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发，去印尼（之五）

山之雨/吴鹏

　　早晨6点钟，窗外的天已经大亮，光线正固执地从厚重窗帘的边缘挤进屋里。大概是因为泗水紧邻时区分界线，线的东侧已是早上7点，位于线西的泗水仍是6点。而实际上，这里6点的天光亮度和分时线东侧的7点并无区别。这种为了统一全球时间而人为划定的分时线，落到这相邻的地点，难免显得有点生硬和突兀。

       屋里的光线渐渐亮了起来，我的睡意也随之消散，索性坐起身，用手机下载印尼的本地交通软件。这几天的旅途令我感受到：印尼无线网络覆盖率较高，若及时下载和使用该地的旅行软件，将大幅提升旅行的便利度，特别是学会线上预订技能尤为重要。我打开手机软件摸索了好一阵，终于基本掌握了印尼网约车和火车订票软件的使用方法，后续的旅行也确实因此受益良多。

       泗水是印尼第二大城市，地处爪哇岛最东端，紧邻海边，隔泗水海峡与马都拉岛相望。六百年前，这里也是郑和船队登陆的重要地点之一。当地华人为缅怀郑和，在泗水修建了世界上第一座以郑和名字命名的清真寺，该清真寺经过翻建，已是大陆华人到泗水的必到景点。

       我从酒店出发，在街边拦了一辆三轮摩的，准备前去参观这座清真寺。司机是一位老者，脸庞黝黑，身体健硕，胡子却全白了。他看完我手机上的地址，连忙招呼我上车，笑着帮我拉好了车上的遮阳棚。车子开了许久也没寻到目的地，原来他压根不认路，只能一路走一路打听，兜兜转转绕了不少冤枉路，等终于抵达时，已然过去了近一个小时。

泗水街景 郑和清真寺

　　这座清真寺始建于15世纪初，是明朝永乐年间到宣德年间，正处于明朝的鼎盛时期，郑和下西洋、迁都北京、编纂《永乐大典》都发生在这一时期。如今我们看到的这座清真寺，是当地华人穆斯林社群与爪哇王室共同翻建的。从外观看，这座清真寺体量不大，样式和北京牛街清真寺有些相仿：红墙绿瓦，带有三重飞檐的八角形屋顶，两侧还设有八卦亭，摆放了郑和宝船模型，绘有航海主题的壁画，明显融合了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元素。清真寺前方是一片水泥铺就的场地，面积约有两个篮球场大小，上方覆盖着铁皮棚顶，地面画着篮球场标线，两侧的篮球架还是很新颖的款式。清真寺毗邻着一栋白色饰面的建筑，看起来像是学校，应该属于清真寺的附属建筑，据说里面开设了四种语言教学的幼儿园，还有华文班、图书馆、针灸义诊室等。

站在这座以郑和命名的清真寺前端详，我发现它虽顶着“清真寺”的名号，实际却是地道的中式寺庙模样，只是额外加建了宝塔尖顶，看上去有点不伦不类。见我一脸难以置信，旁边有人提醒我不妨去看看小广场一侧的碑文。

我走过去，只见那面墙上镶满了石碑。其中一块用印尼语刻着寺名，意为“在真主的恩典下：郑和清真寺”，还刻有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宗教部部长的手写签名。另一块石碑是用中文镌刻的《郑和将军清真寺碑文》，不仅记载了郑和生平与七下西洋的事迹，还明确记录了1961年印尼著名学者、伊斯兰教领袖哈姆加长老那句发人深省的名言：“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伊斯兰教的发展，与中国一位虔诚穆斯林密切相关，这位穆斯林就是郑和将军。”可见哈姆加长老早已将伊斯兰教在印尼的发展与郑和紧密联系在了一起。

