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土情长

wuya

1975年11月17日，上海开往齐齐哈尔的知青专列，在苍茫的夜色中一路向北。

林晓阳把额头贴在冰冷的车窗玻璃上，看着窗外的世界以一种他完全不理解的方式展开。列车过了南京长江大桥以后，窗外的风景就开始变了——先是那些水墨画似的水稻田和黑瓦白墙的村庄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望无际的平原，灰扑扑的，像一张没有画完的画。然后是徐州，然后是济南，然后是天津，每过一个站，天气就冷一分，窗外的绿色就少一分。到了山海关，车窗上开始结霜，他用手指抹掉一块霜花往外看，看见的是光秃秃的山和结冰的河，天地间只剩下两种颜色：灰和白。

列车已经走了两天两夜了。

车厢里挤满了和他一样的年轻人——十七八岁，穿着统一的绿色棉袄，戴着棉帽子，胸前别着大红花。有人在唱歌，有人在哭，有人在打牌，有人躺在行李架上睡觉，整个车厢像一个巨大的、移动的集市，嘈杂、混乱，却又有一种奇异的、近乎疯狂的亢奋。

“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

林晓阳在心里默默地念了一遍这句话。这是他出发前在学校的动员大会上听到的，那个戴眼镜的革委会主任站在台上，挥舞着红宝书，声嘶力竭地喊了三遍。台下的人群山呼海啸般地回应着，红旗翻飞，口号震天，像是有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要发生。

可林晓阳什么也喊不出来。他只是站在队伍里，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报名表，看着周围那些兴奋的、激动的、热泪盈眶的脸，心里空落落的，像是一座被搬空了家具的老房子。

他不是自愿报名的。

或者说，他不是像其他人那样，怀着“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的豪情壮志报名的。他报名是因为别无选择——父亲是“摘帽右派”，虽然已经平反了，但“摘帽”和“没戴过”是两回事，就像一张纸被揉皱了再展开，折痕永远在那里。街道居委会的王大妈每次见到他母亲，都会用一种意味深长的语气说：“你们家晓阳啊，要好好表现，争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锻炼。”话里的意思，谁都听得懂。

所以他就来了。带着一只皮箱、一个画夹子和一颗茫然的心。

“想什么呢？”一只手搭上了他的肩膀。

周明远从铺位上爬下来，挤到他旁边，也把脸贴在车窗上往外看。他是林晓阳在中学里最好的朋友，也是这次一起报名的“战友”。和沉默寡言的林晓阳不同，周明远是个话匣子，走到哪里都能跟人打成一片。

“看什么呢？黑咕隆咚的，啥也看不见。”周明远哈了一口气，在车窗上画了一只猪头。

“没什么，”林晓阳说，“就是觉得冷。”

“冷？这才哪儿到哪儿？”周明远嘿嘿一笑，“我听我爸说，黑龙江冬天零下三四十度，撒泡尿都能冻成棍儿。你到时候可别把鼻子冻掉了。”

林晓阳没接话茬。他把脸从车窗上移开，靠着椅背闭上了眼睛。列车有节奏地晃动着，铁轨接缝处发出咣当咣当的声响，像是一首单调的催眠曲。车厢里的灯忽明忽暗，有人在喊“到了到了”，有人问“到哪儿了”，有人说是沈阳，有人说是长春，谁也说不清楚。

林晓阳迷迷糊糊地睡着了。他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站在一片白茫茫的雪地上，四周什么都没有，没有树，没有房子，没有人，只有风在耳边呜呜地叫。他想往前走，可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一动也动不了。他想喊，可嗓子像是被人掐住了，发不出声音。他就那样站着，站了很久很久，直到天地间的白色把他整个人都吞没了。

“起来起来！到了到了！”

林晓阳被一阵嘈杂声惊醒，睁开眼睛，看见周明远正使劲摇他的肩膀。车厢里乱成一团，人们纷纷从铺位上爬下来，往车门口挤。行李架上的箱子、背包、网兜被扯下来，砸在人们的头上、肩膀上，引起一阵阵的叫骂声。

“到哪儿了？”林晓阳揉着眼睛问。

“到了！松岭屯！咱们要下车了！”

