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春华章・两弹一星铸丰碑】“两弹一星”精神：创造人间奇迹，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小莫厨师

“两弹一星”精神形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代初，是“两弹一星”的开拓者在自主完成原子弹和氢弹爆炸、导弹飞行和人造卫星发射科研工作的过程中培育的崇高精神，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突出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创造的宝贵精神财富。 1964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1966年10月27日，我国第一颗装有核弹头的地地导弹飞行爆炸成功。1967年6月17日，中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1970年4月24日，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初，我国一大批优秀科技工作者取得了“两弹一星”事业的辉煌成就，铸就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 2020年9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科学家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秉持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至上，继承和发扬老一辈科学家胸怀祖国、服务人民的优秀品质，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主动肩负起历史重任，把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伟大事业中去。 在世界屋脊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青海原子城作为我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试验和生产基地，见证了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诞生，为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作出重大贡献，在世界屋脊铸就了永不褪色的精神丰碑。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党中央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1958年，青海金银滩草原千年的沉寂被悄然打破，数万名优秀中华儿女从祖国的四面八方走进青海湖北岸这片高寒草原。他们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国早期核武器研制“三大支柱”王淦昌、郭永怀、彭桓武，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设计师邓稼先，被誉为“中国工程科学界支柱性科学家”的朱光亚，改写中国核武器定型方法历史的陈能宽，用纸笔描绘出核弹模样的周光召，被誉为中国“核司令”的程开甲，“中国氢弹之父”于敏……以这些科学家为代表的科研人员、工程技术人员、解放军官兵长期奋战在青海高原，隐姓埋名、忘我工作，以惊人的智慧和高昂的爱国主义精神，创造了人间奇迹，为中华民族铸就了挺直脊梁的历史丰碑。 朱光亚曾深情地说：“来到青海草原，尽管条件艰苦，条件简陋，长期隐姓埋名，但最令人难忘的是那种奋斗的精神……这里承载着中国人民维护和平的诚意，激发着走向复兴的信心。” “两弹一星”事业的伟大成就，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志气，振奋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为增强我国的科技实力特别是国防实力，奠定我国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邓小平同志说：“如果（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不辞沉默铸坚甲，甘献年华逐紫烟 “我和我的祖国，一刻也不能分割，无论我走到哪里，都流淌着一首赞歌，我和我的祖国，像是海和浪花一朵，浪是海的赤子，海是浪的依托。”新中国成立伊始，从世界各地归来的学者、留学生共计三千余人。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他们就像歌词里写的那样，饱含着对祖国母亲的热爱与深情，带着以身许国的信念，第一时间踏上了回家的路，投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事业。 “我忠于中国人民”，“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在中国”，“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使同胞们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钱学森在美国“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历经五年的顽强抗争，钱学森一家四口终于回到祖国。“是的，这是我们的红旗，如此鲜艳。在中午太阳的光照下熠熠闪光。我们所有人突然沉静下来，很多人眼里噙着泪花。我们跨过了桥，我们来到了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祖国，我们引以为豪的国度——一块五千年文明从未间断的土地。” 有国外人士评价说，正是由于钱学森的回国效力，让中国导弹、原子弹的发射至少提前了二十年。 1999年9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二十三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直到此时，他们中的很多人，才为大众所知。 “我要调动工作了，调到哪里，干什么工作这都不能说，可能到了新的地方，连信都不能写给你，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老人和孩子以后全靠你了。我的生命就献给我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儿，我的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1958年的一天，邓稼先给妻子许鹿希留下了这些话。从此，那个用铅笔头轻轻敲妻子鼻子的可爱丈夫、把孩子们高高举过头顶的慈爱爸爸也很难碰面了。漫长的岁月中，许鹿希多半在等待和担忧中度过。“可我怎么也没想到，最终，我们最长时间的相守却是在医院里度过的。”邓稼先在核基地、在试验场总是守在第一线，辐射剂量超标，患上了癌症。1986年，邓稼先在北京病逝。 郭永怀全程参与了原子弹、氢弹、导弹和卫星的研制工作，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和经济建设作出了特别重大的贡献。1999年，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表彰为“两弹一星”事业作出突出贡献的“两弹元勋”时，郭永怀却是以烈士的身份接受这份荣誉的。1968年12月4日，郭永怀带着一组非常重要的技术数据连夜赶回北京向上级领导汇报。他最喜欢夜航，因为夜航可以在飞机上休息，不会耽误第二天的工作。翌日凌晨，飞机抵达北京机场时出现故障坠毁。救援人员找到郭永怀的遗体时，发现他和警卫员紧紧地抱在一起，用身体护住了装有绝密文件的公文包。 陈冲是1959年调到核试验基地的老党员，搞建设、搞技术他都是“一把好手”。老陈是沈阳人，家人在祖国的东面，自己在祖国的西面，在青海工作的近三十年里，每年只有一次探亲假和家人团聚。他一心扑在工作上，顾不上照顾自己的身体，退休时已身患重病。老陈说：“我现在什么都不想了，但有一天见到马克思，马克思问我，老陈啊，你想干点儿啥？我会毫不犹豫地讲，我还回青海干核事业！” 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在服役的近四十年中，共有数万人参加了草原大会战。他们牺牲个人利益，把最美好的青春年华留给了高原、留给了事业、留给了祖国。“不辞沉默铸坚甲，甘献年华逐紫烟”，正是这些无名英雄的真实写照。正如陈能宽说的那样：“我的确是心甘情愿，唱着歌念着诗，带着科研队伍来到大西北的。” 今天，我们在青海原子城能看到许许多多无名英雄的照片，凝视着这些年轻的脸庞，虽然不能一一叫出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所作的贡献，祖国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两弹一星”工程的开拓者把个人理想与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用热血和生命谱写了为祖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人生华章。 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伟大成就 “两弹一星”事业起步阶段，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就明确了“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方针，坚持不搞合作、不搞共有、不受制于人。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撕毁技术协定，停止一切援助。有外国人幸灾乐祸地断言：中国“二十年也搞不出原子弹来”。在此危急关头，毛泽东同志果断决定：“自己动手，从头做起来，准备用八年时间，拿出自己的原子弹。” “我们中国人没有研制过原子弹。人家说我们几十年也休想把原子弹造出来。我们应当有志气。”在与世隔绝的核基地，陈能宽率领一支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岁的年轻队伍，在极为简陋的条件下，向世界最尖端技术发起挑战。 1961年，理论物理学家周光召从苏联回国，带病投入工作。那时，科研人员正紧张地进行原子弹方程式的计算，理论计算取得的数据总是小于苏联专家提供的参数。周光召巧用“最大功”原理反证了苏联提供的数据有误，扫清了原子弹研制过程中的重大障碍。 从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用了四年零七个月，中国只用了两年多。这是世界核工业发展史上的奇迹，是我国广大科研人员和全体中国人民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成就，是社会主义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伟大成就。 1962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委员的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加强我国原子能工业建设和加速核武器研制、试验工作以及核科学技术工作的领导。全国先后有二十个省、市、自治区和二十六个部（院）和解放军有关单位的九百多家工厂、科研机构、大专院校参与核武器研制。1970年4月24日，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时，动用了全国近百分之六十的通信线路，从试验场区到各个观察测控站，仅守卫通信线路的群众就多达六十万人。钱学森深有感触地说道：“中国过去没有搞过大规模科学技术研究，‘两弹’才是大规模的科学技术研究，那要几千人、上万人的协作，中国过去没有。”“我们体会，中国在那样一个工业、技术都很薄弱的情况下搞‘两弹’，没有社会主义制度是不行的。” 伟大事业孕育伟大精神，伟大精神引领伟大事业。新时代新征程上，我们要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铭记“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踔厉奋发、勇毅前行，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