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年少，旁观风暴（6）——从这座楼的窗户，我向外撒传单

北湖愚公

标题一直在用“旁观”，其实我偶尔也有参与，比如在那个几乎人人都头脑发热的时代，我这个当时不足10岁的“小小少年”，也曾热血沸腾地从上面图片中的这座“上层建筑”的楼道窗口，向外撒传单。

从那之后，每当再路过这座楼时，我十有八九会想起当年的“壮举”——虽然我并不记得那是哪年哪月哪日。

那么，传单是从哪儿来的呢？

“文革”开始时，我姐在读初三。她就读的学校在我们这座城市中虽非名列前茅，但在距我家较近的初中里面，还是排名靠前的。

不过这时候，谁在什么学校并不重要，因为举国上下都像一团火在燃烧，或像一锅水在沸腾，哪儿和哪儿都没什么太大区别。

我姐在学校和其他同学一样，不遗余力地参加“文革”运动，因为“红卫兵小将”是这场运动的主体。回家时，她有时会带回一些传单，她的几位小弟——包括我，负责把这些传单“撒”出去。

这些传单上的具体内容我完全记不得了，但所谓的“传单”就是宣传单，它们的作用就是“造舆论”。

有一段“最高指示”是这样说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造成舆论，总是要做意识形态领域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

表面上看，“文革”是发生在“革命的阶级”内部的事，即一部分“革命者”把另一部分“革命者”手中所掌握的“权”给“夺”了，给人的感觉是没有“改朝”，但很多领导机构是“换代”了，即更换了领导人，或改变了从属关系，或增加了某些机构（比如“中央文革小组”——这个“小组”中的绝大多数人后来都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或取消了某些机构及职位（比如在刘少奇主席被“打倒”之后，“国家主席”这一职位就空缺了，直到1982年这一职位才被恢复）。

当年我们所撒的传单，先是手写体的用钢板刻的油印的比较小的白纸或彩纸——比如32开或25开或16开。后来传单的印刷越来越精良，逐渐变成了铅印的；纸张也越来越大，“升级”为8开、4开和2开（有没有更大的，我没印象了）。

我们要把传单装在不透明的包里或揣在怀里，站在那座楼里稍高一些楼层的窗子旁，把一叠一叠的传单奋力地向楼下抛出去。看到传单像大片的雪花飘洒下去，地面上的路人纷纷止步伸手来接抢，我们心中油然而生出一种当年“地下工作者”那样的自豪感。

之所以选择那座楼，主要是因为它靠近市中心，街道上人流较多，且楼层较高（有资料说它是1980年代之前我们这座城市的最高建筑，但最高之处我们上不去）。再者，那里距我家也不算太远。

在我们的邻居之中，每个家庭其成员年龄构成是不同的，并不是每个小伙伴都有去撒传单的机会，所以那时我们把这视为一种荣誉。

虽然我不记得那些传单的内容是什么，但我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疑问也是在为这场运动“推波助澜”——“文革”不是我发动的，也不是我结束的，但在那场运动中，我也曾扮演过当时觉得高尚无比后来认为悔不当初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