肇兴中国，一路向秦——观上博东馆秦·大一统之路特展（上）

陆志平

　　上海博物馆东馆，《肇兴中国：秦·大一统之路》文物考古特展，居然吸引这么多人？

　　让我们穿越两千余年岁月，走进那个结束乱世、奠基华夏一统的时代。

　　原本居于西北边陲的秦人，早期以游牧、畜牧为生，历经数次迁徙，在陇东、关中之地落地生根。

早期秦人务实、尚武、坚韧的族群特质。他们依托周王室，在夹缝中积蓄力量，为日后秦国的壮大埋下伏笔。

　　簋是商周时期的重要礼器，用来盛放煮熟的黍、稷、稻、梁等主食，常以偶数组合，与鼎（奇数）搭配，是贵族身份与等级的象征。

盖与器身共铸有117字铭文，记录了师寰奉命征伐淮夷、大获全胜的事迹，是研究西周晚期军事与政治的重要史料

交龙纹青铜甗（春积中期）

用来蒸煮食物的“青铜蒸锅”，也是当时贵族的礼器。

玉项佩（春秋早期）

　　秦人初到陇原大地时，与当地戎人既有冲突，也有和平与融合。到秦穆公时“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周王室东迁后，留守在关中及周边的“周余民”，被秦人逐步吸纳。

　　盉是商周时期的礼器，既可用来调和酒的浓淡，也可与盘配合，在祭祀、宴饮中行“沃盟之礼”，为贵族洗手所用。

器盖圆雕凤鸟造型，双目炯炯、双翅微张，姿态灵动；出水口为昂首曲颈的龙首，线条流畅，气势威严；鎏部（把手）为回首的龙形，与流部的龙首呼应，形成双龙环绕之势；四只兽形足，支撑器身，稳固庄重。

腹部装饰多层纹样，由外向内依次为斜角窃曲纹、交龙纹和团龙纹，线条细腻流畅，体现了西周晚期青铜铸造的高超工艺。

　　这件春秋中期秦人垂鳞纹青铜鍑是春秋时期秦文化的典型器物。

器身通体装饰倒置垂鳞纹，层层相叠的鳞纹整齐排列，是这件器物最具辨识度的特征。

垂鳞纹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流行纹饰，而秦人将其倒置使用，形成了独特的"秦式"风格，区别于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反映了早期秦人在西陲发展时，既继承周人礼制传统，又吸收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特点。

　　这件虎形佩饰是春秋时期秦戎融合文化的典型佩饰，也可能作为发兵或表明身份的凭证，反映了秦人对北方草原文化的吸收与融合。

　　公元前770年，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受封为诸侯，秦国立国，开始与其他诸侯国互相派遣使者、开展外交礼仪往来。这是秦国走向大一统历程中的关键一步。

这一时期出土的青铜鼎、青铜簋及乐器组合、金饰片等反映了秦对中原礼乐文明的追求与崇尚，又体现了秦对北方草原文化因素的吸收。

　　玉琮是古代沟通天地的礼

器，“内圆外方”象征“天圆地方”，是当时宗教信仰与礼制萌芽的体现。

　　这件秦公鼎，立耳、圆腹、三蹄足，器身装饰典型的秦式窃曲纹（蟠螭纹），纹饰线条流畅。

作为秦国早期青铜礼器，它融合了西周礼制传统与秦人自身的工艺风格，是研究早期秦国历史、礼制与文化的重要物证，也是秦公权力与身份的象征。

秦子镈（春秋早期）

镈为大型打击乐器，盛行于周代。在贵族祭祀或宴飨时，常与编钟、编磬配合使用。

这件镈的前后左右各有一条透雕蟠曲的飞龙纹脊棱，其中两条脊棱延伸至舞部（镈身的顶部），并且连接为纽。脊棱将镈身分为4个纹饰区，每个区内装饰相同的组合龙纹图案：上部为双首龙纹，下部为单首龙纹。鼓部（镈身的下部）铸有铭文6行26字，释读为：“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厥音肃肃雍雍。秦子畯令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青铜甬钟（编钟的一种），也是典型的龙纹钟，是先秦时期的礼乐重器。

