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年代》（上）

qiuxing

撰文/ 插画/ 编辑 qiuxing

　　五十年前的往事，想起来就叫回忆，写下来就叫故事。

五十年前的师生，依然印在脑海，藏在心田。

五十年的时间，说长，占了人生的大半辈子，说短，应了那句老话：弹指一挥间。

从少年到老叟，不忘的是启蒙的导师。

从稚嫩到成熟，难得的是可贵的友谊。

青葱时代的记忆最深刻。

艰难岁月的回想最动容。

特殊年代的经历最难忘。

　　俞老师是化学老师。中分头，长脸，戴副金丝眼镜。年龄估摸在四十岁。深秋时分，穿中式长衫，长围巾左右一搭，整个形象像小说《红岩》里的叛徒甫志高。

俞老师性格开朗，非常乐观，经常讲笑话逗乐子。我特别喜欢上他的课，因为俞老师用一半时间讲化学，用一半时间讲笑话。我直到现在，都不知道水到底是几个氰原子和几个氧原子组成的。这个不能怪俞老师，只能怨自己在化学课本上画满了王子和灰姑娘、吕布和貂婵。我现在弄点幽默讲点笑话，可以说是继承了俞老师的衣钵。

夏日炎炎，热得学生们蔫头搭脑，口干舌燥。家住近郊的俞老师有时会端出一大脸盆西红柿让学生解渴。

化学课实在是门乏味的课程，学生们热爱俞老师，说到底是热爱他的西红柿和笑话。

俞老师的普通话不太标准，时常会冒出浓重的浦东口音。课间休息起大风，调皮的学生用鼻音很重的川沙话逗俞老师：轰杜来斜拉！（风非常大！）俞老师并未察觉，随声附合：杜来臭要西！（风太大了！）学生笑倒一片。

自然界的风暴吓人，政治风暴更吓人。文化革命的风暴席卷城乡角角落落，也把俞老师吹得鼻青眼肿，趴在地上。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真的假的，编造的夸大的，乱写一气，乱贴一通。

俞老师被扣上几大罪状：上课讲笑话是不务正业，笑话低级趣味是黄色下流，黄色下流就是腐蚀革命下一代，腐蚀革命后代就是坏分子！请客西红柿是糖衣炮弹，居心叵测地拉拢革命下一代，不怀好意地争夺革命接班人就是坏分子！俞老师的爸爸是地主，那还了得，这是剥削阶级的孝子贤孙赤裸裸地向革命发起反攻。

几天后，俞老师被发现吊死在贴满封条的学校图书馆内。我直到现在都没有想通，一个性格开朗乐观的人，怎么会选择自杀这条绝路。

看到《红岩》两字，我会浮现江姐、甫志高的影视形象，同时会想起长得像甫志高的俞老师。

范老师是语文老师。外貎英俊，气宇不凡。因为长得像电影《51号兵站》里的演员梁波罗，同学们暗中都叫范老师“小老大”。如果有谁听到“小老大”便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那这个人肯定不是我们这一辈的人。

小老大那年三十二岁，似乎没有对象，住学校单身宿舍，一举一动都逃不过同学们的法眼，特别是暗恋他的女同学卞茜。

卞茜是公认的班花，也是公认的四大校花之一。用沉魚落雁、羞花闭月来形容太抽象，当时刚放映电影《英雄虎胆》，漂亮的女演员王晓棠扮演的女特务阿兰，太妖娆了，还会扭屁股跳好看的舞，俘虏了一大半少年的心，以至对女特务一点都恨不起来。卞茜酷似王晓棠，特别是那双大眼睛会说话，尚未开口，早熟的男同学就流鼻血了。他们都叫卞茜为卞晓棠。

卞晓棠喜欢的是小老大，漂亮的大眼睛随着小老大东转西转。卞晓棠其他功课不出挑，唯独语文成绩名列前茅。

假如没有那场政治风暴，可能会演绎出一场郎才女貌真人版的师生恋活话剧。似乎在一夜之间天变地换。大字报揭发范老师是从香港爬到大陆的毒蛇，和学校的美女蛇互纠互缠不清不爽；揭发范老师的父母都居住在美国，因此范老师是潜伏在中国的间谍。

