务。

他进门的时候，衣服湿透了，脸上有泥，手上的茧子磨破了一个，露出红红的嫩肉。他洗了手，坐到灶屋里吃饭，吃了半碗，忽然把碗放下了。

“今天的事，你看到了？”他问我。

我知道他说的是自留地和批斗会的事，点了点头。

“你记住，”叔叔的声音压得很低，低到只有我能听见，“以后，嘴要更紧一些。不该说的话，一句也不要说。”

“什么是不该说的话？”

叔叔沉默了很久，拿筷子在碗沿上轻轻敲了两下，当当的，声音很脆。

“你觉得什么不该说，就不说。”他说，“你觉得说了会不会有事，那就一定不要说。宁可当哑巴，莫当出头鸟。”

他拿起碗，把剩下的半碗饭几口扒完了。吃完之后，他没有回厢房，而是坐在灶屋里，看着灶膛里的余火发呆。灶膛里还剩几块没烧完的木炭，红彤彤的，一明一暗，像心跳。

阿婆从里屋出来，手里拿着一个布包袱，包袱不大，鼓鼓囊囊的，用绳子扎了口。她把包袱放在灶台上，推到叔叔面前。

“这是什么？”叔叔问。

“是家里攒的一点钱，”阿婆说，声音很平，像在说一件很普通的事情，“你拿着，收好。以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用。”

叔叔打开包袱，里面是一沓皱巴巴的毛票，最大的是五毛的，最小的是一分的，叠得整整齐齐。他数了数，总共三块六毛钱。

“阿妈，”叔叔喊了阿婆一声，声音有点哑，“这钱是你养老的……”

“我养老的事以后再说，”阿婆打断了他，“你现在是富农，往外拿钱的地方多，你拿着。三伢还小，以后的事还说不准，手里有点钱，心里不慌。”

叔叔看着那一沓毛票，手在上面摩挲了几下，纸票子沙沙地响。他没有再推辞，把包袱重新扎好，揣进了怀里。

“阿妈，”他说，“我连累你们了。”

阿婆没说话，转身进了灶屋，拿火钳拨了拨灶膛里的余火，又添了一把碎柴，火重新旺了起来，灶屋里亮堂了一些。

“什么连累不连累的，”阿婆的声音从灶台那边传过来，有些含混，“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我坐在门槛上，看着灶屋里一老一少两个人的影子，被火光映在墙上，一大一小，一高一矮，像两个挨在一起的剪影。

外面起风了，沅江的水声大了一些，呼噜呼噜的，像是在说些什么。风吹过白墙上的红字，发出呜呜的声音，像是在哭，又像是在笑。

第二天早上，我去上学，路过周满仓家，看见他们两口子蹲在自留地里，把昨天被拔掉的红薯藤一捆一捆地扎起来，背回去当猪草。满仓婶子脸上没有泪痕了，眼睛也不红了，表情很平静，平静得像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但我知道她心里头不是这样的。因为她的嘴一直抿着，抿成一条线，嘴唇抿得发白，像刀片。

她看见我，笑了一下：“三伢，上学去啊？”

“嗯，婶子。”

“好好念书，”她说，“念书好啊，念书不用种地。”

她说完这句话，低下头继续捆红薯藤，动作很利索，像在跟谁较劲。

我到学堂的时候，看见王长河已经坐在座位上了。他低着头，翻着课本，翻得很慢，一页一页地翻，但我知道他没有在看。因为他的课本翻到第三页就停住了，他的手停在那一页上，没有再动过。

我坐到他旁边，从书包里摸出一块红薯干，放到他桌上。

“长河，给你。”

他看了一眼红薯干，又看了我一眼，摇了摇头。

“我不饿。”

“拿着吧，”我把红薯干塞到他手里，“昨天你给我的鱼，阿婆说谢谢你。”

他的手攥着那块红薯干，攥了很久，指节发白。过了一会儿，他低下头，把红薯干塞进嘴里，咬了一小口，嚼了嚼，咽了下去。

“三伢，”他含混地说，“我爸说，以后不让我跟你玩了。”

“为什么？”

“因为你是贫农，我爹是历史反革命。”他的声音很小，小到几乎听不见，“我爸说，贫农和反革命的孩子玩，对你不好。”

我想说我不在乎，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因为我想起了叔叔昨晚说的话：“你觉得说了会不会有事，那就一定不要说。”

我什么都没说，只是坐在那里，看着黑板。黑板上写着“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几个字，是用粉笔写的，写得很端正，一笔一划，一丝不苟。

野外，沅江的水还在流。已经是秋天了，江水浅了一些，露出河床上的鹅卵石，大大小小的，圆滚滚的，在太阳底下发着灰白的光。

水往东流，不管岸上发生了什么。

七、农场来客

自留地的风波过去没多久，沅水村又来了一件大事。

那是一九六八年的事了。那年我十四岁，个头蹿了一截，衣服的袖子短了一巴掌，阿婆接了两次，还是短，就干脆把袖子拆了，重新接了两块颜色相近的布，远看倒像是有意做的拼接，凑合着穿。叔叔说我在抽条，要多吃饭，可家里就那么点粮食，顿顿地瓜拌饭，能饱就不错了，哪里谈得上“多”字。

十月初的一个早晨，霜降刚过没几天，沅江上的雾还没散尽，大樟树上的喇叭忽然响了。这回不是周德茂的声音，是公社来的一个干部，姓李，说话慢条斯理的，像在念一篇很长的文章：

“沅水大队全体社员同志们，根据上级指示，溆浦县大江口公社沅水知青农场正式成立。首批知识青年将于近日抵达我们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请大队做好接待工作，安排知青食宿。这是光荣的政治任务，希望大家积极配合。”

我听完广播，端着红薯粥的碗愣了一下。知青？城里来的？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

周建设瘸着腿从巷子那头走过来，手里也端着碗，碗里也是红薯粥。他凑过来，压低声音说：“我听我爸说了，要来十几个知青，城里的，还有好几个女娃。”

“女娃也来？”我更惊讶了。

“怎么不来？知识青年嘛，不分男女。”建设撇了撇嘴，“城里的女娃到我们这山沟沟来，怕是要哭鼻子。”

他这话说得不无道理。沅水村这地方，四面是山，沅江从村前流过，看着是好山好水，可真要在这里过日子，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没有电，点的是煤油灯；没有路，出门靠两条腿；吃的是地瓜饭粗粮，有时候连盐都舍不得多放。城里的娃娃过惯了舒服日子，到这儿来，怕是连三天都熬不住。

可人家到底还是来了。

那是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太阳偏西了，晒谷场上站满了人，比过年还热闹。周德茂穿了他那件军绿色中山装，还戴了一顶绿军帽，站在台子上，表情严肃中带着得意——沅水大队能迎来知识青年，说明大队的工作做得好，这是他的政绩。

“来了来了！”有人喊了一声。

村口那边传来汽车的喇叭声，所有人都伸长了脖子往那边看。要知道，沅水村这地方，汽车一年也见不到几回，能开进来的路只有一条烂泥路，坑坑洼洼的，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

一辆解放牌卡车从道上颠簸着开过来，车身上覆了一层黄土，车牌都被灰糊住了大半。车厢上站着一群年轻人，男男女女的，大的不过二十出头，小的看着跟我差不多大。他们穿的衣服跟我们不一样，有穿军装的，有穿蓝制服的，有两个女知青穿着花格子衬衫，在灰扑扑的人群里格外扎眼。他们的脸上带着一种我从未见过的神情——好奇、紧张、兴奋，还有一点点茫然，像一群被运到陌生地方的小鸡崽。

卡车在晒谷场边上停下来，车上的知青一个接一个地跳下来。有人背着一个大帆布行李袋，有人拎着网兜，网兜里是搪瓷脸盆和热水瓶，还有一个人居然拎着一把小提琴——那东西我头一回见，棕色木头的，比二胡大好几倍，后来才知道叫小提琴。

女知青们一下车就东张西望，有人感叹“山真大啊”，有人说“空气真好”，有人皱了皱鼻子，大概是闻到了晒谷场旁边那堆猪粪的味道。

周德茂迎上去，满脸堆笑，伸出手跟领队的一个男知青握手：“欢迎欢迎！欢迎你们到沅水村来！从今天起，你们就是沅水大队的人了！”

领队的是一个叫陈建国的长沙伢子，个子很高，戴着一副眼镜，说话文绉绉的，跟周德茂握手的时候腰弯得很低，像是在鞠躬。

“谢谢周大队长，”陈建国说，“我们是来向贫下中农学习的，以后还要请大队多多关照。”

“好说好说！”周德茂笑得更开了，露出了满嘴黄牙，转过身朝晒谷场上的村民喊，“同志们！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知识青年的到来！”

掌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村里人鼓掌的方式跟城里人不一样，不是拍几下就停，而是使劲拍，持续地拍，拍得手都红了还在拍，因为不知道该什么时候停。周德茂没有喊停，掌声就一直响着，响了好一会儿，他的手终于往下压了压，掌声才停下来。

知青们被安顿在村西头的一排房子里，那排房子以前是周家的仓库，土改后一直空着，大队部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修缮了一下，糊了墙，补了瓦，打了几张木板床，就算收拾出来了。房子外墙上也刷了白灰，写了红字，写着“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

我在那排房子门口转悠了好几天，好奇地看那些城里来的年轻人怎么过日子。

他们过得比我预想的要难多了。

来的第一天晚上，就有人哭了。一个叫李小芳的女知青，才十六岁，生得白白净净的，像刚剥了壳的鸡蛋。她住的那间屋子窗户纸破了，晚上的山风吹进去，呜呜地响，她害怕，就哭了。哭声传出去，其他女知青也受了感染，好几个跟着哭起来。

陈建国去安慰她们，站在门口说：“别哭了，别哭了，既来之则安之，毛主席说了，越是困难的地方越要去，这才是好同志。”

哭声小了一些，但没完全停。

第二天早上，我去看她们怎么生火做饭。知青点的灶是新建的，泥巴灶，灶膛很大，锅也大，但他们不会烧火。两个女知青蹲在灶前，手里拿着一把稻草，划了好几根火柴都没点着，最后点着了，火苗蹿起来，差点烧了她们的头发。女知青尖叫一声，把稻草扔了，火又灭了。

最后还是隔壁的满仓婶子看不过去了，过去帮她们把火生起来，又教她们怎么添柴、怎么控制火候。满仓婶子比划了半天，说的都是土话，知青们似懂非懂的，但好歹把早饭做出来了——一锅糊了的稀饭，上面漂着黑色的锅灰。

