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历史博物馆Ⅱ第三展厅盛唐气象②

花仙子

多翠胜雪 瓷器

唐代是我国陶瓷业大发展时期。唐中期以后盛行饮茶之风，故瓷类茶具需求量增加，加之对外贸易中瓷器占有重要地位，促使唐代瓷器手工业得到充分发展。其时，河北邢窑的白瓷与浙江越窑的青瓷分别代表了北方和南方瓷业的最高成就，故有“南青北白”之说。

陕西历史博物馆Ⅱ文明摇篮(第一展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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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历史博物馆Ⅱ东方崛起(第一展厅)

陕西历史博物馆Ⅱ第二展厅《大汉雄风》&《唐代壁画珍品馆》

陕西历史博物馆Ⅱ第四展厅大唐遗宝①

陕西历史博物馆Ⅱ第四展厅大唐遗宝②

陕西历史博物馆Ⅱ第五展厅寻找“最初的中国”

陕西历史博物馆Ⅱ第三展厅盛唐气象①

这是唐代白瓷展柜，展示了三件典型的隋唐时期白瓷器物：

1. 左侧三足小罐（编号28），这是一件白瓷三足罐，是隋至初唐时期的典型器型。罐身圆润，底部带有三个矮足，既实用又兼具装饰性，常见于当时的日用或陪葬器物中。

2. 中间大碗（编号29），这是一件唐代白瓷碗，器形规整，敞口、弧腹，是唐代邢窑/巩县窑白瓷的典型风格。这类白瓷碗是“南青北白”时代北方白瓷的代表，釉色温润，胎质细腻，反映了唐代成熟的制瓷水平。

3. 右侧白瓷杯（编号31），这是一件白瓷深腹杯，杯壁较直，底部带圈足，杯身有明显的修复痕迹（裂纹）。唐代白瓷杯常作为酒具或茶具使用，器形简洁，是当时贵族与平民都喜爱的日用瓷。

唐代是中国白瓷发展的黄金时期，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业格局：以河北邢窑为代表的北方白瓷，釉色洁白莹润，有“类银似雪”的美誉。浙江越窑的青瓷则以“千峰翠色”著称，代表南方青瓷的最高水平。这些白瓷器物不仅是当时日常生活的实用品，也见证了唐代丝绸之路背景下，中外文化交流带来的器形与工艺融合。

1. 左侧：

白瓷执壶（也叫注子，编号31），这是一件典型的唐代白瓷执壶，是当时最主流的日用瓷之一，主要用于盛酒或注茶。器形为盘口、束颈、鼓腹，一侧带把手、一侧带短直流，造型简洁实用，釉色白中泛青，带有细小的斑点，是唐代北方白瓷窑口（如邢窑、巩县窑）的典型特征。这类执壶在唐中期以后随着饮茶之风盛行而大量出现，也是唐代瓷器手工业成熟的标志之一。

2. 右侧：白瓷花口壶（胡瓶，编号32）

这是一件具有鲜明外来风格的白瓷花口壶，也叫凤首壶/胡瓶，是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典型器物。壶口呈花形（凤首状），高足、单柄，整体造型源自波斯萨珊王朝的金属胡瓶，在唐代被中国工匠以白瓷工艺复刻，既保留了异域风情，又融入了中国的审美特点。

这类胡瓶是唐代中外文化交融的直接见证，反映了当时长安作为国际大都会，对西域文化的吸收与再创造。

陕西历史博物馆的隋唐白瓷展区三件风格鲜明的白瓷器物

1. 左侧：白瓷唾盂（编号33），也叫渣斗，是隋唐时期贵族宴饮时用来盛放废弃物的专用器具，常见于墓葬和遗址出土。造型为上敞口、下鼓腹、高圈足，釉色白润，是唐代白瓷工艺的典型代表。这类器物在唐代不仅实用，也是身份与生活方式的体现。

2. 中间：白瓷束腰罐（编号34，隋代）

这是1954年西安郭家滩隋代姬威墓出土的白瓷束腰罐，是隋代白瓷的精品，存世稀少。器形为束腰、广口、带盖，线条简洁流畅，釉色温润，代表了隋代白瓷工艺的最高水平。姬威是隋代权臣，这件器物也是当时贵族生活与丧葬制度的直接见证。

