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忆知青岁月：那年我十七岁

有 道 文 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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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年的知青生活，尤其是十七岁那年夏天，那麦秸的气息、那拖拉机的突突声、那烈日炎炎和满天星斗下，生产队里紧张繁忙的麦收场景，那道土坎下的惊魂一刻，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的无知与后怕，让我今天，还细思极恐。

那是一九七六年的五六月份，我知青下乡的第二个年头，算起来，是刚满一年三个月。

头一年刚去的时候，生产队长见我身子骨单薄，就特意照顾，让我跟着妇女队的女社员们，干些轻省活。那些婶子大娘，面对青涩懵懂的我，她们说话口无遮拦，从不避讳，真是啥话都敢说，啥玩笑都跟我开，常常说得我是面红耳赤，无言以对。但是说笑间，也透露着农村人，教科书式的粗言粗语。和直来直去。

第二年，我自觉长得壮实了，也晒黑了些，为了躲开婶子大娘们总是拿我打趣开涮的语言骚扰，我便主动要求去了男劳力的大田组。

麦收是五月底开始的。

头天晚上，队长在打谷场上开了动员会。汽油灯底下，黑压压的一片人，男男女女，老的少的，手里攥着镰刀，听队长大声讲话。

　　队长姓孙，五十来岁，黑脸膛，说话像打雷。他蹲在场边的石磙上，把烟袋锅子磕得𠳐𠳐响：“明儿个开始割麦了，咱们要抢天夺时，龙口夺粮，谁也不许掉链子！麦子熟了可不等人，老天爷更不会等咱们！大伙儿全体上阵，保证完成国家粮食统购统销任务！”

那一夜，我躺在知青屋的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窗外的风吹进来，带着麦田里那种特殊的甜丝丝的香气。我把明天要穿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又把刚磨好的镰刀，瞅了瞅。镰刀把是新的，还带着木柄的粗糙。

第二天天还没亮，上工的钟声就响了。我一骨碌爬起来，穿好衣服，抓起镰刀就往外跑。

到了淮河大堤下的河滩地头，天才蒙蒙亮。大片的麦子在晨风里摇晃着，一眼望不到边。空气里有露水的湿气，也有麦子成熟的焦香。

孙队长头一个下地，他弯腰挥镰，麦子便齐刷刷地倒下一片。大家紧跟着涌进麦田，一人把着几垄，左手拢麦，右手挥镰，将割下来的麦子夹在腋下，攒够一抱了，就抽几根麦秆一拧，扎成一个麦捆子，立在地里。

　　上学时，学校也经常组织“学农”活动，而且正经八百地，帮郊区农民，也帮部队农场割过麦子，但还终究是学生，也就蜻蜓点水，重在参与罢了。当时也没联合收割机，全凭人力和镰刀割麦。所以到农村后，自以为不是头一回干农活了，割点麦子，应该不在话下。

谁知这次的不同，是要连续多天集体收麦子，头一天还挺新鲜，后来腰就发酸起来，镰刀也不听使唤，不是割得太高留很长的麦茬，就是割得太低带起泥土。旁边的大叔看不过眼，凑过来指点我：“镰刀要平，手要稳，贴着地皮走。别使蛮劲，要使巧劲儿。”

我照他说的试了试，果然顺手多了。可割了没一会儿，汗就下来了。这月份的天，太阳一出就毒得很，像是要把人晒出油来。我身上的衣服也很快湿透了，贴在背上，黏糊糊的。手上也磨出血泡，我咬着牙，没敢吭声。

到了中午，该歇晌了。送饭的来了。大队安排几名妇女，做的白面饼子就咸菜，还有一桶绿豆汤。我坐在麦捆子上，手都抬不起来了，勉强抓个饼子，便嚼了两口，觉得腮帮子都是酸的。喝了两碗绿豆汤，歇了不到半个钟头，钟声又响了。

　　“快！快！西北边的天上，起黑云彩了！”孙队长站在地头上，朝远处望，嗓门比任何时候都大。

大伙抬起头来看，可不是嘛，西北方向的天边，不知什么时候堆起一团黑压压的乌云，像墨染了似的，正慢慢往这边涌。我心里一紧，刚才还晴得好好的天，怎么说变就变了？

这下子，所有人都疯了似的。再也没人说话，只听见镰刀割麦的刷刷声，连妇女们都发了狠，弯腰割麦的动作快得像鸡啄米。孙队长一边割一边喊：“快抢收呀！大家快抢收！一捆麦子都不许丢在地里！”

