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旧事.第90章:白云凹

彭 忠

立冬时，窗外的梧桐叶差不多落光了。我坐在电脑前，盯着空白的文档已经半小时。甲状腺切除手术后，总觉得整个人像被抽走了精气神，医生说是正常现象，需要时间恢复。七天没更新，读者群里已经有人催了——虽然那只是由二十几个亲戚朋友组成的小群。

翻看手机里的老照片，目光停留在幺姨公那仅存的一张黑白照上。他站在木工房前，手里拿着刨子，身后是堆积如山的木料。我忽然想起，去年回老家，整理外婆遗物时，发现幺姨公亲手做的一个小木盒，里面竟装着我的乳牙——外婆替我收着的。这个细节，我从未在之前的章节中提及。

那就写写幺姨公吧，这位平凡如你我的木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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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白云凹的路，在记忆中总是铺满青苔。这样的小路，脚踩上去软绵绵的，发出细微的碎裂声。外婆走在前面，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背微微佝偻，却从不喊累。我跟在身后，五公里的山路对六岁的我来说，是一场盛大冒险。

“绕过火焰山，翻两道岭，就到咯。”外婆每次都这么说。

火焰山并非《西游记》里那座，只是我们当地人对那片红土地的称呼。那里的泥土红得发亮，尤其在雨后，像是被鲜血浸透。幺姨公曾说，这底下埋着古战场的亡灵，所以土才这么红。长大后我才知道，那不过是富含铁元素的土壤罢了。

但我宁愿相信幺姨公的说法。

翻过第二道山脊，白云凹便豁然出现在眼前——三面环山的开阔地，五六户人家错落分布在山脚。炊烟袅袅，鸡犬相闻，俨然世外桃源。

幺姨公家在那几户人家的最高处，一幢四合院式的木结构瓦房。最让我惊叹的是那道长长的石台阶，向左边斜上门厅，足足有十余米高。幼小的我抬头望去，总觉得那是通往天上的阶梯。

“这房子地基高，避潮气。”幺姨公解释说，“山里湿气重，木头容易朽。”

可我觉得，他建这么高的地基，是为了离他的木材更近一些——后山有一片他亲手栽种的杉树林。

幺姨公是方圆十里最有名的木匠。不只是因为他手艺好，更因为他有一双能“听懂木头说话”的手。这是表姐说的，她比我大两岁，总爱编造些神奇的说法。

“真的，”她信誓旦旦，“我亲眼见过幺姨公把耳朵贴在一块木头上，听了半天，然后说：‘这块木头心里有疙瘩，做不得桌面。’”

我不太信，直到有一次亲眼目睹。

那天幺姨公刚从外面做活回来，身上还沾着木屑。邻村的王叔扛来一块香樟木，想请他做个梳妆台。幺姨公绕着木头走了一圈，伸手抚摸木纹，然后闭眼静立片刻。

“这木头受过伤，”他睁开眼说，“不是做梳妆台的料。”

王叔惊讶道：“您怎么知道？这树去年被雷劈过，救回来半条命。”

幺姨公点点头：“惊了魂的木头，做不得精细物件，做个衣架倒是可以。”

后来他真的用那块木头做了个衣架，枝丫自然伸展，浑然天成。

幺姨公的木工房在正屋右侧，推开门，木香扑鼻而来。那不是单一的气味，而是松木的清香、樟木的辛辣、柏木的醇厚交织在一起的复合香气。地上总是铺着厚厚的木屑，像金色的雪地。我和燕子最爱在那里翻跟斗，弄得满身都是，然后被幺姨婆笑着拍打。

“两个小猴儿，快出来，包谷烧得了！”

幺姨婆的烤玉米是一绝。她不用明火，而是把玉米埋在灶膛的余烬里，慢慢煨熟。取出时玉米粒焦黄饱满，咬一口，满嘴甜香。

若是幺姨公得闲在家，我就会缠着他做陀螺。

“幺姨公，做个陀螺嘛。”我拽着他的衣角。

他总会放下手中的活计，笑眯眯地问：“想要什么样的？”

“转得久的！”

他从废料堆里挑出一块青冈木，量也不量，直接上手。斧头劈出大体形状，刨子修整轮廓，最后用小刀精细雕刻。整个过程行云流水，不超过半小时。

最神奇的是，他做的陀螺永远不需要调试，一鞭子抽下去，能转上好久。

“秘诀在这里，”他指着陀螺的尖脚，“心要正，脚要稳，人也是这样。”

那时我不懂这话的深意，只顾着在院子里抽打陀螺，看它在青石板上旋转、跳跃，直到筋疲力尽。

幺姨公的木匠手艺是祖传的，到他已是第四代。他常说，木匠活的精髓不在技巧，而在“理”。“木头有自己的理，顺它的理，就能成器；逆它的理，就会败材。”

有一次，他教我认木纹。

“你看，这是直纹，顺溜，做梁做柱都行；这是斜纹，俏，做雕花好看；这是乱纹，野，做不得主料，但镶边别有风味。”