3. 右侧：白瓷盖罐（编号35）

这是一件唐代白瓷盖罐，带宝珠形盖钮，罐身饱满圆润，釉色白中泛青，开片自然。这类带盖罐多作为储物器使用，可盛放粮食、酒水或化妆品，是唐代家庭中常见的日用瓷。

隋代白瓷是中国白瓷发展的关键阶段，它打破了青瓷一统天下的局面，为唐代“南青北白”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姬威墓出土的白瓷束腰罐，是隋代白瓷的标杆器物之一，它的烧制成功，证明了隋代工匠已经掌握了成熟的白瓷烧制技术。唾盂、束腰罐、盖罐的组合，也完整展现了隋唐时期从宴饮、日用、到丧葬的生活场景。

白瓷双龙柄执壶

是唐代中外文化交融的代表性器物。通高51.5厘米，整体挺拔修长，盘口细颈、丰肩鼓腹，下腹内收，线条流畅优美。最具特色的是两侧的双龙形柄：两条龙弓曲向上，龙头探入壶口，呈张口衔饮状，造型生动，充满张力。龙柄为手工捏塑而成，细节丰富，龙身的鳞纹、鼓钉清晰可见，展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塑形技艺。壶肩中央还贴塑有兽面装饰，进一步增强了器物的威严感。这种双龙柄壶是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产物：它在传统鸡首壶的基础上，吸收了波斯萨珊王朝金属胡瓶的造型特点，是中外文化融合的典型例证。这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初唐至盛唐时期，多见于长安、洛阳等都城，是当时贵族阶层的重要用器，也反映了唐代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白瓷工艺在唐代达到高峰，这件器物的釉色温润、胎质细腻，体现了“南青北白”格局中北方白瓷的高超水平。双龙柄壶并非实用器，更可能是用于礼仪、陈设或陪葬的礼器，其造型融合了龙纹的权威象征与外来文化元素，是大唐盛世文化自信与交流的缩影。

隋代白瓷钵

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编号38号，是隋代白瓷的代表性器物之一。隋（公元581年—公元617年），出土地：1965年西安市长安区天子峪国清寺塔出土，通高约15厘米，口径约14.5厘米，敛口、鼓腹、整体呈圆球状，线条圆润饱满，是隋代白瓷钵的典型样式。这种造型的器物也常被称为“盂”或“水盂”，器型规整，给人敦实稳重之感。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微微泛黄，是隋代白瓷受胎土与烧制工艺影响的典型特征。釉面有细小的缩釉点和开片痕迹，外壁施釉未完全到底，底部露胎，符合当时白瓷的施釉工艺特点。内壁可见深色痕迹，推测是出土前长期埋藏或作为佛教供器使用留下的痕迹。这件器物出土于隋代舍利塔中，是当时佛教活动的重要见证，很可能作为盛放净水的供器使用。隋代是中国白瓷发展的关键时期，这件白瓷钵工艺成熟、器形规整，代表了当时北方白瓷的烧制水平。

唐代白瓷罐（也常称白瓷坛/白釉罐）

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北方白瓷的典型器物，整体呈饱满的球形（“罐”的经典样式），口部为小敛口（短直口），鼓腹，平底，线条圆润流畅，是唐代储纳用瓷的常见形制。这种造型在唐代多被称为“瓮”或“罐”，因腹大口小，密封性好，适合储存粮食、酒、水等物品。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微微泛黄，釉面可见自然的开片、细小缩釉点和流釉痕迹，这是唐代白瓷受胎土、烧制工艺影响的典型特征。釉面中部有一圈淡淡的横向痕迹，是器物烧制过程中留下的工艺痕迹或长期使用形成的磨损，也可能是施釉工艺留下的接釉线。器物外壁施釉未完全到底，底部露胎，胎色灰白，是唐代白瓷常见的“施釉不及底”工艺。唐代形成了“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北方以邢窑、巩义窑等为代表生产白瓷，这类器物正是当时白瓷普及的见证。这类白瓷罐用途广泛，除了作为日常储器，也常作为随葬明器出土，是唐代社会生活的缩影。

