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林军旅篇之（十四）——部队的政治生活

二竹斋

　　徐林军旅篇之（十四）

——部队的政治生活

从“文革”爆发起，就已习惯了地方上频繁“城头变换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的政治生态。一直以为国家就是这样一直乱下去，全国已没有一处政治安宁的地方了。

想不到的是，刚踏入军营，就感到一股清流扑面而来，仿佛一下子就找到了“文革”前全社会都有的，充满正气的，有序的政治氛围。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里，受到“文革”极左冲击较小的地方，为国家保留住了一块相对安宁的政治生活净土。

解放军作为一个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自一九二七年的“八七会议”，提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论断；到同年九月 “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再到一九二九年十二月的古田会议做出了“党指挥枪”的决议。从此“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就成为了我军的建军原则。因此，我们这支军队自建立之初，就是一个十分重视政治的军队，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思想教育并不亚于任何一个领域。 “文革”时期部队和地方上一样，也要开展思想教育和各种政治运动，与地方不同的是，这些工作都是在军队各级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的。

连队指导员

指导员是连队的政治主官，主要负责连队的政治思想工作，与连长共同负责连队的全面建设，完成上级赋予的各项任务。其主要工作概括为管思想，抓党建，聚人心，正风气，带队伍。

我入伍时，连队有正、副两名指导员。指导员米生荣是一个除了没有听他唱过《信天游》外的，具有典型西北汉子重行动，少空话气质的连队政治主官。他在安排连队的政治学习，大批判和文体活动的同时，还担任了连队政治教育的主讲教员。

那时候我们政治学习的主要内容有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毛主席的重要文章。还学习一些政治名词，如什么是辩证法，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等。过去我没有接触过这些知识，也对这些拗口的理论和名词，缺乏主动学习的兴趣。

到了部队就不一样了，每次学习后班里都要讨论，下一次上政治课时，指导员有时还要抽问，这不得不促使我上课时认真做笔记。几年下来，最大的收获就是养成了记笔记的好习惯，这在以后的工作中获益良多。

每年的工作总结和来年的工作计划，指导员都会亲力亲为。这期间他常常下到班里，找战士谈心和征求意见，再将收集起来的材料整理后形成文字。所以，他做的工作总结和工作计划少有大话、套话，十分接地气。每次指导员在做总结报告时，我都会尽我所能详细记录下来，没想到就是这个习惯，在我退伍后给了我很大的帮助。

退伍不久，我担任了单位的团支部书记，在每年年底形成支部工作总结时，我都会翻看我在指导员年终总结时记下的笔记，也会像指导员那样去征求支委和部分团员的意见。这些工作方法，都得益于连队指导员对我的无形影响。

甘肃籍的朱副指导员，口才特别好。每当他讲课时，只需在两张纸条上写下提纲，深入浅出，侃侃而谈一两个小时不重复，让人十分佩服。

朱副指导员还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他的身体不怎么好，记得进入一九七五年，他的健康每况愈下，经常看病吃药。他好像对中药情有独钟，由于副指导员的寝室与我们班面对面，常看到他坐在寝室门边，在两块砖支起的简易灶上，用一个黑乎乎的罐子熬药。

有趣的是他在熬药时，还边熬边深情地反反复复唱《沂蒙颂》里那几句“蒙山高，沂水长，我为亲人熬鸡汤，续一把蒙山柴，炉火更旺，添一瓢沂河水，情深意长。”的歌词。战士们打趣地说：“副指导员罐子里是不是熬的药鸡汤哟？”

战士们十分关心副指导员的身体，看到他那瘦高的身材，躬身熬药的形象既有几分酸楚，又为他的乐观情绪所感染，都希望他能早日恢复健康。没想到他在一九七五年年底时，就转业离开了部队。

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虽然有指导员和副指导员统管，但具体到每个战士的思想工作，主要还是靠各班的战友。每个士兵的思想状况，一个班里的战友和班长、副班长是最清楚的，有战友出现思想问题，最先察觉到的就是班里朝夕相处的战友。