而事实上，郑和本身就是兼具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多重信仰背景，且尊重海外多元宗教文化的典型人物。他出身云南一个回族家庭，家族世代信奉伊斯兰教，自幼受教义熏陶，熟稔教义礼仪，伊斯兰教是他的根基信仰。下西洋途中，他到访过众多伊斯兰国家，主动参与当地宗教活动。有观点认为是郑和首次将伊斯兰教传入爪哇，促进了伊斯兰教在印度尼西亚及东南亚其他地区的传播。《三宝垄华人编年史》等资料记载了1413年郑和船队在三宝垄停留休整时，郑和常带人到当地华人回教堂祈祷，还命人掌管占婆的华人回教徒，并资助修缮清真寺，郑和船队还曾带回天方国大清真寺的写真画本，如今印尼共有9座清真寺是以“郑和”命名的。

成年后郑和笃信佛教，取法名福善（速南吒释），不仅将佛教作为远航的精神寄托之一，还先后十一次出资刊刻佛经，还参与修建南京大报恩寺、静安寺，并且在远航至斯里兰卡时，对当地佛寺进行布施供养，并立下“郑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以佛教理念开启与东南亚、南亚佛教国家的交往。

七下西洋的航程中，郑和对道教以及妈祖天妃的信仰也愈发坚定。他将妈祖奉为航海保护神，多次奏请朝廷加封天妃、修建天妃宫、立碑祈福，尊崇道教海神信仰，以此安定军心，顺应航海民俗。至今南京天妃宫还有当年郑和在第一次下西洋后立下的石碑，上面有奏请朱棣皇帝亲自撰写的碑文。正是由于郑和本身秉持多教兼容的理念，对沿途各国的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以及本土原始信仰一律尊重，使整个船队开展外交往来获得了极大便利。

这面墙上其余的石碑，虽然大多是用印尼文刻写，但借助翻译器可知：这座清真寺于2003年5月28日落成，当时正值印度尼西亚华裔伊斯兰协会成立42周年。寺院最初由印尼华裔伊斯兰协会分会的一位工程学学士设计，后经筹建委员会专家共同协助敲定设计蓝图；工程经费主要通过出版经卷、创办郑和基金会等方式筹措，也得到了社会贤达与各界人士的慷慨捐助，至工程竣工共耗资33亿印尼盾，约合318.6万元人民币。

随着来这里参观的人们渐多，从铁皮棚顶上方洒下的光线似乎也变得更加柔和，清晰地将穹顶之下标志伊斯兰信仰的圆形徽章，和用汉语书写的“郑和清真寺”木匾呈现在人们面前。有两位当地年轻人停下脚步在寺前瞻仰，从眉眼间能一眼看出他们有华人血统，可他们已不会说中文，只是举着焚香，对着郑和雕像认认真真拜了又拜。他们拜得那么专注，仿佛升腾而起的不是清烟，而是六百年前未曾熄灭的帆影——虽然那支船队早已沉入时间之海，可某种更坚韧的东西，却在异乡的穹顶下悄然生根、抽枝，长出了新的年轮。

清真寺一侧的壁画与宝船模型 用印尼语题写的寺名 “郑和将军清真寺碑文” 中国海外交流协会题写的石碑

　　从清真寺出来，我见三轮车司机仍在门口等候，便请他载我去看泗水的另一景点——安佩尔清真寺。这座清真寺是东爪哇最古老的清真寺之一，由爪哇伊斯兰教九大先贤之一苏南·安佩尔于1421年修建。三轮车司机听不懂英语，好在门口的年轻人热心地帮我把目的地告诉了他。

此时太阳已升到头顶，三轮车在一道石砌的边门前停了下来，司机说从这里进去能很快抵达清真寺。走进去才发现，这里竟是一条覆着铁皮顶棚的步行街，狭窄的通道两旁是鳞次栉比的各色摊位，贩卖着玻璃首饰、服装和点心水果等各类货品，空气中弥散着印尼语、爪哇语和零星英语的嘈杂声音，还有香料与烤椰丝混合的香气。我随着人流慢慢向前挪动，终究禁不住诱惑，顺手也买了一小包当地特产——巧克力椰枣糖。

