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经纬春秋》（32）

黄山黄河

　　三十年前，学长郑建华自完成上海绢纺织厂志书编写后，利用业余时间撰写了小说《经纬春秋》，重点讲述了上海某原日资丝织厂演变过程中的历史故事。整部小说共20多万字，根据时段分为三部六十七章，第一部写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接收到迎接解放时期，第二部写解放后恢复生产时期，第三部写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失误和折腾。下面，是该小说的第三部第六十四，第六十五章，希望能得到大家的喜欢。

六十四

余姚路的尽头是一所设施完好的学校，这里原是租界当局开办的工部局女中，解放后改为上海市第一女子中学，无论是设施还是师资，都可以算得上是上海一流的。

梳着两根长辫子的季申娟像往常一样，背着书包，步行十五分钟后，走进了校门，她有礼貌地向门卫老头问了好，然后走进教室，打开窗户通风。当同学们陆陆续续走进教室时，她已经做完了这一切，同大家一起说说笑笑，没有人能够看出异样。

这是她学生生活的最后一天，她的退学报告已经得到了批准。为了让辛劳一生的父亲能够得到休息，她只能作这样的选择。虽然对她来说是极其痛苦的，但也只有这样做，才是理智和相对合理的。

老师为她婉惜。在老师的眼里，季申娟是个品学兼优，潜力很大的学生，不但有很好的家庭文化背景，而且个人天赋也不错，对于她的退学，老师也无力伸出援手，只是希望有什么奇迹发生，可以让她改变主意。

当老师看到季申娟仍旧照常来上学时，都以为她已经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没有想到这个十七岁的姑娘竟然会有这样的心理素质。

下午最后一堂课是英语课，这所学校的英语教学基础很好，除教学大纲规定的课程外，老师还会找些课外的辅导资料。这天，老师辅导大家阅读的是都德的小说《最后一课》，季申娟听着听着，眼泪无法控制地流了下来，同学们只以为她进入了角色，没有想到她的心在颤抖，在流血。

放学以后，她让同学先走，说是今天该她值日，得做好清洁工作。送走了最后一名同学，她开始洒水、扫地、擦桌椅，然后关好教室的门，从课桌中拿出书包，抱着它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在这个没有人的地方，用泪水对陪伴了十年的书包倾诉了对学校生活的最后眷恋。

季申娟流着泪上完最后一课

　　季申娟擦干眼泪，背上书包，像往常一样，走出教室，轻轻关上了门，她穿过操场，在走出校门时，还特地向门卫老头说了声再见。

吃过晚饭后，她洗了头，让头发吹干，再把辫子编好，照照镜子，然后下了很大的决心，把辫子剪下，珍藏了起来。

她的职业生涯由此开始了。

天刚亮，季申娟就起来了，似乎有一种莫名的兴奋。梳洗完毕后，她走出了弄堂，还是习惯地往左拐，走了几步，才明白过来，今天不去学校了，回过头来向曹家渡方向走去。

曹家渡的早上很热闹，商店里虽然没有什么商品，但也早早开门营业了。上早班的工人已经进厂了，走在路上的，大都是下了夜班的人，他们在没有多少东西可供出售的商店里寻寻觅觅，找些可以在计划之外敞开供应的商品。

季申娟提着一个小布包，里面放了件旧衣服，还用报纸包了双旧布鞋，这是父亲教她的，到厂里要换衣换鞋。

她走进丝厂的大铁门，与门卫说明了来意，便被带到厂门口的人事科办公室。

接待她的是李秀玲，李秀玲在这个科长的位子上干了十多年了，经历了各种运动，没有得到提升，也没有轮到倒霉，一直是原地踏步。她也像别的纺织女工一样，经历了叽叽喳喳的小姑娘阶段和拖拖拉拉的小妈妈阶段，开始进入婆婆妈妈的阶段了。

李秀玲并不认识季申娟，甚至不知道她就是季善工的女儿。因为按干部管理规范，季善工是个局管干部，他的退休和子女顶替，是由局里统一办理的，连她的报到介绍信都是局里开具的，这对季申娟来说，倒不是一件坏事。

李秀玲拿过介绍信，看了一眼，又从抽屉里翻出局里发来的通知，对照了一下。

“你是高中生？”

“是的。”

“为什么不读书了？是读不进吗？”

“不是，是家里有困难，我得挣钱养家了。”

说到这里，季申娟眼圈有点发红，但仍用平静的声音说完了话。

“有点文化，那就到财务科去吧，那里正缺人呢。”季申娟是个拿着局里的介绍信报到的人，既然是上级领导部门介绍来的，安排好一点的工作也是应该的，再说又是个高中生，李秀玲的思维方式就是这样的，从生产车间提拔个什么人到科室里来，反响大得很，各种议论都有，干脆让谁也不认识的新人去干，反而倒什么事都没有了。

“来，坐下。”李秀玲指着一张椅子，让季申娟坐下，在这个不满十八岁的小姑娘面前，她又恢复了当年好为人师的秉性。

“小姑娘，现在踏上社会了，社会上的事情要比学校里复杂得多。我们这个财务科里，大多数是旧社会里留下的旧知识分子，他们的资产阶级思想会腐蚀你，你要警惕，还有一个人是犯过错误，被开除党籍降职降菥的。所以你到这个地方，既要学好业务，又要站稳立场，做一颗红色的种子。”