林晓阳往窗外看了一眼——外面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他看了看手表，凌晨三点。这个时间下车？他有些恍惚，以为自己还在梦里。

列车慢了下来，最后咣当一声停住了。车门被人从外面拉开，一股冷风猛地灌进来，像是有人拿着一把刀，唰地一下劈开了车厢里浑浊的温暖。

林晓阳打了个寒噤，那是一种他从未体验过的冷。上海的冬天虽然也冷，但那是湿冷，是钻进骨头缝里的那种冷。而这里的冷是干的、硬的、锋利的，像是一块冰塞进了肺里，呼吸都变得困难了。

他拎着皮箱和画夹子，跟着人群往车门口挤。周明远在前面开路，一边挤一边喊：“让一让让一让，别挤别挤！”好不容易挤到车门口，林晓阳一脚踩在踏板上，脚底一滑，整个人往前一扑——

他摔在了雪地里。

脸朝下，结结实实地摔了个嘴啃泥。皮箱摔出去老远，画夹子散开了，几张速写纸被风卷起来，像白色的蝴蝶一样在黑暗中飞舞。他的手撑在雪地上，感觉到一种刺骨的冷从掌心一直钻到胳膊肘，像是把手伸进了冰水里。

周围有人在笑。

“看看，看看，城里来的娃娃，连路都不会走！”

“这算啥？等到了三九天，他才知道啥叫冷！”

林晓阳趴在雪地里，脸贴着冰凉的雪，脑子里一片空白。他听见那些笑声，听见那些他听不太懂的东北话，觉得那些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模模糊糊的，像是在水底听见的岸上的声音。

然后，一只手伸到了他面前。

那是一只女人的手，手指细长，指节粗大，掌心粗糙，像是砂纸。手背上有一道浅浅的疤痕，像是被什么东西划过。那只手在黑暗中看不清楚颜色，但林晓阳能感觉到它散发出的温度——那是热的，活的，像是冬天的火炉。

他抬起头，看见一个姑娘站在他面前。

她穿着蓝底碎花的棉袄，围着一条灰色的围巾，围巾遮住了半张脸，只露出一双眼睛。那双眼睛很亮，在黑暗中像是两颗被擦亮的铜纽扣，带着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光——不是同情，不是怜悯，而是一种朴素的、本能的善意，像是一个人看见另一个人摔倒了，自然而然地伸出手去。

“起来吧。”她说。

声音不大，带着浓重的东北口音，但林晓阳听懂了。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但很有力，一把就把他从雪地里拽了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膝盖上全是雪，裤腿湿了一大片，冷得直打哆嗦。

“你的东西。”她弯腰把皮箱拎起来，又把散落的画纸一张一张地捡回来，叠好，塞进画夹子里，递给他。

“谢……谢谢。”林晓阳的牙齿在打架，声音断断续续的。

姑娘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围巾上面露出的眼睛弯了弯，像是在笑。然后她转身走了，消失在人群里。蓝底碎花的棉袄在黑暗中晃了几下，就看不见了。

“晓阳！晓阳！你没事吧？”周明远从人群里挤出来，看见他站在雪地里发呆，赶紧跑过来，“摔了？没事儿吧？”

“没事，”林晓阳摇了摇头，把皮箱和画夹子重新拎好，“走吧。”

他跟着人群往车站外面走。说是车站，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站台，连个遮雨棚都没有。站台上站着几十个村民，有的举着火把，有的提着马灯，火光和灯光在黑暗中摇曳着，把人们的影子拉得忽长忽短。有人在喊：“知青来了！知青来了！”有人在喊：“这边走！这边走！爬犁在那边等着呢！”

林晓阳第一次看见爬犁。

那是一种用木头做的雪橇，没有轮子，底下是两根光滑的木板，用马拉着，在雪地上滑行。他以前只在书上见过这种东西，现在活生生地出现在面前，让他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像是走进了某本小说里，或者是掉进了一个梦境。

“上爬犁上爬犁！别磨蹭了！”一个粗嗓门的男人在喊，声音大得像打雷。他穿着羊皮袄，戴着狗皮帽子，脸上的胡子拉碴的，像一把用了很久的扫帚。他是张铁柱，松岭屯的民兵队长，后来林晓阳才知道他的名字。