铜铃在风中轻摇，从步行街另一端走出，就到了安佩尔清真寺的侧门。空中的高音喇叭一遍遍传来阿訇的午间呼唤。清真寺院落里已人满为患，可能是因为开斋节，当地人都涌到了这里。人们纷纷在水池前净手净足，准备进入大殿祷告。大殿侧门人头攒动，如同循环往复的溪流始终未断。来到这里的女人几乎都身着长袍，头巾覆面，步履庄重，尽显这片伊斯兰精神领地的虔诚肃穆。

祈祷大厅是这里的中心建筑，厅内铺满地毯，人们按男女性别分坐在不同区域，虔诚地行着跪拜礼。大殿外宽阔的走廊是休息区，浅色的水磨石地面如同玻璃一样泛着光。许多做完祈祷的人脱了鞋在这片水磨石地面上歇息。尽管已是中午，却很少有人进食。有一对夫妇带着4个年纪从两岁到五岁的孩子，小家伙们光着脚跑来跑去，大人只带了一罐方便面。男人握着塑料插勺，一次次挑起泡得软塌的面条，不断喊几个孩子轮流过来，没一会儿就喂完了一顿饭，夫妻俩却一口都没碰，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

开斋节算得上是印尼最盛大、最重要的节日。从今天开始，这些穆斯林们又能正常地吃饭了，通常这一天，他们会准备丰盛的美食，如椰浆饭、烤肉和甜点，共同庆祝斋戒的结束。据说，斋月是由伊斯兰教的最后一位先知穆罕默德确立的，他曾被尊为“封印先知”。他40岁时在安拉启示下接受了《古兰经》，并开始传播伊斯兰教信仰与教义。而《古兰经》中有明确要求“你们应当斋戒”。而当时正处于伊斯兰历的第九个月，即“莱麦丹月”，因此，先知穆罕默德率众人迁徙麦地那后，正式将伊斯兰教历的九月定为斋月。在斋月期间，成年、健康的穆斯林，日出至日落前禁食、禁饮水、戒房事及一切非礼言行，以磨炼意志、自省忏悔和体恤贫苦。

我清楚地记得以前在国防大学学习时，班里有几个来自中东国家的军官，时值十月，正是他们的斋月，所以每天白天他们都不去食堂，说是斋戒，只有晚上天黑以后他们才会吃些提前准备的饼干之类零食，一个月下来，他们每人都瘦了十几斤。而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们那种虔诚与自律的修行，已是刻进骨子里的信仰。

由于伊斯兰教历的一年约355天，比公历少10天，因而按公历算，每年的斋月均往前推约10天。很明显，这次我遇到的斋月已经比我当年在国防大学时累计提前了好几个月。虽然开斋日是3月21日，但印尼据此确定的假期通常5至7天，且从节前的一两天开始放假，一直持续到节后。这已不仅仅是宗教节日，更是全民“大迁徙”和团聚的时刻，如同中国的春节，整个社会节奏都慢了下来，专注于家庭聚会和拜访亲友，导致街上空空荡荡，几乎所有商店都不开门，这也使我的旅行出乎意料地陷入了尴尬，原本计划的观光行程不得不有所调整。

从安佩尔清真寺园区出来，看到有位小伙子正在狭窄的街巷中指挥车辆，像是这里的工作人员，他身穿传统服饰，面带微笑，显得格外热情。我向他询问如何去英雄纪念碑。恰巧旁边停着辆人力车，年纪挺大的车夫凑了过来，想要做这单生意，嘴里还念叨着价格优惠。

“你不要坐他的车，他们会漫天要价的。”小伙子把车夫赶到了一边，并帮我用手机预约了计程车，动作熟练，显然经常帮助游客。趁等车的空档，他凑过来说：“我有不少外国朋友，来自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今天总算碰到中国朋友了。”言语间满是难以掩饰的满足与热切。

“你能给我一点小额的中国货币吗？”他眼神里带着几分恳切，小心翼翼地看着我，“我想留着做纪念和收藏。”我猜想这大概也是他一定要帮我叫计程车的一点小心思吧，但毕竟也蕴含着他的坦诚与热情。我给了他一张五元和一张一角的纸币，他喜出望外地收下，开心地要与我一同合影，说会珍藏这份友谊。