我也跟着拼命。手上磨出的血泡破了，也顾不上。汗水流进眼睛里，蛰得睁不开眼，我用袖子抹一把，又接着干。腰也不是自己的了，像是被锯断了又接上的。可看着身边那些比自己年长许多的社员们，谁也没停，我咬着牙，硬撑着。

天黑之前，总算把一大片麦子全割完了，麦子在地里扎了一捆又一捆，我瘫坐在地头上，浑身上下没有一处不疼的。那团乌云，也被一阵风吹得，从我们头顶上掠过去，雨也没落下来。

　　孙队长站在麦地边，黑脸膛上露出难得的笑容：“行了，老天爷给脸，这片麦子算是抢回来了！”

可是活儿还没有完。

第二天，我们开始往回运麦子。那时候队里只有一辆骡车和一台四轮拖拉机，大多数麦捆子，都是我们肩挑背扛。从麦地到场院，不过才一里多地，可来回走了十几趟，走路都摇摇晃晃。

麦捆子运到场院，堆成一座座小山。接下来就是翻场、晒麦、碾麦、扬场，一环扣一环。

场院在生产队东头，一块平整的黄土地面，压得结结实实，光溜溜的像一面镜子。我们先把麦捆子解开，均匀的摊在场上，让太阳暴晒。隔一两个钟头翻一遍。翻场用的是木叉子，一叉下去，挑起来，抖散了，再摊开。麦芒钻进领口袖口，扎得人又疼又痒又刺挠，却顾不上挠。

这时候，队长把我叫过去。

“小伟！”

孙队长叼着烟袋，喊着我的名字，又朝场院西头那台红色的铁牛55型拖拉机，努努嘴说：“你认字多，学得快，去跟老赵学开拖拉机吧！人歇机器不歇，活就干得快些。”

我心里猛的一跳，那台拖拉机，我早就眼馋了。

　　老赵是队里唯一会开拖拉机的农机手，四十多岁，沉默寡言的一个人。他开着那台铁牛，在场院里来回碾场，已连续几十个小时，但机器的轰鸣声，在我听来，比什么曲子都好听。

于是我跑过去，老赵正在给拖拉机加油。我喊了声“赵师傅。”

他抬起头来，用他那双布满血丝的眼睛看了看我，点点头说：“上来吧。”

车是敞篷的，无任何遮掩，我爬上驾驶座，心里那股子兴奋劲，简直压不住。驾驶座椅是铁皮的，光不出溜，被太阳晒得滚烫，可我坐上去，一点没觉得热。老赵站在旁边，先是教我认识那些操纵杆和脚踏板，然后坐到我旁边，将机器打着火，手把手地教我。

拖拉机突突突地响起来，车身微微颤抖着。我双手握着方向盘，老赵帮我挂上挡，教我慢慢松离合，拖拉机便缓缓动了起来。我按他说的，沿着场院一圈一圈地开始转圈，后面拖着沉重的石磙子，把摊在场上的麦穗碾得噼噼啪啪作响。

开着开着，我渐渐找到感觉。方向盘也不那么犟了，离合器和油门的配合也顺了些。老赵看我稳当了，便跳下车去，让我自己开。

　　那一天，我在场院里来来回回的碾麦子，从下午一直开到天黑。我因为新鲜好奇，一点不觉得累，心里倒是满满的欢喜。

麦收时节，活儿是二十四小时不停的。天一黑，场院上就点起了汽灯，白晃晃的，照得满场亮如白昼。碾过的麦子要用木扠子把麦秸挑起来，垛到场院边上去，剩下的麦粒和麦糠混在一起，再等着扬场。

扬场是个技术活，要趁着有风的时候，用木锨把麦粒扬到空中，让风吹走麦糠，留下金灿灿的麦粒。我不会扬场，就去翻场、打垛。

到了第三天头上，我已经开得有模有样了。老赵看我学得快，放心让我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压麦碾场，他腾出手去干别的活儿。我心里挺得意的，觉得自己好歹也算半个拖拉机手了。

那天下午，场院里的麦子碾得差不多了，老赵让我把拖拉机开到东边那块空场上去，准备去碾另一场麦子。我掉了个头，就朝东边开去。场院东头有一道土坎，平时拖拉机来来回回地走，早压出一条很窄的路。