林晓阳和周明远被推上了一架爬犁。爬犁上没有座位，就是在木板上铺了一层稻草，上面盖着一块帆布。他们坐在稻草上，背靠着行李，爬犁一动，整个人就跟着晃。马铃叮叮当当地响着，在寂静的雪夜里传出很远。

“冷吧？”张铁柱坐在爬犁前面，回头看了他们一眼，“把帽子戴好了，别冻着。这鬼地方，零下三十度，冻掉鼻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零下三十度。林晓阳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数字。他在上海的时候，冬天最冷也就是零下五度，已经觉得冷得受不了了。零下三十度是什么概念？他想象不出来。

爬犁在雪地上滑行，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有人在耳边轻轻地叹息。林晓阳抬起头，看见了漫天的星星。

那些星星大得吓人，亮得吓人，像是有人把一把碎钻石撒在了黑布上，密密麻麻的，挤得喘不过气来。在上海的时候，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星空——城市的灯光把一切都淹没了，天是橘红色的，星星是看不见的。可在这里，天是纯黑的，黑得像墨，星星是银白的，白得像雪，银河从天的这一头横到那一头，白茫茫的，像是一条流淌着牛奶的河。

“好看吧？”周明远也在看星星，声音里带着一种孩子气的惊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多星星。”

“嗯，”林晓阳说，“好看。”

爬犁在雪地上滑行了一个多小时，穿过了几片林子，越过了几道山梁。林晓阳的脚已经冻麻了，手指头也失去了知觉，他把手缩进袖子里，整个人蜷成一团，像一个被揉皱的纸团。

就在他觉得自己的鼻子真的要冻掉的时候，张铁柱喊了一声：“到了！”

林晓阳抬起头，看见前面出现了一片灯光。

那是一些昏黄的、摇摇晃晃的灯光，像是被人提着走路的灯笼。灯光不多，稀稀拉拉的，但在这一片白茫茫的黑暗中，它们就像是海上的灯塔，让人心里忽然踏实了一些。

爬犁停在了村口。林晓阳从爬犁上跳下来，脚踩在雪地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他环顾四周，看见了几十间低矮的土坯房，房顶上覆盖着厚厚的雪，像是戴着一顶顶白色的帽子。烟囱里冒着烟，空气里有一股烧柴的味道，混着牲口粪的臭味，呛得他直咳嗽。

“这就是松岭屯？”周明远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失望，“就这么点儿地方？”

“咋的？嫌小啊？”张铁柱哈哈笑了，“你们要在待好几年呢，慢慢就习惯了。”

村民们围了上来，有老人，有妇女，有孩子，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脸上带着好奇的、审视的目光，像在看一群从动物园里放出来的珍稀动物。孩子们挤在最前面，仰着头看这些从大城市来的陌生人，眼睛里满是惊奇。有人在交头接耳，声音虽然压得很低，但在寂静的夜里还是听得清清楚楚——

“看看，上海来的，白白净净的，跟大姑娘似的。”

“那个高的还行，矮的那个看着像个学生。”

“能干活吗？别到时候连锄头都拿不动。”

林晓阳低着头，不去看那些目光。他能感觉到那些目光落在自己身上，像是雪花一样，轻飘飘的，但多了也会把人压垮。

一个老人从人群里走出来。

他五十来岁的样子，身材瘦削，背微微有些驼，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头上戴着一顶旧军帽。他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像是被风吹干了的老树皮，但眼睛很亮，有一种经历过很多事情的人才有的沉稳和从容。

“欢迎你们来到松岭屯。”老人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楚，带着一种让人安心的力量，“我是松岭屯的党支部书记，我叫韩大山。你们以后有什么困难，就来找我。”

他一个一个地打量着这些新来的知青，目光温和而审慎，像是一个老农在挑选种子。当他看到林晓阳的时候，目光停了一下，上上下下地看了他几眼，然后点了点头。

“你是学画画的？”他看见了林晓阳手里的画夹子。

“嗯，”林晓阳点了点头，“学过一点。”

“好，”韩大山说，“咱们这地方，风景不错，够你画的。”

