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外交学院的那座红楼</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外交学院的东北角,是一个四面平房围起来的院子。院子北面一排房是幼儿园,其他三面是一间间的宿舍。我们家六口就住在东南角的小屋里。自然其他房间也都住着与我们家一样的“平民阶层”。</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在校园南部,有一座红楼,呈п形,由左向右排列六个单元。东部两个单元,中间三个单元,西部一个单元,住着学校的领导或高级知识分子。我的同学李昭仁,父亲李恩求是学院主持全面工作的副院长,他们家就住在红楼西南角那个单元的二楼。陈辛仁院长就四层在红楼东南角单元的一楼。我的同学袁琳父亲是教授,袁琳家就住在中间单元的一楼西门。我们北边平房住的孩子,有时也去红楼人家串门。</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一、好朋友李昭仁</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1956年夏天,我家搬进外交学院,我也转学到展览馆路第二小学上二年级。一天,在外交学院操场玩,遇见李昭仁也在玩。我们一聊,巧了,原来是同班同学,于是我们成了好朋友。我经常去他家约他出来玩。我们在主楼的楼道里,寻找各个办公室的门口,是否有扫出来或丢弃的香烟盒,如果能够找到稀缺烟盒,那是一天的幸福呢。李昭仁的父亲李恩求是广东南海人,资深外交家。曾任外交部苏欧司专员,驻罗马尼亚大使馆参赞,1963年任驻荷兰代办,1972年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75任驻捷克大使。</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李昭仁偏瘦,他家有保姆。保姆经常催促他服用药品(大概是各种维生素)。他的儿童读物很多,这也是吸引我去他家的原因之一。他具有南方人的机灵,鬼点子也多,我们俩曾经钻进地下暖气管洞,爬到各个办公室下面,能够听见室内人员的谈话;也曾登着四楼厕所的梯子,从天窗爬上主楼房顶观看城里的灿烂烟花。总之,尽是一些冒险的活动。有一次父亲回家脸色不好,原来李恩求院长在全院大会,指名批评我们两个孩子“顽劣”,让父亲在同僚面前很没有面子。</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照片是外交学院编译室的同事, 左三是李恩求副院长、左四是作者的父亲。</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二、吃了毛鸡蛋</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五单元顶楼有一位玩伴,和我来往并不多。一天他招呼大院里的一大帮孩子去他家玩。玩腻了,他就打开冰箱,把毛鸡蛋悉数拿出来招待伙伴。我们这些伙伴也不客气,风卷残云,吃了个精光。事后,听说这位玩伴的母亲回家,一看自己舍不得吃的毛鸡蛋一个也没剩下,勃然大怒,狠狠教训了自己的孩子。我听了以后,感觉很对不住这位玩伴。六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位当年的玩伴,还记得这件吃毛鸡蛋的事情吗?</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三、这下开了眼界</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1960年春天,我在展览路第二小学上五年级。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按照老师的布置,我必须去袁琳家办一件事情。具体什么事情,现在我忘了。我性子急,匆匆吃完早饭,就去红楼了。我和袁琳虽是同班同学,但少有交往。这是第一次去敲她家的门。</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我有些怯生生,还是敲门了。她们家也没有安装门铃。开门的是妇女,我一猜就应该是她母亲。我说明来意,袁琳母亲很和蔼,告诉我袁琳刚起来,把我让进了袁琳的房间。袁琳见了我,让我坐下。她在忙自己的事情,一会出去,一会进来。我感到短暂的惶恐、不安,因为在我的眼中,她们家太豪华了。这是著名教授的家,床是四角都是金晃晃的铜立柱。很多家具是我没有见过的,家里铺着木地板,房顶是精致的吊灯。桌子上的“话匣子”开着,正是孙敬修老爷爷在讲孙悟空的故事。也没有人再招呼搭理我。过了一会,袁琳进来了,我们把老师交待的事情很快办好,我就迫不及待告辞了。走出她家,我长舒一口气。1961年我到呼和浩特,哥哥的信中谈到袁琳考上了中学,是哪所学校,我后来忘记了。</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四、看电视</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还有一次进红楼,我至今记忆深刻,那是我单人独骑晚上闯进了陈辛仁院长家。</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1960年根据淮剧拍摄的电影《女审》要在电视里播出。电视预告早就播报了,我也着急盼着这个晚上的到来。这部影片和《铡美案》故事不同,讲述秦香莲遭陈世美追杀后化名孔月华,于解元山习武从军,立战功封都督后亲审陈世美的故事。外交学院大礼堂南侧有一间电视室,里面有个小小屏幕的电视,每天晚上7点开门,大家蜂蛹而进,孩子居多 ,这部电视让我度过很多夜晚。</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那天不知何故,晚上7点多了,电视室还不开门,可把我急坏了。怎么办?我非常想看这部影片。突然我想到陈辛仁院长家有电视,陈辛仁的外甥张廷玺是我哥哥的朋友。现在想起来,这种绕了几个拐弯的私人关系, 实在不值得一提。陈辛仁是广东人,1954年的首任驻芬兰大使,1972年任驻伊朗大使,1975年任驻荷兰大使,1978年任驻菲律宾大使,1981年后任国务院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副主任、文化部顾问、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协会副会长等职, 这是位妥妥的资深外交家。当时也不知道我哪里来的勇气,就去红楼,敲开了陈院长的家门。进了门,人家一大家子都围着看电视呢, 我就说想看电视。人家也没有多心,搬来凳子让我坐下看。电影《女审》已经开映一会了, 好在影片大部分还没有放映。我认真地看,很快就被电影情节吸引。电影放完了,电视节目也播完了。告辞了人家,我心里有一种满足,终于看上了《女审》。</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新冠疫情前,我曾进入外交学院,重拾过旧时记忆,看了我家“故居”残留的遗迹,看了主楼,也看了红楼。望着红楼出出进进的居民,心想原来的住户安在?怕已是几易其主了吧? </b></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 疫情中我又一次去外交学院看看红楼,被门卫挡住。去年,疫情结束,我再次去外交学院,想进去看看,我向门卫解释:我65年前曾经在里面住过,只是想再看看以前曾经生活过的地方,最终还是惆怅而返。今年,郑毓煌老师大力推动高校校门开放。武汉初见成效,何时瑞风吹入北京?期待着。</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2026年5月16日 郑连斌于朱辛庄</b></p> <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作者简介:</b></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b style="font-size:20px;">郑连斌,男,江苏淮阴人,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2020年获得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即“金琮奖”。工作之余,也写诗自娱。</b></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