可没有人嫌弃。他们围坐在灶屋门口，端着碗，喝得呼呼响，喝完了还舔碗底。一个男知青说：“这稀饭真香，比城里的好喝。”另一个女知青点头附和，说农村的东西就是好吃。

我站在不远处听着，心里觉得好笑。这稀饭有什么香的？稀得能照见人影，米没几粒，清汤寡水的。可他们喝得那么香，好像这辈子没喝过这么好的东西似的。

后来我才知道，他们是真的没吃过苦。这些城里的年轻人，大多数家庭条件也不算好，但比起沅水村，那就是天上地下的差别。有电灯，有自来水，有公厕，马路是水泥的，出门坐公交车——这些东西在他们看来是再普通不过的，可在村里一样都没有。

他们来了以后，大队就把他们分配到各个生产队去劳动。男的干重活，挑粪、犁田、砍柴；女的干轻一点的，插秧、除草、摘茶叶。知青们干得很卖力，但庄稼把式不是一天两天能学会的。犁田的把犁插得太深，牛拉不动；插秧的插得东倒西歪，第二天就漂起来一大半；砍柴的不会使柴刀，一刀下去砍在自己的小腿上，缝了好几针。

周德茂倒是不着急，每天在广播里表扬先进、批评落后，谁干得好就念名字，谁干得不好就点名批评。知青们像被上了发条一样，拼命表现，生怕落在后头。

在这些知青里头，有一个人让我印象最深。

她叫林晓燕。就是之前教我们跳忠字舞的那个长沙来的姑娘。

她是第二批来的，比第一批晚了几天。来了以后被分到第三生产队，就在我们家那片。她瘦瘦小小的，齐耳短发，圆圆的脸，笑起来有两个酒窝，说话的声音软绵绵的，像糯米糍粑。她干活不行，插秧慢得像绣花，别人插完一垄了，她才插了半垄，急得满头大汗。

但她对人好。

她见了我阿婆，总是笑眯眯地喊“阿婆”，阿婆一开始还紧张，说成分不好的人不敢跟知青多说话，怕连累人家。林晓燕不在乎，照样喊，照样笑，有时候还从自己的口粮里省出一点白面来，蒸了馒头给我们家送过来。

“阿婆，您尝尝，我做的。”她把馒头放在灶台上，拍拍手，笑着说，“做得不好，您别嫌弃。”

白面馒头啊。沅水村的人一年到头吃不到几回白面，平时都是地瓜、苞谷、糙米，偶尔掺一点白面，那就是了不得的好东西了。阿婆看着那两三个白面馒头，眼眶红红的，嘴唇哆嗦了半天，只说了一句：“姑娘，你自己也不富裕……”

“我不缺吃的，阿婆，您放心。”林晓燕说完就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冲我笑了一下，“三伢，好好念书啊，以后考到长沙去，我请你吃糖。”

我端着那碗稀饭，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外面的阳光里，觉得这个城里姑娘跟别人不一样。

可叔叔不这么看。

那天晚上，林晓燕送来的馒头被叔叔吃了半个，剩下一个半阿婆收起来了，说留着明天给我当早饭。叔叔吃完馒头，坐在门槛上擦他的柴刀，擦得很慢，刀面上的锈迹被他一点一点地磨掉，露出青白色的铁光。

“三伢，”他忽然开口了，“你跟那个姓林的知青，少来往。”

“为什么？”

“她是城里人，又是知青，成份好。”叔叔把刀翻了个面，继续擦，“你是富农的侄子，跟她走太近，对你不好，对她也不好。”

“可她没有嫌弃我们——”

“那是她现在不嫌弃。”叔叔的声音很平，像磨刀石一样，把每个字都磨得又平又薄，“以后呢？她总要回城的。回了城，她跟你的关系就是她的包袱。你不想害她吧？”

我愣了一下，没说话。

叔叔把柴刀磨好了，用拇指试了试刀刃，很满意。他把刀收起来，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转身回屋里去了。

我坐在门槛上，天已经黑透了。沅江的水声从远处传过来，幽幽的，像有人在低声说话。林晓燕住的那排知青点，窗户里透出昏黄的灯光，隐隐约约有人说话的声音，还有笑声。是李小芳在笑，她来了一周就不哭了，现在笑得最大声。

月亮从村后山顶上爬上来，又被云遮住了，明一阵暗一阵的。沅水村的夜很长，长得像没有尽头。

可日子总得过下去。知青们一天天地适应了农村的生活，学会了生火做饭，学会了插秧锄草，学会了挑着粪桶走得稳稳当当。他们的皮肤晒黑了，手上起了茧子，说话也带上了本土人的口音，时不时地蹦出几个土话来。

林晓燕还是见人就笑，见谁都喊“阿婆”“叔伯”，嘴甜得像抹了蜜。村里的人渐渐都喜欢上了她，连周德茂都说“这个女妹子不错，吃苦耐劳，有觉悟”。

可叔叔还是那句话——少来往。

他从来不跟林晓燕多说一句话，见了面点头打个招呼就走，像躲什么似的。林晓燕倒是不在意，照样“敬山叔”长“敬山叔”短地喊，喊得叔叔脸上挂不住，脚步走得更快。

有一次林晓燕在巷子里碰见叔叔扫地，抢过他的扫帚，说“敬山叔，我帮您扫一会儿”。叔叔吓了一跳，一把夺回扫帚，脸白得像纸，连说了三声“不用不用不用”，像被火烧了屁股一样，噌噌噌地扫远了。

林晓燕站在原地，看着叔叔的背影，有些莫名其妙。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眨了眨眼睛：“三伢，你叔怎么了？”

“没什么，”我说，“我叔怕连累你。”

林晓燕听了这句话，愣了好一会儿，然后笑了，笑得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连累什么呀，”她说，“都是人，分什么你我。”

她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轻很轻，像一阵风吹过去，不留痕迹。

可我知道，事情不是她说的那么简单的。

在那个年月，人跟人之间，隔着的东西太多了。成分、出身、身份，这些东西像一面面看不见的墙，把金桥村的人隔成了一个个小小的格子。每个人都被关在自己的格子里，出不去，也进不来。

我站在巷子里，看着林晓燕走远的背影，又看看叔叔在远处扫地的身影，心里忽然觉得很累。不是身子累，是那种从骨头缝里往外冒的累。

风吹过来，墙上的红字在夕阳里鲜艳得像刚写的。

我低下头，踩着石板路上叔叔扫过的痕迹，慢慢地往家走。

八、日常票证

知青点安顿下来以后，沅水村的日子看起来跟以前没什么两样，可仔细咂摸，又觉得处处都不一样了。最大的变化，是那些花花绿绿的票证，越来越紧俏了。

溆浦这地方，山高水长，自古以来就是“三里不同音，五里不同俗”，可票证这东西，全中国都是一个样。布票、粮票、油票、肉票、糖票、煤油票、肥皂票，花花绿绿的一沓子，比以前的银票还金贵。没有票，你就是手里攥着钱，也买不到东西。

我头一回对票证有深刻的记忆，是一九六八年冬天的事。

那年冬天特别冷，沅江上结了薄冰，村后的山头上落了一层雪，白茫茫的，远看像戴了一顶白帽子。我身上那件棉袄穿了三年了，棉花早就不蓬了，压得硬邦邦的，贴在身上像穿了一层硬壳，风一吹就透。棉袄外面的罩衣更是补丁摞补丁，胳膊肘、肩膀、膝盖，每一个容易磨破的地方都打着补丁，补丁的颜色还不一样，青的、灰的、蓝的，像一块拼布被面。

阿婆说：“三伢，你这件棉袄不顶事了，今年得给你做件新的。”

做新的，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首先是布票。

那年每家每户的布票是有限量的，大人一年一丈六，小孩一丈二，金桥村的贫下中农都一样。一丈二尺布，做一件棉袄的面子加里子，勉强够，可还要做裤子，还要做鞋面布，七算八算，怎么都不够用。

阿婆把布票翻出来，一张一张地摊在桌上，对着煤油灯数。那沓布票小小的，长方形的，纸张发黄发脆，有些票边上已经起毛了。阿婆数了一遍又一遍，每数一遍都叹一口气。

“今年公社发的布票比去年少了三尺，”阿婆说，“去年还能凑合，今年怕是要短了。”

叔叔坐在灶屋门槛上，抽着烟，没吭声。

“要不，”阿婆犹豫了一下，“今年就不给你做新棉袄了，把你叔那件旧的改一改，给你穿。你叔那件还新着，他也没怎么穿。”

叔叔把那件灰布旧棉袄翻出来的时候，我才发现那件棉袄其实也不新了。袖口磨得起了毛，腋下开了一道口子，棉花从口子里露出来，灰扑扑的，像秋天的芦苇絮。

“这件棉袄还是土改那年做的，”叔叔摸了摸那件棉袄，像是在摸一个老朋友，“十年了。”

十年了。十年是多久？那时候我还小，不知道十年有多长。现在回过头去想，十年是一整个时代，是一个人从少年走到青年的路，是从一个世界走到另一个世界的距离。

阿婆把叔叔的旧棉袄拆了，面子洗干净，里子换了一块旧床单拆下来的布，棉花不够，又往里面填了一些旧的、从别的衣服里掏出来的棉花，絮得厚厚实实的。她在煤油灯下缝了好几个晚上，针脚密密实实的，一针挨着一针，像蚂蚁排队。

新棉袄做成那天，阿婆让我试穿。棉袄穿在身上，沉甸甸的，压得肩膀往下坠，但真暖和，像抱了一个火炉子在怀里。我使劲吸了一口气，闻到了旧布料上淡淡的樟脑味，还有阿婆手上的烟火味。

“大了点，”阿婆围着我转了一圈，扯扯袖子，拉拉下摆，“你还在长，大了好，能多穿两年。”

我低头看着身上的棉袄。面子是灰蓝色的，打了两个补丁，但不仔细看不太看得出来。袖口上阿婆用黑布滚了一道边，把原来的磨损遮住了。下摆的地方也用同样的手法处理过，整件棉袄看起来像是特意做了拼接，倒有几分齐整。

“阿婆，好看吗？”我问。

阿婆笑了，笑得眼角皱成了菊花：“好看，比供销社卖的还好看。”