林晓阳愣了一下，没想到这个老支书会说这样的话。在来之前，他听说的“贫下中农”都是大字不识几个的庄稼汉，没想到这个老人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画夹子，还说出了“风景不错”这种话。

欢迎会在队部的院子里举行。

院子不大，地上铺着稻草，四周插着几面红旗，旗子在风中哗啦啦地响。院子里摆着几张桌子，桌上放着茶壶和碗，茶壶里的水已经凉了，上面漂着几片茶叶梗。村民和知青们围成一个大圈，中间点着一堆篝火，火光在每个人的脸上跳跃着，把他们的表情照得忽明忽暗。

韩大山站在篝火前面，手里端着一碗水——不是酒，他说他不喝酒——对着新来的知青们说了一段话。那段话林晓阳后来记了很多年，每一个字都记得清清楚楚——

“你们从上海来，从大城市来，来到我们这个穷山沟，不容易。我知道你们心里想什么——想家，想回去，想离开这个鬼地方。这都不丢人，人之常情。但我要跟你们说的是，既来之，则安之。松岭屯虽然穷，虽然苦，但这里的土地是肥的，人是实的。你们在这里待上一阵子，就会知道，黑土地养人。”

他顿了顿，扫了一眼在场的所有人，然后说了一句让林晓阳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你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但我希望，你们也能把你们的学问、你们的见识，留给这片土地。咱们互相学习，谁也别说谁教育谁。”

篝火噼里啪啦地响着，火星子飞上天，和星星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火，哪个是星。林晓阳站在人群里，听着老支书的话，心里忽然动了一下——那种感觉说不清楚，像是一潭死水里被人扔了一颗小石子，涟漪一圈一圈地荡开去，虽然很快就消失了，但水面已经不是原来的水面了。

欢迎会结束后，林晓阳和周明远被分配到了一间知青屋。

那是一间土坯房，不大，二十来平方米，里面盘着一铺火炕，炕上铺着炕席，席子上有几个洞，露出底下的泥土。墙角有一张歪歪扭扭的桌子，桌上放着一盏煤油灯，灯罩上全是烟灰，黑乎乎的。窗户是木头的，窗棂子上糊着窗户纸，已经被风吹得千疮百孔了。

“这就是咱们的家了。”周明远把行李往炕上一扔，一屁股坐下来，然后“嗷”的一声跳了起来，“烫！这炕是烫的！”

林晓阳伸手摸了一下炕——果然是热的，而且不是温热，是烫手的那种热。他这才注意到，灶膛里塞满了苞米秆子，火烧得正旺，热气顺着烟道从炕底下经过，把整个炕面烧得像一块大铁板。

“这是怕咱们冻死吧。”周明远小心翼翼地又坐了下去，这回学乖了，先垫了一层褥子，“不过说实话，比我想象的好。我还以为要住牛棚呢。”

林晓阳没说话，把画夹子放在桌上，打开皮箱，把里面的东西一件一件地拿出来——几件换洗的衣服，两双布鞋，一摞书，还有一包他妈妈塞给他的大白兔奶糖。他把奶糖放在枕头边上，想了想，又拿起来塞进了箱子里。

“你不吃？”周明远看见了，“不吃给我。”

“别动，”林晓阳把箱子盖上，“留着以后吃。”

“以后？以后说不定就化了。”周明远撇了撇嘴，但没有再去拿。

两个人坐在炕上，靠着被垛，听着窗外的风声。那风呜呜地叫着，像是有什么东西在远处嚎哭，听得人心里发毛。窗户纸被风吹得噗噗响，像是有人在不停地拍打着窗户。

“晓阳，”周明远忽然说，“你说咱们能熬过去吗？”

“熬过去？熬过什么？”

“熬过这几年啊。你不知道吗？来这里的知青，最少要待三年，有的待了五六年还走不了。三年啊，晓阳，一千多个日夜，咱们能熬过去吗？”

林晓阳没有回答。他看着窗外的黑暗，看着黑暗中偶尔闪过的雪花，心里想的是他妈妈在他临走时说的那句话——

“晓阳，到了那边，不管多苦多难，都要记住，你是上海人，你是读书人的孩子，你不能倒下。”