季申娟对这说教没有听进去，只是礼节性地点点头。

季申娟狠心剪去了辫子

六十五

卢先荣回到办公室，重重地跌坐在自己的座位上，好久没有缓过神来。他从外滩的纺织局开完紧急会议，直接挤电车回厂了。正好遇上下班高峰，一路上没有坐到]位子，一个多小时站下来，已经精疲力竭了。当然，这还是次要的，更要命的是今天会上传达的内容，更使他心力交瘁。

卢先荣是个经历过许多场政治运动的人，每一场运动，他都要走一遍程式，先是认识不足，然后是大步跟上，再后来是从家庭出身，本人小资产阶级尾巴等方面挖一番根子，最终是磕磕碰碰，勉强通过。这三步曲的代价是：别人升迁了，他原地不动，甚至是再往下退一个台阶。

虽然他已经谨小慎微到了无讲稿不说话，所有讲稿都可以随时备查的地步，但运动还是常常要找到他，而且带给他的不是升迁的机会，而是过不完的难关。

虽然八届十中全会以来，空气中一直弥漫着火药味，而且越来越浓，特别是从1965年冬天以来，一场大的政治运动已经在孕育之中了。卢先荣也听到过来自北京高校的消息，即使在报纸的字里行间，也可以让人感觉到山雨欲来的风声了。但在上海丝厂，似乎还没有被这外界的火药味所影响，至少还一切如常地在进行着生产活动。

今天，卢先荣被通知到局里开紧急会议，会议的范围很小，出席人员是严格按照行政级别规定的，按卢先荣的职务，一个中型纺织厂的党委书记，是没有资格参加这个会议的，但按照他的资历和行政级别，他也具有了参加的资格。会议是不许做记录的，只能用耳朵听，用脑子记，好在卢先荣的记性还不错，还能说出个大概框架来。有一句是让他背得一字不差，又令他心惊肉跳的，就是“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他闭上眼睛。党内，在这个厂里，党员不到十分之一，也就是二百多号人，当权派，自然更少，就那么十几个人，而自己是这个厂的党委书记兼厂长，符合党内和当权派两个要素，至于是否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挂上钩，这是个软指标，到时候来个三人成虎，自己难免要成为这场运动重点要整的对象。想到这里，卢先荣感到浑身透凉，他想找个人痛痛快快地说说真心话，可是现在连这样的人都找不到。

卢先荣心里感到阵阵发凉

食堂门口也贴上了大字报

　　阎国光是个有头脑的好人，但他是个犯过错误，戴过帽子，丢了党籍的人，自己与他混在一起，不是自找麻烦吗？蒋嵩也是个能思考问题，有点主见的人，但毕竟是上下级关系，卢先荣还不得不维持着当上级领导必须有的尊严。他甚至想放声大哭一场来发泄一下，但现实中却连做这事的地方都找不到，厂里，他是一厂之长，家里，他是一家之主，他觉得自己很可怜，就像《家》里的高觉新，顶着个长房长孙的虚名，背着难以承受的重压。

六月份的日长，但天色也暗了下来，上中班的女工们吃好晚饭，在走廊里大声说着话，不一会儿，停了半个小时的布机声又隆隆地响了起来。卢先荣没有开灯，他一个人在宽大的办公室里枯坐着，什么也不想，以求得片刻的宁静。他只能用这样的方法来排遣心中的忧愁。

他不知坐了多长时间，心情似乎舒展一些了，他打开灯，发现墙上的电钟已经指向八点三十分了。他连忙打开办公室里的那台收音机，在雄壮的国歌声后，便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各地人民广播电台联播节目，头条新闻竟是北京大学七名教师贴领导大字报的报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居然广播了大字报的全文，凭着多年政治运动的经验，卢先荣知道其中意味着什么。

他把笔记本装入黑色人造革提包，关上电灯，轻轻地锁上门，步履沉重地走出了厂门。

卢先荣又是一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当卢先荣带着浓重的黑眼圈踏进厂门时，发觉人们在食堂门口围着看什么，厂里也出现了大字报，这是他所不希望的，又无法阻止的。

卢先荣有意绕了个圈子，避开围观的人群，目不斜视地走上了办公大楼。这倒不是他特别具有非礼勿视的修养，而是怕在这种场合，有人提出个什么让他难堪的问题。

“蒋秘书，你进来一下。”卢先荣是很少用这种命令的口气对蒋嵩说话的。

“你找几个人去把大字报抄一下，等会送给我看。”

这不能算是什么困难的工作，但要在众目睽睽之直，让人去抄大字报的内容，也实在是个让人很难完成的工作。

“这个……”蒋嵩有点面带难色，“卢书记，还是自己去看看吧，可以感受一下氛围。

“这恐怕不太行吧，要是有人问起什么来，就不好办了是不是？”

蒋嵩是个聪明人，他把这事外派到了厂校，让几个秀才在一旁抄大字报，自然不会引起太多的非议。

中午时分，第一批大字报抄件送到了卢先荣的手中，有追究郭振禹喊反动口号的，有怀疑邵炳辉搞特务活动的，有描述缪樱与日本人说不清道不明关系的，甚至还有在日本人送张土根一口小棺材上做文章的。好在人们并没有把卢先荣和这场运动的重点挂上钩去。

卢先荣的心也稍微放下了一点。

转发于2026年6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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