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存瑞托起了炸药包，我的伯父回头去拿一本账册——你说，谁的牺牲更轻？

漢清

美篇号：65036768

文/图：漢清

有的领导说，我的伯父刘君池无法与董存瑞相提并论。

我不知道那位领导说这话的时候，有没有去过月亮田，有没有在骑龙穴的湾前站过一分钟。

董存瑞的名字写进了课本，他的故事拍成了电影。我的伯父，只剩下一座荒草中的残碑，和几页发黄的族谱——被遗忘了七十多年。

从名气上比，确实没法比。

但我想问：如果比的是谁更勇敢、谁更无私——我的伯父，差在哪里？

董存瑞牺牲时19岁。他把炸药包托在手中，高喊“为了新中国，冲啊”。

我的伯父牺牲时也是19岁，无子女。他已经安全撤退了，但他想起那本记载乡亲们粮食的账册还在粮库里。他回头了。他被土匪堵住，被刀砍杀，身首异处。

如果可以选择，谁不愿意轰轰烈烈、一瞬成仁？但我的伯父面对的是被围困、被虐杀的漫长恐惧。

董存瑞喊的是“为了新中国”。我的伯父没有留下一句遗言，但他的行动就是遗言——他用自己的命，保住了那些农民活下去的希望。

一个是为了打下来新中国，一个是为了让老百姓站稳。他们的精神，从来就是同一件事。

所以，有的领导说“无法相提并论”——请恕我不能同意。

可是啊，别人会问我：你说的那个烈士，他有没有一条以他命名的路？

我有湖。母亲修的。

从骑龙穴到月亮田，有1000米路。前800米，是1987年黄桷村修建的村级路；后200米，是1990年我的父亲刘君伦，用自家良田换地，带领乡邻一锄一锹、筑坎磊石修筑的入湾路。父亲修路，既为方便湾里人出行，更为后人能方便祭扫我的过继伯父——刘君池烈士之墓。

如今，这1000米路，全部硬化了。后800米是村里硬化的，前200米——父亲用良田换的那200米——也硬化了。路平平整整，可以走车，可以走人。

可是父亲没有等到这一天。他已经走了。

父亲修路那年，没有人告诉他“这是烈士墓，路要修好”。他不需要别人告诉。他自己知道。他觉得这是自家的事。他用自己的良田，换了伯父墓前那200米的路基。那些被换出去的良田，每年都能打粮食；换回来的，是一条土路，下雨天泥泞不堪。但父亲觉得值。

后来，不知是哪一年，那200米也硬化了。上面铺了水泥，平平整整。可不管上面铺多厚的水泥，底下都是父亲当年一块一块垒上去的石头。

母亲还在。母亲熊玉芳，用自己养老的钱，在伯父出生的骑龙穴前修了一座湖，取名“君池”。我们在湖边立了两块石头，一块刻着“石呈华夏，湖名君池”，一块刻着“骑龙穴，刘君池烈士故里”。我们在路口立了牌：“刘君池烈士墓 向前十米”。

母亲修湖，父亲修路。我继承父志，已自发守护这条路与伯父之墓近四年。

我们一家人，把能做的事，都做了。

我们只想要一个“君池湖”和“君池路”的名分。湖，是母亲修的，已经叫了君池湖。路，1000米完整地铺在那里，前200米的路基是父亲用良田换的，后800米是村里修的。我们只想要这条路有一个名字——君池路。

可是，这么小的要求，却难于登天。

我跑过多少部门，递过多少材料，等过多少回复。有的领导说“政策不允许”，有的说“没有先例”，有的说“等级不够”。

我知道他们说的有道理。我只是忍不住想：如果我的伯父当初没有回头，他也会活着。他回头了，把命留在了19岁。而今天，我连想用他的名字命名一条路、一座湖，都做不到。

我的伯父不会计较这些。他当年回头的时候，什么都没想过——没想过会不会被记住，没想过会不会有一条路叫他的名字。他只是觉得那本账册很重要。

可是我在计较。我怕以后再也没有人知道，骑龙穴这个地方，曾经走出过一个19岁的年轻人，他把生命留在了1950年的春天。

石呈华夏，湖名君池。湖是母亲修的，路是父亲用良田换的，我是守护的人。

湖在。路也在。1000米，从骑龙穴到月亮田，平平整整，完完整整。可它还没有名字。

我只想给它一个名字——君池路。

我不知道还要等多久。但我会等下去。

因为伯父当年回头的时候，也没有人告诉他要等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