范老师不愧是小老大，依然乐乐呵呵对大字报不屑一顾。时常拉我去他的单人宿舍看他的一些宝贝。他有两箱子领带，一箱子皮带，有厚厚三本剪报，里面粘贴着他在香港各类报纸上发表的文章。

小老大最喜欢的是我，其次才是卞晓棠。我曾经一口气写出近五千字的作文，为此小老大一连三天在课堂上又是朗读又是分析，说他能培养出一位这样的学生，他就值了。

小老大的父母的确在美国，很多亲戚有的在香港、有的在加拿大和英国，亲哥哥是当时的上海电影局局长。这些社会关系放到现在，一长串姑娘会争先恐后地追求小老大。然而在当时竟成了压在小老大身上的魔障。首先是卞晓棠离开他，后来是没有一位姑娘敢接近他。

停课闹革命一年后，大龄的小老大找到我：嘿！听说你母亲在纺织厂工作，那里女工多，拜托有合适的介绍一位。

几天后，母亲对我说：小姑娘们看到范老师照片蛮欢喜，听到范老师社会关系嚇煞勒，连几个难看的小姑娘都勿肯见面。

袁老师是美术老师。四十开外，个头不高，皮肤黄黑，其貌不扬。整日戴顶列宁帽，远看近看都像进城的农民，丝毫没有艺术家的气派。

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说的就是袁老师这类人物。图画粗分国画、西洋画。西洋画细分油画、水彩画、水粉画、素描、速写、漫画、木刻、铜版画等等。袁老师擅长水彩画和水粉画。其画作屡见市级报刊的美术版。他的办公室墙上挂满他的画作，大框连小框，像个小型展览会。

袁老师毕业于南京师范大学美术系，他拿出一张泛黄的1956年的报纸，用烟斗横移着找到他当年登在报上的录取名字，脸上露出小得意。

根据袁老师的绘画水平，完全可以到大学去任教，后来被低调至中学当图画老师，一种说法是犯了政治错误，另一种说法是犯了生活错误。到底怎样？不得而知。

袁老师除了上美术课拿画笔，其余时间手不离烟斗，烟斗是苏联领袖斯大林手中那种烟斗，型状像，价格肯定不在一个等量级上。袁老师抽烟斗的姿势很帅，只有这个时候，你才能找到他一丝艺术家的浪漫与潇洒。

因为我对画图比较有兴趣，袁老师对我总另眼相看，多了一份关爱，时常开开小灶，让我的绘画水平上了层楼，并第一次接触油画艺术。

当政治风暴突起时，面对污辱人格的大字报，袁老师奋起反击。那时，我最爱看袁老师贴出的大字报，每张大字报都配漫画，每个字都采用仿宋体，这哪里是一张张大字报，简直就是一件件美术作品。

袁老师后来被打成牛鬼蛇神，但在我眼里，袁老师是绘画大师，既没有犯过政治错误，也没有犯过生活错误，是个优秀教师。

在停课闹革命的一年时间里，学校几乎空无一人。袁老师带着我和另外一个班级的王姓同学，躲在学校最顶层最角落的一间教室里，耳提面命，单独悉心指导我俩画大型油画《毛主席去安源》，使我俩的画技得到突飞猛进的提高。

洪老师是英语老师。一头短发，戴副黑框眼镜，不算漂亮，但很有气质和气场。

洪老师姓洪，声音也声若洪钟。教课时喜欢手执教鞭，来回在教室内穿梭。倘若看见哪位学生没有跟着她念英语新单词，她会迅疾地在那位同学桌面上连敲三鞭子。因此，同学们私底下说的“敲鼓撞钟”，指得就是洪老师上课。

