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会是拼出来的

山柏

　　1970年夏天到1971年秋天，我一直在马家庄林场做采购工作。常年奔波往返太原、大同、朔县各地，为林场置办各类物资，一路经手诸多琐事，也结识了不少各行各业的熟人。

一回林场，就有人悄悄传话：“局里打算借调一人回机关烧锅炉，你要是动心，就回局里找找领导试试。”我心里当即动了念头：回机关烧锅炉，不用寒冬腊月困在深山里挨冻受累，还能就近照料老母亲和弟弟妹妹，实在是两全其美。打定主意，我便动身回局，想方设法争取这次调动机会。

只为谋一份临时锅炉工的差事，我专门请了两天事假回家，同母亲细细商量。母亲叹了口气：“能调回来自然再好不过，既能省下在外食宿开销，也不用两头奔波日夜操劳。可这事未必能成，老王向来见不得咱们家日子稍有起色，大概率不会点头应允。”

我宽慰母亲：“这次是局里人手紧缺才要人，用外人还要额外安排住处，用我就能省去这些麻烦，这般小事，他未必会特意插手阻拦。再说当初被扣上‘周恭一小撮’名头的康维生，不也调回局里当上生产组组长了？说不定康叔能帮上忙。”母亲思索片刻，嘱咐我：“那你就试着跑跑看吧。”

吃过早饭，我直奔林业局办公室，正巧撞见康维生正和旁人闲谈。我把想调回机关做锅炉工的诉求全盘托出，他却面露难色：“人员调动的决定权在王主任手上，我们生产组插不上话。”

我心下一凉：“若是由他做主，这事十有八九成不了，我实在不愿再低头去求他。”康叔反倒劝慰我：“求人办事本就是常理，要不我陪你过去一趟？”

我俩一同走进老王的办公室，对方一见我进门，脸色立刻沉了下来。康叔率先开口打圆场：“这孩子想调回来做锅炉工，不知道这边有没有定下人选？”

老王当即一口回绝：“烧锅炉也是门技术活儿，不是谁想来就能来。不少正式长期工都轮不上空缺，他只是合同工，根本不合规矩。”

看得出来，老王存心处处刁难，我一腔火气直冲头顶，险些当场争执起来。转念想起“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的老话，只得压下怒火，放软语气问道：“倘若我能转正成长期工，是不是就能调回来？”

老王摆摆手：“眼下根本没有转正指标，说这些都是空话。真要是正式长期工，比锅炉工更好的岗位都能斟酌考虑。别耽误手头工作，回林场踏实干活，静静等机会吧。”

我满心不甘，事情没着落，实在不甘心就此离去。康叔连忙从中周旋，看似帮老王解围，实则暗暗设下话套：“王主任不是不愿照看后辈，症结就在于他还没转正。只要转成正式长期工，别说烧锅炉，就算学开汽车也不是难事，您说是不是这个理？”

老王丝毫没听出弦外之音，顺着话随口敷衍我：“不是我不肯帮忙，只碍于你合同工的身份。日后但凡有转正指标，你的事自然可以再商议。”我抓住这句承诺追问：“倘若我真顺利转正，您肯让我去学开车吗？”

康叔立刻接话：“王主任说话向来算数。”转头又看向老王，“主任，您这话作数吧？”老王满面笑意，随口应下：“算数算数，转正之后想学开车没问题。”他万万不曾料到，我这个被扣上走资派子女名头的人，在没有上级分配指标的绝境里，硬是能自己闯出一条路；更想不到重新启用的康维生，念着旧日情分，甘愿为我的事暗中周旋、出言铺垫。

当晚我专程登门拜访康叔，满心愁苦：“没有转正指标，所有许诺都是镜花水月。”康叔笃定地宽慰我：“事在人为，只要县计委肯松口，办法总比困难多。”次日我动身赶往宁武，借住在四弟家中，吃住都有着落，林场那边也不再刻意为难我。彼时各部门刚实行军管，转正审批必须军代表拍板定夺。可凡事有利有弊，军代表不熟悉地方人事业务，很多具体工作都要征询周乐让、田富贵两位老同志的意见。

周乐让坦诚相告：“我分管统计业务，劳动人事这块田富贵能搭把手，但最终决定权依旧在军代表手里。最难办的是，林区多年来从没下发过转正指标，想要办成这件事，免不了多跑几趟、多费几番周折。”

听完这番话，我心里并未彻底绝望，只是清楚前路坎坷。我暗下决心，无论多难，一定要把转正这件事办成！往后几日，我天天准时到县计委报到，看见地面脏了就拿起扫帚清扫，暖瓶空了就主动去打水，安安静静做事，从不吵闹纠缠，也不随意打扰工作人员。

军代表时常过来巡查办事，起初对我视而不见，日子久了，见我勤快本分，态度也渐渐温和下来。这天军代表再度到访，田富贵顺势开口：“这孩子天天耗在这里也不是长久之计，不如给他开一份请示函，让他自己去找上级领导批示。”军代表随口应允：“你们斟酌着处理就行，给他出具手续吧。”

很快，周乐让和田富贵就拟好了请示函件。我私下悄悄请教二人该去找哪位领导，他们指点道：“优先去找革委主任冯子英，要是他不在，分管副主任冯子德签字也管用。”

