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秘古滇—青铜密码 ‍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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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06-10北京 · 晴 · 26度 去位于通州“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参观：探秘古滇——青铜密码 疆壤益广开郡易—— 战国秦汉时期的云南 贡纳场面贮贝器（仿制品） 贡纳场面贮贝器出土于云南晋宁石寨山墓地，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年代为西汉（公元前206一公元8年）。这件贮贝器原本由上下两鼓组成，但出土时上鼓已残。从保留下来的部分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诸多发型、服饰、形态各异的人物形象跃然其上。他们或牵牛引马，或负物前行，生动地展示了臣服的西南夷族群向滇王纳贡的场面。这其中甚至不乏深目高鼻的异域侨民，古代云南地区居民成分及文化的多样性可见一斑。 贮贝器上的昆明人形象 “贡纳场面铜贮贝器”上所见的一组人物形象，辫发戴箍，牵马而行，与史籍记载中的“昆明”相符。“昆明”活动区域并不在今昆明市，而是在滇西地区的大理、楚雄等地，彼时大理之洱海称“昆明池”。今昆明市始建于唐代南诏，名拓东城，大理国时期改名鄯阐城，元代改称昆明。 星灿云南 云南青铜文明历史悠久。早在约3800年前，剑川海门口遗址已出现了青銅器，至战国时期进入发展高峰。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分布着“滇”“昆明”“哀牢”“劳浸”等大小不一的族群，即《史记》记载的“西南夷”，其中又以“滇”最为强大。西南夷社会发展程度参差不齐，多有社会分层和社会分工，部分已具备相对成熟的礼乐制度和较高的青铜器铸造技术。各族群如同繁星一般散落在云南大地，相互交往、交流、交融，同时也与内地及周边地区频繁互动，创造出灿烂的青铜文明。 何为西南夷 西南夷分布示意图 动物形铜杆头饰一组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动物形铜杆头饰是流行于“昆明”的典型器物。由动物形装饰和圆柱形銎管组成，銎部中空，可纳柄，动物立于銎管顶部，形象多为鸡、鸟等。杆头饰出土量大，仅红土坡14号墓就出士194件。可能是作为礼仪用具使用，用于节庆、祭祀等场合。 滇西大族 “昆明”主要活跃于滇西地区，是云南境内西南夷中的一个重要族群。昆明人有辫发戴箍、佩戴耳环手镯等习俗，以游牧为主，随畜迁徙，兼事农业，青铜冶铸水平较高。剑川鳌凤山、祥云大波那、楚雄万家坝等墓地，可能与“昆明”相关。“昆明”的社会组织结构已相对成熟，阶级分化、贫富差距明显。“昆明” 是现代彝族先民集团的重要组成部分。 铜头箍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剑川登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剑川县鳖凤山墓地出土的铜头箍是典型的昆明人遗物。墓地共发现头箍4件，形制相近，用铜片弯曲成椭圆形，有素面或饰乳钉纹、同心圆纹和虎、鹰等动物图案。此箍饰虎纹八只。发箍出土时位于墓主人头部，开口处位于额前。 螺形铜饰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手镯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州博物馆藏 铜笄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州博物馆藏 双人首牛头形铜饰件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祥云县文物管理所藏 该件器物造型独特，下部为牛头，上部为双人首立于牛头之上。牛的形象简化处理，额间饰心形图案。双人首大致相似，有高髻（或冠），五官粗犷。髻冠部分有圆孔，表明器物或为挂饰配件。 滇西地区交通网络纵横交错，坝区星罗棋布，资源丰富，为农业、畜牧业与手工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充分的条件。史籍记载昆明人“随畜迁徙”，但从考古发现看，生活在坝区的族群可能从游牧逐步转化为农、牧业相结合的定居生活。出土牛、马、犬、猪等与定居生活相关的青铜器较多，所用农具和生活用具种类丰富、制作精细。在与周边族群的交流中，来自滇、巴蜀等不同地区的生活风尚逐渐浸润昆明人的日常生活。 牛头纹铜锄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锄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铜锄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楚雄万家坝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骑士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祥云大波那木椁铜棺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件骑马人物是青铜时代滇西地区所见为数不多的出行题材文物。器物造型简朴，未见有复杂的马具、马饰等，表明骑行技术尚处于较原始的状态。文献记载，昆明人“随畜迁徙”，骑马可能是他们主要的出行方式。云南多山的地理环境和独特的季风气候，为养马业的发展提供了天然的场所。 铜牛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巍山窖藏出土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博物馆藏 铜马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铜牛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铜犬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铜羊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铜猪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铜杯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巍山窖藏出土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博物馆藏 铜铃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剑川鏊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西地区发现的铜铃特征明显，铃口部分叉如鱼尾。剑川鳌凤山、祥云检村、弥渡合家山和弥渡苴力等地所出同类器物均相似，说明该类器物为地区典型器物。有的铜铃放置于墓主人的腰部或头端附近，可能与身体的装饰有关。 昆明人势力强大，经常与周边族群发生战争，曾杀汉使、阻挡其通身毒国（今印度地区），汉武帝为征讨“昆明”，在长安开凿“昆明池”以操练水军。在向东发展的过程中，昆明人的主要争霸对象是滇人。滇人青铜器上也多有二者争战的场面。 曲刃铜矛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 双叶刃铜钺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永平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双叶刃，刃呈半圆形，边刃锋利。半圆形刃后端为扁圆形支銎，支銎分叉于主銎两侧。主銎为扁圆柱体，銎稍长，器口平直，断面为椭圆形。近銎口两侧饰有一道弦纹，弦纹上端饰有三角形纹，三角形纹中央留有钉孔。该器物造型独特，可能为礼仪用具。 铜钺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剑川警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圆弧形刃，钺身饰圆点纹，阑侧一穿，内作扁平长方形。 铜钺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石范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范体平面呈长方形，中部有腔，铸件整体似钺，圆弧刃，两肩后伸为尖角，椭圆形銎，上饰弦纹三道，是典型的合范铸造模具。 蛇头形茎首无格铜剑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楚雄大海波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空心扁茎，茎上有镂空平行条纹，茎首呈蛇头形。