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盛夏走南国

风中百合

一九八六年，我二十三岁，刚参加工作不久，那年夏天，受支行领导指派，协助济南一家无线电厂外出清理陈年欠款。

那时候，社会上管这类活儿叫“清欠”。厂里安排了两位同行，一位是男同志，供销科的王老师。另一位是女同志，财务科的陈老师。我们三人结伴，踏上了清欠路途。此行要去多家企业，我们计划由远及近，第一站是千里之外的广西柳州。

当年济南没有直达广西的火车，先去北京，再换乘北京去柳州的直快列车。我们从济南乘火车抵达北京时，天已擦黑。晚餐我们三人在车站旁的一个小面馆，各吃了一碗热面。饭后，王老师领着我和陈老师匆匆赶往住宿的地方。具体地址已记不清，只依稀记得，我们坐了十七站公交，又步行十多分钟，到了一处城乡结合部的宾馆。

眼前是一座院落，门口挂着某某旅社的木牌。院子收拾得还算干净，北、东、西三面都盖着平房。北面房屋最多，约莫有三十间；东西两侧少些，各十五六间的模样。院落东侧第一间是登记处，屋子不大，十二三个平方，门口摆着一节棕褐色的木质柜台，约莫两米长、半米宽，入住手续都在这里办理。

办完登记各自回房，我和陈老师同住一间。屋内陈设简简单单，两张单人床，中间共用一个床头柜，床头柜上摆着一只细藤编织外壳的暖水瓶。靠里那张床的床尾，立着一个三爪式木头衣架；门边放着木质脸盆架，架上搁着一只红花搪瓷脸盆，盆身磕磕碰碰，落了好几处黑印子。

院子的角落设有公用厕所和洗漱间，洗澡的地方没有热水。想着第二天还要赶火车，我们简单梳洗一番，便早早歇息了。

次日吃过早饭，我们直奔火车站买票。那年代，火车卧铺一票难求，我们排了将近一小时的队，最后只买到三张北京去往柳州的硬座票。

北京到柳州每天只有一班列车，傍晚六七点发车，在路上晃荡三十多个钟头，第三天上午才到站。全程两千三百多公里，沿途站点特别多，每站上下人数众多，车厢里挤得水泄不通。行车十几个钟头后，更是难熬，去趟厕所，得在人群里左挪右挤，想在车厢里轻松走几步，更是“奢望”。一路颠簸到了柳州，下车时，我们三人的脚都肿的提不上鞋，只能“拖沓”着走出车站。

出了车站，先是公交、再是步行，折腾一个多钟头，才住进风扇厂附近的一家三层楼招待所。稍作休整，第二天一早，正式开始为期一周的清欠工作。

动身去欠款企业前，我们三人凑在一起商量对策。济南的企业和柳州那家国营大厂，是合作多年的老伙伴，一直签有长期供货合同。王老师常年跑供销，和对方厂里供销科的人相熟。于是我们商定先由王老师带着我和陈老师去厂财务科与负责人对接，然后再见分管财务的副厂长，汇报此行目的，并请领导协调尽快达成付款。王老师继续留在供销科沟通周旋。

第一天，我和陈老师来到副厂长办公室，说明来意。对方待人客气，不仅诉说了厂里眼下资金周转的难处，又为我们千里迢迢赶来催款连连致歉，满口应承会安排财务尽快付款。我们不便多打扰，告辞后便去财务科等候。

谁知一连两天，我们守在财务科，却始终无人搭话。第三天一早，我们索性直接去了副厂长办公室。

来回进出厂区好几趟，和门卫渐渐熟了，进厂不用再递介绍信，打声招呼便能通行。

这天到得太早，整栋办公楼还空荡荡的。我们站在副厂长办公室门外等候。接近上班时间，副厂长来了，见到我们先是一愣，随即掏出钥匙开门，脸上带着几分不快，开口让我们先回去，说随后就安排财务打款。我笑着道了谢，转身拿起门后的扫帚、拖把，和陈老师一起，默默把办公室里外打扫干净。又提着空暖水瓶下楼打了热水，沏上茶水。做完这些，便从包里拿出书，安安静静坐在沙发上翻看。

就这样，一连三天，我们每天早早过来，打扫屋子、打水泡茶，不声响、不抱怨，只是默默干活、安静等候。

到了周六上午，我们如常收拾妥当，还没等坐下，副厂长便笑着开了口：“昨天我已和财务交代了，今天把款项汇过去，你们放心回吧。”

那一刻，我俩心里的高兴溢于言表，连连道谢。随后跟着厂里财务人员一同去银行办理汇款，手续一一办妥，确认钱款顺利转出，悬着的心才算落地。

事情了结，我们三人又登上北上的列车，辗转上海、杭州、蚌埠、南通等地，继续余下的清欠工作。这一趟长途奔波下来，总共帮企业清回七百多万元欠款。我也因此得到了合作企业和行里领导的高度认可。从此，济南工行历下支行和这家无线电厂的情谊，也愈发深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