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忘却的记忆（副本）

丹冰

　　我家珍藏着一张年代久远，颜色已经泛黄的老照片。照片上，妈妈吴惠茵（又名吴金馥）和爸爸朱恒卿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妈妈脸上荡漾着淡淡的微笑，一种幸福感掩饰不住地从她那疲惫的脸上流露出来；爸爸却是满脸凝重的神色，显得格外地严肃。 妈妈告诉我们说，这张照片是爸爸从国民党监狱里被救出来不久拍的。当时爸爸在监狱里被关了一个多月，多次受刑，受尽折磨，身体十分虚弱，拍照时当然是笑不起来啦！

　　是啊！这张照片左上角标明的“出狱纪念”四个字，记载着爸妈一段难忘的经历，也记载着我们全家的一段苦难。

1945年8月，日本鬼子投降，八年抗战取得了胜利。

1945年9月，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金萧支队奉命北撤，党组织决定我的父母留下，在原地坚持地下斗争。

我们的部队刚离开，金华、义乌、浦江一带很快就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正规军伙同地方反动势力举起屠刀，向英勇抗击日寇的我方军民杀了过来。其中有股被称为“小邦基”的浦江地方顽固派，最是猖狂。他们挨家挨户搜捕我们的同志，还三天两头进入山区追杀，真是山里山外，乌云密布，暗无天日。我们的自卫队小组被冲散了，爸妈也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那段时间，日子可真是不好过啊！敌人在加紧搜捕我们的同志和革命群众，不时传来有同志被敌人杀害的消息，爸妈只好回到义乌与浦江交界的山沟里隐蔽。更令他们焦虑的是，上级党组织迟迟没有派人来与他们联系。尽管我们的部队离开不到一个月，但爸妈都有恍如隔世之感。

没有办法，他们只得暂时回到了我爸爸的家乡——义乌南乡东朱村，设法向祠堂管事的人借来10担谷子，买了一台弹棉花的土机器，开起了一个家庭小作坊。妈妈每天帮村民弹棉花，赚几个小钱勉强维持日常生活。爸爸一边设法联络本村的革命力量，一边四出打听上级党组织的消息。

终于在1946年3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派应飞叔叔来了。他们根据上级党委的指示，成立了金华地区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应飞任书记，爸爸任组织委员，吴琅寿任宣传委员。金华地区党的临时工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是在金华和永康交界的一个小村子里开的，会议决定：积极准备，组织武装，与敌人开展斗争。

打那以后，我们家就成了联络站。爸妈考虑到我们的同志深夜来我家敲门，会惊动别人，走漏风声。他们就在窗上拴了一条绳子，绳子的一头吊了一个小铃铛；爸妈又考虑到自己整天劳作奔走，疲劳得要命，睡着了会醒不过来，就把铃铛缚在妈妈的脚踝上。同志们来时，绳子一拉，妈妈就起来开门、烧水。爸爸更是铆足了劲，冒着生命危险，挑着货郎担，以贩卖红糖、土布为掩护，经常穿梭于金华、义乌、浦江一带，联络同志，组织武装。到了1946年底，应飞叔叔和爸爸他们组织的武装队伍很快发展到了上百人。看着党的力量一点点地壮大，爸妈心中有说不出的高兴。

就在那段既紧张又愉快的日子里，我于1946年6月24日来到了人世间。爸妈给我取名“建苏”，意思就是重建人民的苏维埃政权。爸爸还专门为我设计了一个小肚兜，上面画了一颗大的五角星，旁边是4颗小星，还写上了“光明”两个字，那样子几乎和后来新中国的国旗一样。

　　1947年初，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上级党组织决定路南区的武装队伍由应飞领导，卜明同志任政委。爸爸和吴琅寿则调往了路北区，由周芝山（时任中共金义浦特派员，文革后曾任杭州市委宣传部部长）领导。这位周叔叔非常好，还拿出自己极其微簿的津贴给我妈妈买药治病。爸爸在他领导下干劲十足，工作也很有起色。

后来，一位20来岁的赵子逊同志接任了周芝山的职务，並于1947年4、5月间住进了我家。1947年9月，根据金萧地区特派员马青叔叔的指示，成立了中共金义县工委（下设义东、义南、义西、义北、城区等五个区委），赵子逊任工委书记，爸爸任组织委员。

赵子逊（1922—1948）是浙江嵊县人，学生出身，他有文化，却有点刚愎自用。爸爸在本地坚持党的地下工作多年，自觉经验比较丰富。两人不可避免地对如何更好地开展工作，产生了分歧。另外，当时党组织沒有活动经费，家里生活非常困难。赵子逊却要求给他买烟，还对我妈说：“肉买不起，豆腐也买块我吃吃！”赵子逊的做派和前任领导周芝山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自然引起了爸爸的不满……也许因为这些方方面的原因，为后面发生的事情埋下了伏笔。

