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对王锡朋副校长怀着深深的感激，写下一篇短文聊表敬意，遗憾的是没有一张他的照片，以寄托崇敬和怀念之情。 </p><p class="ql-block"> 1963年9月初进行的新生入学教育认识了王锡鹏副校长（当时他还是教务长）。 </p><p class="ql-block"> 记得是在解剖楼北阶梯教室，他站在讲台上作报告，高高的、很魁梧的个子，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白绸子短袖衬衣，在讲台上来回走动，非常潇洒。他的声音洪亮，好像是山西地方口音，讲的内容主要是国内形势大好，学校要有新的发展，要加强医学基础教育，培养医学科研人才，所以你们的学制改为6年。医学院功课负担非常重，全部课程大概有7000多个学时，是有些理工科大学的一倍甚至更多，大家要做好思想准备。</p><p class="ql-block"> 他还提到了我们年级的录取情况。他说一位成绩很好但出身不好的同学，其它学校没人敢录，他拍板录取到我们年级。他还告诫大家，要贯彻“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方针，要面向世界，少部分同学要学英语，讲得很生动，为同学们绘制了一幅未来美好的蓝图。不久，他就担任了副校长，校领导平日和同学们基本没有什么接触，但是，他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p><p class="ql-block"> 文革刚开始时，揪斗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年级也曾经在理化、解剖两楼之间的广场上批斗过王锡鹏副校长。那时的他早已没有了昔日的意气风发、潇洒倜傥，弯腰垂臂，低头认罪，同学们说什么他就承认什么，“资产阶级的孝子贤孙”“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镇压学生运动的侩子手”，这些帽子统统都戴在自己头上。没有了负隅顽抗，就不需要刺刀见红，批斗会开得就没有意思，很快便草草结束。当时觉得走资派真是纸老虎，一打就到。现在再想想，避其锋芒，以屈求伸，何尝不是另一种生存之道，一种忍辱负重的大智慧。等我们结束批判会回到学生区的时候，28期还在东饭厅批斗王维琪书记。王维琪“负隅顽抗”，坚决不低头认罪，批斗会还在进行第一个回合，“呼口号、喷气式、戴牌子”，打击“走资派”的嚣张气焰，开得慷慨激昂，火药味十足。 </p><p class="ql-block"> 毕业五十多年后同学聚会，留校的同学才告诉大家，1963年的大学招生，正是王锡鹏教务长顶着压力，录取了谁也不敢要，家庭出身不好的高分同学，进而为许多此类考生打开了通往大学的幸运之门，也许，我就是其中一员。文化革命批斗时说他招生时不讲阶级路线，然而，正是他当年的坚持，国家多了许多优秀的的博士生导师、有成就的大学教授、救死扶伤的好医生，如今，王锡鹏副校长早已离我们而去，然而，那个年代，他曾经的胆识、魄力、无畏的精神和义无反顾的决定，改变了许多同学的人生命运，永远值得我们怀念和敬重。 </p><p class="ql-block"> 改革开放以后，尘封于死角的这段历史才被揭开。</p><p class="ql-block"> 文革以前的高校招生，国家就有“不宜录取和降格录取”的政策。对那些出身不好的考生，即使高考成绩再好，最终也可能无书可读，无学可上，尖子生也照样名落孙山，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此类事情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不胜枚举，似乎也无可非议，都是个人无力抗衡社会的命运悲剧。如今，时代不同了，国家需要一个崇尚文明、民主、宽松、和谐的教育生态环境，否则，社会公平，经济发展，科技繁荣，都不过是一句骗人的谎言而已，人类文明，社会进步的车轮是无法阻挡的，以“阶级斗争“的理由，随意剥夺公民公平接受教育权利的悲剧再也不会重演了。</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