该类器物多见于滇池地区，可证滇青铜文化已扩散至楚雄地区，楚雄为不同青铜文化的交汇点。 山字格铜柄铁刃剑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采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剑腊铁质，上端残断，断面为棱形，中起脊。两锷锋利。山字格饰十字方格纹，方格内饰X形纹，两侧分布5对齿状凸钮。短茎，实心扁圆形，上饰圆点，剑首呈橄榄形。山字格铜剑以其剑格呈“山”字形而得名，主要流行于战国秦汉时期，最早出现于北方草原。在青藏高原东麓沿线至滇中地区也有发现，时代以川西早、云南晚，后期出现铜柄铁剑。此类器物反映了西北草原文化在西南夷地区的传播以及与当地文化的交流融合。 山字格铜剑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剑川鳌凤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山字格铜剑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采集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横断山民 “徙、筰”主要活跃在滇西北。他们可能是西北游牧地区迁徙而来的氐、羌后裔，支系较多，主要生活在横断山区的高山峡谷、森林草甸、山间溪畔。以狩猎和畜牧为生，流动性强。宁蒗大兴和干坝子等墓地可能与“徙、筰”密切相关。 玛瑙串珠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金手镯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双耳陶罐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迪庆纳古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双耳罐主要为吊煮容器，便于携带，适合山地生活使用。双耳罐应是氐羌沿青藏高原东麓迁徙过程中与云南土著文化不断融合的历史事件在考古遗存中的反映。史籍中亦有战国时期氐羌因畏秦人之威而南迁的记载可与之相互印证。 双耳陶罐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省博物馆藏 双耳陶罐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乳钉纹双耳陶罐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铜腹甲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此件腹甲制作精良，是铠甲的核心部件，甲外缘的孔洞应是用来与其它部件组装。 铜钺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山字格铜剑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双饼形茎首铜剑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丽江金官龙潭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矛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铜啄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触龙而生 “哀牢”是滇西南地区最强大的族群之一，传说其女性先祖在哀牢山下捕鱼时触龙而孕。他们支系众多，散居于山地河谷之间，以渔猎、采集、畜牧、农耕为生，纺织业发达；他们有自身的风俗，同时也受到汉文化的熏陶与滋养。“哀牢”与周边的昆明族群时常发生战争。汉武帝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在哀牢设置巂唐、不韦二县，管理哀牢诸部。东汉永平十二年（公元69年）设永昌郡。 铜指护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指护为哀牢特色饰品，为云南考古的首次发现。器物成组，长短不一。每只整体似船型，两端尖锐，中间有一环钮，断面为圆形。器物应是戴在手上保护手指之用，装饰功能多于实用功能，兼具身份象征的作用，或归部族上层人士使用。 铜臂钏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臂钏是一种套在上臂的环形装饰，主要用于展现上臂的线条美。器壁薄，中段稍小，两端稍大，表面饰多组凸弦纹和四组小圆圈点纹。 琥珀珠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珠呈管状，红褐色，制作精美，与史书关于哀牢盛产“虎魄”的记载相符。据研究，琥珀核心矿区位于缅甸克钦邦德乃琥珀山，哀牢地区出现的琥珀可能产于此处。 系铃铜镯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蛇纲网状铜器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该器物整体呈圆形网兜状，器身遍布方形镂孔，一侧为直立的圆口形銎，銎尾端下延至网兜底部并从另一侧伸出，伸出的另一端为昂首鼓目、曲颈露齿的蛇头，与銎口相对。器物的用途尚不明确，一般与长兵器和仪仗器共出于大型的男性墓葬，或为贵族晚间出行时的照明仪仗器。 “哀牢”活动区域多高山河谷，自然资源丰饶，繁衍出多姿多彩的生业形态。史书记载，哀牢人穿鼻儋耳、服“贯头衣”（在整块织物中央开孔，从头套入穿着），知“染采文绣”“能织绫锦”。《后汉书》等史料记载了哀牢人是龙之后裔的传说：哀牢人的女性先祖名沙壶（一作沙壹），住在哀牢山。她在捕鱼时碰到一根沉木而受孕，生下十个男孩。后来沉木变为龙而现身，开口问道：“你为我生了十子，他们何在？”九兄长见状皆逃，唯最幼子无力逃避，龙以舌轻舔其背。此子名“九隆”，后被众兄长推举为“哀牢”首领。 蝶形铜饰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保山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鱼形铜饰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保山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花形铜饰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保山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坟岭岗墓地发现的各类仿动植物形饰，形态丰富，数量众多，特色显明，是哀牢地区的典型器物。仅坟岭岗20号墓就出士铜管饰、蝶形饰、铃、花形饰等24件饰件，呈环状排列，置于墓主人腰部，可能是服饰上的配件。除装饰功能外，它们可能还带有礼仪性质。 双涡纹铜节扣 春秋—战国（公元前770年-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器物为扣饰，长方形。正面饰八组涡纹，似两只蝴蝶形，背面有两个环钮。研究认为至迟于3000—4000年前，涡纹饰件广布于希腊、高加索地区及伏尔加河下游等地，后逐渐向东传播，见于南俄—乌克兰草原、蒙古、中国北方、云南等地。 铜锄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保山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铜盒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保山卡巴洼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铜盒整体呈长方形，扁体束腰，上下扣合，由盖、身扣合而成，各带一个组扣，内部中空。盖呈马鞍形，器身截面呈梯形，多饰有纹样。铜盒制作精美，内部体积较大，可能是贵重而特殊的容器。 铜盒盖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220年）云南腾冲张家寨出土腾冲市文物管理所藏 该铜盒不完整，此部分为盖。纹饰样式与哀牢地区所出同类器物相似。不同的是该器物与山字形铜案共出，推测两者在使用上有一定关联。 山字形双钩连旋纹铜案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220年）云南腾冲张家寨出土腾冲市文物管理所藏 案由案面、支架组成；案面两端宽，中间窄且微凹，四角微上翘，呈弧形；案面下前后两侧连接对称山字形支架，支架间有两横档固定；案面饰12组对称涡纹和云雷纹，四角饰羽纹，边缘饰锯齿纹；支架饰菱形纹及云雷纹。案是古代人盛放食物的盛具，通常用于祭祀和宴飨场合。