洪老师的教鞭常常在我的课桌上击响，此时我便迅疾合上涂满武将仕女的速写簿，拿腔拿调地跟着她念“三克油，买来卖去”。

为了加深印象，洪老师的“三克油”要“卖”十七八次。卖得同学乏味透顶，光张嘴不发声的小聪明不期而遇，便造成课堂内霎间鸦雀无声，光剩下洪老师孤单而响亮的领读声。愤怒的洪老师将教鞭击向讲台，训斥声声震教室，假如屋顶有瓦，肯定吓掉一片：不开口读单词，你们一辈子学不会英语！现在枯燥的练习，会换来以后丰富的人生！

可惜绝大多数同学，包括我，都把洪老师的金玉良言当成耳边风，认为洋鬼子的话既难听难学，学好了也没啥用。周围的人连普通话都说不好，甚至听不懂，你再跟他哈罗拜拜有啥用？

我依然在上英语课时偷偷画图，洪老师看见了也不再用教鞭击桌提醒，不知道是孺子不可教、朽木不可雕的祖训让她选择沉默，还是因人施教的先进教学经验让她选择沉默，总之，洪老师一旦发现我偷画，都会眼开眼闭不事声张地走过，而教鞭击桌声依然会在其它课桌叭叭响起。

洪老师五十刚出头，是位出色的英文笔译者，据说她翻译的外国小说已经排版，刚准备印刷时，遇到文革风暴将“封资修”的东西，包括她的心血，刮得一干二净。

后来我跟同学们一起，都把英语悄悄地客气地退还给了洪老师，光留下ABCD26个英文字母作为留念。

再后来，同学们都知道辜负了洪老师的一片苦心，也尝到了英语推板搭浆的苦果。

吕老师是体育老师。人极精神，体型特好。长得颇像我们那个时代的男神王心刚，只是眼睛略小像韩国人。

吕老师讲一口特别好听的普通话，大概是长春人的关系吧。据说，在所有北方语系中，长春话是最接近标准普通话的。过去有种误解，认为普通话就是北京话。其实完全是两码事。就像盐城话和杨州话，虽然都是苏北话，但有很大的差别。

也不知是什么阴差阳错的原因，刚进中学时，最不喜欢体育运动，跑步跳高没有一个强项的我，居然内定为中队体育委员。也是这个原因，我和吕老师走得蛮近乎。当然，他一眼便看出我不是搞体育的料：跑步没有女同学快，跳高常从竹杆下蹭身钻过，叫个口令轻得像蟋蟀叫，前面听到的同学已经向右转，后面的同学还在立正稍息。

过了一个月，我被调整担任中队学习委员，但和吕老师的关系依然不错。

有时，吕老师会召集几个体育成绩不错的同学和我上他家去玩。那时吕老师结婚好几年了，没有孩子，妻子是同校教数学的王老师，戴副金丝边眼镜，白净斯文，贤淑温和。因此去吕老师家玩，同学们一点不拘谨。有时也会被夫妇俩热情留下吃饭。没有大饭桌，同学们便围坐在地板上，津津有味地吃着王老师掌勺的东北菜，那碗蘑菇炖小鸡飘出的香味，似乎至今还弥漫在鼻前不散。

吕老师会吹小号，而且吹得特别好听。饭后的助兴节目就是欣赏吕老师吹奏小号。

文化革命风起云涌时，大字报铺天盖地，老师们多多少少会被刷上一、二张大字报。唯独吕老师没有。吕老师是革命军人后代，教学内容是打球跳高跳远，和同学们相处融恰，这些都帮吕老师躲过了政治风雨。

当各个学校都成立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时，吕老师便组织一帮有文艺细胞的男女同学在学校、公园、广场巡回演出。吕老师那把小号出尽风头，盖过其他学校的扬琴、手风琴，吸引无数路人驻足观看。雄浑清冽的小号声，划破天空，直入云霄，那种气势，那种节奏，现在回想起来仍有一种振奋感。

赖老师是数学老师，也是我班和八班的班主任。椭圆脸，两根六十年代的经典长辫子，一左一右搭在胸前肩后，青春焕发，酷似年轻时的电影演员奚美娟。

赖老师当年也就二十来岁，从师范学校毕业没几个年头。校长给她压担子，让她担任两个班级的班主任，肯定是看中她的青春活力和共产党员这个政治身份。

一位大姑娘，身挑两副重担，吃力程度可想而知。我们男生放学后，常常在操场疯玩到天黑，也常常会看到赖老师背着一个大书包匆匆离校的背影。那个大书包里肯定塞满没有批阅完的学生作业本。根据惯例，赖老师上午管理我班，下午管理八班，要批阅两个班级的数学作业，忙得没有休息的时间。

