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自由之名

零度

西方经经济最繁荣的时期，使用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计划经济。

西方经济最高速增长的26年里，货币汇率是政府制定的，工资是工会和政府谈判出来的，资本流动是政府监管的，技术创新是政府用军费砸出来的，连企业内部的运作方式都更像党组委员会，而不是教科书里的自由企业。

这个时期的经济表现并没有像自由派经济学家说的那样萧条，而是GDP 高速增长，工资和生产率同步上升，贫富差距持续缩小，金融危机几乎没有，科学技术也发生了革命性飞跃。

遗憾的是，这套体系被快速拆掉了，拆掉它的人叫里根和撒切尔，他们打的旗号是“自由市场”。之后，西方世界几乎所有核心的经济指标都全面恶化:经济增长变慢了，平均工资不涨了，贫富差距拉大了，金融危机一个接一个。

既然这套体系这么好，为什么会被拆掉？答案极其简单:在这套体系下，富人不够爽，为什么不够爽？第一，最高边际税率91%，赚100块就要交91块给政府；第二，工会力量异常强大，政府担心不向工会让步会引发苏联式的革命；第三，不能把钱转到海外做投机赚快钱，因为资本流动被各国政府严格监管。在一个经济高速增长、社会全面繁荣的时代，资本家理应是社会的统治阶级，但他个人的财富增长速度和对社会的控制力却被制度死死按住了，他们非常不爽，所以花了30年时间去资助智库，培养经济学家，游说政客，终于在1980年代把这套不爽的体系连根拔掉了。至于拔掉之后整体经济变差了，没关系，因为他个人的那一份变多了。

自由主义经济学到底搞错了什么？全世界的货币体系在那个时代到底是怎么运转的？

假设1950年的一个法国出口商，要把红酒卖到美国去，首先要知道1美元能换多少法郎，如果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剧烈波动，根本就没法做生意，因为不知道赚到的美元拿回法国还值多少钱。

如果签了一份合同，约定3个月后交货收款，结果这3个月里面汇率跌了20%，利润就全部蒸发了。对任何一个做实体经济的人来说，稳定的汇率是做生意最基本的前提。

因此在1944年，44个国家的代表聚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一个叫布雷顿森林的小镇开了个会，要解决的核心问题就是怎么让汇率稳定下来。会议的核心人物是英国的凯恩斯和美国的怀特，两个人在很多具体细节上吵得不可开交，但有一件事他们的态度完全一致——无论如何，绝不能再回到1930年代那种混乱的状态了。大萧条之后，各国为了刺激本国出口，竞相贬值自己的货币，结果就是全球贸易整体崩盘，大家一起完蛋，凯恩斯管那个年代叫“竞争性贬值的自杀游戏”。而布雷顿森林会议要做的事就是把汇率从市场手里拿走，交给政府决定，美元跟黄金挂钩，35美元换1盎司黄金，定死不动，其他国家的货币再跟美元挂钩，汇率上下波动的幅度不能超过1%。如果想调整，得先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申请。

这意味着汇率是经济体里最重要的价格信号之一，它决定了一个国家的商品在国际市场上值多少钱，决定了进口和出口的相对成本，在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资本往哪里流动。在一个号称市场经济的体系里，最重要的价格信号居然不是市场定的，而是几个国家的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坐在会议室里面商量出来的。

这件事带来的经济奇迹不必赘述。最关键的是跟固定汇率配套的另一样东西——资本管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允许甚至鼓励各国对跨境资本流动进行管制。

这个设计背后有个深刻的经济学逻辑，如果让资本自由地在国与国之间流动，那么任何一个国家想要执行自己独立的经济政策就变得几乎不可能。假设一个国家想通过降低利率刺激国内投资和就业，资本会立刻跑到利率更高的国家。结果货币贬值，国内通胀上升，不得不重新把利率加回去。即是说资本的自由流动会导致每个国家的经济政策遭绑架，它不得不看国际投机者的脸色做政策。这个规则有个名字，叫“蒙代尔不可能三角”，一个国家不可能同时拥有三样东西:固定汇率、独立的货币政策、资本的自由流动。就是三样好处不能全占，必然舍弃一项。