她笑的时候，我看见她的手。那双手被缝衣针扎了好几个口子，指头缠着胶布，胶布上渗着淡淡的血迹。她把那双手藏在身后，不让我看见，可我看见了。

那年冬天，我穿着那件改制的棉袄过了冬，走在路上，碰到村里的人，都说“三伢长高了”“棉袄挺合身”。没人说那件棉袄的补丁和拼接，因为在金桥村，补丁太正常了，谁身上没有几个补丁？没有补丁的衣服，那才叫稀罕。

周建设身上那件棉袄，补丁比我的还多，青一块蓝一块的，像清朝的官服。他爹是大队长，可他穿得跟别人一样，甚至比别人还差些，因为他是大队长的儿子，要以身作则，不能搞特殊。

“三伢，你看我这件，”建设扯着自己的袖子给我看，“这条袖子接了两次了，里头的棉花都是我娘从旧棉被里掏出来的。”

“比我那件强，”我说，“你那件面子还是斜纹布的。”

“斜纹布不经穿，哪有你那个卡其布结实。”建设撇撇嘴，两个半大的少年，站在晒谷场边上，像两个小老头一样，互相攀比着谁的衣服更破、补丁更多，现在想起来又好笑又辛酸。

比布票更金贵的是粮票。

粮票这东西，沅水村的人大部分都用不上，因为庄稼人吃的粮食是自己种的，米在自家的米缸里，地瓜在地窖里，苞谷挂在房梁上，不靠粮票买米。可要是出远门，没有粮票就寸步难行。饭馆里吃饭要粮票，买干粮要粮票，连在码头边上买个烧饼都要粮票。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叔叔出了趟远门。

他的老毛病犯了，咳嗽，咳起来停不住，有时候咳得弯下腰去，脸憋得通红，像要把肺管子咳出来。村卫生室的大夫说，这病要到大一点的医院去看，溆浦县城的医院不行，最好去怀化。

去怀化，就要坐车，坐车要花钱，到了怀化要吃饭，吃饭要粮票。

阿婆把那三块六毛钱又拿出来了。这一年来，她省吃俭用，又攒了几毛钱，凑在一起，四块出头。她把钱塞给叔叔，又从柜子里翻出一小沓粮票，是湖南省粮票，绿色的，上面印着“叁市斤”“伍市斤”的字样。

“这是我跟满仓婶子换的，”阿婆说，“她家亲戚在城里，手头有余的粮票，我拿鸡蛋换了六斤，你带上。”

叔叔看着那一沓粮票，没有接。他的手在膝盖上搓了搓，搓得沙沙响。

“阿妈，这鸡蛋是要换盐的——”

“盐的事你不要操心，家里还有。”阿婆把钱和粮票硬塞到叔叔手里，“你去看病，把病看好，比什么都强。”

叔叔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雾很大，沅江上的雾漫到村子里来，三五步外就看不清人了。他背着一个帆布挎包，挎包是阿公留下来的，洗得发白，上面印着一行红字，看不清写的是什么了。挎包里装着几个红薯，两个鸡蛋，还有阿婆头天晚上烙的两张饼——用的是林晓燕送的白面，阿婆一直没舍得吃，留着给叔叔路上当干粮。

“三伢，好好听阿婆的话。”叔叔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手很凉。

“叔，你早点回来。”

他嗯了一声，转身走进了雾里。我看着他的背影一点一点地变淡，最后消失在白茫茫的雾气里，只剩下脚步声，啪嗒啪嗒的，在石板路上响了一会儿，也消失了。

叔叔走了三天。那三天里，阿婆每天都要到村口去张望好几回，望着通往大江口方向的那条路，一站就是半天。她不说话，就那么站着，风吹着她的花白的头发，一根一根的，像冬天的枯草。

第三天傍晚，叔叔回来了。

他是坐汽车到大江口汽车站下的车，然后过渡船过河，沿着江边那条石板路走回来的。我远远地看见他的身影，赶紧跑上去接他。他瘦了，颧骨突出来了，眼眶凹了下去，但精神还好，看见我笑了一下。

“叔，病看了吗？”

“看了，拿了药，大夫说要吃一个疗程。”他从挎包里摸出几包药来，纸包着的，用纸绳扎着，药味儿很冲。

“粮票用完了吗？”我问。

叔叔点了点头：“用完了，一张不剩。在怀化吃饭要粮票，买干粮也要粮票，带去的六斤，住了三天就没了。最后一天吃了一顿，饿了一顿。”

饿了一顿。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淡，像在说今天天气不错。可我听了，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难受得说不出话。

回到家里，阿婆已经做好了饭。锅里煮了一锅红薯稀饭，比平时的稠一些，阿婆还炒了一碗酸豆角，切了一小碟子辣子酱。叔叔洗了手，端起碗来就吃，吃得很快，三口并作两口，稀饭烫嘴也不吹，呼噜呼噜地喝。

“慢慢吃，慢慢吃，有的是。”阿婆在旁边看着，眼眶红了。

叔叔喝了两碗稀饭，把碗放下，擦了擦嘴，从挎包里掏出一个纸包来，放在桌上。

“阿妈，这是我从怀化给你们带的。”他打开纸包，里面是几块发饼，圆圆的，黄黄的，上头撒着几粒芝麻。

发饼这东西，在我们沅水村算是稀罕物。供销社不是没有，但要粮票，村里人粮票金贵，舍不得花在发饼上。所以一般人家，一年到头也吃不上几回。

阿婆看着那几块发饼，忽然就哭了。

她哭的时候没有声音，就是眼泪一滴一滴地往下掉，掉在手背上，掉在桌子上，掉在发饼的纸包上。她用手背擦眼泪，越擦越多，索性不擦了，就那么坐着，让眼泪流。

我从来没见过阿婆哭成这个样子。以前再苦再难，她都是咬着牙挺着，不吭一声。可今天她哭了，哭得那么伤心，好像把这几年的委屈都哭出来了。

“阿妈，莫哭了，莫哭了。”叔叔蹲在阿婆面前，握住她的手，声音也哑了。

阿婆哭了好一会儿才停下来，擤了擤鼻涕，用围裙擦了脸，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我不是哭别的，”她的声音沙沙的，像砂纸磨过木头，“我是心疼你。你这趟去怀化，饿了一天肚子，就为了省下几毛钱给我买发饼。你三十多岁的人了，一个人过，没有一个知冷知热的人在身边，我这个做娘的，心里头……”

她说不下去了，又哭起来。

叔叔低着头，没有说话。他的肩膀在微微发抖，不知道是哭还是别的什么。

我站在灶屋门口，手里攥着一块发饼，发饼是叔叔塞给我的，说“三伢尝尝，怀化的发饼比溆浦的好吃”。我咬了一口，发饼很甜，甜得发腻，但那种甜味到了嘴里就变了味，变得又苦又涩，像嚼了一嘴的药。

那个晚上，村子里很安静。沅江的水声从远处传来，呼噜呼噜的，像一个人在低声哭泣。知青点的窗户里亮着灯，隐隐约约有歌声传出来，是有人在唱歌，唱得断断续续的，像在打瞌睡。

我躺在被窝里，摸着身上那件改制的旧棉袄，棉袄很暖和，暖得我把被子都蹬了。可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的，都是阿婆的眼泪和叔叔饿了一天肚子的那句话。

粮票、布票、补丁衣裳、地瓜饭、发饼，这些东西在那个年月里，就是沅水村人的日子。不是不想吃好一点，穿好一点，是没有。不是不想过得松快一点，是不敢。

因为比布票和粮票更紧俏的东西，是一个人的“身份”。有了好的身份，日子再苦也能熬；没有好的身份，日子就像走在悬崖边上，稍不留神就掉下去了。

叔叔就是走在悬崖边上的人。

而我，跟在他后头，看着他一步一滑地走，想伸手拉他一把，手却够不着。

那块发饼我吃了三天，舍不得一下子吃完，掰成一小块一小块的，放在口袋里，馋了就掏一块出来，含在嘴里慢慢化。化到最后，嘴里只剩下一股甜味和芝麻的香味。

那是我吃过的最甜的发饼，也是最苦的。

九、 山野学习班

叔叔从怀化回来以后，吃了两个月的药，咳嗽是好了一些，可人却更沉默了。以前好歹还跟我说几句话，现在连话也少了，早上出门扫地，下午上工，晚上回来就坐在厢房里，对着一盏煤油灯发呆。灯芯烧久了会结灯花，他不剪，就那么让它亮着，光越来越暗，暗到最后只剩下一点红红的火星子，像快灭了的香头。

一九六九年夏天，事情又变了。

那是早稻收割完不久的一个傍晚，我刚从学堂回来，书包还没放下，就看见大队部的民兵排长周大军站在我家门口。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军装，腰间扎着武装带，脸上的表情很严肃，嘴唇绷成一条线，像刀切过的豆腐。

“周敬山在家吗？”他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硬邦邦的，像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

叔叔从灶屋里出来，手里还端着一碗水。他看见周大军，把碗放在门槛上，站直了身子。

“在。”

“接公社通知，”周大军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展开来，念道，“沅水大队富农分子周敬山，经大江口公社革委会批准，自即日起送往公社学习班，接受思想改造。期限不定。明天一早报到，带上铺盖和换洗衣服。”

叔叔的脸一下子白了，白得像刷了白灰的墙。他的嘴唇动了几下，没发出声音，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像在吞什么东西。

“学习班……在哪儿？”他终于问出来了，声音很涩，像生锈的铁门被推开时发出的声响。

“大江口，公社后面的院子。”周大军把那张纸折起来，塞回口袋里，转身要走，走了两步又回过头来，补了一句，“带锄头和镰刀，学习班要劳动的。”

他走了以后，阿婆从里屋出来，手里拄着一根竹竿，那是她走路用的。她的腿最近不太好，走起路来一瘸一拐的，但她从不让人扶，说“我自己能走”。

“听见了？”阿婆问叔叔。

叔叔点了点头。

“去就去，又不是没去过。”阿婆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不像是在说自己的儿子要去学习班，而是在说今天要去地里拔草一样平常。

她转身进了灶屋，开始给叔叔收拾东西。她把叔叔那件灰布棉袄翻出来——就是改给我穿的那件，后来我又还给了叔叔，因为我在长个子，穿不下了。她把棉袄叠好，塞进一个蛇皮袋里。又拿了两件换洗的褂子，一条裤子，一双布鞋，都是补过的，但洗得干干净净。

“阿婆，学习班是干什么的？”我站在灶屋门口问。

阿婆手上的动作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往蛇皮袋里塞东西。

“就是……”她想了想，好像在找一个合适的词，“就是让你叔去住一阵子，白天劳动，晚上学习。跟生产队上工差不多。”

