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饥饿年代的一把花生</p><p class="ql-block">红叶</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潭牛福田村，饥饿如同烙印般深深刻在童年的记忆里。红叶最担心的是饿肚子，每日的饭桌上，稀薄的米粥清澈得能照见人影。母亲将储存花生的陶瓮小心翼翼地藏在阁楼上——那是来年播种的种子，而花生那层薄脆的红衣，却成了红叶每日上学路上最隐秘的渴望。 </p><p class="ql-block"> 母亲时常提起，粮食紧缺时，行医的外公患上了水肿，乡间称之为“蛋白痨”。直到后来上生理课才明白，番薯虽能填饱肚子，却无法提供足够的蛋白质，反而是椰子肉，含有蛋白质，在饥荒年月里成了救命的养分。 </p><p class="ql-block"> 最令人期盼的莫过于年节。几个人凑钱合杀一只鸡，叫做"鸡东道"。孩子们分到的，总是连着骨头的零星碎肉。若是谁家杀狗，更是全村孩子的狂欢。柴火灶上炖着陶钵，狗肉的膻香能飘过几块水田。多年后学医方知，这被称作“穷人参”的狗肉，对功能不好的肝脏不啻为毒药，可在那个年代，活下去才是最紧要的事。 </p><p class="ql-block"> 杀猪的日子宛如盛事。父亲请人将猪赶到镇上宰杀，大半卖掉凑学费，少半留作自家食用。卖剩的猪板油炼成荤油，能支撑半年的油水。偶尔邻居家杀猪，也会分给我们一块巴掌大的肥肉。母亲将它埋在芥菜饭底，油脂浸润每一粒米饭，成为记忆中最奢侈的滋味。 </p><p class="ql-block"> 这些关于饥饿与温饱的片段，比花生衣上的纹路更加深刻，清晰地烙印在时光里。</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