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启峰（YaoQiFeng）的美篇

姚启峰（YaoQiFeng）

我的高考

六月七日，高考首日。我这个闲人骑着自行车途经市区一个高考考点，眼前的一幕幕景象，瞬间勾起了我尘封半个世纪的高考记忆，万千心绪涌上心头。

考点临街路段已实施临时交通管制，道路两端设置硬质路障，禁止一切机动车辆通行。校门口高悬醒目横幅，警戒线纵横布设，隔绝闲杂人员，为学子筑起安静的应试屏障。道路两侧整齐停放着各式私家车，校门口两侧一字排开六辆送考大巴，零散的电动车错落停靠在路边。树荫之下，挤满等候的家长与祖辈亲人：有人身着喜庆的大红旗袍，有人衣着朴素简约，大家或静坐休憩，或驻足凝望，神色里藏着同款忐忑与期许，静静等候考场内的学子。

人群之中，百态皆是温情。部分家长围着流动商贩，对着象征一举夺魁的向日葵、寓意蟾宫折桂的桂枝、象征金榜题名的官帽饰品低声议价；也有家长三两结伴，压低声音闲谈，交流考前心得与此刻心境。各路商家也纷纷助力高考，有的搭设便民摊位，免费向考生派送矿泉水、消毒湿巾等物资；有的发放宣传资料，为追梦少年添一份助力。现场人员络绎不绝，却秩序井然，无喧闹嘈杂之音，无沿街叫卖之声，耳畔听不到刺耳的汽车鸣笛，也无机械轰鸣。整片街区安静祥和，所有人都在用无声的方式，奔赴一场温柔的守望。

望着眼前这幅鲜活的送考图景，我的思绪骤然回溯，飘向了遥远的1977年——那是国家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也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年。

彼时，我高中毕业已有三年。1975年1月毕业后，我便扎根乡村土地，投身集体农业生产。日复一日追随日出日落，面朝黄土背朝天，辛勤耕耘于田间。漫长枯燥的农耕岁月里，我时常陷入迷茫，一眼望不到前路，不知道这样辛苦的日子，何时才能迎来转机。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推荐入学、招工、參伍这类难得的机会，从来都轮不到平凡普通的我。万般无奈之下，我只能放平心态，随遇而安，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1976年的下半年，命运迎来转机。我受聘成为本村七年制学校的民办教师，总算得以脱离黄土地。执教期间，我始终恪尽职守、勤恳务实，认真书写每一份教案，细致批改每一本作业。我以校为家，吃住皆在校园，全身心投入教学工作。课余之余，我从未放弃自我提升，一边深耕课内教学知识，一边自主研习课外内容，主动报名参加县里假期组织的各类教师培训，一心精进授课能力，彼时的我早已做好规划，打算一辈子深耕讲台，做一名平凡的教书匠。

我执教的第二年秋日，天朗气清，云淡风轻，微风和煦，冷暖相宜，是一年中最惬意的时节。十月二十一日，我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听到了一则震动全国的重磅消息：国家正式恢复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制度。没过多久，《人民日报》头版头条也刊登了这一喜讯。

狂喜、激动、难以置信，万般情绪交织在心底。我反复确认消息，心底沉睡已久的大学梦，瞬间被重新唤醒。彼时全国各地的高中毕业生皆是如此，人人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大家击掌相拥，尽情抒发内心的喜悦。

抓住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我立刻开启备考之路。白天，我站在讲台教书育人；夜幕降临，旁人休憩之时，我便点亮油灯，伏案苦读，逐一梳理温习高中阶段的各科知识点，争分夺秒弥补过往虚度的时光。

十一月中旬，高考报名通知正式下发。我骑着自行车，前往四公里之外的公社教办报名，报名点设在公社农机站隔壁的农中校内。一间简陋昏暗的办公室里，只摆放着一张桌子、一把椅子。负责报名的工作人员递给我一张八开对折的土黄色《山西省招生考试报考登记表》，我按照要求逐项填写信息，递交两张一寸免冠证件照，缴纳五角钱报名费，片刻便完成了全部报名流程。十二月初，我再次奔赴教办，领到仅有普通三十二开纸张一半大小的纸质准考证。

那年高考尚未实行全国统考（统一时间和试卷），山西省单独划定考试时间为，1977年12月10日、11日举行，且高考与中考分批次进行，互不冲突。

十二月九日，我收拾好行囊与馍布袋，骑着自行车，赶赴十五公里外的临晋中学考点备战高考。当年临猗县设两大高考考点，县域以东的考生前往临猗中学应试，县域以西的考生统一汇集至临晋中学，我便属于后者。

清晨一早我便动身出发，下了五里长坡，离考点学校约三四公里样子，自行车链条突然断裂。荒郊野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既没有修车铺子，也无从找寻维修工具。万般无奈，我只能推着笨重的自行车徒步前行，抵达考点时，已临近正午。途中一点小插曲，完全没有影响到我的考试。完成报到手续后，入住学生集体宿舍，所有考生均需自带被褥铺盖。安顿完毕，我第一时间前往考场，提前熟悉应试环境。当日下午，我在校园偶遇几位同窗故友，简单寒暄过后，大家便各自静下心来，投入最后的考前复习。