器身为合瓦形，上窄下宽，是典型的甬钟造型。顶部的长柄（甬）上带有“旋“和“斡”，用于悬挂敲击。

钟体上分布着36个枚乳钉状凸起，既为装饰，也能优化音色。枚间的篆部饰有云雷纹，鼓部刻有清晰的龙纹，线条流畅卷曲，是春秋时期青铜器的典型风格。。

龙纹在先秦象征权力与神性，用在礼乐器上，体现了当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的文化内涵。

　　秦公铜簋，是秦国高等级贵族使用的青铜礼器。

簋是商周时期盛放煮熟黍稷稻粱的礼器，也是祭祀和宴飨中必不可少的器物，与鼎配套使用，代表使用者的身份等级。

　　春秋初年，秦国正式立国。秦国在发展过程中，都城不断向东迁徙，是其精神内核“矢志向东”的外在体现。

秦国曾多次迁都，有“九都八迁”之说，都邑的变迁见证了秦人东进的历程。建国之始，秦国都城在甘肃东南部的礼县境内。秦在此扎住脚跟后就进入关中发展，先后在汧水、雍水流域营建多处城邑。雍城是秦国历史上建置时间最长的都城。最终，秦将都城迁至咸阳。

鸱鸟形金饰片（也叫鸷鸟形金饰片：春秋时期）

　　用金箔通过锤揲工艺制成的，表面压印着勾云纹，勾勒出一只鸷鸟的轮廓，器身边缘的小孔，是用来固定在其他器物（比如棺椁、马车或礼器）上的钉孔。

这种鸱鸟形象，是秦人鸟图腾崇拜的直接体现。秦人自称是“玄鸟之后”，而鸱鸟作为凶猛的猛禽，既象征着祖先的庇佑，也彰显了秦人尚武的民族性格。

　　秦襄公建国后不久，秦国便将都城东迁至关中，此期的青铜器物基本沿袭了西周时期的形制，同时融入了多种立体动物形象作为装饰元素。

　　蟠虺纹铜盨（春秋时期），是早期秦文化青铜器的精品。

用来盛放黍、稷、稻、粱等粮食的礼器，和簋的功能类似。

两侧的镂空凤鸟形大耳造型极为华丽，凤鸟身体上还附缀了小虎、小鸟等装饰，工艺精湛繁复。

底部以四只行虎作为支足，虎的姿态矫健，既支撑了器身，也增添了灵动的气息。

是研究早期秦国青铜铸造工艺和礼乐制度的重要实物，也反映了秦人尚武、尚鸟的文化传统。

椭方蟠虺纹铜壶。

是一件盛酒用的礼器，前后两侧各附两只卧虎作为支足，造型稳重又充满动感。颈部两侧的兽首耳上套着璧形环，兽首上方还附饰镂空凤鸟，全器布满蟠虺纹,是春秋时期秦式青铜器的典型装饰。

全器在不同部位共附饰鸟、虎等动物18只，工艺复杂，代表了当时秦国顶尖的青铜铸造水平。是研究早期秦国青铜工艺与礼乐制度的重要实物。

蟠虺纹青铜车型器。

这件器物整体为盒形长方体，带四轮结构，至今轮子仍可转动。盒盖由两扇对开的小盖组成，把手分别为一只跪坐的人形和一只熊。盒盖四角装饰有可活动的凤鸟，拨动时可以旋转，是古代少见的“机关设计”，充满巧思。器身四面装饰着细密的蟠虺纹（盘曲的小蛇纹），工艺精湛，是春秋时期秦式纹饰的典型代表。