我猛地心头一紧：1963年冯子英在五寨县担任县委书记时，林区在五寨大梁开荒垦田，曾因地界划分问题和我父亲产生过分歧。时隔多年，他会不会旧事重提、借机为难？可转念一想，当年只是工作理念分歧，实属公事公办，总不会人人都像老王那般不近人情、刻意刁难。

我直奔冯子英办公室，却见大门紧锁，一问才知他去往太原开会，只能退而求其次去找冯子德。当地人都唤他二冯书记，彼时街边大喇叭正循环播放他的讲话录音，一口地道的保德乡音扑面而来，透着浓浓的乡土质朴气息。

我进门时，他正低头翻看报纸，微微眯起双眼打量我：“小伙子，来找我有什么事？”我递上函件：“计委托我过来，请您签个字。”他面露疑惑：“签字本该找冯子英主任，你是不是跑错门路了？”我如实作答：“没有弄错，他们特意嘱咐我来找您签字。”

他拿起请示件扫了一眼，漫不经心地问：“有转正指标吗？”我咬咬牙，只回了两个字：“有。”他闻言一笑：“既然有指标，按流程办理即可，何苦再多一道签字手续，如今办事都怕担责任。”说罢提笔落笔，稳稳写下三个字：冯子德。

那一刻，激动几乎要冲破胸膛，我死死按捺住狂喜，不露声色。客气握手告辞，模样反倒像是帮旁人代办琐事一般淡定。

重回县计委，我把签好字的批文往桌上一放，在场所有人都愣住了，连连追问：“你究竟是怎么说服领导签字的？”我简单回道：“我如实说明了情况，领导念及我父亲是老干部，特意予以关照批复。”有人追问：“二冯书记没细问指标的事？”我坦言：“他没问，我也就没有多说。”周乐让大喜过望：“管他有没有指标，有领导亲笔签字，手续就能正常往下走！”紧接着就帮我填写转正登记表、建立个人人事档案，全套流程顺顺利利办结。

我悄悄拉住周乐让，低声商量：“我顺利转正，原先我的合同工名额就空出来了，能不能把这份名额落在我二哥名下？一举两得，两全其美。”

周乐让素来贴心靠谱，二话不说就翻出我的档案，只改动一个字，把“周贵虎”改成“周玉虎”。一字之差，二哥没费半点奔波劳碌，顺利入编参加工作，工龄还从1969年10月算起。旁人看来是天降好运，可我心里清楚，哪有凭空而来的福气，不过是步步奔走换来的连锁转机。

手续全部办妥，我正要动身返程，周乐让拉住我叮嘱：“你两手空空地回去，人事科不会认账，把这两份档案一并带回交给局人事科，后续就不会再有阻碍。”

当天我搭乘卡车赶回东寨，人事科工作人员看过档案，二话不说便收下存档。我径直走进老王办公室，告诉他转正手续已经全部办完。他满脸难以置信，当即叫来人事干事刘瑞生核实，确认消息属实后，瞬间勃然大怒，厉声呵斥：“没有编制指标私自转正，严重违反组织原则！是谁擅自批的手续？我一定要向上反映！”

我淡定回应：“这是县革委冯主任特批的，批示里写明，看在我父亲是老革命的情分上特殊照顾。”一听是县级领导特批，老王怒火更盛，一把扯下军帽狠狠摔在办公桌上，铁青着脸妥协：“既然手续已经办完，你先回林场照常上班。”

我不肯退让：“我不回林场了。当初您亲口许诺，只要我转正，就让我学开汽车。”他脸色狰狞，出言抵赖：“谁答应过你？好事不能全都让你占尽，想学开车简直痴心妄想！”

这番出尔反尔彻底激怒了我，我高声理论：“您也是资历深厚的老干部，怎能言而无信？今天不给我落实承诺，这事绝不能就此罢休！”

争执之间，老王口无遮拦，脏话脱口而出。我抓住他失态失言的机会据理力争，说得他面红耳赤、当众下不来台。恰巧康叔推门进来，假意训斥我：“年轻人说话不知分寸，往后真学了开车，脾气可不能这么急躁。”

转头他又给老王台阶：“当初开车的承诺是咱们亲口许下的，不如就顺着这话给他落实了。”

老王气得双眼圆睁，心知自己理亏，也看穿了从头到尾都是康叔在暗中帮我周旋，只得顺势松口：“我也没说不办，这孩子性子太冲。老康，这事就劳你经手办理吧。”

世事辗转，初衷只是想谋一份锅炉工安稳度日，到头来竟如愿成了汽车司机；原本只求自己转正落脚，顺带也帮二哥解决了工作。粗窝头换成了甜包子，这般喜出望外的结局，怎能不让人心头畅快！

就在我办理调动手续的空档，林场的张旺匆匆赶到东寨。他不敢直面老王，转而找到副主任孙玉茂，在街上当众痛哭吵闹，高声叫嚷：“局里办事太不公道！一个走资派的子女，既能转正又能学开车；我家三代都是工人阶级，在林场常年吃苦受累，凭什么轮不到我学车开车？”

孙玉茂副主任起先耐着性子好言安抚，可他一味胡搅蛮缠、不肯罢休，只好实话相告：“人家转正有宁武县革委专项批示，安排开车也是工作所需。你只管说自己的诉求，没必要攀比旁人。”

一席话堵得张旺哑口无言，无可奈何，只能灰溜溜返回林场，继续上山伐木干活。离开林场、踏上学车开车的新路，是我人生至关重要的转折点，崭新的日子，自此正式启程。

作者周三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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