不能倒下。

这四个字像是一颗钉子，钉在了他的心里。

“能熬过去。”他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

第二天早上，林晓阳是被冻醒的。

炕早就凉了，灶膛里的火不知道什么时候灭了，屋子里冷得像一个冰窖。他缩在被子里，把自己裹成一个蚕蛹，只露出鼻子和眼睛。呼出来的气在空气中变成了白雾，像是抽烟的人吐出的烟圈。

“起来了起来了！”有人在院子里喊，是张铁柱的大嗓门，“都几点了还睡？上工了上工了！”

林晓阳从被子里钻出来，冷得直打哆嗦。他手忙脚乱地穿上棉袄、棉裤、棉鞋，每穿一件都觉得像是在往身上套一块冰。袜子是湿的——昨天踩在雪地里弄湿的，他没来得及烤干，现在穿在脚上，冷得脚指头像是被人用针扎。

他和周明远走出屋子，外面已经是白茫茫的一片。雪下了一夜，院子里积了半尺多深，踩上去没过了脚踝。天倒是晴了，太阳挂在天上，明晃晃的，但没有一丝暖意，像是一个假的太阳，一个画在天上的装饰品。

张铁柱站在院子里，手里拿着一把锄头，看见他们出来，上下打量了一番，皱了皱眉头。“就穿这？不行不行，你们这棉袄太薄了，得穿皮袄。回去换上，别到时候冻出毛病来。”

“我们没有皮袄。”林晓阳说。

张铁柱愣了一下，然后骂了一句什么，转身走了。过了一会儿，他拎着两件旧羊皮袄回来，扔给他们。“先穿着，别嫌破，暖和就行。”

羊皮袄很大，穿在林晓阳身上像一件袍子，下摆都快到膝盖了。但确实暖和，羊皮虽然硬邦邦的，像是没熟好的皮子，但挡风，穿上以后风就透不进来了。

“走吧，今天去场院，把那些苞米棒子脱粒。这活不累，适合你们这些新来的。”

场院在村子的东头，是一片被踩得硬邦邦的空地，四周堆着高高的苞米垛子，像是金色的城墙。几十个村民已经在那里干活了，有的在搓苞米，有的在扬场，有的在装袋，忙得热火朝天。

林晓阳和周明远被安排去搓苞米。就是把干透的苞米棒子两个对着搓，让粒子脱落下来。这活确实不累，就是枯燥，一搓就是一天，手指头搓得生疼。

林晓阳坐在苞米堆上，手里攥着两个苞米棒子，用力地搓着。苞米粒子哗啦哗啦地掉下来，落在脚下的簸箕里，发出清脆的声响。他搓得很慢，旁边的村民搓三四个，他才能搓一个，而且搓下来的粒子不干净，棒子上还留着不少。

“你这样不行，”一个声音在他旁边响起，“得用巧劲儿，不能蛮干。”

林晓阳转过头，看见了昨天在雪地里扶他起来的那个姑娘。今天她没有围围巾，露出一张干净的脸——圆脸，皮肤被晒成了小麦色，眉毛浓黑，眼睛大而明亮，像是两汪清澈的泉水。她穿着一件打着补丁的蓝棉袄，袖子卷到胳膊肘，露出结实的小臂。

“你看，”她拿起两个苞米棒子，示范给他看，“这样拿，一个往左拧，一个往右拧，用掌心顶着，不是用手指头。你看——”

她的手腕一翻，两个棒子在她手里转了两圈，粒子哗啦啦地掉下来，棒子上干干净净的，一颗都不剩。

“试试。”她把棒子递给他。

林晓阳学着她的样子，把两个棒子握在掌心，一个往左，一个往右，用力一拧——粒子掉了一些，但还有一半留在棒子上。他又拧了一下，这回好了一些，但还是不干净。

“再来，”她说，“别着急，慢慢来。”

林晓阳又试了几次，一次比一次好。第五次的时候，他终于搓出了一个干净的棒子，粒子完整地掉下来，棒子上光溜溜的，像被砂纸打磨过一样。

“行啊，”姑娘笑了，“学得挺快。”