万万没有想到，就在爸爸对革命事业充满信心，为革命四处奔波之际，一个巨大的打击向他袭了过来。1947年10月底，爸爸风尘仆仆地从金华绕道永康回到家中时，妈妈十分难受地递给他一张小纸条，那是赵子逊书记手写的一张停止爸爸党组织关系的通知。这无异于宣布：爸爸的政治生涯从此终结了。这可是比生命还重要的啊！爸爸瞬间呆住了，一下子跌坐在椅子上，双手捂住脸，泪水从他的指缝间渗了出来……

那天晚上，夜好像特别长。爸爸满腔的委屈到哪里去申诉呢？当时地下党组织都是单线联系的，而特派员马青叔叔又远在四明山一带打游击，流动飘忽，根本无法找到他的踪影。爸爸无法入睡，在屋里踱来踱去，他向妈妈谈起了自己苦难的身世，谈起参加革命十多年来的风风雨雨……渐渐地，东方露出了鱼肚白，一个晚上未曾合眼的爸爸挨着床沿坐下，用坚定的口吻对妈妈说：“我受党教育十多年了，除了继续跟着共产党干，我没有别的路好走。再想想那些牺牲了的同志，我的这点委屈又算得了什么呢？好在你还在组织内，我相信，党组织总有一天会把我的问题搞清楚的。为了对得起那些牺牲了的同志，也为了对得起我自己，我要加倍努力工作，即使牺牲自己的生命，我也不会后退半步。”

爸爸这样说，也是这样做了。他虽然被停止了党的组织关系，但没有停止过一天的革命工作。

革命形势发展很快，过了不久，义南区委书记朱育茂指示，根据斗争形势的需要，要设法打进敌人内部去做策反工作。爸爸和妈妈商量后，自告奋勇地承担起了这一任务。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争取教育朱作潮。 朱作潮也是东朱人，原是民国政府浙江省候补参议员朱升铨的警卫员，有一定的正义感，当时闲居在家。爸爸就经常去朱作潮家，与他促膝谈心，在爸爸的影响下，他开始倾向革命。1948年冬，爸爸听说国民党203师在浦江一带招兵，就和朱作潮商量，让他趁此机会打进203师。朱作潮不久后还当上了排长，爸爸嘱咐他要设法做好弟兄们的工作，一有机会，就把部队拉出来参加我们的游击队。

爸爸做的第二件事是策反驻佛堂的国民党义乌县自卫三中队。当时，这个中队的中队长叫王刚（又名王克友），与我堂叔相识。在接触中，堂叔发觉他对国民党的腐败心怀不满，还发现他家中有不少进步书籍。爸爸知道这一情况后，觉得这个王刚可以争取。但派谁去做工作呢？爸爸和朱育茂商量后，决定自己去。妈妈很为他的安危担忧，他对妈妈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后来，爸爸就在堂叔的陪同下，以商人的身份被引进了王家。

打那以后，爸爸几乎每天都从东朱到佛堂往返出入王刚家，他们一次次地促膝长谈，渐渐地，他们成了无话不说的朋友。爸爸从生意谈到政治，从个人命运谈到国家前途。他对王刚说，蒋介石的老本在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输得差不多了，国民党的整个败局已定，情况已经十分明显，解放军很快就要渡江南下，你应该认清形势，迅速打定主意，及早弃暗投明。王刚在爸爸的游说下，答应尽快考虑和筹划起义的事宜。

那段时间，爸爸整日奔波于敌人的剌刀和枪口之下。妈妈则是整天提心吊胆，怕万一出事，不仅危及爸爸的生命，还会连累全家老小遭受苦难。而爸爸每天仍然微笑着出门，还劝妈妈说：“要乐观些，干革命总要冒点风险，否则革命也太容易了。”

不久，不幸的事还真是发生了。1949年春节过后，胜利的消息不断从前线传来。国民党义乌县自卫三中队起义的事也已基本落实。农历3月2日，爸爸和朱育茂叔叔等人一起到义乌西乡去找游击队领导季鸿业汇报情况，并研究落实自卫三中队起义的具体部署。出门时，爸爸说好三五天就回来，可七八天过去了，一直不见他的身影。妈妈那个急呀！她每天傍晚都去村口接爸爸，结果都是独自而归。

那天，妈妈还没有回来，屋外的风声和狗吠声响成一片。我和哥哥害怕极了，蜷缩在屋角哭了起来。正在这时，房门被打开了，妈妈和大表哥吴璀炎裹着一股冷风闪了进来。好久没看到表哥了，我们破涕为笑，朝表哥扑了过去。表哥这时却没了平时的高兴劲，而是满脸的愁容。回头看看妈妈，只见双眼红红的，像是刚哭过的样子。看到妈妈这个样子，我和哥哥都愣住了。妈妈一把把我俩搂在怀里，忧伤地说：“你们的爸爸被抓走了。”

