例行公事：敷衍苟安尸位者，终误江山社稷

李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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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李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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例行公事，一语多见于宋代以后官场文牍与史籍记载，原指按照既定规章、惯例处理公务，按部就班、循规而行，本为中性词。后世逐渐转为贬义，专指官吏办事不求实效、不察实情、不恤民生，只图敷衍过关、应付文书，以遵守旧例为借口，推诿懈怠、虚应故事。在历代官场之中，此风最易滋生颓惰：上不以国事为忧，下不以民生为念，日日坐衙签押，事事照抄旧文，看似井然有序，实则政务荒废、弊窦丛生。一朝官吏多奉行例行公事，便是朝政懈怠、国势渐衰之始。

自封建王朝建立以来，典章制度日臻完备，公文、律令、程式日渐繁琐。为官者本应因时制宜、体察下情、秉公办事，可日久弊生，不少官吏贪图安逸、畏惧麻烦、忌惮担责，渐渐形成一种苟且之风：遇事不辨虚实、不问缓急、不查是非，只依先例、只看文书、只走流程，万事以“不出错、不担责、不惹事”为第一要义。百姓疾苦，置之度外；政务利弊，漠不关心；朝廷安危，视而不见。终日端坐公堂，批阅公文，签字盖章，看似勤勉，实则尸位素餐，只在做一场“例行公事”。

明代中后期，官场此风尤盛。英宗、宪宗之后，承平日久，吏治渐弛，文官集团重门第、重资历、重程式，而轻实政、轻民生、轻担当。地方官吏进京述职，不问地方是否安定、百姓是否富足，只问公文是否齐全、礼仪是否周到；朝中大臣处理政务，不究事情原委、不查民间疾苦，只看有无先例、是否合于旧规。敢任事者被视为“多事”，肯实干者被视作“躁进”，唯有循规蹈矩、敷衍度日的人，能安稳立足、步步高升。

在这样的风气之下，出现了一大批“例行公事”型官吏。他们每日按时上衙，燃香品茶，接见属吏，翻阅文卷。有人来告状，便按程式问话，依例文判词，结案了事，不问是非曲直；有灾情上报，便按惯例发文，依旧规请赈，数字对上即可，不问百姓是否真得救济；有贼寇作乱，便按定式上报，依常法请兵，粉饰太平，不问地方是否真得安宁。

他们说话四平八稳，做事滴水不漏，从不发表己见，从不承担风险，从不破格行事。上级说什么，便应声附和；文书怎么写，便照样批复；先例怎么做，便原样照搬。遇到难事，则推诿拖延；遇到责任，则转嫁他人；遇到弊政，则视而不见。对他们而言，做官不是为国为民，而是一份安稳差事；公务不是济世安民，而是一套固定流程。只要流程走完、手续齐全、公文无误，便是尽职，至于实效如何、百姓死活，皆与己无关。

当时有一地方知府，为官多年，以“老成持重”闻名。境内连年水旱，百姓流离，饿殍可见。属吏恳请他如实上报，请求减免赋税、加急赈灾。这位知府却摇头不许，只说：“旧例如此，不可擅改。丰年必征，灾年缓报，待上司核查，再依例行文书办理。”属吏急道：“百姓等死，刻不容缓，何能待例行文书？”知府淡然道：“我按例办事，便是尽职，若擅自改动旧规，出了差错，谁来担责？”

于是，灾情依旧按常规文书缓慢上报，赋税依旧按往年程式催征。公文往返数月，灾情越演越烈，百姓流离失所，盗贼趁机四起。待朝廷文书批复下来，地方早已残破不堪。而这位知府，因“恪守旧规、无过无错”，年终考核依旧评为“中等称职”，安然升迁。

朝中亦有大臣如此。凡遇军国大事，边境急报，民生疾苦，他们从不深谋远虑，从不直言利弊，只在朝堂之上重复套话：“依先例而行”“按旧制处置”“候各部议复”。一件急事，能拖成缓事；一件难事，能推成无事。皇帝问策，他们引经据典，全是空话；朝臣商议，他们随声附和，毫无主见。看似人人奉公守法，实则人人敷衍塞责。

久而久之，朝廷政令空转，文书堆积如山，实事无人去做。官场看似秩序井然，实则死气沉沉。劣币驱逐良币，肯担当者被排挤，善敷衍者居高位。吏治一坏，民生困苦，军备废弛，国库空虚，内忧外患接踵而至。

明代后期，流寇四起，边关告急，朝廷上下依旧文牍往来、议论纷纷，事事讲先例、讲程序、讲体面，而无人肯实心任事、力挽狂澜。皇帝焦头烂额，大臣各行其是，官吏敷衍度日，最终大好江山，在一场场“例行公事”之中，缓缓走向崩塌。

历代王朝之衰，多非一日之祸，而在日积月累的懈怠。例行公事看似小事，实则是吏治最大的隐患：人人不担责，则事事无实效；人人求安稳，则国无栋梁臣。制度再好，流程再全，若办事之人无心、无责、无实，一切皆是虚文。

这一成语留给后世的警示极为透彻：

为政之要，贵在务实，贵在担当，贵在实效。

恪守规矩而不问实情，遵循流程而不顾民生，便是例行公事，便是尸位素餐。

为官者可以循例，但不可唯例；可以守制，但不可守拙。

心中有民，行事方有实；心中有责，为政方有效。

只重形式、不重结果，只求无过、不求有功，再稳固的江山，也会在敷衍中一步步走向倾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