她说得很轻松，但我不信。如果真的跟上工差不多，叔叔的脸不会白成那个样子，阿婆收拾东西的时候手也不会抖。她的手在抖，虽然她极力控制着，但蛇皮袋的绳子她扎了好几遍都没扎紧，最后还是我帮她扎的。

那天晚上，叔叔破天荒地没有早睡。他在堂屋里坐了很久，坐在那张老式木椅上，椅子是他爹——我的阿公——生前坐的，椅面被坐出了一个弧形的坑。叔叔坐在上面，背挺得很直，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像一尊泥塑。

我坐在门槛上，背对着他，看着院子里的月亮。月亮是半圆的，挂在天上，旁边有几颗星星，很亮，一闪一闪的，像谁在眨眼睛。

“三伢。”叔叔忽然叫我。

“嗯。”

“你过来。”

我转过身，走到他面前。他从口袋里摸出一样东西，塞到我手里。我低头一看，是一支钢笔，英雄牌的，笔帽是银色的，笔杆是深蓝色的，上头有一行小字，写的是“英雄100”。

“叔，这是……”

“以前买的，一直没用过。”叔叔说，声音很轻，“你拿去用，好好念书，把字写好。”

这支钢笔我后来用了很多年，笔尖磨秃了，笔杆摔裂了，用胶布缠着继续用。我一直没舍得扔，因为那是叔叔留给我的东西里头，最珍贵的一件。

第二天天还没亮，叔叔就起来了。

他穿上了阿婆给他准备的那件灰布褂子，把裤腿卷到小腿肚，脚上穿着那双补过的布鞋。蛇皮袋扛在肩上，手里拿着锄头和镰刀，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就一眼。

他看的是堂屋里那张毛主席像。画像里的毛主席穿着军装，挥着手，笑容满面。叔叔看了两三秒钟，把目光收回来，转过身，往外走。

阿婆跟在后头，我也跟着。三个人走在石板巷子里，脚步声啪嗒啪嗒的，在清晨的寂静里显得格外响亮。巷子两边的白墙在晨光里泛着灰白色，墙上的红字模模糊糊的，像睡着了。

走到村口那面白墙跟前，叔叔停下来，把肩上的蛇皮袋换了换肩。

“阿妈，你回去吧，莫送了。”

阿婆站在墙根底下，白发在晨风里飘着。她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叔叔，目光里头有千言万语，但一个字也没说出来。

“三伢，”叔叔又转向我，“听阿婆的话。”

“叔，你什么时候回来？”

他没有回答。他转过身，沿着通往大江口方向的机耕道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这回看的是金桥村的全貌——那些白墙黑瓦的房子，那些写满红字的墙壁，村中央那棵大樟树，和樟树上那个大喇叭。

然后他走了。扛着蛇皮袋，拿着锄头和镰刀，沿着机耕道一直走，走到机耕道的尽头，拐了个弯，被路边的树挡住了，看不见了。

大江口公社在沅江边上，从沅水村走过去要两个钟头。我想着叔叔一个人走在那条路上，扛着行李，拿着农具，心里头空落落的，像被什么东西挖走了一块。

叔叔走了以后，家里的日子过得更慢了。

阿婆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到灶屋的灶王爷面前烧一炷香。灶王爷的画像早在几年前就撕掉了，但她记得那个位置，香还是照烧不误，插在灶台后面的墙缝里。墙缝被烟熏得乌黑，像一张张开的嘴。

“保佑敬山平平安安的，早点回来。”她跪在灶台前，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

这些话她不敢大声说，怕隔墙有耳。她每次都是把灶屋的门关严实了，声音压到最低，低到只有她自己听得见。我站在灶屋外面，把耳朵贴在板壁上，只能听见嗡嗡嗡的声音，像蜜蜂在飞。

过了一个多月，大队里组织人去公社学习班“参观学习”，我也跟着去了，不是作为参观的人，而是作为给大人带路的——大人们说我这几年在大江口上学，路熟。

学习班在大江口公社后面的一个院子里，院子很大，院墙是土夯的，上头拉着铁丝网，看起来像一个关人的地方。门口有人站岗，戴着红袖章，看见我们来了，盘问了好一会儿才放行。

院子里面分前后两个部分。前面是上课的地方，有几间房子，墙上贴着标语，写的是“改造思想，重新做人”。后面是一片空地，种着菜，还有一块水田，田里的稻子已经割了，只剩下齐刷刷的稻茬。

学习班的人正在后面的菜地里劳动。我一眼就看见了叔叔。

他穿着一件灰不溜秋的褂子，裤腿卷到膝盖以上，光着脚站在菜地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正在翻地。他瘦了很多，瘦得颧骨高高地突出来，眼窝深深地凹下去，像换了一个人。他翻地的动作很慢，每翻一锄都要停顿一下，喘一口气，像一头拉不动犁的老牛。

在他旁边，还有十几个人，男男女女都有，年纪不一，最大的看起来有六七十岁，最小的看起来比我大不了多少。他们都在劳动，没有人说话，只有锄头翻土的声音，嚓，嚓，嚓，单调得像机器在运转。

菜地边上站着两个穿军装的人，腰间扎着武装带，手里拿着语录本，眼睛一直盯着劳动的人。有人动作慢了，他们就咳嗽一声；有人抬起头来四处张望，他们就喊一声“低头”。

我看见叔叔抬起头来擦汗，那个穿军装的人就喊了一声：“周敬山，低头！”

叔叔赶紧低下了头，锄头继续翻土，嚓，嚓，嚓。

带队的周德茂跟门口站岗的人说了几句，我们被允许在院子里参观一会儿。我跟在人群后面，走近了菜地，想看清楚叔叔的样子。

他看见我了。

他先是一愣，锄头举在半空中停了一下，然后很快又落下去。他没有跟我说话，甚至没有朝我看第二眼。他只是低着头，一下一下地翻地，翻得很认真，好像地里藏着他这辈子最重要东西。

可我看到他的手在抖。

锄头的木柄在他手里微微颤抖着，像风中的芦苇。他握得很紧，指节发白，像是在用全身的力气控制自己。

“三伢，你认识那个人？”跟我一起来的周建设小声问我。

“不认识。”我说。

这三个字我说得很自然，自然得像呼吸一样。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这么说，也许是因为来之前阿婆交代过，“到了那里，不管看到什么，莫要乱认人”；也许是因为看到叔叔那个样子，我忽然觉得，认了他，就是害了他。

可我心里头，有一根弦断了，嗡嗡嗡地响，像被风吹断的电线。

参观的时间不长，不到半个钟头就结束了。我们被带出了院子，站在公社门口，等着大队的拖拉机来接我们回去。

太阳很大，晒得地上的土发烫。我站在公社门口的石阶上，回头看了一眼那个院子的方向。高高的土墙挡住了视线，什么也看不见，只能看见院墙上头的铁丝网，在太阳底下闪着冷冷的光。

从大江口回来以后，我变了一个人。

不是性格变了，是心里头有什么东西碎了。碎了的瓷片扎在心上，不流血，但疼得很。我不再跟建设他们去沅江边摸鱼了，也不再跟着村里的孩子满山跑了。放了学就回家，帮阿婆烧火做饭，做完饭就坐在门槛上写作业，写完作业就发呆。

阿婆看出了我的变化，但什么也没说。她只是比以前更勤快了，每天天不亮就起来，喂鸡、剁猪草、扫地、做饭，忙得脚不沾地。她好像要用忙碌来填补家里那个空荡荡的厢房，好像只要她忙起来，就不觉得少了什么。

叔叔的学习班上了整整三个月。

三个月里，阿婆去看了他两次。每一次都是天不亮就出发，走上两个钟头的路到大江口，在公社门口等上半天，才能见上叔叔一面，说上几句话。见面的时候有民兵在旁边看着，不能随便说话，只能说“家里都好”“你要好好改造”之类的话。

阿婆每次回来，眼睛都是红的，但脸上挂着笑。

“你叔挺好的，胖了一点，伙食比家里好。”她说。

我不信。叔叔瘦成那个样子，怎么可能是“胖了一点”？可我没有拆穿阿婆。她说胖了就胖了吧，她说好就好了吧。有些话，说出来大家都难受，不如不说。

九月底的一个傍晚，叔叔回来了。

他走的时候是夏天，回来的时候已经是秋天了，沅江两岸的稻子都黄了，等着收割。他扛着那个蛇皮袋，拿着锄头和镰刀，从机耕道上一步一步地走回来。他跟走的时候一样瘦，颧骨还是突出来的，眼窝还是凹下去的，但他的背挺直了一些，眼睛里有了一点光亮，像快灭了的煤油灯被人拨了拨灯芯，又亮了一下。

阿婆站在村口等他，我也在。

叔叔走到我们面前，把蛇皮袋放在地上，看着阿婆，喊了一声：“阿妈。”

就这两个字。

阿婆的眼泪刷地就下来了。她没有哭出声，就是站在那里，让眼泪流，流过了脸上的皱纹，流进了嘴角的沟壑里，滴在胸前的围裙上。

“回来了就好，”她说，声音抖得不成样子，“回来了就好。”

叔叔又看了看我，伸手摸了摸我的头。他的手比以前更粗糙了，指头上的茧子厚得像一层壳，摸在头发上沙沙响。

“三伢，长高了。”他说。

那支英雄钢笔我揣在口袋里，钢笔的金属笔帽贴着我的大腿，凉丝丝的。我想把它掏出来给叔叔看，告诉他我一直用着，好好念书，写字也写得好多了。

但我没有掏。我就那么站着，让叔叔摸我的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那天晚上，阿婆做了很多菜。她从鸡窝里抓了一只鸡杀了，炖了一锅鸡汤，又炒了一盘腊肉——那是过年的时候留下来的，一直舍不得吃。饭桌上摆得满满当当的，像过年一样。

叔叔坐在桌前，看着那些菜，看了好一会儿，才拿起筷子。

“阿妈，以后莫杀鸡了，鸡要留着下蛋的。”

“今天杀一只，不打紧。”阿婆给他夹了一块鸡腿，“吃，多吃点，在外面受苦了。”