而布雷顿森林体系做了很明确的选择，要固定汇率和独立的货币政策，不要资本的自由流动，让每一个国家都有能力管理自己的经济。凯恩斯看透了这一点，他明确说，资本管制不是什么临时的权宜之计，而是任何一个有效的经济治理体系都必须具备的前提条件。凯恩斯还说过一句直白的话——要让国际金融变得无聊。就是让投机者在国际金融市场上无利可图。汇率是固定的，资本流动是受限制的，想靠炒外汇、炒利差赚钱根本没空间。

经济学家巴里艾肯格林后来说，这个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有一个最显著的特征——没有金融危机。1945-1971年26年里，全球几乎没发生过系统性金融危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前100年里，金融危机大概每10年就要爆发一次。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26年里金融世界是安静的、稳定的、无聊的，因为投机空间被制度性地消灭了。在这个无聊的金融体系之下，全球贸易量以每年超过7%的速度增长。汇率稳定了，做生意的人敢放心去做长期计划和投资了，金融的稳定和实体贸易的增长之间是直接挂钩的。

这套体系意味着有钱人不能自由地把钱弄到海外去追逐更高的回报率，不能炒外汇，也不能搞跨境套利交易。钱被关在国境线以内，只能老老实实地投到实体经济里，富人当然不爽。

汇率是政治决定的，资本流动是被管制的，金融投机是被制度压制住的，这不是市场经济的逻辑，相反，这套体系能够运转的前提就是不让市场来决定最重要的事情。被压制的恰恰是有钱人，在这个所谓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全球的货币和金融体系其实是个计划体系。

但企业总归还是在市场中自由竞争的吧？美国的通用汽车、福特、波音，这些都是私人企业，它们之间不是在互相竞争吗？事实并非如此。

1955年的通用汽车是当时世界最大的企业，雇员超过57万。它自己生产钢材，自己制造轮胎，自己生产玻璃，自己做零部件，自己做汽车金融贷款。自己修建经销网络。。。从矿石到消费者手里拿到的那把汽车钥匙，链条上绝大部分环节是在通用汽车自己内部完成的。这更像是自成一体的垂直整合的小型经济体。而在这个经济体内部，资源的配置不是靠价格信号来完成的，而是靠行政命令。通用汽车的零部件工厂把产品“卖”给组装工厂，“卖”字之所以要打引号，是因为价格不是市场决定的，而是内部核算决定的。产量也不是由供需关系决定的，而是由计划决定的。

通用汽车有自己的5年计划，通用电气也有，IBM 也有，杜邦也有，美国钢铁也有。这些巨型公司的计划部门里面雇佣了大量经济学家、统计学家和运筹学专家。他们做需求预测、做产能规划、做投资排期、做成本核算。这套工作在技术层面上跟苏联的国家计划委员会所做的事情之间的差别并不大。

1966年，通用汽车一年的营收是203亿美元，比当时全世界大多数国家的 GDP 都要大。如果通用汽车是一个国家，它的经济体量可排进全球前20。而在这个国家的内部是没有市场的，只有计划。区别在于计划的主体不同，一个是国家在做计划，一个是大公司在做计划。但“计划”这个动词本身是一样的。

1967年美国最大的500家工业企业，加在一起占了美国制造业总产出的差不多2/3。即是说，美国制造业的大部分产出并非来自教科书里描绘的那种由无数小企业构成的竞争性市场，而是来自几百个巨型组织的内部计划。剩下的那1/3，才是比较接近市场竞争的部分。

经济学家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斯在1967年出了一本书叫《新工业国》，他说当你走进一家大型超市，看到货架上整整齐齐摆着几百种商品的时候，你以为这就是市场的成果，无数企业在自由竞争，通过价格信号实现了资源的最优配置。但这恰恰不是市场的成果，而是计划的成果。货架上的商品从最初的研发和设计，到生产定价、物流配送，再到最终在哪一个货架上以什么角度摆放。每个环节都是在大公司的计划体系里面完成的。甚至连消费者的需求本身，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被广告创造出来的。你以为在做一个自主的消费选择，但实际上你的选择空间早就被企业的市场部门提前规划好了。

加尔布雷斯还指出了一个更深层的现象，在这些巨型公司里面，真正在做经营决策的不是股东，也不是董事会，而是由工程师、经济学家、会计师、市场分析师这些专业人士组成的管理阶层。这群人的行为逻辑并不是追求利润最大化，而是追求组织本身的存续和扩张，就是在做计划，预测未来的需求，安排生产的节奏，分配内部的资源，管控可能出现的风险。如果把他们的工作内容跟一个政府计划部门的工作内容放在一起对比，会发现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根本性区别。