这个时候，就会有战友主动出面与他谈心，对他进行心理疏导，这样的效果十分明显，战士们的许多思想问题，都能在班里得到及时解决。

尤其是新兵刚到老连队时，班里的老兵个个都是小指导员，他们会分别找新兵谈心，除了帮助新兵尽快融入到连队的这个集体和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还会总结出新兵的成绩，找出存在的不足，指出努力的方向。当时感觉班里的老兵都有水平，说话头头是道，让人心服口服。

刚到老连队时的班长，是一九七零年入伍的广东东莞的老班长，他是在全班的老兵与我谈心后，最后一个找我的。当时心情还有点紧张，毕竟来到部队不久，对部队的许多规章制度还不熟悉，不知道我在哪些方面没有做好，班长会不会批评我。

没想到班长带我来到训练场上的一个土堆边坐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今天找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就是随便吹吹牛。”我当时一愣，第一反应就是“谈心还有这么谈的呀？”随即紧张的心情一下子就放松了。

班长平时对班里的战士要求严格，在班里也不苟言笑，新老战友对他都有点敬畏。那天他心情不错，与平时判若两人，态度也十分和蔼，给我摆了许多他们家乡的事，包括鲜为人知的大逃港事件。

那天晚上，我们摆得十分投缘，不仅使我受益匪浅，还让我了解到班长性格的另一面。最后他对我的表现做了肯定和鼓励，还推心置腹的说了一句我至今都记得的话:“今后无论做什么事情，再苦再累都不要发牢骚。本来安排给你的工作已经完成了，再说怪话不仅起不到任何作用，还给大家留下不好的印象。”

班长独特的谈心方式，给了我启发，以后我在和其他战友谈心时，只要不涉及到严肃的话题，也会用班长教给我的这种方法，一般都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连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就是这样的深入到每个班排的每个战士。正因为有了这种从上到下自觉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才保证了连队各项任务的顺利完成。像这样的好传统，好作风，不知道我们的继任者传承下来了没有，真希望他们能代代相传，永远在我们军队里发扬光大。

　　军队中的大批判

那时的中国处于一个不正常的状态，大批判是那个年代的主旋律，它贯穿于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生活中，军队也不例外。与地方大批判总要找几个“走资派”或“坏头头”陪斗不同的是，部队的大批判中规中矩，完全是按照上级的布置开展的。

记得在我服役期间，参加过的政治运动有“批判林彪左倾机会主义路线”，不久又改成“批判林彪形左实右路线”，接着又是 “批林批孔运动”、“评法反儒”、“批周公”、“学习继续革命理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 等等。这些眼花缭乱的运动，让人目不暇接，最终心生反感。

有大批判就有批判会，有批判会连队就会安排战士们做大批判发言。刚到老连队不久，就遇到召开批判林彪的《571 工程纪要》大会，我接到了排里安排在批判会上发言的任务。给我的批判主题是“批判干部进五七干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变相劳改的谬论”。

接到任务的时候，离大批判的时间只有两三天了，我只有利用打石头的工余时间准备批判稿。那是我第一次参加批判会发言，当然也是我第一次写批判文章。 凭我当时的文化程度，哪里能写出理论性极强的大批判文章？更何况从我们家庭在“文革”中的遭遇和三兄弟上山下乡的亲身经历，打心里并不十分排斥林彪的这个“谬论”。但这又是连队交给我的第一个政治任务，哪怕有再大的困难和思想障碍，也要认真完成。

于是我找来《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从里面大段大段地抄摘相关的批判文章。再融入自己上山下乡的体会和父母亲进五七干校的经历，用写信的十行纸，赶在批判会召开的前夕，洋洋洒洒的写出了十多页的大批判稿。现在想来，我的第一篇“大文章”里，有许多言不由衷的话，但里面对生产队质朴村民的感激之情，却是发自肺腑的真情流露。

连队的批判会是在三机连连部外面葡萄架下召开的，那是我第一次在全连队伍前发言，紧张得我手抖心跳。待我把一篇批判稿念完，已是汗流浃背。

从那以后的三年时间里，连队的大批判会几乎都有我的发言，而且我的批判主题自始至终都没有变化。这样也好，无需我再去挖空心思的写批判稿，每次接到批判任务时，只需将上篇大批判稿略加修改就行了。