她的笑容很好看，嘴角微微上翘，露出两颗小虎牙，眼睛弯成了月牙形。林晓阳看着她笑，忽然觉得这零下三十度的冬天也没那么冷了。

“谢谢你，”他说，“昨天也谢谢你。”

“谢啥？都是小事。”她低下头继续搓苞米，手上的动作飞快，像是在弹奏一件乐器，“你叫啥？”

“林晓阳。”

“林晓阳，”她重复了一遍他的名字，像是在品味这三个字的味道，“好名字。晓阳，早晨的太阳。你爸妈给你取名字的时候，一定是盼着你像早晨的太阳一样。”

林晓阳愣了一下。他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名字是这个意思。在他的记忆里，“晓阳”就只是“晓阳”，一个代号，一个被老师和同学叫来叫去的符号。可从这个姑娘嘴里说出来，这个名字忽然有了一种新的意义——像是被人擦去了表面的灰尘，露出了底下的光泽。

“你呢？”他问，“你叫什么？”

“韩雪梅。”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韩大山的韩，雪花的雪，梅花的梅。”

“韩雪梅，”林晓阳也重复了一遍她的名字，“好听。雪里的梅花，一定很香。”

韩雪梅的脸红了一下，低下头继续搓苞米。“你这人，说话文绉绉的，不愧是城里来的。”

林晓阳也低下头搓苞米，两个人并排坐着，中间隔着一簸箕苞米粒子。阳光照在雪地上，反射出刺眼的白光，远处有人在唱东北二人转，调子高亢嘹亮，在山谷里回荡着——

“正月里来是新年啊，大年初一头一天啊……”

林晓阳一边搓苞米，一边偷偷地看了韩雪梅一眼。她的侧脸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柔和，额头上有细细的汗珠，鼻尖冻得有些发红，嘴唇微微抿着，全神贯注地干着活。

他想，他应该把她的侧脸画下来。

中午吃饭的时候，林晓阳和周明远蹲在场院边上，手里捧着两个窝头，就着一碗咸菜疙瘩，吃得狼吞虎咽。窝头是苞米面的，硬得像石头，嚼在嘴里渣渣啦啦的，刮得嗓子眼疼。但在外面冻了一上午，什么都觉得香。

“这玩意儿，在上海喂猪猪都不吃。”周明远咬了一口窝头，皱着眉头嚼了半天才咽下去，“现在倒好，咱们吃得比猪还差。”

“别说了，”林晓阳小口小口地吃着，“有的吃就不错了。”

“你倒是想得开，”周明远苦笑了一下，“我可想不开。这才第一天，还有三年呢，三年都得吃这个？”

林晓阳没有回答。他咬了一口窝头，嚼了很久，像是在咀嚼某种比食物更坚硬的东西。

韩雪梅端着一碗热汤走过来，放在他们面前。“喝点汤，暖和暖和。”

汤是白菜叶子煮的，清汤寡水的，上面飘着几滴油花。林晓阳端起来喝了一口，烫得龇牙咧嘴，但从喉咙到胃里都是暖的，舒服得他打了个哆嗦。

“谢谢雪梅姐。”周明远嘴甜，已经跟着村里人叫上“姐”了。

韩雪梅笑了笑，在旁边蹲下来，手里也端着一碗汤。“你们慢慢就习惯了。刚来的时候都这样，过一阵子就好了。”

“雪梅姐，”周明远问，“你在这村里待了多少年了？”

“我？我就是这村里的人，打小就在这儿，没挪过窝。”

“你没出去过？没去过上海？没去过北京？”

“去过最远的地方就是县城，还是上学的时候去的。”韩雪梅的语气很平淡，像是在说一件很平常的事，“县城离这儿一百多里地，坐马车要一天。”

周明远瞪大了眼睛，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在上海，一百多里地也就是两个小时的公交车，可在这里，要坐一天的马车。他忽然觉得，自己来到的不是同一个中国，而是另一个世界——一个没有公共汽车、没有电影院、没有百货商店、没有一切现代文明痕迹的世界。

“那你们这儿……”他刚想再问什么，被林晓阳用眼神拦住了。

“汤很好喝，”林晓阳说，“谢谢雪梅姐。”

