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随笔之三十三：自然神论：伏尔泰

冯海89

文/冯海

他没有发动暴力革命，却用一支笔，改变了人们的顽固思想。在他之前，欧洲相信君权神授、等级天定、信仰至上。在他之后，欧洲开始相信理性、自由、宽容、人权，才是照亮人类文明的灯塔。他说，思想，可以比王权更长久；理性，可以比暴力更强大；宽容，可以比狂热更接近真相。这就是伏尔泰，一个被誉为启蒙之王，欧洲良心，现代文明的奠基人。

伏尔泰的哲学，是坚定的理性主义。他相信，人之所以为人，不是因为盲目信仰，不是因为狂热盲从，而是因为拥有理性。理性不是上帝的专属，不是贵族的特权，而是每一个普通人都能点亮的火把。当人放弃思考，就会被恐惧操控；当人放弃理性，就会被狂热裹挟；当人放弃质疑，就会被谎言迷惑。人类最大的敌人，从来不是魔鬼，而是无知、迷信、狂热、不容忍。伏尔泰认为笛卡尔把身体与思维对立起来，当作宇宙两个互不相干的实体，是完全错误的。我们不能设想存在着两个实体，一个会思维，一个会消化食物。

伏尔泰信仰的不是教条，而是秩序。在他眼里，世界如同一座精密的钟表，虽有设计者，但无须时时刻刻去调弄它。“上帝发一次命令，宇宙便永远服从”。上帝创造了世界与自然法则，便让世界按照理性与规律自行运转。认为“运动并不是凭自身而存在的，因此必须有一个最初的推动者。……整个自然界，从最遥远的星辰到一颗草芒，都应当服从一个最初的推动者”。伏尔泰不相信神秘启示、神迹、诅咒、末日审判那套恐吓人心的教义，他信仰的神，是理性之神、秩序之神、公正之神，而非教会用来控制人心、攫取权力的工具神。对他而言，真正的宗教，不是让人恐惧，而是让人向善；真正的信仰，不是让人盲从，而是让人清醒。他认为，狂热是一切罪恶的源头。当一个人觉得“只有我是对的，别人都该去死”，人类文明就会坠入地狱。他反对教会，“一切社会罪恶都来源于教会所散步的蒙昧主义”。他猛烈抨击教会的伪善，不是否定信仰本身，而是反对信仰被权力绑架。伏尔泰有一句名言：“我不同意你说的每一个字，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在那个宗教战争频发、异见者被烧死、不同信仰相互屠杀的时代，伏尔泰指出：思想不能用暴力统一，良知不能用刑罚强迫。

伏尔泰承认世界的多元，应当尊重思想的差异，保护弱者的声音，拒绝以真理之名行暴政之实。这是现代自由、人权、世俗社会最核心的精神源头。他毫不妥协地对抗封建专制、等级特权、司法黑暗，坚信人人生而平等，人人生而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人身自由、财产安全，不是君主赏赐的，而是天赋的。权力不是用来压迫人的，而是用来保护人的。法律不该是权贵的工具，而应是所有人的底线。认为“法律是自然的女儿”，“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这种法律既不在于使别人痛苦，也不在于以别人的痛苦使自己快乐”。

他用小说、戏剧、论文、书信，揭露专制的荒诞、特权的丑陋、司法的黑暗。他让整个欧洲第一次意识到，国王不是神，贵族不是天，人民不该永远沉默。他极度厌恶那些脱离现实、玩弄文字、故弄玄虚的形而上学，推崇经验、观察和常识。哲学不该飘在云端，而应落在地上，用来改善生活、推动教育、消除偏见、减少苦难。

他的哲学，是人间的哲学。他关心普通人的痛苦，反抗实实在在的压迫，追求触手可及的公正，而不是虚无缥缈的来世。

伏尔泰，本名弗朗索瓦‑马利·阿鲁埃。伏尔泰是他的笔名。他于1694年11月21日出生在巴黎一个富裕中产家庭。父亲是资深公证人，后来担任皇家审计官。家境优渥，社会地位稳定。母亲出身贵族旁支，却在伏尔泰七岁时早逝。幼年丧母，让他早早养成敏感、独立、不依附权威的性格。