另一个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钱德勒写了本《看得见的手》的书，书名是故意跟亚当.斯密对着干的，因为斯密说市场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配置资源。在战后的美国，配置资源的其实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就是企业管理层发出的行政命令。钱德勒翻了许多商业档案证明了一件事——大企业之所以比小企业更有效率，原因在于它们用管理层级替代了市场，每替代掉一个市场交易环节，就省掉了一笔寻找信息的成本——讨价还价的成本、起草合同的成本、对簿公堂的成本。

罗纳德·科斯在1937年问了一个听起来很简单，但极其深刻的问题:如果市场真的是配置资源的最优机制，那企业为什么会存在？在一个完美的市场里面，每一个人都应该是自由职业者，大家通过市场交易来互相协作就好了，为什么还需要有企业这种东西呢？为啥需要老板，需要层级管理？科斯给出的回答是，因为市场交易本身是有成本的，当这个交易成本高到一定程度时，用行政命令来替代市场反而更划算。企业的存在本身就是对市场局限性的一种回应。

而企业的边界就是计划和市场之间的边界，边界内的事靠计划，边界外的事才交给市场。战后那些巨型美国公司所做的事情，就是把这条边界尽可能地向外推。它们内部的计划范围之大、覆盖的环节之多、协调流程之复杂，事实上已经构成了一种私人形态的计划经济。

所以在微观层面上，战后美国经济的核心引擎并不是教科书里面描绘的那种自由竞争的中小企业，而是内部高度计划化的寡头巨头。市场竞争当然存在，但它主要发生在几个巨人之间，而每一个巨人内部的运作方式都是计划的。

从企业层面拉到更宏观的国家政策层面，在1945-1971年，整个西方世界的政府都遵循着一个基本共识——政府不是经济的旁观者，而是经济的管理者。这个共识的理论基础来自凯恩斯，后来人们叫它“凯恩斯共识”，核心是:市场经济有一个致命缺陷，就是经济会衰退，会陷入萧条，会出现大规模失业。而市场本身并不会在可接受的时间范围内自我纠正，政府必须主动干预，通过调节财政支出和税收来管理社会。经济冷了就踩油门，增加政府支出、减税。经济热了就踩刹车，削减支出，加税。听起来好像是调控，算不上计划，那就看看这个调控在实践中到底走了多远。

先看税收。美国在1950年代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税率是91%，即是说，一个高收入者每多赚1美元，其中的91美分要交给政府。英国的最高边际税率在1960年代甚至到过95%。这些数字在今天看来简直就像社会主义，但在当时就是主流西方国家的标准做法。91%的税率，不但没有扼杀经济活力，反而对应着人类历史上最强劲的一段经济增长期。

何谓“边际税率”？当收入超过了一个门槛之后，比如在1955年，这个门槛大约是40万美元，超出这个门槛的部分，才按91%来征税。 不是所有的收入都要交91%， 前几万美元可能只交20%、30%，所以这个税制并不是让所有人都变穷，它是在最顶层设一个天花板，你可以变得很富，但你很难变得极富。这种税制意味着社会产出的分配不是由市场力量决定的，而是由税法决定的。政府通过累进税制，把高收入和企业利润当中相当大的一部分拿过来，再通过公共支出重新分配出去，修高速公路、建学校、办医院、搞基础科研、发社会保障。利润最终的去向不是资本家说了算，而是政治说了算。当最高边际税率是91%的时候，企业的高管给自己发天价年薪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反正超出的钱几乎全都要交税。在这种情况下，一个 CEO 的理性选择是，把利润留在公司，投资研发、扩大产能、提高工人待遇，因为这些支出可以在税前扣除掉，如果把钱变成个人收入，91%就被政府征走了。高税率实际上起到了激励再投资、抑制高管短期自肥的作用。你辛辛苦苦开公司，你承担风险，做着经营决策，但你赚到的利润绝大部分都被税收拿走了。你还是比普通人有钱，但你没办法像今天的亿万富翁那样有钱，你很不爽。