该铜案是哀牢地区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 人面纹铜弯刀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豹子洞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山字格铜剑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一公元220年）云南保山昌宁坟岭岗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双涡纹格扁茎铜剑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铜斧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柳叶形铜矛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220年）云南保山昌宁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伞形铜钺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保山卡巴洼出土保山巿博物馆藏 铜斧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保山白沙坡墓地出士保山市博物馆藏 铜戚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保山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铜斧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保山白沙坡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铜弯刀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折銎立鸟铜弯刀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曲尺状折銎，銎口椭圆形，刃部卷曲。刃背装饰四鸟。此件弯刀应不是实用器，带有明显的礼仪属性。 铜钺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靴形铜钺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铜柄铜钺 战国一西汉（公元前475年一公元8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墓地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该器物为杖式，由杖头和杖身组成，通体为青铜铸造。杖身为长实柄，末端较尖，断面呈椭圆形。杖头为靴形铜钺，刃上饰几何纹饰。该器物可能为权杖，属礼仪用器。 大铜矛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与“滇”同姓 “劳浸、靡莫”主要生活在云南东部的曲靖地区，为定居的农耕族群。“劳浸、靡莫”与“滇”同姓，结成区域联盟，相互扶持。其重要遗存有八塔台、横大路、潇湘平坡等墓地，出土器物与滇人器物有较多共同之处，充分显示出二者的密切联系。 铜泡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 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铜泡一般用在衣服、马具或防护器等物品上，先秦时期在中国北方和中原地区有非常广泛的分布。这几件泡饰为圆弧形顶，主纹由四个涡纹构成，有双尖角，整体形状为昆虫的变体，背后有“一”字扣，有的扣部还有串缀的细绳，可能属于服饰类铜泡。 铜泡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市博物馆藏 双牛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圆形兽面纹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圆形兽面纹铜扣饰 战国（公元前475—前221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市博物馆藏 象牙形铜器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大甸山遗址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器物整体形似象牙，内部中空，椭圆形銎，銎端饰四组弦纹。这类器物在云南地区属首次考古发现。 五牛一鼓铜贮贝器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贮贝器为束腰圆桶形，下承三足。器盖中央铸一鼓，鼓上雕铸一立牛，周围四牛皆做低头垂尾走动状。器身饰双旋纹及三角形纹。出土时器物中贮藏有海贝。 金双耳罐形串珠 春秋一战国（公元前770年一前221年）云南宁蒗干坝子墓地出土宁蒗彝族自治县博物馆藏 双耳罐是滇西北山地居民最典型、最常用的生活用具，承载了特殊的情感内涵。这组金双耳罐形串珠已超越了日常使用的本意，被赋予贵重、神圣的意味。 铜剑及蛇纹铜剑鞘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市博物馆藏 板状，为鞘的正面或正面装饰，出土时与铜剑粘叠在一起。整体较扁宽，上部两侧出翼。鞘面镂空，正面饰云雷纹、蛇纹及圆泡饰等，背面较平，两侧和出翼位置有成列的半环形钮。 手持铁剑铜武士像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大理祥云红土坡墓地出土祥云县文物管理所藏 该器物残断不完整。人物通体着服饰，头部佩戴物的中间有突起，似为头盔。身上的衣饰宽大，与一般的铠甲不同。左手残断，右手执物，推测为剑。人物深目高鼻，双耳外露，有穿孔，底部有卡口，说明该人物像是某件大型器物的构件。 青铜人物形杖首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巍山窖藏出土巍山彝族回族自治县南诏博物馆藏 杖首呈站立状，中空。上身着方格纹薄衫，下着菱形回纹饰裙，颈挂饰物，两臂饰钏，手腕饰弦纹串饰。左手略抬紧贴胸，右手略抬至腹部，左腰际有两根编结形带饰，头部额前有刘海。从像的背面看，头部均为编发。杖首出士时放置在两只对扣的铜杯内。有学者认为可能是外来之物，是昆明人与外界交往的产物。 反面 展厅内景 有领玉镯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市博物馆藏 玉人 西汉（公元前206年—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人头形，头顶有髻，中间有孔，眼部镶嵌绿松石。 八塔台指八个相连而又独立的椭圆形土墩，占地面积约30000平方米，八塔台古墓群时代上限为春秋时期，下限为元、明时期。巨大的土墩是在漫长的时间里，墓葬层层垒叠、墓上叠墓而形成的，每个土墩内可埋葬近干人，应属部族公共墓地。在云南境内，这种葬俗目前只发现于曲靖及其周边地区。八塔台墓地规模大，使用时间长，说明该族群为定居。从墓葬大小、随葬品差异以及有无封土可以看出，当时已经存在社会分层，但全体社会成员仍层层叠压埋葬于同一墓地当中，血缘依然是维系社会的主要纽带。 铜矛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巿博物馆藏 铜凿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市博物馆藏 人纹无胡铜戈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巿博物馆藏 眼纹无胡铜戈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曲靖巿博物馆藏 圆茎铜剑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展馆内景 勇武之力 滇国实力雄厚且具备尚武精神，习猎与战争在其社会活动中占有重要位置，这不仅源自生存的需要，也出于防御的目的。滇人作战的对象主要是分布在滇西一带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昆明人，因其不断向东扩张，滇国被迫改变以往“小国寡民”的组织形式，与周围的劳浸、靡莫等族建立军事联盟，同姓相扶，共御外敌。从出土文物来看，滇人武备精良，种类齐全，且造型极富创造力，不仅是实用的兵器，也是精美的艺术品，在祭祀仪式中，还会作为威严的礼器出现。 叠鼓形战争场面铜贮贝器（复制品）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原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此贮贝器由两铜鼓上下重叠而成，有底有盖。两铜鼓器身纹饰相同：胴部饰六组羽人、船纹；腰部饰牛、羽人舞纹。