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不过三百载论

一然

或问：自嬴秦废封建、立郡县以来，两千余年，正统王朝更迭如走马。汉祚四百，看似特例，实则东汉已名存实亡；其余唐宋明清，竟无一能逾三百年之槛。究其根源，是天命有数，还是人事有缺？

对曰：非天之限，乃人之祸。细察二十四史，实乃土地兼并、吏治沉疴、人口陷阱三毒入髓，循环往复，终至膏肓。今为足下剖解其理。

其一，土地之病，在于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建国之初，君臣多是草莽，地广人稀，故能均田休养。然富贵传家，不过三代；土地流转，必聚豪强。汉之董贤，受赐田达二千余顷；唐之元载，晚岁贪冒，城南膏腴悉归其囊；明至万历时，皇室庄田膨胀，百姓产去税存，空输国课。当此之时，小民失所，非为豪门佃户，即为四方流民。黄巾之所以燎原，在于“虽有土而无从耕”；黄巢之所以横行，在于“虽欲耕而无寸土”。至明末，李自成以“均田免粮”四字，便足以瓦解大明根基。土地之弊，犹如附骨之疽，平时隐而不发，及至王朝中年，必溃烂流脓，无药可救。

其二，吏治之朽，在于法立而弊生，令行而诈起。开国雄主，或以重典，或以威权，暂能肃清寰宇。明太祖剥皮实草，悬于衙署，犹不能止刘瑾之贪；清世宗设会考府，铁腕追赃，亦难防和珅之富可敌国。何也？承平既久，人情玩愒。京官恃冰敬、炭敬以润私囊，地方借火耗、羡余以充宦囊。至于书吏衙役，把持案牍，舞文弄墨，竟成无科举、无俸禄、无监管之隐形朝廷。北宋元祐间，朝廷岁入七成，竟耗于维持这庞大的行政摩擦成本；晚清民谚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早已不是讽刺，而是常态。官逼民反，非民愿反，实乃官不使民活。

其三，人口之劫，在于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兼之外患乘之。此乃静默的杀手。康乾盛世，人丁不过两亿，尚可支撑；及至道光，竟暴涨至四亿。耕地未增，技术未进，而人口倍增。洪亮吉《意言》早有预警：一人耕，十人食，犹且不足；况百人环伺乎？此即西人所言“马尔萨斯陷阱”。更为雪上加霜者，每至王朝季世，必逢“小冰河期”。气温骤降，草原枯死，北方游牧部族生存维艰，势必南下掠夺。汉有匈奴，唐有突厥，宋有契丹女真，明有建州。内则流民遍地，外则强敌压境，内忧外患相激，改朝换代之势遂成定局。

综而论之：昔杜牧《阿房宫赋》云：“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历代开国之君，皆以此语铭于庭阶，然终不能破此局。盖因封建专制之体，皇权至高而无上，却也至孤而无援。皇权不下县，全赖士绅阶层维系，而士绅恰恰是兼并土地、腐蚀吏治的源头。这便是历史的悖论：为了统治而依赖的利益集团，恰恰也是掘墓之人。太史公曰：夏商周三代，享国虽久，实乃城邦联盟，非集权帝制。自秦统一，两千余年，不过在“治乱兴衰”四字中轮回。今之视昔，如月照沟渠。若欲跳出此三百年周期律，唯有打破“家天下”之私，确立“公天下”之制，以法治代皇权，以民主代世袭。水能载舟，亦能覆舟，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此乃万古不易之铁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