他摸着我的头说：“人也是这样，各人有各人的纹路。”

幺姨公话不多，但句句在理。外婆说，他年轻时更沉默，一天说不上三句话。是木匠活让他学会了与人打交道。

“做木匠的，不仅要懂木头，还要懂人。”幺姨公说，“一家子要打个柜子，你得听出他们真正想要什么。有时候嘴上说要实用的，心里却想要个漂亮的。”

他打造的家具，总是比主人家期待的还要好上那么一点。多做一点雕花，多磨一道砂纸，多上一遍清漆。他说这不是为了多挣钱，而是“对得起那块木头”。

“木头从山里来，长了几十年，不容易。把它变成家具，是给它第二次生命，不能马虎。”

幺姨公出门做活，常常十天半月不回家。那时没有电话，幺姨婆就从带回的工钱判断他这趟顺不顺利——如果比约定的多，就是主人家满意，额外给了赏钱；如果少了，就是活没做好，扣了工钱。

但这种情况极少发生。

我上小学三年级那年，幺姨公接了个大活——为镇上的小学做课桌椅。那应该是他职业生涯的巅峰，整整三个月，他吃住都在工棚，带着两个徒弟，打造了二百套新桌椅。

完工那天，他特意带我去看。

教室里整整齐齐排列着崭新的桌椅，木纹流畅，边角圆润，摸上去丝滑如婴儿肌肤。

“这些桌椅，能用五十年吧。”他骄傲地说。

果然，去年我回老家想起这事来，特意去小学看了看。桌椅依然坚固，只是桌面上多了无数届学生刻画的字迹。抚摸那些痕迹，我仿佛又看到了幺姨公在灯下刨木的身影。

幺姨公育有三个孩子。大孃在捧乍小学教书，二嬢正在上兴义师范。小舅体弱多病，十多岁便离世了。

那是幺姨公心里永远的痛。

小舅去世前，想要个风筝。幺姨公放下手中的活，精心做了一个老鹰风筝，竹骨轻盈，糊上白纸，画得栩栩如生。

可小舅已经没力气放风筝了。

出殡那天，幺姨公把风筝放在棺材上，一起埋了。从那以后，他再没做过风筝。

外婆说，小舅走后，幺姨公更加沉默，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木工活中。也许只有刨花飞溅的时刻，他才能暂时忘记丧子之痛。

在重男轻女观念根深蒂固的年代，幺姨公却对两个女儿极为疼爱。大孃考上师范时，他亲手打了个书箱，用的是珍藏多年的紫檀木。

“女孩也要读书，”他说，“读书明理，比什么都强。”

这话从一个传统木匠口中说出，颇不寻常。

幺姨婆爱种黄瓜，我们爱吃黄瓜。她种的黄瓜格外清甜，后来我才知道，是因为幺姨公特意做了个暖棚——用竹片搭架，糊上油纸，冬天也能种菜。

二嬢月底从师范回来，周末，父亲和母亲会一起去白云凹玩上一整天。我们会在山坡包谷林里找黄瓜，很快就能找到满满一背篓。

有一次，我独自在黄瓜地里，听见幺姨公和幺姨婆的对话。

“今天是小宝的生日。”幺姨公说。小宝是小舅的乳名。

“嗯，晚上给他烧炷香。”幺姨婆轻声回应。

沉默片刻，幺姨公说：“我昨晚梦见他在放风筝，笑得可开心了。”

那是我第一次看见幺姨公擦眼泪。

姨婆家后山长满罐木，郁郁葱葱。幺姨公说从后山一条小路翻过去，下到山脚就是周家田了。

我和父亲去爬过几次后山，父亲激励我从没人走过的地方开条路上去。有一次在荆棘丛中爬到山顶，衣服都被撕破了。当爬到山顶时，视线从迷茫变到豁然开朗，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和开心。

站在山顶，可以看见整个白云凹，幺姨公家的瓦房变成一个小黑点。山路如细绳，缠绕在群山之间。

下山后，我把这次探险讲给幺姨公听。

他笑了：“人生就像爬山，有时候就得走没人走过的路。”

这话我一直记着。

我上高中那年，幺姨公已经有些老了，手开始发抖，不能再做精细木工。但他还是给我做了一个木箱，装行李。

“这是香樟木，防虫。”他拍着木箱说，“好好读书。”

那个木箱，我至今还保留着。

几年前，幺姨公离开了人世，享年八十三岁，墓地就在老屋后山的半山腰。

今年清明，我回白云凹给幺姨公扫墓。幺姨婆年近九十，精神还不错。老木工房还保持着原样，只是积了厚厚一层灰。里面的木工工具静静的躺着，像正在冬眠的动物。

我摩挲着刨子上光滑的木柄，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充满木香的童年。

站在老屋前，望着那道长长的石阶，它不再像记忆中那么高不可攀。但我知道，在某个地方，永远有个木匠，用他粗糙而温暖的手，为我打造着整个童年。

下山时，我又闻到了木香，淡淡的，若有若无。也许是错觉，也许不是。

毕竟，有些东西，一旦存在过，就永远不会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