叔叔吃着吃着，忽然放下了筷子。他把脸埋在手掌里，肩膀一耸一耸的，没有声音，但我知道他在哭。

阿婆没有劝他，也没有说话。她只是把叔叔碗里的饭又添了一些，把鸡汤又舀了一碗，放在他手边，然后就坐在旁边，一针一针地纳鞋底。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两下，灯芯上又结了灯花。这回叔叔没有让它暗下去，他抬起头来，用剪刀剪了灯花，灯火重新亮了起来，照得满屋亮堂堂的。

窗外，沅江还在流。秋天的水浅了，露出了河床上圆滚滚的鹅卵石，水流的声音比夏天小了一些，轻轻的，柔柔的，像阿婆在哼一首没有词的歌。

我坐在门槛上，把那支英雄钢笔掏出来，在手心里攥了很久。钢笔被我攥得温热了，笔帽上的银色有点发乌，但笔尖还是好的，写字顺滑得很，像叔叔走的那天早晨的晨风。

我翻开作业本，在本子最后一页的空白处，写了一行字：

“叔回来了。”

写完以后，我把那一页撕下来，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了枕头底下。那是我自己的秘密，不跟任何人分享的秘密。

那个本子后来不见了，搬了几次家，找不到了。但那四个字我记了一辈子。

叔回来了。

十、 一纸路条

叔叔从学习班回来以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再出门。不是不想出，是不敢出，也出不去。

那个年代，出门是一件大事。不是说你背上包袱迈开腿就能走的，你得有“路条”。没有路条，你就是走到大江口码头上，也会被民兵拦下来，问你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去干什么、谁批准的。答不上来，就要被带到公社去问话，问话问不清楚，可能就回不来了。

路条这东西，我头一回接触，是一九七〇年的春天。

那年开春以后，村里的壮劳力有不少人开始往外走了。不是去远方，就是去最近的溆浦县城，或者在怀化地区范围内，去修路、修水库、伐木、挖煤。这些活是公社安排的，叫“副业”，挣的钱一部分交给大队记工分，一部分自己留着，是庄稼人除了种田之外唯一的进项。

可要去干副业，首先得有一纸路条。

那年刚过完年，叔叔的身体好了一些，咳嗽没那么厉害了，人也胖了一点——不是真的胖了，是学习班回来的头两个月，阿婆天天给他做好吃的，把亏空的身子补了一些回来。叔叔想去干副业，说能多挣几个钱，贴补家用，也给我攒着以后念书用。

阿婆不同意，说她宁愿自己少吃两口，也不让叔叔再往外跑。可叔叔的脾气犟，认准了的事，九头牛都拉不回来。他跟阿婆磨了好几天，阿婆终于松口了，说你去问问大队，看能不能批。

那天下午，叔叔去大队部找周德茂。

我跟在他后头，不是他让我去的，是我自己要去的。我想看看路条是怎么批下来的，因为以后我也要出门，我也要有路条，早一点知道这些事，心里有底。

大队部在村中央的周家祠堂里，门口的石狮子早被搬走了，换了两根红漆木柱，柱子上贴着对联，上联“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下联“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门楣上挂着一块木牌，写着“沅水大队革命委员会”几个字，字是周德茂写的，歪歪扭扭的，但红漆描了边，看着挺像那么回事。

叔叔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好像在鼓足勇气。他在衣服上擦了擦手上的汗，整了整衣领，把棉袄的扣子扣好，才迈步走进去。

我跟在他后面，心里也紧张，像是我自己要去找周德茂似的。

周德茂坐在里屋的一张桌子后面，桌上摊着一张报纸，他在看报。听见有人进来，抬起头，看见是叔叔，脸上的表情变了一下——不是变难看，是变得更官方了，像戴上了一副面具。

“敬山，什么事？”

“德茂哥，”叔叔站在桌子前面，腰微微弯着，声音不大，“我想去干副业，到大江口码头去扛包，听说是公社那边要人，一天给一块二毛钱。”

周德茂放下报纸，靠在椅背上，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嗒嗒的，像在敲算盘。

“去大江口扛包？”他看了看叔叔，“你是富农，晓得的吧？”

“晓得。”叔叔的声音更低了。

“富农出去干副业，不是不行，但手续比贫下中农要复杂。”周德茂从抽屉里拿出一本表格，翻了几页，找到一张空白的，“要填表，要大队审查，要公社批准。你把这张表拿回去填，填好了交给我，我拿到公社去批。”

叔叔接过那张表格，手有点抖。那是一张十六开的纸，上面印着密密麻麻的字，空格子一个挨着一个，要填姓名、性别、年龄、成分、家庭出身、政治面貌、外出事由、外出地点、外出时间、担保人……

“德茂哥，”叔叔看着那张表，眉头皱在一起，“这个担保人……”

“担保人要贫下中农，一个人不够，要两个。”周德茂竖起两根手指，“两个贫下中农给你担保，保证你在外面不犯错误、不惹事、不逃跑。有这两个人签字画押，我才能把表往公社送。”

叔叔拿着那张表，站在大队部门口，看了很久。阳光照在白纸上，晃得他眯起了眼睛。他把表格叠好，揣进怀里，慢慢地往回走。

找担保人这件事，比叔叔预想的要难得多。

不是村里没有贫下中农，村里贫下中农多的是，可谁愿意给一个富农担保？担保意味着责任，叔叔在外面出了什么事，担保人要跟着受牵连。这年头，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谁愿意为一个富农担这个风险？

叔叔先找了刘满仓。

刘满仓是贫农，根正苗红，平时跟叔叔关系不错，家里有什么力气活，叔叔都去帮忙。叔叔拎了两斤红糖——那是阿婆攒了好久的票才买到的——去了刘满仓家。

刘满仓坐在灶屋里抽旱烟，听完叔叔的话，把烟袋锅子在鞋底上磕了磕，沉默了很久。

“敬山哥，不是我不帮你，”他的声音很低，低得像蚊子叫，“我是贫农，给你担保，在别人眼里就成了‘跟富农穿一条裤子’，我老婆娘家成分也不好，我要是再出点什么事，一大家子人怎么办？”

叔叔点了点头，把那两斤红糖放在桌上，说“满仓，红糖你留着”，转身就走了。

他又找了周木匠。周木匠是村里手艺最好的人，也是贫农，以前叔叔帮他砍过柴、挑过水，两家走动得勤。周木匠比他儿子周大毛说得更直接：“敬山，不是我不想帮，是我不能帮。我儿子还没娶媳妇，要是给他扣上一顶‘立场不稳’的帽子，谁家的姑娘还敢嫁过来？”

叔叔又找了王长河他爹王福生。王福生倒是愿意，但他自己的成分就是“历史反革命”，他给叔叔担保，等于两个有问题的人绑在一起，不但没有用，反而更糟。

找了三天，找了七八个人，没有一个肯签字的。

叔叔那张表格揣在怀里，被他揣得皱巴巴的，边角都起了毛。他每天晚上把表格拿出来看看，叹口气，又叠好放回去，像看一封不敢拆的信。

阿婆看不过去了。

“我去找满仓婶子，”阿婆说，“她男人不签，她签。女人也是贫农，大队没说女人不能担保。”

阿婆去找满仓婶子的时候，我没有跟去，但我知道结果。阿婆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笑，但笑得勉强——满仓婶子答应了，但条件是“莫让旁人晓得”。也就是说，她愿意签字，但不能公开，要悄悄地签，不能让村里其他人知道。

一个担保人有了，还差一个。

最后是林晓燕签的字。

她是知青，成分好，根正苗红，又是长沙来的，在大队里说话有分量。她听叔叔说了担保的事，二话没说，拿起笔就在表格上签了名字。

“敬山叔，你放心去，有什么事我顶着。”她把表格还给叔叔，笑了一下，两个酒窝深深的。

叔叔拿着表格，手又抖了。这回不是害怕，是感动。

“晓燕，你是知青，给我这个富农担保，你不怕……”

“怕什么？”林晓燕打断了他，声音不大，但很坚定，“您是什么人，我心里有数。再说了，毛主席教导我们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犯了错误，改了就好，又不是一辈子抬不起头。”

叔叔的眼眶红了一下，但忍住了。他把表格揣好，朝林晓燕深深地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林晓燕站在原地，看着叔叔走远的背影，忽然叹了一口气。那声叹气很轻，轻得几乎听不见，但我听见了。我不知道她在叹什么，只觉得那声叹气里头，有很重很重的东西。

有了两个担保人，表格总算填好了，交到了周德茂手上。周德茂看了看担保人那一栏，皱了一下眉头，大概觉得一个知青、一个妇女，分量不太够，但到底是签了字的，他也说不出什么。

“表我拿到公社去批，批不批得下来，我不敢打包票。”周德茂把表格放进抽屉里，对叔叔说，“你先回去等消息，有信了我让人通知你。”

等了半个月，消息来了。

那天叔叔在田里干活，周大毛从大队部跑过来，远远地喊：“敬山叔！敬山叔！大队长让你去一趟！”

叔叔从水田里上来，脚上的泥都没洗，踩着田埂就往大队部跑。我跟在他后头，跑得气喘吁吁的。

周德茂坐在那张桌子后面，手里拿着那张表格，表格上多了几个红印章，圆圆的，鲜红的，像盖在猪身上的检疫章。

“批下来了。”周德茂把表格递过来。

叔叔接过表格，手抖得厉害，表格在他手里哗哗响。他看了半天，好像不认识上面的字似的，反复看了好几遍，才确认那真的是公社革委会的批准章。

“德茂哥，谢谢……”叔叔的声音哑了。

“莫谢我，要谢就谢政策。”周德茂摆摆手，又从抽屉里拿出另外一张纸来，递给叔叔，“这是路条，你出门的时候带着，到了大江口交给码头上的民兵。上面写着你叫什么、什么成分、去哪儿、干什么、多长时间。东西在你人在，东西丢了你就麻烦了。”

那张路条比表格小一些，是长方形的，纸张薄薄的，上面写着几行钢笔字，内容是周德茂写的，字迹潦草，但能认出来：

“兹有我大队富农分子周敬山，前往大江口码头从事搬运劳动，为期三个月，希沿途民兵查验放行。沅水大队革委会。1970年3月12日。”

下面盖着大队革委会的章，红红的，圆圆的，像一只闭着的眼睛。

叔叔把路条看了好几遍，叠得方方正正的，小心翼翼地揣进了贴身的口袋里。那个口袋是他特意让阿婆缝的，在棉袄里子里面，贴着胸口，针脚密密实实的，东西放进去不会掉，也不会被人偷。