器盖上铸有立体的战争场面：共塑人物 22人，一方为椎髻的滇国将士，有骑兵、亦有步兵，装备精良，作战勇猛；另一方为辫发的“昆明人”，多为步兵，装备不及滇国，有的已被砍去头颅，有的被击打在地做挣扎状，有的跪地求饶，有的双手被缚成了俘虏……双方激战的瞬间被永久定格。 局部 手形銎铜戈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铜戈整体铸成手握短剑形。手及腕臂中空作銎；剑首作内，略呈方形；剑腊作援，直而扁平；銎部手背上有菱形纹。刃和锋稍残，表面镀锡。此戈可能专作仪仗器使用，装柄后如操生杀大权之手。器物构思巧妙，造型奇特，集装饰效果与实用功能于一体，显示了滇人丰富的想象力，是滇文化的艺术珍品。 八人猎虎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扣饰整体呈长方形，排列八人皆着对襟短衣裤，侧垂一束高髻。其中五人持矛，一人敲鼓，他们肩扛一只猎获的老虎，两只猎犬穿行于腿间：队伍前方有二人，一人怀抱公鸡，一人手捧酒器，似迎接猎虎勇士归来。 骑士猎鹿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扣饰表现的是骑士御马逐鹿的精彩场面。骑士头部裹帕，其上为两片状饰物，臂戴宽边玉镯，左手控缰，右手持矛做刺猎状；马身侧前方的奔鹿仰首张口，其下两蛇交绕如绳，一蛇咬住马尾，另一蛇咬住鹿前足。整件器物构图巧妙，神态飞扬。 鎏金掳掠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扣饰反映了两名滇国武士与昆明人作战后，满载战利品凯旋的场景：一滇人左手提人头，右手牵绳，其后拴一背小孩的妇女及一牛二羊；另一个武士肩扛靴形钺，左手提人头，足下是一具被砍去头质的“昆明人”尸体。从扣饰表现的内容来看，滇国士兵头盔、颈甲、胸甲、背甲、臀甲等都已校为齐备。 蛇形铜叉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铜叉呈蛇头形，叉体犹如蛇口吐信。椭圆筒状銎饰鳞纹。又是用于直刺的武器，因其前篷分叉呈双尖状而杀伤力更大。此又出自大型墓葬，表面镀锡，应属专用仪仗器。 鱼尾铜斧 西汉（公元前206年—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1、吊人铜矛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2、吊人铜矛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铜矛刃部平面呈等腰三角形，后锋为锐角，圆形銎孔，刃部近柄处两侧各吊一个头梳椎髻、双手背缚的裸体男子，似为受刑之人。此矛器形奇特，具有浓郁的地区文化风格。 局部 压花牛首纹金剑鞘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剑鞘由三段组成，每段均有压印图案及纹饰。上段由凸起的牛首和麦穗等纹饰构成：中段由三小节组成，每节皆饰凸起折线纹；下段饰凸起的圆圈纹、连续回旋纹及麦穗纹。剑鞘质地为黄金，纯度较高。同一墓葬中共出土三件同类器，均为铜柄铁剑剑鞘。云南的金器出现于西汉中期以后，或与汉武帝开滇后，中原文化大量传入有密切关系。 立犬铜狼牙棒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器物呈八棱柱形，圆銎，下端稍细，其上规则铸有锥刺，顶端雕铸立犬，尾上卷，作警视状，表面镀锡。该器物出自大型男性墓葬，与无狼牙刺棒、镂空锤共出，属专用仪仗器，或由刑具演化而来。狼牙棒是滇国特有的一种青铜兵器，器形及结构奇特，即在木棒上端装圆形或八棱形铜棒头，棒上有排列整齐的锥刺，似锐利的牙齿，故名“狼牙棒”。棒身锥刺主要是为增加打击时的杀伤力。 人兽纹铜剑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滇国的横銎（qiong）兵器除在銎面雕刻纹饰外，还饰以动物或人物造型，使其更具仪式感，推测为仪仗礼器。此类兵器均出土于高等级墓葬，象征地位与权力。 虎猪蛇铜戈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二兽铜啄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官渡羊甫头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是一件细刺铜啄，銎上饰弦纹、波浪纹、齿纹、太阳纹、回纹等，銎背铸有豹和野猪。铜啄为滇人特有的兵器，形如鸟喙，可钩斫（zhuo）目标，因此而得名。 饰鹈鹕不对称形铜钺 西汉（公元前206年—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三骑士铜鼓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该铜鼓鼓面正中为十二角芒太阳纹，鼓腰部由斜线纵分8格，鼓胴、腰部有四对绳纹耳。鼓面边缘雕铸三骑士及一牛，骑士头戴盔，耳佩环，身披披风，着对襟长衫，腰束带，佩长剑，双手控缰做前行状；马仰头翘尾，头部似装饰面帘、璎珞。根据目前研究，这件铜鼓鼓面上三个骑马武士的形象，可能为滇人崇拜的战神或保护神。 局部 “滇王之印”金印（复制品）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原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此印为金质，蛇钮，蛇背上饰鳞片纹。印钮与印身为分别铸成后焊接而成，印面凿刻篆书“滇王之印”四字。1956年，“滇王之印”金印在石寨山第二次考古发掘中出土，证实了《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关于汉武帝设益州郡，赐滇王王印的历史记载，更证实了司马迁笔下的“滇国”确实存在过。 四舞俑铜鼓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铜鼓的精美之处在于鼓面边缘插饰有四个身着盛装的舞俑形象，他们向外而立，舞姿、服饰各异—其中二人头梳尖形发髻，腰别短剑，双手横伸上举做舞蹈状，另二人头戴高筒尖顶帽，右手持铃，左手持棒，做伴奏装。四人皆佩戴大耳环和多层项链，内着短袖对襟长衫，外着长披风，双臂饰铜镯，前腹戴圆形扣饰，滇人形象跃然眼前。 纺织场面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贮贝器的器盖、器腰两侧各铸一对虎形耳，底有三只扁足，器身饰有卷云纹和菱形纹等纹饰。器盖上立雕10人，皆为女性，中央鼓上跪坐一贵族妇女，通体鎏金，身边放有壶、豆、盘等器皿；旁边三侍女分别做捧送食盒、执伞、跪坐听差状；周围二人，一坐一立，面面相对做理线状；另有四人面向中央席地而坐，用“腰机”织布。 局部 铜铸古滇 战国时期，生活在滇池区域的“滇人”适时崛起，成为云南地区众多西南夷族群中最为强大的一支，史称“滇国”。长久以来，人们只能在史籍中寻找到关于这个古国的只言片语，其神秘的历史和独特的文化被漫长的岁月所湮没。直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包括晋宁石寨山墓地、江川李家山墓地、官渡羊甫头墓地在内的数十处滇文化遗存被相继发现，这段辉煌于战国秦汉时期的青铜文明才得以呈现，震撼世人！在这段曾经遗失的文明中，滇人以无限写实的手法和精湛的冶铸技术在青铜器上纵情挥洒，将他们的生活与艺术、信仰与征伐——书写，仿佛一部青铜史书，讲述着云南青铜时代的文明之光。 滇池家园 广袤富饶的滇池盆地是滇国先民世代生息的美好家园，这里水域开阔、土地平沃，气候宜人、物产丰饶，是得天独厚的宜居之所，史家称之“有盐池田渔之饶，金银畜产之富”。滇人在此滨水而居、聚落成邑，他们建屋搭阁、耕织渔猎，细琢生活，也求真尚美，在数百年的繁衍传承中，不仅生存构筑了坚实的物质基石，更在此之上绽放出耀眼的审美光华。 房屋模型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買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扣饰整体为干栏式建筑，二楼中间为单井井干式楼室。栏杆上顺序排列一牛头、一牛前腿、一牛肋和一牛后腿。共铸有人物17人。整件器物展示的是滇人祭祀活动的场景，出土于石寨山6号墓，活动内容或与滇王有关。 房屋模型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扣饰整体为干栏式房屋样式，屋顶为“长脊短檐”样式，上覆交叉长条形椽板，掾头伸出屋脊部分雕铸为下部圆鼓、尖端菱形状，两侧各有一交叉牛角形檐板。屋面与屋脊分别饰有六边形蜂窝状瓦纹和交叉斜线纹。房屋分为上下两层，上层墙壁正中开一方窗，窗中可见一梳银锭髻的妇人。 滇人多居住于“干栏式”建筑中，这种建筑主要分布于我国长江以南及东南亚地区，云南新石器时代遗址即有发现，至西汉，建筑技术日臻完善。“干栏式”建筑一般分为上下两层，以楼梯连接，人居其上，畜处其下，中间以木板和横梁等相隔。“干栏式”建筑最大的特点是在木桩上搭建架空于地面的二层及以上的房屋，使建筑具有通风防潮、防虫蛇等优势。建筑墙体则常采用“井干式”做法，以木料层层交叉叠砌，围合而成。 石寨山墓地出士房屋模型 滇人男子的发式多为“椎髻”———束发于顶，打结成髻；女子则发式多样，有银锭髻、马鞍髻等。