接下来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为了营救爸爸，也为了把革命工作坚持下去，妈妈整天奔波在外，几天都顾不上弹棉花了，家里无钱买米，我家断炊了。年迈多病的奶奶整天躺在床上，流着泪捻着佛珠祈祷爸爸平安。我们吃不上饭，肚子饿了就只会哭。晚上，妈妈筋疲力竭地回到家中，我和哥哥一边一个抱着她的腿，哭着喊：“妈妈，我肚子饿！” “妈妈，我要吃饭！”妈妈听着我们的哭喊声，心都碎了，抱着我们伤心地落泪。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妈妈破例没出门，像是在家里等什么人。过了不久，大舅赶来了。妈妈拉着我和哥哥的手说：“昌田、建苏，乖，你们今天跟大舅到外婆家去吧。”我们紧紧拽着妈妈的衣襟，不愿离开。妈妈蹲下来搂着我们说：“妈妈有许多事要做，实在是没法管你们。奶奶年纪大了，身体又不好，也照顾不了你们，还是让大舅把你们带走吧。”就这样，我们含泪告别了妈妈和奶奶，一人坐在一个箩筐里，让大舅用一根扁担把我们俩从义乌南乡的东朱挑到了义乌西乡的吴店。

后来，我们才知道，妈妈所说的“有好多事要做”可都是一些大事情啊！爸爸被捕后，妈妈真是忧心如焚。作为一名坚持地下工作的共产党员，她担心党的事业会不会因为爸爸的被捕而受到破坏；作为一名妻子，她更担心爸爸的安危。

令妈妈感到欣慰的是，国民党自卫三中队在爸爸被捕的当天晚上提前起义了，党的武装得到了壮大。更令妈妈感到骄傲的是，爸爸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就在爸爸被捕几天后，为了扩大国民党自卫三中队起义的影响，扩大金萧支队的影响，我们的部队拉到义南地区活动，部队领导人季鸿业叔叔还特地赶到东朱村来看望妈妈。他对妈妈说：“老朱在狱中很坚强，上刑六七次，都没有吐露出一句对敌人有用的供词，只是一口咬定自己是做生意的。敌人虽然怀疑他是共产党，但苦于找不到有力的证据，一时也难以判定他的真实身份。”同时，季鸿业叔叔还告诉妈妈，组织上正在设法营救，让妈妈也以亲人的名义想办法利用各种关系，争取社会上头面人物出面担保。

妈妈赶紧托人写了一张爸爸是生意人的证明，先后请义乌赤岸乡16个保长具名盖章联保。这些图章盖来可真是不容易，多亏我党打进敌人内部担任保长的朱兆龙叔叔，他陪着妈妈一个一个上门恳求，受尽了艰辛。可是，光有这些保长的证明还不够，还得找一位在社会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妈妈想到了同是东朱人的乡绅朱升铨。

朱升铨是一个爱国，爱乡的绅士。他上过黄埔一期，参加过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在江山县县长任上时就和共产党人有过接触，抗战期间也曾和日本侵略军英勇斗争过。当时他是义乌县的参议员，又担任着民国政府浙江省参议院的侯补参议员，公务繁忙，行踪不定，要找到他可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不容易，妈妈打听到朱升铨到杭州去了，为了抢时间早日将爸爸营救出狱，从来没出过远门的妈妈决定赶往杭州。

那时，时局不稳，加上国民党为了挽回败局，日夜军运繁忙，交通秩序十分混乱：日常车运时断时续、时有时无；火车站上候车的人密密麻麻，看见一辆火车过来，大家都争先恐后，你推我拥，拼命往车上挤；不但车厢内挤得水泄不通，连车棚顶上也挤满了人。坐在那沒有安全措施的车棚顶上，在列车飞速行驶的过程中是多么地危险。但妈妈顾不了那么多了，她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爬上车厢顶棚，找一个地方坐了下来。火车一开动，寒风剌骨，冻得她上下牙直打颤……历尽千辛万苦，好不容易赶到杭州，没想到朱升铨又跑回义乌去了。

妈妈真是欲哭无泪，只得再往回赶，最后总算在佛堂镇找到了他。朱升铨被妈妈那焦虑憔悴的模样、满眼渴望求助的目光打动了，他答应了妈妈的请求，毫不迟疑地在16位保长为爸爸具结担保的联署书上签上了自己的大名，同时还通过各种关系向有关人员做了疏通工作。