他从大队部出来的时候，天快黑了，西边的天上烧着晚霞，红彤彤的，像一面巨大的红旗铺在天上。沅江被晚霞映得通红，水面上波光粼粼的，像撒了一江的红纸屑。

“叔，你要去多久？”我走在他旁边问。

“三个月。”叔叔说，“三个月就回来。”

“三个月是多久？”

叔叔想了想，说：“就是稻子从插秧到收割那么久。”

我算了算，觉得三个月很长，长得像一辈子。

叔叔去大江口码头扛包那天，是三月中旬的一个早晨。沅江两岸的油菜花开了，黄灿灿的一片，从江边一直铺到山脚下，看得人心都亮了。他背着那个蛇皮袋，揣着路条，沿着公路往大江口方向走。

这回我没有跟去送他。阿婆说她一个人去就行了，让我去上学。我背着书包走到学堂门口，没有进去，而是绕到学堂后面，爬上一棵大樟树，从树顶上看着那条通往大江口的公路。

我看见叔叔的身影在油菜花田中间的小路上移动，小小的，黑黑的，像一只蚂蚁。他走得很慢，走几步停一下，好像舍不得走。但最后他还是走远了，被油菜花淹没了，再也看不见了。

我从树上下来，拍了拍身上的树皮屑，走进学堂。

教室里，杨老师正在黑板上写字，写的是“红军不怕远征难”。粉笔在黑板上吱吱地响，声音尖利，像老鼠在叫。

我坐到座位上，把书包放下，翻开课本。课本的扉页上，我用叔叔给我的英雄钢笔写了一行字：“好好念书。”

那支钢笔灌满了墨水，墨水是蓝色的，写出来的字蓝汪汪的，像沅江春天的水。

我握着笔，在课本空白处写了一行字：“叔去大江口了，三个月回来。”

写完以后，我合上课本，把它塞进书包最底层，压在所有书的下面。

窗外，油菜花开得像一片金色的海。沅江从花海中间流过，无声无息，像一条青灰色的绸带。

三个月，稻子从插秧到收割那么久。

我等着。

十一、晒场记工

叔叔去大江口码头的第三天，阿婆让我去晒谷场记工分。

记工分这事，以前是叔叔去的。每家每户每天干了什么活、干了多长时间，记在工分本上，年底按工分分粮食、分钱。叔叔不在家，阿婆腿脚不好，走不了太远的路，这活就落到了我头上。

那天傍晚，太阳已经落山了，天边还剩一抹暗红色，像炭火将灭未灭的光。晒谷场上点了两盏马灯，昏黄的光照着场子上黑压压的人头。金桥村三个生产队的人都来了，排成三列，等着记工员在本子上画圈画杠。

记工员叫周德贵，是周德茂的弟弟，四十来岁，瘦高个，戴着一副老花镜，镜腿上缠着胶布。他坐在一张小桌子后面，桌上摊着一沓工分本，每个本子封面写着一个人的名字。他手里拿一支圆珠笔，笔帽被咬得稀烂，露出发黄的塑料。

“一个一个来，莫挤，莫挤。”周德贵的声音有气无力的，像没吃饱饭。

排在我前面的是满仓婶子。她把工分本递过去，周德贵翻开，看了一眼，问：“今天干的什么？”

“后山锄草，一整天，太阳出来就上工，太阳落山才下工。”满仓婶子的声音很大，好像在跟谁赌气。

周德贵在本子上画了一个圈，又在旁边画了一道杠。

“八分。”他说。

八分工分。一个成年妇女干一整天的活，记八分。成年男人干一整天，记十分。我叔叔是富农，他干一整天的活，只记六分——同样累死累活，比别人少挣四成。

这就是成分的价码。

满仓婶子拿回本子，翻了翻，眉头皱了一下，没说什么，转身走了。她走过我身边的时候，脚步顿了一下，好像在犹豫要不要跟我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低着头走进了暮色里。

轮到我了。

我把叔叔的工分本递过去。那本子很旧了，封面被汗水浸得起了毛，边角卷起来，像一片枯叶。周德贵接过去，翻了翻，抬头看了我一眼。

“你叔不在家，你替他记？”

“嗯，我叔去大江口了，阿婆让我来的。”

周德贵没再说什么，低下头，在叔叔的本子上画了一个圈，圈旁边画了两道杠——斜杠，不是横杠。斜杠代表减分，六分。

“今天你叔不在，他那个义务工怎么办？”周德贵忽然问。

义务工。我想起来了。叔叔是富农，除了正常上工之外，每天还要多干两个钟头的义务工，不算工分，白干。今天他不在，义务工没人干。

“我替他去。”我说。

周德贵又看了我一眼，这回看得久了些。他的老花镜片后面的眼睛眨了眨，嘴唇动了一下，好像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你才十五六岁，算半劳力，”他说，“半劳力干义务工，不合规矩。”

“那我算全劳力。”我把腰挺了挺。

周德贵沉默了一会儿，把圆珠笔帽拔下来，又盖上，拔下来，又盖上。反复了好几回，最后他在叔叔的本子上又加了一道杠，把六分改成了四分。

“义务工你就不用去了，”他说，“扣两分，当是替你叔还了。”

四分。我叔要是知道了，不知道会怎么想。

我从晒谷场往回走的时候，月亮已经升起来了，圆圆的，挂在村后山顶上，月光把石板路照得像一条灰白色的蛇，弯弯曲曲地伸向村子深处。

走到村口那面白墙跟前，我停下来，看着墙上那几个字。

“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

四年了。那面墙上的字写了四年了，风吹雨打，红墨水洇开了一些，有些笔画模糊了，露出了底下白灰的颜色。可那几个字还在，清清楚楚的，一笔一划，像刻在石头上一样。

我在墙根底下站了一会儿，忽然想起阿婆说过的那句话：“认得字的人，事多。”

叔认得字，所以他事多。我认得字，以后会不会事也多？

夜风从沅江上吹过来，带着水草和淤泥的味道，凉飕飕的。我把衣领拢了拢，踩着月光，慢慢地走回了家。

阿婆还没睡，坐在灶屋里纳鞋底。灶膛里的余火映着她的脸，忽明忽暗的，像一个快要燃尽的灯笼。

“三伢，工分记了？”

“记了，四分。”

阿婆的手停了一下，针悬在半空中，针鼻里穿着的那根线微微颤着。过了一会儿，她把针穿过鞋底，拉紧，线发出“嘶”的一声轻响。

“四分就四分吧，”她说，“能吃饱就行。”

她从灶台后面拿出一个碗，碗里是留给我的晚饭——半碗红薯饭，上面卧着两筷子酸豆角。饭已经凉了，红薯的甜味和酸豆角的酸味混在一起，闻着倒还挺开胃的。

我端着碗坐到门槛上，扒了一口饭，嚼着嚼着，忽然问了一句：“阿婆，你说叔在大江口，吃得好不好？”

阿婆纳鞋底的手又停了一下。

“应该……吃得好的吧，”她说，声音不太确定，“码头上扛包，累，吃不饱干不动。人家总得给他吃饱。”

她说完这话，自己也不信，低下头继续纳鞋底，一针比一针重，好像要把鞋底扎穿似的。

我吃完了饭，把碗放到灶台上，去堂屋里写作业。煤油灯的光很暗，暗得我几乎要把脸贴到本子上才能看清字。我写着写着，忽然想起叔叔走之前给我留下的那支英雄钢笔，就从书包里翻出来，灌上墨水，在作业本的最后一页写了几行字：

“叔，今天替你记了工分，四分。阿婆说能吃饱就行。你在码头上要保重身体，记得吃饭，莫饿肚子。三伢。”

写完以后，我把那一页撕下来，叠成一个很小的方块，塞进了枕头底下。那里已经有一张纸条了，是上次写的那张“叔回来了”。两张纸条挨在一起，隔着枕头里的旧棉花，静静地躺着，像两个无声的秘密。

沅江还在流，夜夜不停地流。

我躺在床上，听着江水的声音，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一两声狗叫，听着阿婆在隔壁屋里翻身的吱呀声。这些声音混在一起，成了沅水村夜晚的全部。没有别的了。

那个年月，日子就是这样过的。一天和另一天没什么区别，一月和另一月没什么区别，一年和另一年也没什么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墙上的红字褪了多少颜色，地里的庄稼收了几茬，身边的人走了几个，又回来了几个。

我闭上眼睛，在黑暗中想着三个月以后的事。三个月以后，稻子就该收割了，沅江两岸的稻田会变成一片金黄，空气里会弥漫着新米的香味。叔叔会从大江口回来，背着他的蛇皮袋，揣着挣来的几十块钱，从大江囗公社一步一步地走回来的。

阿婆会在村口等他，我也等。

叔叔见了我，他会摸着我的头说，三伢，长高了。

然后日子又会回到原来的轨道上，上工、扫地、记工分、吃饭、睡觉。像沅江的水一样，不快不慢地流，流到哪儿是哪儿。

可我知道，一切都不会再跟从前一样了。

有些东西变了，就再也变不回来了。就像墙上的红字，就算褪了色，那道印子还在；就像人心里的疙瘩，就算解开了，那个结还在。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听着外面沅江的水声。

水声呼噜呼噜的，像阿婆在灶屋里哼的那首没有词的歌。那首歌她哼了一辈子，我不知道她哼的是什么，但我知道那里面有她全部的心事——那些说不出来的、写不出来的、也不敢让人听见的心事。

窗外的月亮从云层里钻出来了，白花花的光透过窗户纸，在地上画了一个方方正正的亮块。亮块里什么都没有，干干净净的，像一张还没写字的纸。

我握着英雄钢笔，在那张纸上写了四个字：

“等我长大。”

然后我闭上了眼睛，在沅江的水声里，慢慢地、慢慢地，睡着了。

（第一卷完） （待续:笫二卷）

第二卷 寸土有规

十二、 阶下之别

叔叔从大江口码头回来的时候，沅江两岸的早稻已经收割完了，晒谷场上铺满了金黄的谷子，在太阳底下晒得发烫，空气里弥漫着新谷的香味，甜丝丝的，闻着就让人安心。

他是傍晚到家的。我从学堂回来，远远就看见他坐在门槛上，蛇皮袋放在脚边，人瘦了一圈，但精神还好，眼睛里头的光比走之前亮了一些。他看见我，笑了一下，那笑容比以前自然多了，像一个正常人该有的笑。

“三伢，回来了？”他说。

“叔！”我跑过去，想问他带了什么回来，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因为我看见他的手上缠着纱布，纱布上渗着淡淡的血迹。

“手怎么了？”