在批判林彪的军事路线时，最多的是批判他在辽沈战役中，不听毛主席的指挥，多次受到严厉批评，才不得不回到毛主席的正确指挥上来。即便是这样，也还是因为没有认真执行毛主席的指示，造成国民党数万残军，从葫芦岛逃跑。那时候给我的感觉是，统领百万大军，驰骋疆场，横扫大半个中国，令敌军闻风丧胆的战神，竟是一个不折不扣，不听话的提线木偶！

我还参加过团里组织的“继续革命理论”的培训，学习结束后回到连队，在全连进行了理论辅导。现在还记得为什么革命成功后，还要进行继续革命的原因，有因红色割据，党内长期存在山头主义；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党内混入了阶级异己分子；革命队伍中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等十多个必需继续革命的道理。

我对大多数要继续革命的原因是深信不疑的，但对其中的 “我们国家是处在小资产阶级汪洋大海包围之中”的这一个论断却实在不理解，因为这里明确指出的“汪洋大海的小资产阶级”就是中国的农民阶级。

我理解的小资产阶级应该是不愁吃穿，生活富足，能识文断句，在社会上有一定地位的阶层。而我国的农民阶级无论是解放前，还是解放后都以受教育程度不高，其社会地位和生活水平远远达不到其他阶层的水准，就是与无产阶级的工人老大哥相比，也相差好大一截。这让我实在是理解不了，怎么会把这片 “汪洋大海”划到了小资产阶级这个范畴里去的。这样的划法实在是有些“扯”，何况中国革命的成功，“汪洋大海”是做出了不可磨灭贡献的。难不成今后的继续革命，还会革到他们的头上来？

像这类的困惑还遇到一些，比如“批林批孔”之初，觉得批林就批林嘛，为啥要把死毬了两千多年的孔夫子也拉出来陪批？

在班里学习讨论的时候，我提出了这个想法，立即得到了同我一年入伍，分在一个班的安徽安庆籍黄战友的响应。黄战友入伍前，读过两年工人大学，大家都叫他黄大学。他毕竟读过大学，知识面比我们丰富许多，发言时他从理论，从历史，从孔夫子对我国教育的影响谈了自己的看法。

第二天，指导员就来找我谈话了，指出“批林批孔是大方向，要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开展运动。”就这么两句话，说完就走了。没有严厉批评，没有上纲上线，更没有追究政治责任。至于指导员找没找黄大学，我就不知道了。这件事虽然就这样风轻云淡的过去了，但从那以后我接受了教训，再没有在这类事关政治的大事上犯瓜。

在“批林批孔”的中后期，又开展了“批周公”。我对这些历史人物一点不了解，只是觉得这样突兀的拉出一个周公来一通批判，是不是有所指？毕竟在当年那种政治环境下，忽然出问题的大首长并不鲜见。只是这次吸取了教训，再不敢公开自己的想法。

“大批判”运动让我这样的普通士兵，了解到在我党高层也存在激烈的斗争，有些斗争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所以才会产生出 “继续革命”的理论。在“大批判” 过程中，也有一些意外收获，比如“批林批孔”、“评法反儒”等，都会包含一些历史知识和典故，虽然这些知识是碎片化的，但总比一点不了解的要强点嘛。

连队赛诗会

在那个年代除了大批判，还会有一些层出不穷的小批判时不时的冒出来。比如像“批唯生产力论”，就是其中之一。

“文革”后期，一些被打倒的老干部陆续复出。他们在恢复工作后，开始整顿秩序，恢复生产。这样就引起了一些“文革派” 的不满，于是开始猛批“唯生产力论”，以此来打压那些刚刚复出的老干部，将刚有些起色的国民经济压了下去。

当时我们在部队，也参与了批“唯生产力论”的运动。印象中这次批判，只是学习报刊杂志有关批判文章，在班里开展批判讨论，没有召开过连一级的批判会。

更出人意料的是，一个叫安东尼奥的意大利人，拍了一部叫《中国》的纪录片，也引起了一场暴风雨般的批判。我们在开展批判的过程中，并没有观看过这部纪录片，只是根据上面的统一口径盲批。也怪这个不长眼的安东尼奥，你惹谁不行，非要来惹你惹不起的中国“极左派”。