敌人一时摸不清底细，对爸爸的监禁稍有放松。趁此机会，妈妈赶到义乌县衙门，给狱卒送上香烟、老酒，才得以和爸爸见上一面。妈妈在一个一尺见方的窗口中看到了爸爸，由于多次受刑，爸爸的身体损伤很大，脸上没有一点血色，消瘦得不成样子。当时他已无法行走，是由两个看守架着，拖到窗口来的。妈妈见到爸爸这个样子，伤心地哭了起来。爸爸却忍着泪对妈妈说：“你要好好听‘大人’的话，坚强地活下去。”爸爸的这番话，妈妈是听得懂的，那就是要她好好听党的话，革命到底。妈妈尽力克制着自己，哽咽着对爸爸说：“我知道了，你放心吧……”。

时间过得飞快，没过多久看守就发话了，说是探监时间已到，催着妈妈赶快离开。妈妈用双手把住窗口，再想多看爸爸几眼，可无情的窗口“叭”地一声关上了，妈妈只得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关押爸爸的地方。回到家中，妈妈从爸爸换下的衣服领子里找到了一张小字条，那是用铅笔写在一张毛边纸上的。爸爸以一个革命者的气节，表示了必死的决心，并嘱咐妈妈要想办法将我和哥哥抚养成人……看着这张字条，妈妈真是心如刀绞，但同时也更坚定了她要为党的事业斗争到底的决心。

妈妈承受着思念亲人的痛苦，却没有停止过革命工作。那段时间，她经常和东朱小学的几位党员一起研究工作，刻印、散发传单。她还冒着危险，和打入国民党203师的朱作潮取得联系，和他具体商量起义的地点、联络信号，并向朱育茂叔叔汇报。

1949年4月，我解放大军横渡长江的消息传来，义乌县城内敌人惊恐万状。前不久在佛堂起义的自卫三中队根据党的指示，一举消灭了国民党的另一个中队，形势对我们十分有利。新来的国民党义乌县县长，一来不太了解爸爸的案情，二来也想为自己留条后路，就顺水推舟，把爸爸和其他一些犯人统统移交给法院交保释放。

重新获得自由的爸爸跌跌撞撞地走出监狱大门，他的双腿因多次上老虎凳，伤残过重，已站立不稳。妈妈赶紧雇了一顶“被笼”，把他抬到佛堂一位亲戚家安顿了下来。

劫后余生，为了纪念他们的重逢，也是为了永远记住这段难忘的经历，于是就有了开头所说的那张照片。

　　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如火如荼地展开。经组织调动，爸爸妈妈于1952年1月来到了还在兴建中的全省第一家大型国有企业——浙江麻纺织厂，从此开始了他们新的征程。

　　

1959年3月，组织上以”不拘形式重新入党”的方式解决了爸爸的党籍问题。但爸爸一直坚持申辩，始终不放弃纠错诉求。1984年4月4日，中共杭州市委《市委批(1984)12号》文明确：”恢复朱恒卿同志一九三八年六月至一九五九年重新入党的这一段党龄，党龄从一九三八年六月起，连续计算"。爸爸蒙受的近四十年的不实之冤终于被彻底纠正了!

（摄于爸爸80大寿那天。照片上的这块石头立于杭州灵峰笼月楼院内。这里曾长有一棵玉兰树，后来有一支生机勃勃的毛竹从树干中的空洞中蹿了出来，竹兰缠绕，人们称之为天缘巧合。此照表明了他俩在革命道路上始终携手而行的缘分和坚守。）

　 1995年的10月10日和12月18日，爸爸妈妈相继离我们而去，但他们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我们的心中！我们十分珍惜这张特殊的照片，就把它烧制成磁片，镶嵌在了父母的墓碑之上。

如今每当我们去南山陵园，伫立在父母的墓前，凝视着这张相片时，都会勾起这段难忘的记忆。想想他们当年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是什么东西支撑着他们，让他们在蒙受冤屈时还坚定执着；在生与死的考验面前仍坚贞不屈？！那唯一的答案就是理想的力量！信仰的力量！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一辈子为了新中国的强盛而努力奋斗——历经苦难，不屈不挠；忍辱负重、吃苦耐劳；节衣缩食、两袖清风。你们甚至都还没来得及享受到离休干部现在较好的政治和生活待遇，也没能给我们留下什么财产，但却为我们留下了一座用之不竭的精神富矿！

放眼当下，世事纷扰，在社会的转型变革期，我们也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迷惘、焦虑和愁闷。每到这时，想起你们因信仰而坚定，因大爱而执着的精神，我的心情就会渐渐平复下来，就不至于迷失自己的心灵。你们的这种“大爱”能让我的灵魂得到一次又一次的净化！

亲爱的爸爸妈妈，永远深深地怀念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