他从小天资过人，被送进当时巴黎最有名望的路易大帝中学读书。学校教育以古典文学、修辞学、亚里士多德哲学为主，伏尔泰在这里打下了扎实的拉丁文、希腊文与人文功底，也早早显露出惊人的写作天赋与讽刺才能。

父亲希望他成为律师，走稳妥的仕途。可伏尔泰从心底厌恶刻板的法律与虚伪的宫廷秩序，他真正热爱的，是文学、思想、自由对话与批判精神。他常常混迹于巴黎文人聚集的咖啡馆与沙龙，和自由思想家、激进文人交往。耳濡目染之下，内心埋下反抗愚昧、专制与宗教狂热的种子。他很早就意识到，文字，是他对抗世界的武器。

青年伏尔泰，已经是巴黎小有名气的“毒舌诗人”。他敢于写诗讽刺宫廷奢靡、贵族无能、教会虚伪。他的文字锋利、一针见血。1717年，他因一首讽刺摄政王奥尔良公爵的诗而被投入巴士底狱。那年他23岁。在狱中将近一年，别人绝望消沉，他却埋头创作，写出悲剧《俄狄浦斯》，并第一次正式使用笔名：伏尔泰。这个名字，后来成为整个欧洲启蒙时代的象征。

出狱后，《俄狄浦斯》在巴黎上演，轰动全城。伏尔泰一夜成名，从一个叛逆文人，瞬间变成法国文坛新星。他意气风发，出入上流社会，连年轻的卢梭、狄德罗、孔多塞等启蒙后辈，都以见他一面为荣。可他骨子里的叛逆，从未消失。1725年，伏尔泰当众嘲讽贵族罗昂，说他“伟大的姓氏，渺小的灵魂”。罗昂不敢与他正面决斗，而是派家丁把伏尔泰当街痛打了一顿。伏尔泰提出申诉，法庭却偏袒罗昂，为此，伏尔泰第二次被投入巴士底狱。随后又强制将他驱逐出境。

特权大于正义，偏见大于理性。这次屈辱让他彻底看清了专制与等级制度的黑暗性，从此终生对抗专制与等级。

流亡英国三年，是他一生的思想转折点。他亲眼目睹了英国的议会制度、宗教宽容、言论自由，深入学习了牛顿科学与洛克哲学，从此坚定走上“理性、自由、宽容、反专制”的启蒙道路。

回到法国后，伏尔泰在夏特莱夫人的西雷庄园隐居十五年。这是他人生最稳定、最高产的时期。他系统完成了《哲学通信》《路易十四时代》《形而上学论》等著作，构建起自然神论、理性至上、宗教宽容、反对专制暴政、拥护法治与人的自由的完整思想体系。

晚年，伏尔泰定居法国边境的费尔奈庄园，他在这里生活了近20年，每天写作、回信、接待访客、声援冤案。欧洲各国的学者、贵族、政治家，纷纷给他写信，请教问题，称他为“费尔奈的教皇”。这里因此成为全欧洲的思想中心。他笔耕不辍，亲自为冤案奔走。在最著名的卡拉斯案中，一位新教平民被诬告而遭酷刑致死。伏尔泰得知真相后，怒不可遏。他以一己之力，发动全欧洲舆论，写作、辩论、募捐、申诉，坚持数年，终于为卡拉斯平反昭雪。这一战，让伏尔泰从“文人”变成“欧洲的良心”。

1778年，伏尔泰已经84岁，垂垂老矣。整个欧洲都在企盼他能回到巴黎。当他的马车进入巴黎街道时，满大街的人们都不停地为他欢呼、鼓掌、脱帽致敬。每逢他的戏剧上演，人们都会起立长时间鼓掌，表达热爱之情。同年5月30日，伏尔泰逝世。因一生批判敌视教会，教会拒绝以基督教仪式为他下葬。他的遗体被秘密安葬十多年后，法国大革命爆发，人们把他的遗骸迁出迎入先贤祠，给予国葬之礼，成为法兰西精神的象征。他的墓碑上刻着：“他教导我们走向自由。”

他用理性击碎了愚昧与迷信的枷锁，用宽容奠定了现代世俗社会的根基，用自由点燃了法国大革命与现代人权的思想，用批判精神提醒人们要学会质疑、保持清醒，永远不要向强权低头。他是启蒙运动的灵魂和旗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