“没事，扛包的时候磨破了一层皮，养两天就好了。”他把手缩了缩，不让我细看，从蛇皮袋里摸出一个纸包来，递给我，“给你带的。”

纸包里是几块芝麻糖，溆浦县城供销社卖的那种，用红纸包着，一块一块的，方方正正，上头撒满了白芝麻。我拿了一块塞进嘴里，糖是硬的，要在嘴里含半天才化，芝麻的香味慢慢地溢出来，甜得我眼睛都眯起来了。

“叔，你挣了多少钱？”我含混地问。

叔叔从贴身的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地打开，里面是一沓毛票，多数是一毛两毛的，最大的是一张五毛的，整整齐齐地叠在一起。他数了一遍，又数了一遍，然后把钱递给从灶屋里出来的阿婆。

“阿妈，三十六块八毛。”

阿婆接过钱，手微微抖了一下。她没数，直接把钱塞进了围裙口袋里，转过身去抹了一把眼睛。

“三十六块八毛，”她念叨着，“能买不少东西了。”

“阿妈，你收好，”叔叔说，“给三伢攒着，以后念书用。”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远处，好像在看着一个我看不见的地方。那个地方很远，远到要很多年以后才能到达。

叔叔回来以后，日子又回到了原来的轨道上。他每天早上扫地，白天上工，傍晚去大队部干义务工，晚上回来坐在厢房里，对着煤油灯发呆。不同的是，他发呆的时候不再什么都不做了，而是开始在一本旧本子上写字，写得很慢，一笔一划的，像是在练字。

我偷偷看过他写的是什么。是一些古诗词，什么“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什么“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他用那支英雄钢笔写——他又买了一支，不是英雄牌的，是普通的永生牌，笔尖没有我那支顺滑，写出来的字有些涩。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写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能给人看，看了就是罪过；不能拿去交，交了就是自投罗网。他写完了，就把那一页撕下来，塞进床板底下，跟那些旧报纸和碎布头堆在一起。

后来我才明白，他写字不是为了给别人看，是为了让自己记住——记住自己是谁，记住这世上除了工分、成分、路条、批斗之外，还有别的东西。那些东西关在厢房里，关在一盏煤油灯下，关在一个人的心里头，谁也拿不走。

日子就这么过着，不紧不慢的，像沅江里的水。

可沅水村的日子，从来就没有真正的平静过。表面的水波不兴底下，是暗流涌动，是随时可能翻船的礁石。

那年秋天，公社来了新政策：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及其家属，不准参加群众大会。

所谓“群众大会”，就是那种全村的、全公社的、全县的集会，有时候是传达最高指示，有时候是批斗什么人，有时候是庆祝最新指示发表。这种大会以前是所有人都要参加的，五类分子站在最后面，低着头，不说话，但到底还是“参加”了。

现在连参加的资格都没有了。

“你们是阶级敌人，没有资格跟贫下中农坐在一起。”周德茂在广播里说，声音硬邦邦的，像冬天冻硬的土坷垃。

不准参加群众大会，那五类分子做什么呢？

义务工。加倍的义务工。

别人去开大会的时候，五类分子去挑粪、去砍柴、去修路、去挖渠。别人坐在晒谷场上听报告、喊口号、鼓掌的时候，五类分子在村后的山上挥汗如雨，一锄头一锄头地挖地，挖到手掌起泡、腰直不起来。

叔叔又多了一项活——每天傍晚，大队部开完会以后，他要留下来打扫会场。晒谷场上别人坐过的板凳他要一张一张地搬回去，地上的烟头、瓜子壳、纸屑他要一扫帚一扫帚地扫干净，连台子上那幅毛主席画像的玻璃框他都要擦一遍，擦得锃亮锃亮的，映得出人影。

我有时候放了学，会去晒谷场边上等他。我蹲在那棵大樟树底下，看着叔叔一个人在空旷的晒谷场上扫地。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像一个黑色的巨人，贴在地上，随着他的动作慢慢地移动。

晒谷场上很安静，只有扫帚的沙沙声，和远处沅江的水声。偶尔有一两只麻雀从大樟树上飞下来，落在晒谷场上觅食，啄几粒散落的谷子，又扑棱棱地飞走了。

叔叔扫完了，把扫帚靠在台子边上，直起腰来，用手捶了捶后腰。他捶腰的动作很慢，一下一下的，像在打拍子。

“叔，扫完了？”我站起来。

“嗯。”他走过来，在我旁边蹲下，从口袋里摸出一根烟，用火柴点了，吸了一口，烟雾从鼻孔里冒出来，在暮色里慢慢散开。

“三伢，你今天学了什么？”

“学了《愚公移山》。”

“愚公移山，”叔叔把烟灰弹掉，声音很轻，“愚公移山，山不会自己走，要靠人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挖一代人不行，就挖两代；两代不行，就挖三代。总有一天，山会平的。”

他这话像是在说课文，又像是在说别的什么。我看着他的脸，暮色里看不太清楚，只能看见他眼睛里的光，一闪一闪的，像远处的渔火。

那天晚上，阿婆忽然病倒了。

她是在灶屋里做饭的时候倒下去的，手里还拿着锅铲，人就软绵绵地滑到了地上。我听见灶屋里传来一声闷响，跑过去一看，阿婆躺在地上，脸色发白，嘴唇发乌，眼睛闭着，怎么叫都不应。

叔叔从厢房里冲出来，抱起阿婆，放到床上去。他的脸白得像纸，手在发抖，但他没有慌，先用被子把阿婆盖好，然后跑到灶屋里烧了一碗姜糖水，一勺一勺地喂给阿婆喝。

阿婆喝了姜糖水，慢慢睁开了眼睛，看见叔叔和我站在床边，挤出一个笑来。

“没事，就是头有点晕，站不稳。”

“阿妈，明天我去请大夫。”叔叔说。

“莫请了，请大夫要花钱，我有数的，歇两天就好了。”阿婆的声音很虚弱，像风中的烛火，随时要灭的样子。

叔叔没有听她的。第二天一早，他走了两个钟头的路去大江口，请了公社卫生院的杨大夫来。杨大夫背着药箱，骑着一辆叮当响的自行车，跟着叔叔进了村。他给阿婆把了脉，看了舌苔，量了体温，开了几包药。

“劳累过度，加上年纪大了，气血不足，”杨大夫说，“要静养，不能再干重活了。药按时吃，一天三次，饭后吃。”

阿婆听说要静养，急得要从床上坐起来：“我不干活，家里怎么办？三伢还要念书，敬山一个人忙不过来——”

“阿妈！”叔叔的声音忽然大了起来，大得把我吓了一跳。他平时说话从来不大声的，可这回他大声了，声音里头带着一种我从没听过的坚决，“你躺着，家里的事我来。”

阿婆看着他，嘴唇哆嗦了几下，到底没说别的，又躺了回去。

那天晚上，叔叔在灶屋里坐了很晚。他把阿婆的药一包一包地摆好，用纸写上“早”“中”“晚”三个字，字写得端端正正的，一笔一划，一丝不苟。

我坐在他对面，看着他写字。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两下，照得他的脸忽明忽暗的。

“叔，阿婆会好吗？”

“会的。”他没有抬头，继续写字，“阿婆不会有事。”

他说得很笃定，但我知道他心里没底。因为他写字的手在微微发抖，那个“晚”字的最后一笔，拖得很长很长，像一条看不到头的路。

从那以后，家里大大小小的事都落在了叔叔一个人身上。扫地、上工、义务工、做饭、洗衣、喂鸡、剁猪草、伺候阿婆吃药，里里外外，一把手。他每天早上天不亮就起来，忙到半夜才睡觉，像一头不知疲倦的牛。

阿婆躺在床上，看着叔叔忙进忙出，常常红了眼眶。她跟我说过好几次：“三伢，你叔苦啊，这辈子太苦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阿婆，只能每次都说：“阿婆，你好好养病，病好了叔就不那么累了。”

可阿婆的病一直没有好利索。药吃了两个疗程，人倒是能下地了，但走几步就喘，干不了重活。叔叔不让她干，她也不逞强，就坐在灶屋里纳鞋底，纳几针歇一会儿，纳几针歇一会儿，纳得比以前慢多了。

那年冬天，沅水村出了两件事。一件是林晓燕被评上了“优秀知青”，公社要她去县里开会。另一件是王长河的爹王福生，在“清理阶级队伍”的运动中被揪了出来，说是“历史反革命”的帽子戴得不够紧，要重新批斗。

王福生的批斗会是在晒谷场上开的，全村的都去了，除了五类分子。我们这些学生也被要求去“受教育”，站在最前面一排，看得最清楚。

王福生站在台上，脖子上挂着一块新做的木板，上面的字比以前的更大、更红：“历史反革命——不老实交代。”他的头低得很低，低到下巴快碰到胸口了。他旁边站着王长河，长河的脖子上也挂了一块牌子，写着“可以教育好的子女”。

“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六个字把长河从“反革命子女”的泥坑里捞出来半截，但脚还在泥里。他站在台上，低着头，脸涨得通红，眼睛盯着自己的鞋尖，一动不动。

我看见长河在发抖。他的腿在抖，抖得木板晃来晃去，打在膝盖上，发出闷闷的声响。

批斗会开了一个多钟头。散会以后，人群散了，晒谷场上只剩下几个民兵在收拾东西。我看见长河一个人站在台子上，没有下来。他站在那里，像一根被风吹弯了的竹子，随时都会折断。

我想上去找他，被叔叔拉住了。

“莫去，”叔叔说，手攥着我的胳膊，攥得很紧，“你现在去，帮不了他，只会连累你和他。”

“可是他——”

“他需要的是你莫去。”叔叔把我拉走了，拉了好远才松开手。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照进来，在地上画了一个不规则的亮块，像一张破碎的白纸。

我拿出那支英雄钢笔，在作业本的最后一页写：

“长河今天站在台上，发抖。我想帮他，叔不让去。叔说他需要的是我莫去。我不知道对不对。三伢。”

写完以后，我把那一页撕下来，叠成方块，塞进枕头底下。枕头底下的纸条越来越多了，薄的厚的，大的小的，叠在一起，把枕头撑得鼓鼓囊囊的。

那些纸条上写着的，都是我不能说给别人听的话。

说出来，就是罪。

不说出来，压在枕头底下，夜夜枕着睡觉，慢慢就成了梦。梦里什么都有，有长河的笑脸，有叔叔的钢笔，有阿婆的姜糖水，有沅江的水声，有白墙红字在月光下褪色。

梦醒了，天还没亮，沅江还在流。

第三卷 长日苦熬（13）

十三、耕山巾帼

一九七一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过了惊蛰，沅江两岸还冷飕飕的，风吹在脸上像刀子削。田里的紫云英倒是开了，紫红紫红的，铺了一地，但花被冻得缩着脖子，开得没精打采的。