滇人男女衣着样式大体相同，上衣为圆领长衫，衣长及膝、袖短及肘，内搭圆领短衣，下肢着短裤或短裙。男子上衣多束带，肩披披风。铜俑出土时均置于铜鼓或贮贝器上，位于棺木两端，似有供养和导引神灵之意。持伞俑是滇国特有的随葬明器，仅见于高等级墓葬。 持伞男铜俑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铜俑跪坐于铜鼓之上，双手交握于胸前作持伞状。头梳椎髻，耳佩耳玦（已残），颈戴三道珠串；内着左衽圆领衣，袖长及肘，肩披蛇纹披风，外束腰带；腹心佩圆形扣饰，右肩斜挎剑于腰左侧，前臂佩臂甲；跣足。 铜伞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持伞女铜俑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女俑并膝跪坐，两手于身前交握作持伞状。外着对襟宽袖长衫，袖侧饰多条锯齿纹、菱形纹等组合图案；头梳银锭髻垂于颈后，耳佩成组耳环，腕戴多道镯，跣足。 铜纺织工具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卧虎铜针筒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器物通体呈圆筒状，子母口，盖上铸有一卧虎。器身装饰折线纹、回旋纹。出土时筒内装有数枚无針鼻铜针和线，或与滇人纺织、缝纫有关的器具。也有学者认为是滇国巫医的用具。 镀锡铜绕线板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针筒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铜刷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器物整体呈长柄勺形，勺体内有密集成排的锥刺，勺背面及柄部铸有复线纹组合图案。此类器物与纺织工具共出，应与纺织活动有关，可能是用于梳理麻、毛等纤维的工具。 滇人服饰最常见的材质为麻织品，洁白清凉、透气吸汗。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滇人大概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学会了种麻和制作麻织品。除此之外，毛、皮也是滇人重要的服装原材料。 滇人纺织多用“腰机”，又称“踞织机”。织布时，织工席地而坐，将卷布轴固定于腰间，脚蹬经轴，用腰腹和腿的力量绷直织物。而后用分经棍将经纱分成两层，用提综杆提起经纱形成梭口，以骨针引纬，打纬刀打纬。滇人所织布匹宽度与织工的腰宽接近，为30-40厘米；长度近于织工腿长的两倍，约140-180厘米之间。 “工”字形铜器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器物整体呈“工”字形，由实心圆柱体与两横置圆柱棒铸为一体。这类器物可能是一种络纱工具，即将纺成的线缠绕其上，以便上经线。 饰五牛铜线盒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器物为子母口，上段为圆形，下段逐渐收束，至底部呈圆角方形，平底，底部有四只扁平足。斗笠形器盖上装饰蛇纹及竹节纹，器物盖顶部正中铸有一头大牛，健硕有力，周围逆时针环绕四头小牛，牛身饰云纹及编织纹。此器物出士时内装绕线板和线，或为滇人专门放置针线的用具，故名“线盒”。 滇人展示“带花纹的布匹”场景 与“纺织场面贮贝器”同墓出土的“杀人祭祀贮贝器”的器盖上，有一人双于持布进行展示、贸易的场景，布中央有明显的花纹。从此人手中的成品与其躯干比例来看，此布幅宽大致约40厘米。 红玛瑙珠串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玉耳玦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组耳玦共16件，分两组按大小次序排列。软玉质，表面光洁平滑。滇人喜佩戴圆耳饰，且会成组佩戴于耳，下垂至肩，这与史籍中关于云南有“儋（dan）耳蛮”的记载相吻合。 滇人形象示意图 滇人尚美，男女皆佩戴饰品。他们耳佩环饰，颈挂珠串，腰佩扣饰，双臂戴镯，全身上下佩戴着用金、铜、玉、玛瑙、绿松石、孔雀石等不同材质制成的配饰。对于已经出现社会分层的滇国来说，这些精美的配饰往往出现于高等级墓葬，是地位与财富的象征。 滇人佩戴玉镯场景 有领玉镯是滇国特有的一种臂饰，这种玉镯在墓葬中大多出自墓主的手臂部。滇国青铜器图像上佩戴此种有领玉镯者为数不少，其中有骑士、舞乐者，也有滇国的上层人物。这种玉镯的内沿有凸起的领，以加大与手臂的接触面，避免佩戴时磨破皮肤。 有领玉镯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玉镯是滇文化墓葬出土的有领玉镯中最大的一件。玉镯整体呈玉璧形，主色为鸡骨白，杂以浅褐、灰白绿等形成的天然花纹。 枣核形金珠串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 圆形铜扣饰及金腰带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组器物由扣饰和腰带组成。圆形扣饰正面内凹如浅盘，中央嵌乳凸形红玛瑙饰，其外镶嵌细密的孔雀石片及玉环，部分石饰已脱落。腰带以黄金锻打而成的，周边凿有小孔一周，用以缝缀在皮革腰带上使用；两端分别凿有方形孔，可固定扣饰和调节腰带长短。 铜扣饰是滇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器物之一，有圆形、长方形和不规则形等多种，背后均有矩形齿扣，“扣饰”之名由此而来。铜扣饰多佩戴于腰间或胸前，被当作一种高级装饰品，流行于滇国上层社会。 镶石圆形牛边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扣饰呈圆形浅凹状，正中央镶嵌一红色玛瑙扣，其外为圆形孔雀石片组成的图案平铺围绕。扣饰边缘由12头首尾相连的浮雕状牛环绕一周。 金钏玉镯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组器物由六件金钏与一件玉镯组成。金钏以金片打制而成，出土时成组佩戴于墓主手臂，当为装饰手臂的金臂钏。滇国时期的金钏，全部出土于石寨山和李家山的两大墓中。 锥形玛瑙扣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组玛瑙扣底部为圆形，正面中央有凸起；背面有打琢痕迹，斜钻相互联通的双孔，用以穿系。这种玛瑙扣多缝缀于滇人的衣物、剑带上，或镶嵌于铜扣饰上用作装饰。 贝丘遗址地层剖面模型（现代） 贝丘遗址是古代人类居住遗址的类型之一，此类遗址的文化堆积中存在大量食用后丢弃的贝壳。河泊所遗址位于滇池东南岸，毗邻滇池，属湖滨类型贝丘遗址，遗址年代集中在西周晚期至东汉初期，属云南青铜时代。 动物考古的成果表明，螺蛳及鱼类在滇人的肉食消耗中占有较大比重，猪、羊、牛等家养动物也是滇人的肉食来源，偶尔狩猎如麝（she）、赤麂（j）、梅花鹿、水鹿等野生动物作为补充。植物考古的成果表明，滇国已然形成以稻、粟、小麦为主，黍、大麦、大豆等为辅的作物结构体系。 镂孔锄形铜器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器物整体呈长方形半圆筒状，弧形肩，方形口短銎，器身上段由密集小孔排列成菱形纹，表面镀锡。此类器物与其他农具共置于大型墓葬棺下，其用途有礼仪器、水田农具等观点，也有学者称其为“捞螺器”，认为这是专用于河沟内打捞螺蛳、蚌类的工具。 漆木柲铜锄头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官渡羊甫头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牛虎铜案（复制品）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原件藏于云南省博物馆 该器物由一虎二牛组成，案体为一头巨角隆脊的“峰牛”，牛腿为案足，前后蹄间以横梁相连；椭圆形的牛背作为案面，四周有凸起的口沿，使案面呈盘状：大牛尾部攀爬一虎，虎口紧咬牛尾，虎爪紧抓牛胯做后仰状；大牛腹下立一小牛于腿间横梁上，与大牛呈十字交叉状：铜案中的大牛颈肌丰硕，两只巨角前伸，给人以重心前移和摇摇欲坠之感，但其尾端的老虎后仰，则以后坠力使案身恢复了平衡。 侧面 牛虎铜案为滇国重器，其用途或为宗教祭祀活动中用来盛放祭品的礼器，它造型奇特，构思新颖，既有中原礼器—“铜俎”的特征，又具有北方草原文化中动物搏斗主题的民族风格，堪称青铜艺术品中的杰作。虎牛铜案中“虎噬牛”的造型既是现实世界动物间生存关系的真实写照，也蕴含着滇人对于生死的理解——死亡的威胁与新生的希望在这一刻达到了高度的对立统一，生命的新陈代谢与族群的繁衍生息从未停歇！ 汲纳致美 滇人开放包容、博采众长，以豁达的民族性格汲取多元文化的养分，铸就独树一帜的文化风貌。依靠得天独厚的地理条件，他们与周邻的诸多文化通过贸易、迁徙、贡赋、赏赐、甚至战争的方式，实现了交往交流和交融，这其中就包括来自北方的草原文化、通过蜀身毒（yuan du）道传播的西亚及南亚文化、与之相邻的东南亚文化以及经由巴蜀、荆楚地区传播的中原文化等。富饶的滇池盆地不仅是土著民族生长的摇篮，也是各方文化融汇发展的沃壤。 