1965年美国大公司 CEO 的平均薪酬是普通工人的20倍。而2000年最高税率被砍到39%之后，这个倍数飙升到了383倍。

再看工资。这个时期工人工资也不是教科书里写的那种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均衡，工资实际上是工会和企业面对面坐在谈判桌前一轮一轮谈出来的。在1950年代的美国，工会的覆盖率超过了30%，差不多每3个工人里就有一个是工会成员。在英国这个比例超过40%，在瑞典超过70%。工会的存在意味着工资水平不是市场自发决定的，而是通过有组织的政治博弈决定的。当一个行业里面有30%的工人加入了工会，剩下70%的工人也会间接受益， 经济学家把这种现象叫做“溢出效应”或者“威胁效应”，因为雇主为了防止自己的工人也组建工会，会主动把工资和福利提高到接近工会标准的水平。

这就直接导致了一个在经济史上极其罕见的现象，在1948年-1973年这25年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增长了约96%，同一时期，美国中位家庭的收入增长了约91%，这两条线几乎是完全重合的。在纯粹的市场逻辑下，这是不正常的，企业其实没什么理由把生产率提升带来的收益分享给工人。如果企业主引进了一台新机器，每个工人的产出都提高了，与此同时，劳动力市场上还有大把找工作的人，那为什么要给现有的工人涨工资呢？他完全可以把多出来的产出全部变成公司的利润。

而事实上，在1973年之后，当工会遭到打压，集体谈判制度被大幅削弱之后，生产率和工资之间就脱钩了。从1973年-2008年，美国的劳动生产率继续增长了约80%，但实际的中位工资几乎没有变化。多出来的产出去了企业、去了高管薪酬、去了资本收益那里，这是美国劳工统计局和经济分析局的公开数据，任何人都能查。所以1948年-1973年生产率和工资同步增长的现象不是市场自发秩序产生的结果。强势工会加上累进税制，再加上充分就业，三样东西合在一起构成了一台制度机器，这台机器的功能就是确保经济增长的收益能够被广泛分配，而不是被金字塔顶端的那一小群人吃掉。

站在企业主的角度，这很不爽，工人有工会撑腰，工资压不下去，利润被税收切走了一大块，他在这个经济体里当然也赚到了钱，但他觉得自己赚的不够多，权力不够大。他得跟工会坐下来谈判，得服从政府的政策，得在一个被各种规则深度约束的框架里做事，他不是这个游戏的主人，只是这个游戏的参与者。

而这种广泛的收益分享本身，其实也反过来在支撑着经济增长。当普通工人的工资在持续上涨，就有钱消费，有消费就有市场需求，有市场需求企业就愿意投资扩大产能，投资扩产又会创造更多就业和更高工资，这是一个正循环。而这个正循环并不是市场自发产生的，是被制度设计出来的。

有个著名的历史先例。1914年，亨利福特宣布把工人的日工资从2.34美元提高到5美元，翻了一倍多，整个商界都觉得他疯了。但福特的逻辑极其清晰，我生产的是汽车，如果我自己的工人都买不起汽车，那我卖给谁？高工资创造了消费市场，消费市场反过来又创造了利润。而战后整个西方经济体系所做的事情，本质上就是把福特的逻辑从一家企业推广到了整个经济。通过制度性安排确保工人的工资跟着生产率走，从而让消费市场可以持续扩大。

再看政府直接参与经济的程度。法国在战后搞了一套叫“指导性计划”的东西，政府不直接命令企业去生产什么，但政府会设定产业的优先方向，然后通过定向信贷和税收优惠来引导私人投资，法国人管这个叫“国家与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法国在1945年-1975年的经济增长率非常惊人，法国人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30年” Else Trantic Gloriouses”（辉煌30年）。英国在1945年之后把煤炭、钢铁、铁路、电力、航空这些行业全部收归国有。意大利的国家控股公司 IRI 控制了制造业的大半，包括银行、电话、高速公路、航空和钢铁。就连一直被视为市场经济模范的西德政府也通过复兴信贷银行对战后重建进行了大规模的定向信贷投放，由政府来决定哪些产业优先获得资金，而不是交给市场来决定。所以，西德的经济奇迹并不是自由市场的胜利，而是国家信贷引导、马歇尔计划、固定汇率下的出口竞争力合在一起的结果。

195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的文职雇员超过250万人，加上州和地方政府，整个公共部门的就业占到了总就业的16%。冷战高峰时期，美国的现役军人超过了300万。政府事实上就是全国最大的雇主，这意味着劳动力市场本身就在被政府的雇佣行为深度塑造着。政府给自己的雇员定的工资标准、提供的福利水平、采用的雇佣政策，都直接影响了私人部门必须给员工提供的待遇下限。