通往清真寺的边门 布满商品的步行街 走近清真寺 安佩尔清真寺 做礼拜前须净手足 做完礼拜的人们

　　英雄纪念碑是泗水市的地标性建筑，外形好似一个高大巍峨的巨型钢钉，尖尖的顶端直指蓝天，高度达到41.15米，象征着泗水人民的英勇不屈与坚韧卓绝。它位于市中心，东爪哇总督府的对面，周围绿树成荫，显得庄严肃穆。纪念碑下面有宽大的底座，环绕着三叉戟和莲花的雕塑，象征着力量与纯洁。周围的路灯都是燃烧火炬般造型的灯柱。这座纪念碑于1952年11月10日落成，由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揭幕，当时举行了盛大的仪式，以此作为泗水人民抗击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的永久纪念。

1945年8月印尼宣告独立后，英国军队以解除日军武装为由进驻泗水，实际意图是帮助荷兰恢复殖民统治，但遭到当地人民的坚决反对。11月10日，配备飞机与战车等重武器的英军开始对泗水城发起大规模进攻，手中仅有步枪、大刀等土制武器的泗水军民，不分男女老幼，前赴后继地与英军进行巷战，许多人甚至用身体阻挡坦克。激烈的战事持续约三周，街道上硝烟弥漫，伤亡惨重。印尼军民伤亡26000余人，城内20余万人逃离市区，整个城市几乎化为废墟。虽然英军仅600余人伤亡，并最终控制了泗水城区，但印尼军民以重大牺牲迟滞了英军，并为夺取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这场战役激发了全国的抗争意志。在印尼独立后，这次战役的发起时间11月10日被确定为“印尼英雄日”，每年都举办纪念活动。

在纪念碑园区内还建有深入地下的纪念馆，展出这场战役的史料与文物，生动还原历史的场景，但因穆斯林开斋节而闭馆，我只能透过玻璃门窥见馆内昏暗模糊的轮廓。沉下心在园区内漫步，发现在纪念碑园区内还有不少石像和浮雕，尤其是广场正门那个火焰燃烧般的造型，它象征着“独立斗争之火”。散落在广场周边的其他雕像，都是泗水战役中的英雄。斜阳之下，他们的身影与身旁婆娑的树影交织在一起，仿佛在诉说着历史从未远去，时刻提醒着人们莫忘来时之路。

在园区入口位置，有一尊两个人并肩站立的雕像，他们是印尼首任总统苏加诺和副总统哈达。他们身后的背景是几根残破的立柱，象征着他们两人率领印尼人民从废墟中走向国家独立与重生。苏加诺1901年6月出生在东爪哇泗水的一个土著贵族家庭，自幼接受良好教育，24岁时，即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万隆工学院，获得工学学士学位。青年时代便已积极投身爱国民主活动，经常发表激昂演说，唤起民众的民族意识。1927年，他创立了印尼民族党，明确以争取民族独立、摆脱荷兰殖民统治为目标，并多次组织抗议与不合作运动。因此，屡遭殖民当局逮捕、监禁与流放，但始终坚持斗争，成为印尼独立运动的领袖。

1945年8月17日，在日本投降后的权力真空期，苏加诺与穆罕默德·哈达共同签署并发表《独立宣言》，正式宣布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并分别当选为首任总统和副总统。执政期间，他努力平衡民族主义、宗教与共产主义三大力量，并倡导积极独立的外交政策，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1955年，他推动并在万隆主持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万隆会议，促进了亚非国家的团结协作。此外，他还是不结盟运动的重要发起人之一。

然而，在苏加诺执政后期，印尼国内政治经济形势日趋动荡，出现了左右两大阵营的尖锐对立。左翼以印尼共产党为核心，拥有超过300万党员，并得到部分左翼军人、青年和农民的支持，拥护苏加诺的“民主导航”和倾向社会主义制度。右翼则以陆军保守派、伊斯兰团体、地主及资产阶级为代表，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对苏加诺的亲共立场日益不满。1965年9月，印尼陆军内部的亲美高级将领成立“将领委员会”，在9月21日的会议上秘密组成新内阁，策划于10月5日建军节发动推翻总统苏加诺的政变。时任总统卫队营长的翁东得知这一消息后，感受到了威胁，决定先发制人。9月30日凌晨，翁东中校以“保卫总统、挫败将领委员会政变”为名，发动“九三〇运动”，联合部分空军及警察部队，绑架和枪杀了六名陆军高级将领，并一度控制了雅加达广播电台等关键地点。