鎏金二人盘舞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扣饰中两舞者的服饰相同，头后梳条形小髻，高鼻、深目，着紧身裤，其上有圆形花纹；舞者腰间束带，身侧配剑，剑带悬于右肩，双手执圆盘，口微张，腿部弯曲，做边歌边舞状；两舞者脚下有一蛇，口咬前人右足，尾绕后人左足。整件器物造型生动有趣，动感十足。从二舞者的形象特征与装束来看，或为居住在滇国的塞人。塞人原是居住在我国新疆伊犁地区至中亚一带的游牧民族，公元前3世纪一前2世纪，有一部分塞人逐渐迁徙到滇池区域，成为滇人的邻居或滇王属下的少数民族。 沿海百越文化传播带 从滇国向西通达印度；西北橫断山脉造就的藏彝走廊连通甘青高原；东北可通巴、楚；东南沿红河而下可达交趾、南洋。滇文化择善而从，是多元文化共同发展的典型代表。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显示，滇文化不仅折射着南亚次大陆和东南亚地区的文明之光，也是连接中华文明与环印度洋文明的重要文化枢纽。 虎噬猪铜扣饰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扣饰中虎扑猪背，口噬其颈，猪做惊恐奔逃状。器身下部为一蛇，蛇口咬住猪蹄。 三狼噬羊铜扣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扣饰为一只狼趴在羊尾部撕咬，两只狼在羊腹下，一只抱住前腿，咬腹部，一只咬后腿。器身下缘有两条蛇。这种弱者面对命运的阴霾不屈抗争的场面，充溢着悲壮激烈的氛围。 立兔铜杖首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杖首的造型为一只兔子蹲在铜鼓上，这只二千多年前的青铜兔子双眼圆睁，尾巴上翘，大大的耳朵树立打开，神态警觉，一副随时准备起身避险的姿态。 铜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官渡羊甫头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铜镰形似鸟头，根据其漆木柲（bi）（已坏）的长度（约180cm）推测，或为打草时使用的长镰。这样的长镰一般在北方草原地区使用，用来打草以备牲畜过冬之用。在滇池地区出现这样的打草长镰，反映出北方草原文化的影响。 旋纹金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这对金饰是用较粗的金丝扭曲成双旋卷云纹制作而成的，其确切的用途尚不明确，或为衣饰，左右对称缝制在衣服两侧。类似样式的金饰常见于北方草原文化器物中，可见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 蚀花石髓珠表面蚀有多道白色弦状纹、平行线条带状纹，它不是天然形成的，而是经过化学腐蚀而成，称为“蚀花工艺”。此类工艺最早出现在西亚和南亚一带。滇文化中出现的蚀花珠可能是通过“蜀身毒道”传入。 珠被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此处呈现的是器物的局部，原件以大量的金、玉、玛瑙、绿松石、玻璃制作成的各种管、珠、扣等形式的饰件，缝缀在一块白色帛布上，大致呈长方形，宛如用珠宝缝缀的“珠被”。由于帛布殁，出士时多已散乱。“珠被”是滇文化大型墓中常见的葬具，其作用和意义或与“金缕玉衣”相近。 肉红蚀花石髓珠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珠管两端大小不一，表面饰有两组共八道弦纹，条纹上用笔涂描的痕迹清晰可见。珠管中央穿孔较直，孔径均匀，这与玉器、玛瑙器等钻穿孔的工艺技术迥然不同。 蚀花石髓珠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鎏金铜盒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器物为矮圈足，器盖、器身上分别铸有一道凸瓣纹。以裂瓣纹为主题的器物在包括云南在内的山东、安徽、江苏、广东等多地均有出土，它模仿绽放的花朵作为装饰，是西方艺术中的典型纹饰。学界普遍认为国内出土的裂瓣纹器皿属于外来艺术风格，而滇国墓葬出士的此类器物则被认为是滇人根据外来原件进行仿造的产物。 万家坝型铜鼓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腾冲古永中营盘出土云南腾冲市文物管理所 此铜鼓鼓面有网形纹饰，鼓面大于鼓身，腰部收缩，圈足外侈，呈喇叭形，两边各有双耳，为春秋战国至西汉时期万家坝型铜鼓。 虎鹿牛铜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贮贝器器身为圆桶形，中部微束。器盖为圆盘形，顶端正中铸有一牛较大，周边一虎三鹿较小。腰部阴刻花纹三组：一组为六只孔雀衔蛇：一组为四人，其中有牵牛者、赶牛者及持斧者；另一组为鹿、牛及绳纹。器为平底，底部有三个跪坐人形足。 环形货贝 西汉（公元前202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货贝呈椭圆形，背面中部隆起，有黄褐色的圈纹，出产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暖水区。滇国发现的环纹货贝超过20万枚，或为滇人的货币之一，反映出滇国在经济交往过程中与沿海地区的密切关系。 石寨山型牛紋铜鼓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元江县出土玉溪市博物馆藏 石寨山型铜鼓鼓面晕圈內往往饰以飞翔的鹭鸶，称“翔鹭纹”。装饰在鼓面上的翔鹭写实性很强，它们长着长而尖的喙，头上饰羽冠，圆眼，尾羽呈扇形。它们一般按照逆时针方向围绕鼓面中央的太阳纹飞翔，首尾相连，构成花环图案。我国古代有“鹭为鼓精”之说，或许，这也是翔鹭纹成为石寨山型铜鼓上最重要的主题纹饰的原因。 宴乐祭祀场面贮贝器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该贮贝器鼓面中心有一孔洞，原应插有柱形物，象征“社柱”。鼓面纹饰为滇人宴乐歌舞的场景；鼓胸纹饰为牧牛牧马的画面；鼓腰纹饰主题为“籍田”“亲耕”的祭仪。 归融华夏 西汉武帝时，为打通从巴蜀经云贵高原至岭南及印度等地的交通线，开始经略和统一西南夷。元封二年（公元前109年），汉兵抵临滇国，滇王举国降汉，武帝遂赐滇王金印，设立益州郡，云南大部被正式纳入汉朝大一统国家的行政版图。永平十二年（公元 69年），东汉在滇西哀牢故地设置永昌郡，探寻近二百年的“蜀身毒道”终得畅通，也基本实现了对西南夷地区的全部统一及郡县制统治。伴随着对西南夷地区行政管辖的确立，西南各民族与中原的联系进一步加强，汉风南渐、夷汉交融，云南地区在族群结构、生产水平、物质生活、文化风尚等各个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 嵌宝石龙虎纹金带扣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文山广南牡宜遗址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带扣以裁剪成形的金片制成，前圆后方，呈马蹄状。带扣前端有条弧形穿孔用以系带，边缘若干小孔用以固定在带子上。表面以锤揲工艺成形的高浮雕龙纹为主体纹饰，龙纹左侧饰一虎纹。扣面本镶嵌有十颗宝石，发现时仅残留一颗绿松石珠。龙虎搭配的图案，含蓄地反映了皇权与王权的关系。 汉风浸润 战国晚期，西南夷与巴蜀等地的交通往来已较频繁。秦汉以来，中原民众通过治道、从军、为官、商旅、移民等多种途径进入西南夷地区，落籍当地，成为西南夷社会的新成员。西汉初期，中央王朝对西南夷地区虽然实行“关蜀故微”的政策，但其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和人员往来却从未中断，西南夷以一种主动的姿态，向着中原文明积极靠拢，这也为汉武帝经略西南夷奠定了基础。 铜编钟 战国（公元前475年一前221年）云南大理巍山母古鲁村窖藏出土巍山县南诏博物馆 这两件编钟的样式、纹饰相同，大小略有差异。钟体呈扁圆筒状，两肩微收，中部稍鼓，唇口齐平，半圆环钮。钟体分布多个散音孔。铜钟正面饰双虎噬人纹，下端饰卷云纹；背面饰双鹤燕鸟纹，下端饰回纹。钟体两侧有合范线。 蛇纹铜钟 战国一汉（公元前475年—220年）云南保山昌宁卡巴洼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此铜钟为合范铸造而成，钟体呈扁瓦状，上下基本等宽，横截面力椭圆形。此类铜钟发现时多为偶数，钟身素面或饰几何纹、动物纹等，常见的动物形象有蛇、牛、虎等，或体现了当地的图腾信仰。 云雷纹铜钟 战国（公元前475一前221年）云南保山昌宁打卦坟山出土保山市博物馆藏 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曾试图经略西南夷，并让常頞续修通往西南夷的道路，史称“五尺道”。近年来，根据专家考证，“五尺道”可能很早既已开通，先秦时称“僰道”。秦灭巴蜀后，对“僰道”加以整建，直至秦二世而亡。汉初关闭蜀地故徼，但内地商人仍可通过这条道路窃行于滇蜀之间，民间往来不断。 