固定汇率、资本管制、91%的最高税率、强势工会的集体谈判、政府的产业引导、大规模的公共投资，政府成为全国最大的雇主，

这叫自由市场经济吗？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觉得最不可能跟计划沾边的领域——技术创新。通常的印象是，技术创新是自由市场最大的成就，企业家冒着风险捣鼓出了改变世界的发明，然后通过市场竞争把它推广到全社会，硅谷的神话就是这么讲的。但1945年-1971年之间的真实情况跟这个叙事完全不同。

例如互联网的前身ARPANET，是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项目，全额由政府资助，半导体早期几乎全部市场需求都来自军方采购。德州仪器和仙童半导体的集成电路，最早用在洲际导弹的制导系统里面，不在消费品里。计算机的早期发展靠军方和国家实验室的资助，第一台通用计算机 ENIAC就是美国陆军弹道研究实验室出钱造的。喷气发动机、军事技术的民用转化、GPS、美国空军的卫星导航系统、数控机床是空军资助麻省理工开发的。即是说，战后美国最具革命性的技术创新没有一项是自由市场自发产生的，它们全是政府计划的产物。

再举个例子，半导体产业在1961年集成电路的全部市场100%来自美国政府的采购，主要是军方和 NASA。 到1965年，政府采购仍然占整个市场的72%。政府的大规模采购，把集成电路的价格从最初的每片几百美元一路压到了几十美元。把它变得足够便宜之后，私人企业才把它用到消费品里面去。如果没有国防预算在早期创造出来的市场，整个半导体产业根本起不来，至少不会那么快起来。

根本性的技术创新有几个非常突出的特征。第一是投入巨大，研发半导体要花几十亿美元；其次是风险极高，大部分研发方向走到最后都是失败的，真正能出成果的只是少数；最后是回报周期极长，从基础研究到最终变成商品卖钱，中间可能要隔20年甚至更长。这几个特征加在一起意味着，如果把这些投资决策交给私人企业，他们理性的选择就是“不投”，把钱拿去做回报更快、更确定的事情。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肯尼斯阿罗在1962年专门论证过这一点，如果把技术创新完全交给市场决定，结果一定是创新的投入不足。

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美国联邦政府的研发支出占全国研发总支出的50%-60%。1964年，联邦的研发支出占 GDP 比重将近2%。这个比例在今天看来好像不大，但当时美国的 GDP 在高速增长，绝对金额是极其可观的。国防部、能源部、NASA、国立卫生研究院，这些政府机构每年都在投入天量资金做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

当技术成熟到一定程度后，私人企业再进来把它商业化，变成商品卖给消费者，从中赚取利润。换句话说，这个过程的实质是国家承担了创新当中最昂贵、最危险的前期基础研究和应用，而私人企业承担的是后期的商业化阶段，风险是社会化的，由全体纳税人买单，利润是私有化的，由股东拿走。

经济学家玛丽安娜·马祖卡托后来给这种模式起了个名字，叫做“企业家型国家”，意思是，真正的风险承担者和创新发起者其实是国家，而不是那些在车库里面创业的英雄。美国的技术优势是用国防预算砸出来的，不是靠市场竞争自己生长出来的。

1945年-1971年的西方经济很清晰，从国际金融体系到企业内部结构，从宏观经济政策到技术创新模式，几乎每一个层面都是计划的。要么是政府直接计划，要么是大企业在内部计划，要么被制度深度约束，而这个时期的经济表现是历史性的，GDP 年均增长约3.8%，劳动生产率年均增长约2.8%，中位家庭收入增长了91%，贫富差距在持续缩小，金融危机几乎为零。然后，这套体系被完全拆掉了，拆掉之后GDP 年均增长降到了大约2.9%，劳动生产率增长降到了大约1.7%。实际的中位工资几乎陷入停滞，贫富差距急剧恶化。到2008年，美国最富的1%占有的收入份额已经回到了1920年代大萧条前期的水平。

1980年代的储贷危机、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2000年的互联网泡沫、2008年的全球金融海啸，差不多每五六年来一次，西方几乎所有的经济指标都变差了。唯一变好的是最富人群的收入，是高管的薪酬，是金融部门的利润，是股东的回报率。

这套计划经济制度，或者至少说强计划弱市场的制度，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成功的一段经济繁荣。但它有一个“缺陷”——让富人不够富。91%的最高税率意味着财富的积累有一个天花板，强势的工会意味着劳资之间的力量是相对均衡的，资本没办法为所欲为。资本管制意味着有钱人不能把自己的钱拿到全世界寻找最高回报，政府的产业引导意味着资本家不是经济决策的最终权威，政治家，对人民或至少对选票负责的政治家才是。这套制度对绝大多数人来说是好的，经济在增长，工资在涨，孩子会比父母过得更好，中产阶级在壮大。