　　它并非实用车辆，而是贵族的妆奁盒或随葬明器，用来盛放脂粉、饰品等小件物品。

这种“车形”设计，在当时象征着墓主人“乘车而行”的威仪，也暗含了秦人对车马文化的重视，与秦国早期游牧、尚武的文化传统一脉相承。

　　秦公镈。和之前看到的龙纹钟、秦公簋同属秦国早期礼乐重器。

镈身的四道扉棱：两侧的扉棱由9条盘曲的飞龙构成，前后的扉棱则是5条飞龙与一只凤鸟，龙纹层层叠叠、线条灵动，是春秋时期龙纹装饰的巅峰之作。镈身还装饰有窃曲纹、菱形纹等，工艺极为精湛。

器身铸有135字铭文，记载了秦襄公、文公、静公、宪公四代世系，证实了《史记》中“秦襄公受天命赏宅受国”的史实，也表达了铸造者秦武公祭祀先祖、巩固基业的决心。

　　战国末年，纷争数百年的乱世走向终点，秦军东出，逐一平定六国。

现场展出大量实战兵器：铜戈、铜矛、长剑、箭镞，制式统一、锻造精良，印证了秦军标准化的军工体系。从单兵武器到车马配件，每一件战具都规整划一，足以窥见秦代强大的手工业与军事管理能力。凭借强悍的战力与战略布局，大秦终结了诸侯割据的局面，华夏大地迎来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子车戈

这是典型的春秋直内戈，青铜材质，器身的“胡”部刻有两行共14字铭文：“秦公作子车用，敢美武灵，戮畏不廷”，意思是：这件戈是秦国国君为子车氏制作的，希望用它彰显武力，震慑那些不来朝贡的部族。

2．历史背景

金银铁矛（战国时期）

是先秦时期金属工艺的巅峰之作。它最震撼的地方，是使用了鳗金银工艺：将金银丝／箔嵌入铁矛表面的凹槽，再捶打压实，形成永不脱落的装饰。这种工艺过去一直被认为是唐代才发明的，而这件矛的出土，直接把它的出现时间提前了近800年。

矛身装饰着连续的卷草／树状纹样，矛骸（装柄的筒状部分）则是三角几何纹，华丽又充满力量感。

作为铁器，它本身就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金属冶炼水平。反映了与中原势力分庭抗礼的实力。

　　秦代石铠甲

由超过600片青石甲片，通过扁铜丝编缀而成，每片甲片都经过打磨、钻孔，边缘规整，工艺极为精细。

甲片采用“上片压下片、前片压后片“的方式排列，腰部则反向编缀，兼顾了防护性与活动灵活性，完全复刻了当时实战皮甲／铁甲的形制。

这件石甲并非实战装备，而是陪葬用的明器。它太重且易碎，无法上战场，却能在地下永久保存，象征着墓主人在阴间也能拥有武装护卫。

　　石甲的加工需要极高的工时（专家估算一件需300-400个工时），也侧面印证了秦代庞大的手工业体系与严苛的管理制度。

这种“以石代皮的做法，是秦人“事死如事生”观念的体现，也反映了秦代手工业的标准化水平。

　　青铜弩机。

古代弩的核心发射部件，也是中国古代冷兵器制造的巅峰之作之-.

　　弩机是弩的"扳机"装置，一般由望山（瞄准器）、牙（挂弦钩）、悬刀（扳机）、牛（杠杆）等部件组成，通过杠杆原理实现精准击发，能大幅提升射程和杀伤力，且上手门槛远低于弓箭。

　　这是春秋时期的金柄铁剑，也被称为“秦剑之星”，是中国早期金铁复合工艺的巅峰之作。

　　剑柄为纯金打造，采用镂空工艺雕刻蟠虺纹、云纹，部分还镶嵌绿松石，纹饰繁复精美，兼具中原与北草原文化特征。

剑身由铁制成，虽因年代久远锈蚀严重，但它是目前已知中国最早的人工冶铁制品之一，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冶铁水平，反映了春秋时期秦国高超的金属加工技术。

　　金戈铁马，气吞山河。精良的军备、严密的军制，铸就了所向披靡的秦军。

（未完待续）

2026.6.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