韩雪梅看了他一眼，笑了。“你这个人，客气得很。以后别老是谢谢谢谢的，听着生分。”

“好。”林晓阳点了点头。

韩雪梅站起来，端着空碗走了。走了几步，回过头来说了一句：“下午别搓苞米了，你去跟张铁柱说，让你去仓库搬袋子。搓苞米手指头疼，你刚来受不了。”

林晓阳愣了一下，想说“不用了”，但她已经转身走了，蓝底碎花的棉袄在人群中晃了几下就看不见了。

周明远用胳膊肘捅了他一下，嘿嘿地笑。“哎，这个雪梅姐对你有意思啊。”

“别瞎说，”林晓阳的脸红了，“人家就是人好。”

“人好？她怎么不对我有意思？光给你送汤，我沾你的光才喝了一口。”周明远挤眉弄眼的，“你看看你，上海小白脸，白白净净的，人家姑娘一看就喜欢。”

“闭嘴吧你，”林晓阳把最后一口窝头塞进嘴里，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再胡说下午的活你一个人干。”

周明远哈哈大笑，笑声在场院里传出很远，引得几个人回头看了他们一眼。

那天下午，林晓阳果然去找了张铁柱，说想去仓库搬袋子。张铁柱看了他一眼，没说什么，摆了摆手让他去了。仓库里的活确实比搓苞米轻松一些，就是把脱粒好的苞米粒子装进麻袋里，一袋一袋地码好。一袋苞米一百来斤，林晓阳搬起来有些吃力，但咬着牙也能搬动。搬了一下午，腰酸背痛，手上磨出了两个水泡，但他没吭声。

收工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林晓阳走在回知青屋的路上，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沉。他推开屋门，一头栽倒在炕上，连鞋都没脱。

“起来起来，”周明远推他，“先把鞋脱了，别把炕席弄脏了。”

林晓阳翻了个身，把鞋蹬掉，蜷在炕上，一动不动。他的手指头疼得厉害——搓苞米磨出的水泡破了，露出里面粉红色的嫩肉，一碰就疼。他把手放在嘴边，轻轻地吹着气，凉风掠过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

“给，”周明远递过来一盒蛤蜊油，“抹上点，明天就好了。”

林晓阳接过来，用手指抠了一点，抹在伤口上。油是凉的，涂上去以后伤口火辣辣地疼了一阵，然后慢慢好了些。他把蛤蜊油放在枕头边，闭上眼睛。

“晓阳，”周明远也躺下来，两个人并排躺在炕上，看着黑乎乎的天花板，“你说，咱们能熬过去吗？”

这是周明远第二次问这个问题了。

林晓阳沉默了很久。窗外又起风了，呜呜地叫着，像是一只饿极了的狼。窗户纸噗噗地响，灶膛里偶尔传来一声噼啪，是没烧尽的柴火在响。

“能，”他说，“一定能。”

“你怎么这么有信心？”

“不是我信心，”林晓阳睁开眼睛，在黑夜里看着看不见的天花板，“是没有别的选择。咱们来了，就走不了了。既然走不了，就只能往前走。往前走，总能走出去的。”

周明远没有说话。过了一会儿，林晓阳听见了轻轻的鼾声。

他翻了个身，面朝墙壁。墙上糊着旧报纸，报纸上印着一些他看不太清楚的字。他把脸凑近了一些，借着窗户纸透进来的微弱月光，看见了一行标题——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

林晓阳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闭上眼睛。

他想起了韩雪梅说的那句话——“你是早晨的太阳。”

他想，也许她是对的。也许他真的是一颗早晨的太阳，虽然现在还被黑夜压在地平线下面，但迟早会升起来的。迟早。

窗外，雪停了。月亮从云层后面露出半张脸，把银白色的光洒在雪地上，整个松岭屯亮堂堂的，安静得像一幅画。

林晓阳在黑暗中伸出手，在空气中画了几笔。他在画一个人——圆脸，浓眉，大眼睛，穿着蓝底碎花的棉袄，笑起来露出两颗小虎牙。

画完了，他把手缩回被子里，嘴角微微翘了起来。

那是他在松岭屯的第一个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