十二月十日清晨，我早早抵达考场门口。正式开考前二十分钟，一位监考人员在考场外面向全体考生发表考前讲话。那时所有考生心绪紧绷，满心期待、跃跃欲试，紧张与迫切写在每个人脸上。他深谙考生心态，宽慰众人：“我当年也曾参加过高考，此刻的心情我感同身受。大家不必焦虑紧张，放平心态，沉着冷静，细心作答即可。”随后主监考宣读监考守则与考场规则，开考前十分钟，入场铃声响起，考生们依次有序入场，对号就座。三间考场容纳五十名考生，两位考生共用一张课桌。我坐在第一排（靠窗户）的第三桌，同桌是一男生，互不认识。

考生就位后，开考前五分钟，主监考当众展示试卷袋，查看是否有破损，确认卷袋完好无损后起开密封条，逐桌给考生分发试题和答题纸，待开考铃声响起，考生开始答题。当时试题与答题纸是分开两部分的，考试结束，考生只需交回答卷，无需交回试题。

首场考试为语文，我写下的作文题目是《心里话儿献给华主席》，还有一道题目是古文翻译，文章梗概是两夷作战，我不知道“夷”字的释义，误译为弟兄两个打架。整场考试结束后，我心中惴惴不安，对答卷结果毫无把握。下午进行政治科目考试，我尽己所能完成全部题目，作答较为完整。十一日上午开考数学，整体答题过程还算顺畅，仅有一道解析几何大题未能攻克。题目给出圆形曲线与直线两个函数式，要求求解二者交点坐标，过后想来解法十分简单，只需联立两个函数式组成方程组，解出方程组的根，便是交点坐标，只可惜当时思路受限，终究留下遗憾。下午考理化科目，文科考生则作答史地试题，这场考试我的发挥平平，无功亦无过。

1978年1月，春节前夕高考成绩揭晓。彼时高考制度尚未完善，不公示考生个人分数，仅划定重点线与普通线。我有幸达到普通录取线，按照规则，仅能填报本省院校。斟酌再三，我将山西师范学院数学系列为第一志愿，山西大学物理系列为第二志愿。填报志愿结束后，所有达线考生统一参与体检。一周之后，我骑行二十五公里，前往县人民医院，缴纳一元体检费用，完成全套体检项目，身体各项指标全部正常。此后我便居家静待录取结果，满心期盼梦想成真。

二月，一纸鲜红的大学录取通知书如期而至。那一刻，狂喜席卷全身，我激动到热泪盈眶，心情恰似范进中举一般。那段时间，我像祥林嫂一样，逢人便一遍遍重复那句话：“我考上大学了！”质朴的话语里，藏着我心中难得的欢喜。三月五日，我准时前往山西师范学院报到，胸前别上崭新的校徽，正式开启属于我的大学生涯。

1982年2月，我顺利完成全部学业，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本地区一所省级重点中学任教，后来调动教育行政部门工作。同年七月七日至九日，高考如期举行，身份轮转，昔日的考生变成了高考监督人员。我受地区委派，前往平陆县负责考场巡视工作。彼时总人口仅有二十万的平陆县，只设平陆中学一处高考考点，绝大多数考生寄宿校内。考点门外冷清安静，除执勤公安人员驻守校门之外，几乎看不到等候的家长，与如今热闹的送考场景截然不同。

十七年后，1998年我再度承担高考巡视任务，奔赴新绛县开展相关工作。彼时全国高考统考时间定为六月的七日八日九日三天，考点门口出现大批骑自行车接送考生的家长，每半天考试结束，家长都会陪伴考生返程。在往后近二十年间，我的足迹遍布辖区十三个县市区的各大高考考点。我亲眼见证高考送考模式的迭代变迁：从最初无人等候、考生独自赴考，到集体大巴统一接送，私家车成为主流送考方式，再到如今家长身着旗袍、手持吉祥饰品，以各式各样的仪式感为考生祈福。岁岁高考，年年变迁，时代的缩影，尽数藏于一方小小的考点门前。

今年，恰逢恢复高考制度五十周年。回望半世纪风雨征程，高考早已不止是一场简单的升学考试，它镌刻着时代的变迁，承载着无数普通人的梦想，也见证了中国教育行业的跨越式发展。

五十年来，高考的蜕变清晰可见。

报考规模持续扩大：1977年恢复高考之初，全国报名考生共计570万人；时至2026年，高考报名人数已攀升至1290万（较前几年有所回落）。如今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突破60%，高等教育走向普及化，上大学不再是遥不可及的奢望，早已成为万千学子触手可及的选择。

选拔机制不断优化：考试命题摆脱了以往死记硬背的陈旧模式，更加侧重考查学生综合素养与应用能力。以2026年高考英语科目为例，试卷大幅缩减纯语法题型占比，着重强化阅读理解板块的权重，全方位考核学生的语言综合运用能力，选拔模式愈发科学、人性化。

社会影响历久弥新：改革开放初期，高考是底层学子跨越阶层、实现社会流动的核心通道，推动了以个人学识、综合能力为核心的全新社会晋升格局，改写了一代人的命运。时至今日，高考依旧举足轻重，但也伴随着升学内卷加剧、毕业生就业压力攀升等新时代难题，面临着全新的机遇与挑战。

在千千万万国人心中，1977级大学生，是独一无二、无法复制的一代。他们亲历高考制度重启的荣光，熬过物质匮乏的艰苦岁月，深知求学机会来之不易。高考于他们而言，从来不止一张录取通知书，更是黑暗岁月里的一束光，是时代赠予普通人最珍贵的馈赠，更是镌刻一生、永不褪色的独家记忆。

姚启峰

2026年6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