阿婆的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能下地走几步，在灶屋里坐一会儿；坏的时候就躺在床上，咳嗽，喘，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叔叔请杨大夫来看了好几回，药吃了不少，但总不见断根。杨大夫说，这病要养，不能操心，不能劳累，可阿婆这个人，让她不操心，比让她不吃饭还难。

家里吃紧，叔叔挣的工分不够用。他是富农，干一天活只记六分，就算加上义务工，年底分到的粮食和钱也比别人少一大截。阿婆吃药要花钱，我念书也要花钱，虽然学费不高，但课本、作业本、铅笔，一样都不能少。

叔叔想去干副业，但大队不批了。周德茂说，去年批过了，今年轮也要轮着来，富农不能年年出去，要优先照顾贫下中农。叔叔没说什么，回来以后一个人在厢房里坐了很久，灯也不点，就那么黑坐着。

就在这时候，沅水村出了一个新事——妇女耕山队成立了。

这事是周德茂在公社开会领回来的任务。上头说，农业学大寨，要“男女都一样”，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把妇女从锅台边解放出来，上山开荒，向荒山要粮。沅水村后山那片荒地，以前没人种的，土薄，石头多，种啥啥不长，现在要组织妇女去开出来，种苞谷、种红薯、种花生。

消息传出来，村里的女人们议论纷纷。

“上山开荒？那活是男人干的，我们女人家哪里干得动？”

“就是就是，家里一堆事，娃娃要带，猪要喂，哪有工夫上山？”

“不去不去，累死累活一天才挣几个工分，划不来。”

可也有愿意去的。

满仓婶子第一个报了名。她男人刘满仓身体不好，干不了重活，家里全靠她撑着。她说：“上山就上山，开荒就开荒，能多挣工分就行，管它累不累。”

接着是周大毛的娘周婶子，她家成分不好，男人是“四类分子”，她想多挣点工分，年底能多分几斤粮食，让孩子们吃饱一些。

然后是林晓燕。她是从长沙来的知青，对“妇女能顶半边天”这句话比村里妇女更当回事。她说：“毛主席说了，妇女要解放，就要参加劳动。上山开荒，我第一个去。”

还有李小芳，还有陈桂兰，还有王长河的妹妹王长秀——她才十四岁，比她哥小两岁，长河被批斗以后，她家的日子更难了，她想去挣工分，帮她娘分担一些。

妇女耕山队一共十六个人，队长是满仓婶子，副队长是林晓燕。周德茂在晒谷场上给她们开了个誓师大会，台子上拉着横幅，写着“金桥大队妇女耕山队成立大会”，周德茂拿着铁皮喇叭，嗓子喊得比打雷还响：

“同志们！金桥大队的妇女同志们！你们是新时代的巾帼英雄！你们要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精神，把后山那片荒山变成良田！有没有信心？”

“有！”十六个女人的声音汇在一起，不算大，但很齐。

上山的第一天，我跟着去看热闹。

后山在沅水村背后，从村尾那条小路上去，爬半个钟头就到了。说是山，其实就是一片缓坡，土质不好，黄泥巴里头夹着碎石头，长满了茅草和荆棘，有些地方连茅草都不长，光秃秃的，像瘌痢头。

十六个女人一人一把锄头，一字排开，从坡底往上开。满仓婶子站在最前面，抡起锄头，一锄下去，土翻开，石头露出来。她把石头捡起来扔到一边，再刨第二锄。动作很猛，每一下都用足了力气，锄头砸在石头上，迸出火星子。

林晓燕在她旁边，锄头举得高高的，落下去却轻飘飘的，锄刃碰到石头弹了回来，震得她虎口发麻。她咬了咬牙，又举起来，这回用了更大的力气，一锄下去，锄头嵌在石头缝里拔不出来了。

“满仓婶子，帮我一下——”她喊道。

满仓婶子走过来，一把握住锄把，使劲一拽，锄头出来了，连带着一块拳头大的石头。她看了看那块石头，又看了看林晓燕，笑了：“城里来的姑娘，手嫩，刚开始都这样。干几天，手起了茧子，就好多了。”

林晓燕看了看自己的手掌，已经被锄把磨得通红，中间起了一个水泡，亮晶晶的，像一颗透明的珠子。她把水泡捏破了，用衣角擦了擦，又拿起锄头，继续刨。

我在旁边看了半天，心里头很不是滋味。这些女人，有的跟我阿婆差不多年纪，有的比我大不了几岁，她们本应该在灶屋里做饭、在院子里喂鸡、在田埂上带孩子，可现在她们在山坡上开荒，抡着锄头，刨着石头，汗水湿透了衣裳，脸上糊着黄泥巴，像一群打仗的兵。

中午歇工的时候，她们坐在坡顶的大石头上，啃带来的干粮。干粮五花八门，有红薯、有苞谷饼、有地瓜干、有剩饭捏的饭团。林晓燕带的是两个白面馒头，她掰了一半给王长秀，说“长秀你吃，你正在长身体，要多吃点”。

长秀接过去，咬了一口，眼泪忽然就掉下来了。

“怎么了？”林晓燕吓了一跳。

“没事，”长秀抹了一把眼泪，“馒头好吃。”

我知道她不是为馒头哭。她是为她哥哭。她哥长河自从那次批斗会以后，整个人都变了，不爱说话，不爱出门，见了人就低着头绕着走。长秀心疼她哥，可她帮不了他，她能做的，就是上山开荒，多挣几个工分，让她哥少干一点。

可长河是男人，能让她少干吗？不能。她是女人，她能替她哥挣工分，她哥却不能闲在家里。在这个年月，所有人都被绑在一架巨大的机器上，谁也别想停下来。

妇女耕山队在后山开了一个月的荒，刨出来的石头堆成了小山，开出来的地却只有一小片。满仓婶子说，这地太瘦了，要施肥，不然种啥都长不好。

可肥从哪里来？那时候化肥是稀罕物，大队配给很少，轮到耕山队这里，连渣都不剩。林晓燕想了个办法——到各家各户去收草木灰和粪肥。她带着几个女知青，挑着粪桶，走村串户，一桶一桶地收，收满了挑到后山去，浇在地里。

沅水村的人看着这些城里来的姑娘挑粪桶，有人心疼，有人摇头，有人说闲话。周德茂的婆娘就在巷子里跟人嚼舌根：“你看看那些知青，好好的城里人不当，跑到我们这山沟沟里来挑大粪，也不知道图个什么。”

满仓婶子听见了，当场怼了回去：“你图什么？你什么都不干，天天在家嗑瓜子，你倒是图个清闲。”

周德茂的婆娘被噎得脸通红，想说什么又说不出来，哼了一声，扭着屁股走了。

后山的地开出来了，种上了苞谷和红薯。到了夏天，苞谷长得比人还高，红薯藤爬了一地，绿油油的，看着就喜人。周德茂在广播里表扬了妇女耕山队好几回，说她们是“金桥大队的榜样”，说她们“用实际行动证明了妇女能顶半边天”。

可谁都知道，这些地是她们一锄头一锄头刨出来的，是她们一桶一桶粪浇出来的。地里的每一棵苞谷、每一根红薯藤，都浸着她们的汗水和眼泪。

那年初秋，苞谷熟了。妇女耕山队在后山掰苞谷，掰了整整三天，掰下来的苞谷堆在晒谷场上，黄灿灿的，像一座小山。周德茂让全大队的人来参观，指着那座苞谷山说：“同志们！这就是我们金桥大队妇女耕山队的劳动成果！这说明了什么？说明了只要听毛主席的话，跟党走，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

台下响起稀稀拉拉的掌声。我站在人群里，看见满仓婶子站在台子旁边，晒得黝黑的脸上带着笑，但笑得很疲惫。她的一双手，以前是拿锅铲、拿针线的，现在布满了老茧和裂口，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黑泥。

我看见林晓燕站在她旁边，瘦了很多，脸上被晒脱了一层皮，鼻子和颧骨上红红的，像抹了胭脂。她的头发长长了，用一根橡皮筋扎在脑后，扎得不太紧，几缕碎发帖在额头上，被汗水浸湿了。

她看见我在看她，冲我笑了一下。

那个笑容，跟几年前她教我跳忠字舞时一模一样。两个酒窝，深深的，眼睛弯弯的，像月牙。

可我知道，她不一样了。沅水村的日子，把她的皮肤晒黑了，把她的手磨粗了，把她的心也磨硬了。她不再是刚来那天站在卡车上东张西望的小姑娘了。她现在是金桥大队妇女耕山队的副队长，是一个能挑粪、能开荒、能在山坡上抡一天锄头不喊累的女人。

苞谷分到各家各户的那天，阿婆从床上起来了。她拄着竹竿，慢慢走到灶屋里，把分到的苞谷剥了皮，一个一个地码在灶台上，码得整整齐齐的，像排队的士兵。

“三伢，”她说，“给你叔留几个嫩的，他爱吃嫩的。”

叔叔从田里回来，看见灶台上的苞谷，拿起一个嫩的，剥了几粒扔进嘴里，嚼了嚼，没说话。

“叔，好吃吗？”我问。

“好吃。”他说。

他转过身去，把锄头靠在屋檐下，弯下腰洗脚。他弯腰的时候，我看见他后脑勺上的头发白了好几根，在夕阳里亮晶晶的，像霜打的草。

“叔，你头上有白头发了。”

叔叔用手摸了摸后脑勺，笑了一下：“三十七了，该有白头发了。”

三十七岁。他今年才三十七岁，看起来却像五十多岁的人。这些年，他扫村道、上学习班、扛码头、干义务工，里里外外，一个人扛着。他像后山那棵老松树，被风吹得歪了，但还是站着，死死地抓着脚下的土，不肯倒下去。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梦。梦见后山那片苞谷地变成了金色的海，风一吹，苞谷叶子哗啦啦地响，像无数只手在鼓掌。满仓婶子和林晓燕站在苞谷地中间，手里拿着苞谷棒子，笑得很大声，笑声在山谷里回荡，把沅江的水都震得起了涟漪。

我在梦里笑了。

醒来的时候，枕头上湿了一小片，不知道是口水还是别的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