未被列入袭击名单的陆军战略后备部队司令苏哈托迅速调遣忠于自己的部队开赴雅加达，指责“九三〇运动”是印尼共产党策划的叛乱，并以此为由展开军事镇压。在短短几天内，苏哈托便控制了局势，并将运动定性为“共产主义政变”，进而全面接管军权。尽管苏加诺公开呼吁和平、反对暴力，但其政治影响力已急剧衰落，实际权力逐步转移至苏哈托之手。事件平息后，苏哈托及其支持者展开了大规模政治清洗，将矛头直指印尼共产党及其所谓“同情者”，并诬指中国政府在背后支持政变。军方与右翼团体不仅散布谣言，称华人普遍支持共产党并参与叛乱，而且煽动种族仇恨，致使在全国范围内，尤其是爪哇、巴厘、苏门答腊等华人聚居区，爆发了系统性的屠杀与迫害。据保守估计，有50万至100万人在这场浩劫中丧生，其中华人占到30万人以上。许多华人被随意指控为“共党分子”，未经审判即遭处决；暴徒在华人住宅前放置染红的碗，作为屠杀信号，导致整村整镇的华人遭受枪击、砍杀、活埋或沉河。妇女遭到性侵，财产被洗劫，华人学校、寺庙、商铺尽数被毁，有的小村庄被从地图上彻底抹去。

1966年3月，苏加诺被迫签署了“移交行政权力”的命令，苏哈托于次年正式就任总统，开启了长达32年的威权统治。苏哈托政权颁布一系列歧视性法令，全面禁止使用中文、关闭华文学校、解散华人社团，甚至强制华人改用印尼姓名、试图彻底同化华人并抹去其文化身份。这一系列政策使华人长期处于二等公民地位，也埋下了日后多次排华冲突的伏笔。至今仍存在于我国海南、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区）的众多华侨农场，就是当时为接收与安置因此类事件而被迫返国的大量华侨而建立的。印尼的反华排华行径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不仅断绝与印尼外交关系，而且中止与印尼在贸易、航运、文教等一切官方合作。直至1990 年，两国完成复交，双边关系才重新走向正常化。

1970年6月21日，苏加诺在雅加达病逝，享年69岁。这位曾领导民族独立、提出建国五原则、推动万隆会议与不结盟运动的开国领袖，在软禁与病痛中走完了人生最后岁月。尽管晚年失势，他仍被多数印尼民众尊为“国父”。

而作为印尼首任副总统的穆罕默德·哈达，同样在建国历程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哈达擅长经济与外交事务，在独立谈判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最终促使荷兰承认印尼主权。他与苏加诺同频互补，共同起草并宣布《独立宣言》，并带领印尼一步步从殖民地走向国家独立，被人们合称“开国双雄”。为纪念他们的贡献，雅加达国际机场以两人名字共同命名，至今仍是“苏加诺-哈达国际机场”，象征着这段共同奋斗的历史记忆。

泗水的英雄纪念碑

纪念馆外观

纪念雕塑 纪念园区的长廊 纪念园壁画 苏加诺与哈达雕像 苏加诺与哈达 象征独立的火焰型雕塑 争取国家独立的英雄雕像 缴获英军的高射炮 用英军老式吉普车载客观光        穿行在泗水的市井烟火与厚重历史之间，我触摸到了这座位于爪哇岛最东端城市的鲜活底色。暮色渐浓，跨越山海的文化隔阂已然消弭，泗水人民不屈向上的民族精神、温润纯粹的人间善意，都将在脑海中沉淀为最珍贵的记忆，长久镌刻于心间。

（202603草记，202606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