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 影 记 忆

杨少雄

周末的晚上，刚回到小区门口，门岗对面的休闲场地传来震耳的枪炮声、嘶吼声。走进一看，正在放映电影《长津湖》。

电影进小区，这在我们小区还是头一回。

只见小区里大大小小六七十个人，呈扇形松散坐开，有坐台阶上、石板凳上的，也有坐乒乓球桌上、大树底下的（这坐相还有点层次感）。邻居们全神贯注地观看火光冲天、硝烟弥漫的战争场面，当然有的也就是凑个热闹，尤其是明天不用上课的小屁孩。

小区里放露天电影，勾起我对儿时在国营农场连队看电影的记忆。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看电影是件很难得的事。那时，农场有一支专职电影放映队，专门在场部和连队轮流放电影。在穷乡僻壤的山沟沟里，一年也没能看上几回电影，有的片才放不久接着又来，有的去年放过今年还放。片源少啊,只能重复放。

哪天当得知连队今晚要放电影了，孩子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整个连队就像过年一样热闹。大人们提前收工，提前做晚饭；有的还特意煮点自家种的花生、炒点黑豆、煎点面饼啥的，待边看电影边吃；各家各户早早地扛着板凳、或拿张睡床的草席铺地面上抢占位置，就等着电影早点开映。附近连队或农村的群众闻讯也会赶过来，找熟悉的人借张凳子，没有就站着，一起享受免费的文化大餐。

在通信十分落后的年代，并不是每次有电影就提前知道，有时才吃完晚饭，从连队背后射过来两道耀眼的车灯，估计八九成是场部送电影来的，于是有人大喊：“电影来了”，顿时连队炸开了锅，人们蜂拥到球场，像战争年代迎接人民子弟兵一样，盼星星盼月亮，盼的就是放电影的来。这时，大伙会七手八脚帮着卸放映器材、架设银幕、搬出自家桌子摆放播放机。

那时放电影得靠台发电机发电，当汽油味道和电影胶片的气味散开时，每个人心头都会升起一种莫名的快乐感。电影放映过程中，有时发电机或放映机出了故障，一些人便围拢上去，打着手电筒照明、提点未必管用的建议、说句笑话甚至风凉话缓解一下紧张气氛。如果当晚没维修好，只能中止放映，待明晚补上。出现这种情况，着急、扫兴、劳骚、指责放映员技术不行的，什么情绪都有。如碰上突然下雨，就得发扬战天斗地的大无畏精神，坚持到电影结束的那一刻。

当年最爱看的电影就是打仗的战斗片，最好是五分钟一小打，十分钟一大打的那种大片，比如《地雷战》《上甘岭》《渡江侦察记》《南征北战》《高山下的花环》等等。每次看完电影，一连几天大家都会津津有味地议论剧情，孩子们则会模仿剧情玩起打仗的游戏。"高，高——实在是高！""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黄河黄河，我是长江——有重要情况向你报告！”"中国，是我的——可也是你的！"等经典台词成了人们日常生活中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以前电影排片是有期限的，一些好看的片子为了让更多人看到，往往会加班加点放，一个晚上在几个连队连着放好几场直至天亮，那叫“跑片”。遇上大冬天，又是下半夜才轮到我们连队放映，大人小孩会不顾天寒地冻披祅上阵，有的干脆直接把还热乎乎的棉被抱出来。那毅力不亚于《长津湖》电影里的志愿军战士。

有个情景我印象深刻。一天傍晚，场部送大米来连队的汽车刚卸完货准备返回，这时正是知青们在食堂吃饭的点。当晚距离连队大约6公里的文儒公社有场电影，送大米的车返回要经过文儒，几个知青想蹭车看电影去，但又还没吃饭，只好端着刚打的饭菜跳上敞篷车消失在胶林尽头。可见那时电影的诱惑力。

斗转星移，见景生情。在眼前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情忘不了的年龄段，回想以前看电影的趣事，不失为一种寻梦。那时候的露天电影更像是一场集体狂欢，没有舒适的座椅，没有清晰的画面，甚至连声音还时常断断续续，但人们却乐在其中。因为那不仅是看电影，是整个连队的精神给养，是孩子们的乐园。

《长津湖》电影结束了，我在想，在文化娱乐生活极度丰富的今天，各地党委政府有送文化、送科技下乡进村等活动，电影进城市小区也应成为一种常态，以电影为媒，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宣传党的政策，宣传法律法规，传播正能量。

露天电影不仅仅是一种娱乐方式，其意义也不仅于电影本身，而在于那种热闹的氛围，那种邻里之间的接触交流，那种跨越代际的共鸣，那种构建和谐小区的桥梁。当人群聚集、银幕亮起、笑声和掌声响起时，我们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纯真的年代，找到了那份久违的温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