云南昭通盐津豆沙关（又称“石门关”）五尺道 嵌绿松石心形金饰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金饰一组七件，每件以薄金片裁剪成心形，中间下凹处内嵌绿松石，周围边沿随形锻一周小凸泡。 镶石茎铜剑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昆明晋宁石寨山墓地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此剑剑身为细长三角形，基部为钝角内折与茎相接。茎做束腰空心扁圆体，茎首伸出呈管状，茎上镶嵌绿松石片，呈S形、线形装饰纹样。 铜弩机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玉溪江川李家山墓地出土云南李家山青铜器博物馆藏 弩机是弩的击发装置，它的出现极大地提升了弩的精准度和操作效率。这件弩机的郭内铸隶书阳文“七年三月棘阳”。“棘（ji ）阳”是这件弩机的产地，隶属于南阳郡，即今河南省南阳市。 刻纹铜壶 西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8年）云南曲靖八塔台墓地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此铜壶为蒜头形，细长直口，口部厚唇，溜肩鼓腹，平底，矮圈足。整器通体遍布纹饰带，由尖齿纹、菱形纹、翎羽纹等构成。该器物与广西出土的同类器颇为相似，属岭南风格器物。 夷汉歌咏 随着汉武帝经略西南夷的各项边郡制度不断深入，大量汉族移民开始成规模地通过屯田、戍边、徙民等方式迁入该地。至东汉中后期，西南夷地区已然成为汉朝统治下，夷汉各族大杂居小聚居、和谐共处的郡县之地。以汉式器物、内地礼俗以及先进的生产技术为代表的汉文化，也随着汉族移民的到来而传播开来，汉文化逐渐成为西南夷地区的主体文化。 云南会泽水城墓地出土的陶院落 此陶院落为墓葬冥器，是迄今为止云南地区出土的同类器中最大的一件，对于研究东汉堂琅县地主庄园经济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执锸农夫俑形象 随着大量汉族移民的到来，代表着内地先进生产技术的牛耕也在云南地区悄然兴起，它取代了传统的人力耕作方式，提高了耕作效率。同时，巴蜀和内地传入的铁质生产工具也逐渐取代铜制农具，促进了农业的发展。 蜀郡铁锸 东汉（公元25年一220年）张希鲁先生捐赠昭通市博物馆藏 此铁锸为“凹”形銎口，底边扁薄微弧并出翼形刃口，背面铸平，正面隆起，左右两边铸篆文“蜀郡”，中间铸篆文“千万”，两面中空成槽以装木柄。 动物画像砖 东汉（公元25年—220年）向云南昭通昭阳刘海子村民征集昭通市博物馆藏 此画像砖为长方形，模制，阳纹画像，四周印凸形方框。框内模印两牛一马，左侧一牛勾首回望；居中一牛迈腿前行，其上飞有一鸟；右侧为一马，呈立尾昂首飞奔状。 陶灶模型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海宝山墓地出土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 该器物为长方形泥质灰陶，灶面有三个灶眼，前有拱形灶门，后有烟囱。灶壁上饰有圆圈纹、田字纹、鱼纹等。 鸡形陶俑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昆明晋宁左卫山墓地出土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 该器物为泥质灰褐陶，外施朱砂红彩。鸡呈卧姿，头顶有冠，双翅部位刻画清晰，羽翼丰满，翘尾部为杯形。整器线条流畅，弧度饱满，用于随葬，反映出汉代丧葬文化对家禽的重视。 陶狗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昭通盐津干溪沟崖墓出土招通市博物馆藏 此陶狗体态肥壮，表情温和，双耳高耸，注视前方。其颈上栓一带扣，表明为驯养家畜。汉代厚葬之风盛行，陶狗被作为明器下葬，具有镇墓驱邪的功能。 铜提梁壶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红河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 此铜壶为子母口带盖，盖顶中部有一圆形乳钉，方唇束颈，溜肩鼓腹，高圈足。壶身肩部缀有双辅首衔环耳，套活链提梁与盖环相连；提梁链中部为提梁柄，呈弧形，两端为双龙衔环状；器身肩部有三周凸状弦纹，圈足中部有折棱。 铜甗（yan）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红河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 该器物由上下两部分组成，上部为甑（zeng），下部为三足釜。铜甑两侧为对称辅首衔环；出土时三足金底部有烟炱（tai）痕迹，釜内有墨绿色油膏状物。甗的用途相当于现在的蒸锅。 三羊铜盒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红河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 此铜盒盖顶中央有一环耳，周围环铸三只卧羊，子母口；器身为圆弧腹，錾刻精美的神兽神鸟纹、三角纹等。铜盒可用于承装食物、药物、香料、印章、饰品之用。 漆木耳杯、漆木盘、漆木勺、漆木几案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文山广南牡宜遗址出土广南县民族博物馆藏 这套漆木酒具制作工艺精巧，色彩鲜艳，纹饰优美，应为当时较为尊贵的实用器。 抚琴俑 汉（公元前206年—220年）原昭通市昭阳区文化馆旧藏昭通市博物馆藏 此陶俑头戴圆帽，总发于脑后。用墨勾帽沿、眼、嘴、鼻和衣纹。蚕眉杏眼，面带微笑。着右衽广袖大氅，内着圆领衫，琴放于腿上，右臂内曲，手抚琴面。 听乐俑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昭通水富楼坝崖墓出土昭通市博物馆藏 此陶俑头上戴帽，脸部向右微侧，五官清晰饱满，内着圆领衫，外着两重右衽宽袖长袍，左手抬起放于耳后，右手放于右腿上，腰间似结有腰带。此听乐佣面带微笑，表情专注，似乎沉浸于优美的乐曲声中。 从画像砖图像可以明确，西汉末至东汉初，西南夷地区已经有车马通行，且与内地流行的车马形制相同，并符合汉代舆服制度的礼仪规范。依据汉代礼俗，墓葬中的车马形象，不仅反应了墓主生前乘坐车马的情形，更象征了接引墓主升入仙界的想象。 出巡画像砖 东汉（公元25年—220年）原昭通地区文化馆旧藏昭通市博物馆藏 此画像砖，模印阳纹画像，前为单马轺车，驭者、乘者各一人，马匹四足作行走状。中间为单马轺车，驭者、乘者各一人，车前两人，均持棍作行走状。前导者背负行囊。车后一人骑马，骑者后一行者肩亦负棍。画像图案线条流畅，场景生动，艺术价值较高，是研究古代社会上层人物出行以及车马形制的重要实物资料。 车马出巡砖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昭通昭阳刘海子村征集昭通市博物馆藏 此画像砖，模印阳纹画像，前为单马轺车，驭者、乘者各一人，马匹四足作行走状。车后一人骑马，其后一人随从，似侍者，着短衣，抬右臂。画像图案线条流畅，场面生动，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对我们了解西南地区汉代交通工具和出行生活具有重要作用。 木马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文山广南牡宜遗址出土广南县民族博物馆藏 此木马采用各部位可拆卸的组合结构，分段雕刻而成。其中，马耳部分已遗失。木马身形健硕，呈奔走嘶鸣状，充满动感。该木马与两汉时期其他汉墓出土的陶马、铜马造型相似，特别是嘴部及尾部。 “大泉五十”钱 新莽（公元9年—23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大布黄干”钱 新莽（公元9年一23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先秦以来的天帝信仰，至汉代逐渐演变成西王母信仰，其造型往往以西王母为主神，辅以东王公、昆仑、天门、奇离瑞兽、端木嘉禾等，共同构成一派羽化成仙的祥瑞图景，表达了当时人们对仙境天国的憧憬。汉代以后，在巴蜀四郡（蜀郡、巴郡、广汉、汉中）广泛传播的西王母信仰，随之进入西南夷社会，与此相关的日月神、伏羲女娲、四神等，也成为西南夷普遍信奉的神祇体系。 画像砖上的西王母形象 博山炉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 此博山炉炉身为豆形，下有承盘，熏炉由炉身和圆锥形盖组成。盖顶与炉身之间用链条连接，盖与炉身以子母扣铆合。盖顶作浮雕山峦及云纹状，其间有随形镂孔；炉身最上端为一周阴刻菱形纹，其间刻有一鸟纹；腹部位置为一周阴刻羽纹；足部为浮雕山峦和云纹。承盘口沿外折，平底内凹，沿面分别饰一周阴刻三角纹和菱形纹。博山炉为炉盖呈山峦形状的熏香之炉，是象征汉代仙家思想中仙山的器物。 铜牌饰 东汉（公元25年一220年）云南大理白族自治州庆洞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藏 这种镂空牌饰时代集中于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颈部为翼马、金鸟、玉兔、蟾蜍形象，牌身上为扶桑、西王母、龙虎、羽人、鱼等图案，反映了强烈的仙界意境。