那条路是斜着上去，再向左拐的，路的另一边，是个大下坡。

　　我平日跟着老赵从那儿走过好几次，看他开着拖拉机稳稳当当地上去，觉得没什么难的。

可那天我脑子可能断片儿了，忽然冒出个念头来——我要试着开上土坡，再沿着土路，拐进另一个场院。

但是，接近土坡时，就觉得坡度要陡一些。我又看了看，心里盘算着：拖拉机劲儿大，开上土坡应该没问题。再说了，这几天开得挺顺的，自己多少还有点得意。

我把方向盘一握，油门一轰，冲着那道土坎就斜着上去了。

冲到坎顶快要左拐的时候，我才觉得不对劲。

那道土坡，也是土路的外侧，根本就不是平地，而是照直下去的大下坎儿，坡面比我想象的，要陡得多。我心里一惊，本该慢打方向，顺着路面左拐的，却因为慌张，错把方向一下向左打死了，拖拉机便歪斜着，从土坡的左侧，画个弧形，足有半人多高的土坎上，出溜着，直往下滑。

那一刻我瞬间懵了，便本能的跳车，还在坡下，不知死活的，去扶往下出溜的拖拉机，但很快又眼睁睁的，看着它从坡上出溜下来，而我，还不知躲开。好在机器熄了火，拖拉机滑到坡底停住了！

　　当时可能吓懵了，我根本不知害怕，旁边有人朝这边跑来，还有人在喊，让我离拖拉机远一点！

但我还是傻站在原地，不知所措，也没听见他们喊什么。

事后想想，我才知道后怕，如果拖拉机是翻滚下来的，几吨重的大家伙和石磙子，肯定一起砸下来，而我必死无疑，即便是扣在车底下，我也非死即伤，非砸成肉饼不可！

我还傻呵呵的，去扶往下出溜的拖拉机呢，那可是随时都会滚下来的，钢铁巨兽啊！

至今想想那一幕，我浑身的血都凝固了。问题巧就巧在，它是出溜下来，不是翻滚下来的；巧就巧在，它滑下来后，机器熄了火，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

就在我晕晕乎乎的时候，老赵的声音忽然在我耳边炸响：“我滴乖乖呀！小伟呀，你真是命大！老天是看你年轻，才没收你呀！”

他是第一个跑过来的。

其他人，还有几名闻讯赶来的小学生，都凑上来，七嘴八舌的议论起来，现场几乎炸了锅，没有一个不说我：真是命大呀！没出人命，真是万幸！

　　直到这时，我才从刚才的蒙圈中醒悟过来，用一种愧疚又乞求的眼神，看向赵师傅。

老赵的脸都白了，但没有骂我，只是说了句：“你让开吧，让我来。”

然后，他就把拖拉机从农田里，开了出去。

看他把拖拉机开走了，我腿还是软的。一屁股坐在地上，半天都没起来。

孙队长也过来了，他看了我半天，把烟袋锅子叼在嘴里，吸了一口，想说点什么，嘴唇动了动，到底没说出来。

最后他只说一句：“人没事就好，你胆子真大呀！”

转身就走开了。

那天起，我再没碰过那台拖拉机。碾场时，我呆坐在场院边的麦秸垛旁，看着老赵开着铁牛在场上稳稳当当地转圈，碾子碾过麦穗，发出噼啪细碎的声响。

我坐在那里，还是翻来覆去，想着一件事儿——我的天呐！就差一丁点儿啊，小命就没了！

冥冥之中我又庆幸，真是老天有眼啊！也许自有天意，是我命硬，让我还有机会说起十七岁那年，至今都无法破解的，生死渡劫。

　　后来的事儿，反倒记不清了。让我忘不了的，是那道土坎，是车子往下出溜的时候，我都大难临头了，还不自量力的，去扶那个好几吨重的大家伙！是我十七岁时的不知死活，与憨胆大；是那条本不该走，却又阎王门口走一遭的不死之路。

人这辈子，十七岁的年纪，觉得自己什么都敢干，什么都想试，什么都不怕，觉得天底下没有过不去的坎儿。

可是有些坎，不是给你过，就能过，而是横在你眼前，让你看见后，必须绕开的！也是为了告诉你——你才十七岁，还嫩着呢。

时间过去五十年了。当年我的知青小屋，估计早就拆了，大集体的生产队，早解散了，老赵和孙队长，怕是人也不在了！那台铁牛55型拖拉机，更不知道扔到哪里？

每到麦收时节，我就想起那个夏天，想起十七岁的我，总想一步登天，却罔顾生命，差点没有迈过去的，那道土坎；想起那个让我后怕，但又劫后余生的莽撞轻狂。

还好，那年我十七岁。一个还能想起，又令人揪心的年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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