但对于处在金字塔最顶端的那一小群人来说，这套制度是个牢笼，他们有钱，但他们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么有钱；他们有权力，但他们没有自己想要的那么有权力。他们在一个被规则、被工会、被税法、被监管深度约束的框架里面运作着。他们不是这个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只是游戏参与者。所以从1950年代开始，就有人在默默做一件事情:系统性地建设一套替代方案——意识形态基础设施。

哈耶克在1947年成立了蒙特佩勒林学会，把一群信奉自由市场的知识分子组织到一起，一个又一个智库、传统基金会、卡托研究所、美国企业研究所，接二连三地建了起来。在他们背后提供资金支持的是大企业和富豪家族。有一份历史文件，1971年一个叫做刘易斯·鲍威尔的最高法院的大法官，给美国商会写了一份备忘录，后来被称为“鲍威尔备忘录”。这份备忘录的核心主张是，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正在被工会、消费者运动、环保主义者和大学里的左翼知识分子系统性地攻击，商界必须组织起来进行反击。

鲍威尔给出的建议非常具体，资助大学里面的保守派学者，影响教科书的内容，建立智库生产有利于商界的研究报告，在媒体上发动公关攻势，在法院系统里面安排亲商界的法官。这份备忘录后来被认为是美国保守主义运动的总路线图。在他之后的10年里，美国商界的政治捐款和游说支出急剧增长，企业政治行动委员会的数量从1974年的89个暴涨到1982年的1467个。这些钱资助了智库，资助了经济学家，资助了媒体，资助了政客。所以弗里德曼和哈耶克不是突然冒出来的天才，他们是一个持续了30年的知识建设工程的最终产品。如果没有那些智库，那些基金会，没有那些年复一年投下去的意识形态资金，弗里德曼只是芝加哥大学里一个观点比较另类的教授而已。但是有了整套基础设施在后面撑着，他就变成了里根和撒切尔的思想军火库。

1970年代的滞胀，高通胀和高失业同时出现，给了他们一个完美的历史机会。凯恩斯主义看起来没办法解释滞胀现象，于是弗里德曼和芝加哥学派趁虚而入。但滞胀的成因非常复杂，1973年的石油禁运让能源价格一下翻了4倍，越南战争的巨额军费开支推高了通胀，后殖民主义国际政治变化带来的挑战，而非仅仅是经济制度本身的失能，这么复杂的事情简单的归结为凯恩斯主义失败了，本身就是一种意识形态操作。

1981年，现代美国最保守的总统里根在大资本家的资助下顺利上台，他把最高边际税率从71%一刀砍到28%，全面打压工会，直接解雇了11000多名罢工的交通管制员，并且终身禁止重返联邦岗位，他还放松了金融监管。撒切尔在英国做着一模一样的事，击败矿工工会，私有化国有企业，搞金融大爆炸式的开放管制。这一切打的旗号都是自由市场，解除管制，让政府退出经济。

结果，富人确实爽了。在1979年-2007年之间，美国最富的1%的税后收入增长了275%。同一时期，中间60%的美国人的收入只增长了不到40%，最底层的20%增长了18%。这不是什么繁荣，只是一场自上而下的财富大转移。

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努尔赛斯的研究表明，从1980年-2014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总量当中，有超过一半被最富的1%拿走了。所谓旧体系，或者说强计划弱市场的经济制度，从来不是它不能创造繁荣，数据清清楚楚，它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广泛共享的繁荣。旧体系真正的问题是，它不允许最富的那群人变得更富，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新体系的确解决了这个问题，最富的1%拿走了增长中绝大部分的收益，代价是其他所有人的工资停滞、公共服务萎缩以及金融危机接连不断。而这可以说就是当下世界几乎所有重大动荡的源头之一。

西方经济的黄金时代不是由自由市场创造的，而是计划创造的。这套体系对绝大多数人是成功的，但它让顶层少数人觉得自己被束缚了，于是他们花了30年时间把它拆掉，换上了一套叫“自由市场”的东西。自由市场不是繁荣的原因，是少数人为了自己的利益终结繁荣的工具。

（根据学院派 Akadem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