方形牌饰作为承托物，其功能或为协助墓主人升入仙境的凭证。 “鸟负罐”器物流行于西南夷地区汉式墓葬中，其造形特点是鸟背上有罐，或钱币、羽人形象，口中衔有鱼或丹，表达了神鸟送仙药的主题——即神鸟作为西王母的使者为亡人送去丹药，助其服后成仙。 负宝瓶羽人铜鸟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大理喜洲弘圭山东汉墓出土大理白族自治州博物馆 此铜鸟嘴中衔鱼，似大理洱海边渔家的鸬鹚鸟。鸟背负一双耳宝瓶，宝瓶后饰一跪姿羽人，羽人为猴面兔耳，双手臂膀上饰有向上曲立的条形羽翅，右手平伸扶在宝瓶耳上。羽人后饰两根飘带，飘带后有一凤鸟，呈立姿飞舞状。 驼羽人宝瓶铜朱雀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昭通大关鱼堡崖墓出土昭通市博物馆藏 朱雀是古代四神之一，即青龙、白虎、朱雀、玄武，代表了东西南北四方。朱雀在汉代被看作神鸟，是一种认为可以与天界交流、沟通的媒介。在仙道思想占主导的时代，朱雀亦是灵魂去往仙界的引路者。 铜三足盘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 浅腹盘，盘沿外折，兽状三扁足，断面呈圆弧三角状。盘外底有“丫”字形凸楼。盘内阴刻精美图案，中心图案以柿蒂纹为界分为四等分，填以神兽和凤鸟形象，其外以二弦纹分隔，环绕饰以方格回纹和锯齿纹，最外层为回纹。 铜璧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会泽水城墓地出土会泽县文物管理所藏 此铜璧为素面，出土时镶嵌于棺木头挡或足挡处。其形制、风格与玉壁相似，为镶棺玉壁的替代品，象征着圆满和通神，引导墓主的灵魂升入天门。这件文物体现了当地冶铜技术与中原礼玉文化的融合。 铜镜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曲靖会泽水城汉墓出土会泽县文物管理所藏 镜上铭文“内清质以昭明，光辉象夫日月，心忽而口口愿塞而不泄。”隐喻使用者内敛忠贞的品德，反映了汉代社会的主流思想和价值取向，以及人们对于忠诚情感的追求，对于家庭乃至国家的责任感。 孟塍之印 东汉（公元25年一220年）云南昭通二坪寨梁堆墓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这枚印章为铜质子母印，由大小两枚组成，小印可以嵌入大印中，母印为辟邪钮，印文为阴文策书“孟塍之印”：子印龟钮，印文为阴文篆书“孟塍”。其所有人应为东汉朱提大姓孟氏家族成员。孟氏家族大约于两汉之际进入云南，其祖先可能为川西的少数民族，至汉代已完全汉化。后来成为南中豪族大姓之一。 “赵喜”铜印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 这枚印章为铜质，动物钮，印文为篆书“赵喜”二字，有边框。联系该墓地另一出土刻有“赵”字铭文的器物推测，黑蚂井墓地所属人群中，赵姓家族可能占有重要地位。 建初元年堂狼造 “建初元年堂狼造”铜洗 公元76年云南昭通昭阳白泥井出土昭通市博物馆藏 此铜洗为侈口，内敛，鼓腹，假圈足。上腹铸凸弦纹 5道，其中中间1道，上下平行各2道；铸对称兽形双铺首，鼻钮含环；内底下凹一圈，中间铸凸线长方框，框内阳文篆书“建初元年堂狼造”，框两侧各饰凸线鱼纹。双鱼纹在汉代比较流行，喻为多子，又因鱼与“余”同音，所以也成为象征富贵有余的吉祥图案。 陶佛像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昭通昭阳水富楼坝崖墓出土昭通市博物馆藏 这件佛像为泥质灰陶，两范合制而成，接缝处用泥抹平。头顶有一似锥形物，螺发，面部五官清晰，神态自然，双目微合，高鼻，细颈，着通肩大衣，向下垂成U形衣纹，V形领衫，右手执无畏印，左手于胸前握住衣角，结跏坐。这件造像对于研究我国早期佛像的产生和传播路线具有重要价值。 铜樽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昆明晋宁金砂山墓地出土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 此铜樽为汉式器物，呈圆筒形，盖微凸，盖顶雕铸三只卧羊，均望向器盖中央。器身两旁为对称兽衔环耳，器下承以三足。 陂（bei）池水田为西南夷地区特有的水利灌溉系统，始于西汉末年，是内地先进水利技术与西南夷地区山地坝子、丘陵沟谷众多的自然地貌相结合的产物。它充分利用云南多山多雨的地理特点，通过陂池蓄水、渠沟引水，使水流入耕田，有效解决了山区灌溉难题。 陂池水田模型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昆明置宁左卫山墓地出土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 此陂池水田模型中间的一道堤坝将模型分为两半：一半为陂池，池中有鱼四条、青蛙一只、虾一只、乌龟一只、水鸟一只；另一半为水田，共六格，水田内有螺蛳四个、蚌两个、泥鳅一条。水田与陂池之间有一“八”字形放水口，使二者相通。 展厅内景 “仙人好楼居”，汉墓中随葬陶楼、院落，既有汉代神仙信仰的思想根源，又有现实庄园生活的物质基础。西南夷地区汉墓出土的建筑模型，既有高等级的楼阙，也有平民化的院落，他们都脱离了滇国时期干栏式建筑模式，充分融入了中原建筑的构造风格。 陶房屋模型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昆明晋宁金砂山墓地出土昆明市晋宁区博物馆藏 此房屋模型由门阙、院门楼、双层陶楼、寝房等建筑组成，屋顶均为庑殿顶，上覆瓦垄。屋檐下的墙体上均有形状相似的孔洞，饰以圆圈纹、田字纹、树叶纹、鱼纹等。 益州 “益州”云纹瓦当 汉（公元前206年一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件瓦当顶部为小象书写的“益州”二字铭文。在汉代，只有官署可以使用标志性文字建筑构件。“益州”瓦当的发现，为确认河泊所遗址为汉代益州郡郡治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铜孔雀灯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红河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 此铜灯形似孔雀，通体錾刻羽纹，形态生动。孔雀头部有冠，口含一灯罩，灯罩上阴刻有两组飞马和神鸟纹；背部有一灯盏，灯盏口沿阴刻三角纹，灯盏边缘有烟炱（tai）痕迹，两爪爪尖弯曲，做抓地状；尾部着地，与两爪共同起到平衡作用；颈部与腹部榫卯相接，内腹中空，可盛水。使用时，烟气由灯罩通过颈部进入腹部水中溶解，起到环保作用。 异形字瓦当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浪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云纹瓦当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雨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长乐”瓦当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云南多地出土的简牍 "收靡丞印”封泥 东汉（公元25年一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梇栋丞印”封泥 东汉（公元25年—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滇王相印”封泥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昆明晋宁河泊所遗址出土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 封泥筒 汉（公元前206年一公元220年）云南个旧黑蚂井墓地出土个旧市博物馆藏 该器物为铜质，是承装、封缄封泥的容器。由于封泥需选取粘性校高的黏土，经一系列工艺处理后保证其使用时柔软可塑故需要密封环境贮藏备用，以减少水分的挥发。 结语 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中华民族共同体正如浩瀚大海，不拒百川，有容乃大；百川多元，奔流汇一。斑驳青铜、载文简牍、华彩金玉……无不见证和展示着千年滇韵、一脉汇成。岁月移今古，山河更盛衰。新时代里的彩云之南，各族儿女继往开来，在民族大家庭里守护根脉、赓续华章，为中华民族更加美好的明天增华添彩！ 大运河博物馆外景观 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的古船 大运河博物馆附近的北京城市图书馆 北京城市图书馆附近的北京艺术中心 返程路上…… 去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参展不用预约，但必须带身份证原件进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