几十年后，我终于在网络上看到，被我们当初批得一脸懵逼的安东尼奥拍摄的纪录片《中国》。经反复观看几遍后，没有看出这部纪录片有什么大问题。相反的是我们看到的和亲身体验到的，与纪录片中呈现出的画面相比，有过之无不及。当年我们按照上面的部署，鹦鹉学舌的批判安东尼奥的那些“罪状”，也大都是不实之词或是小题大做。

在众多批判主题中，也有我感兴趣的批判。像《评水浒》这样的批判内容，就有让人眼睛一亮的感觉。《评水浒》不像批安东尼奥的《中国》那样盲批，上面允许出版早已被打入“封资修” 另册的《水浒》，供我们批判用。

这样我们就能看到多年梦寐以求，而四处寻找无果的《水浒传》了，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在评《水浒》期间，我如饥似渴的将《水浒》七十回本，一百回本，一百一十回本读了个遍，看得我直呼过瘾。至于评宋江“杀人放火受招安”，金圣叹腰斩《水浒》等批判内容，按上面的布置批就行了。

这正应了当年流行的那句话“上管线，下管干”，我们这些不具备“反潮流”精神的普通士兵，只要能借此机会读到《水浒传》，就心满意足了。那时候还冒出过这样的想法，希望上面把中国的四大名著都评个遍，如果能把所有被封禁的文学作品，都拿出来评一评就更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

河北有个小靳庄，那段时间也狠狠地火了一把。这个不知名的小 村庄，不晓得是吃了啥子灵丹妙药，一夜之间全村人都成了舞文弄墨的高手。村里的男女老少除了是种田能手，还会写诗。他们发表在《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上的诗，水平都能赶上许多现代诗人的作品。村里的社员还组织赛诗会，男女老少轮番上阵，纷纷亮出自己创作的诗歌，搞得好不热闹。

小靳庄社员写诗赛诗的事迹，经上面的大力宣传鼓动，一下就火遍了全国。一段时间，全国各行各业都掀起了学习小靳庄的热潮，写诗赛诗的报道频频出现在报刊上。

那几天，《解放军报》也在大篇幅的报道军队学习小靳庄，战士们写诗赛诗的热情空前高涨。我们连队也不甘落后，鼓励战士们写诗，还积极筹备开展一次全连赛诗会。

我一直认为，会写诗的人文学素养都是很高的，像我这样文章都写不好的，莫说写诗，就是让我背像李白、杜甫这些诗人的诗，都会感到头疼。所以，当连里号召我们写诗时，我也没有把它当回事，一个字都没写。不想没过几天，连里就组织了一场赛诗会。

主持赛诗会的是郝副连长，全连在礼堂里集合完毕后，郝副连长宣布赛诗会开始。这时出现了一个短暂的冷场，郝副连长就开始点将了。好在我是副班长，我的位置是在队列的最后面，我把头埋得低低的，打算蒙混过关。

没想到郝副连长却盯上了我，第一个就点名叫我上台。我心头叫苦不迭，极不情愿的出列，在从队尾走到前台的过程中，脑瓜子飞快的运转，胡乱的拼凑出了几句打油诗。

来到台上我定了定神，念道：“全连干战情激昂，大步走上赛诗台，唐诗宋词我不要，新人新诗占诗坛。”当念到“唐诗宋词我不要”这句大白话时，全连哄堂大笑。这时我也顾不上那么多了，念完我的“大作”，就像逃命一样地跑回了队尾。

好在接下来各班排的“诗人”们纷纷上台，亮出自己的作品，掀起了一个又一个高潮。这时我从心底里佩服这些战友，他们是怎么想出这么大篇大篇的诗的!虽然这些诗写得十分粗糙，一些句子跟我的那句“大白话”不分伯仲，但凭那个年代大家的文化程度普遍不高的现状，战友们能想出这样的诗句也真的是下了一番功夫。

尽管这次学习小靳庄，全民开展写诗赛诗的运动宛如一出闹剧，但其间发生的一些事情，仍值得回味。这同样是我服役生涯中不可或缺的一段经历。

部队的政治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有春雨细无声的思想政治工作，也有疾风暴雨般的政治运动。虽然都带有那个年代“极左” 的烙印，但在置身于这样的政治环境中的普通一兵，也得到了独立思考问题和参与思想政治工作的锻炼，为自己的人生积累了难得的经验。

徐林 2026 年 6 月 2 号于成都丽景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