每每提到赖老师，我羞愧之情难掩，因为当年我辜负了赖老师的一番美意和她对我的期望。

赖老师曾经把我定为班级里首位共青团员发展对象。当年十四、五岁的懵懂少年，没有一丝半毫的政治追求，没有一星半点的社会抱负，只向往自由自在的生活，不想受到任何组织的束缚。我对赖老师说：鲁迅先生无党无派，照样得到毛主席的赏识和推崇。照样是名列前茅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照样是伟大的无产阶级优秀战士。

连续几番的启导，都被我固执地偏激地顶了回去，赖老师对我失望透顶。过了半个学期，班内的中队主席，一位活泼的女同学，被批准为班内第一位共青团员。

暑期过后，开学没几天，我发现赖老师有点憔悴。后来有风言风语传出，说八班出了大事，作为班主任的赖老师，非常自责，人也瘦了不少。

后来知道，这件事根本与赖老师无关。纯粹是学生模仿亚当、夏娃，偷尝禁果酿下的恶果。

放暑假时正值盛夏，夏娃的母亲发觉女儿腹部隆起，便采用逼供方式审讯夏娃，夏娃毕竟不是苏联女英雄卓娅，经不住严刑拷打，终于供出亚当是同班男生。

那个年代，未婚先孕是天大的耻辱，加上被父母劈头盖脑一顿暴打，八班的夏娃从三楼跳下寻了短见。所幸没出人命，只断了几根骨头。可怜腹中那个本不该来的孩子，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最终又被亲生母亲送了回去。

半个世纪过去了，我时常会想起酷似奚美娟的赖老师。赖老师曾对我寄予厚望，无奈当时的无知少年是扶不上墙的烂泥和捧不起的刘阿斗。我要补上迟到五十年的道歉：赖老师，对不起您了！

吴老师是政治老师，也是班级的政治思想辅导员。年龄接近五十岁。是真正意义上的马列主义老太太。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不含一丝半毫的贬意，不带或明或暗的嘲讽。

吴老师个头不高，人却很结实，长得蛮像进入暮年时期的郭兰英。虽然岁月的风霜催老了吴老师的容貌，迟缓了吴老师的身手，却仍然能找到吴老师年轻时的干练敏捷和清丽端庄。

吴老师曾经是纺织厂女工，苦大仇深，根红源清，进入工农知识文化速成学校后，表现优秀，被选中重点培养。

吴老师讲课深入浅出，举例生动，经常拿自身的生活和工作经历、变化来佐证新中国的伟大和新社会的美好。因此原本枯燥乏味的政治课，变成了津津有味的故事会。并在潜移默化中让学生们懂得现在的一切都来之不易，抚今追昔，要珍惜今天的学习环境，好好学习，报效国家。

吴老师讲课吸引人，但写在黑板上的粉笔字实在难看，吴老师并不忌讳这点，常常边写边说：我的字写得像蟹爬虾跳，这个方面应该向某某同学学习，你们也应该向他学习，提高艺术修养和提高思想修养都是同学们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环。

吴老师口中的某某同学说的就是我，写班级的黑板报和写学校的黑板报时，都被吴老师看见过。吴老师在课堂上不经意的随口一夸，却温暖了一颗少年的心，并记住了一辈子。

吴老师下课后并不急着回办公室，常常利用十分钟的课休时间与同学们东一榔头西一棒子的闲聊漫谈，看似随意，其实在摸同学们的思想动态，以便她在以后的讲课时更有针对性地开展思想政治教育。

一来二去，吴老师知道我的母亲也在纺织厂工作，也有艰辛的经历，似乎瞬间拉近了师生距离，吴老师常常会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说，要听母亲的话，做个有出息的人，将来好好为国家作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