唐代白瓷梅瓶（也叫白瓷罈/白瓷罐）

是唐代北方白瓷的代表性器物之一。典型的梅瓶样式：小口、短颈、丰肩、瘦底，整体线条挺拔流畅，器型饱满稳重。这种造型在唐代多被称为“经瓶”，主要用于储酒，因口小、腹深，密封性好，能有效防止酒液挥发。口部呈卷唇状，便于加盖密封，底部为平底，放置稳定。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灰，是唐代北方白瓷（如巩县窑、邢窑）的典型特征。 釉面布满细密的开片（冰裂纹），这是釉面老化或烧制过程中形成的自然现象，也是古瓷的一种独特美感。胎质细腻，施釉不及底，底部露胎，是唐代白瓷常见的工艺处理方式。唐代“南青北白”的瓷器格局下，这类白瓷梅瓶多为北方窑口烧制，既作为实用酒器，也常作为随葬明器，是唐代社会生活与制瓷工艺的缩影。梅瓶的造型从唐代开始定型，后世宋元明清都延续并发展了这种器型，是中国瓷器史上极具生命力的经典造型之一。

唐代青瓷四系罐、白瓷“官”字款花口碟等文物，是唐代“南青北白”瓷器格局的直观体现。

1. 青瓷四系罐（右侧），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西安市韩森寨出土。直口、丰肩、鼓腹、平底，肩部对称分布四个桥形系（耳），方便穿绳提携，是唐代青瓷储纳器的典型样式。通体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釉面可见自然流釉痕迹，是唐代北方青瓷（如耀州窑前身黄堡窑）的代表工艺。这类器物多用来盛放粮食、酒水，也常作为随葬明器。

2. 白瓷罐（左侧）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直口、丰肩、平底，肩部有对称的桥形系，整体风格与青瓷罐一致，体现了唐代白瓷与青瓷在器型上的相互影响。通体施白釉，釉色白中泛青，釉面光洁，是唐代北方白瓷（如邢窑、巩县窑）的典型风格，反映了当时白瓷工艺的成熟水平。

3. 白瓷“官”字款花口碟（下方三件），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西安市北郊火烧壁出土。造型特征：器型模仿金银器的花口造型，碟口呈五瓣/多瓣花形，线条轻盈优美，是唐代贵族审美风格的体现。这类白瓷碟是晚唐定窑的产品，底部刻有“官”字款，是专为宫廷烧制的贡瓷，代表了当时白瓷工艺的最高水平。花口、压棱等工艺，是模仿金银器造型的典型特征，也是唐代瓷器“仿金银器”风潮的体现。唐代瓷器形成了“南青北白”的格局：南方以越窑为代表生产青瓷，北方以邢窑、定窑、巩县窑为代表生产白瓷。这组展陈的器物，正好同时展示了唐代青瓷与白瓷的不同风貌，其中“官”字款白瓷更是唐代官窑制度的重要实物见证。

两件唐代的青瓷珍品，分别是青瓷碗和秘色瓷五曲花口盘。

1. 左侧：唐代青瓷碗，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通体施青釉，釉色温润，器型规整敞口、弧腹，是唐代日常最常见的食器样式，可用于盛放汤面、粥品等食物。这类青瓷多为北方窑口（如黄堡窑）或南方越窑的产品，体现了唐代“南青北白”瓷器格局中，青瓷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性。

2. 右侧：秘色瓷五曲花口盘（一级文物）

• 时代：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 出土地：1987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寺地宫出土

• 工艺特征：

◦ 造型为五瓣花口，腹壁斜收，从盘口到下腹部有五条凸棱，模仿唐代金银器的造型，是贵族审美风潮下的典型瓷器设计。

◦ 通体施青黄色釉，釉面均匀凝润，光洁如玉，外壁还保留着当年地宫供奉时包裹的宣纸印痕。

• 历史背景：

秘色瓷是唐代越窑青瓷中的顶级贡品，专供皇室贵族使用，法门寺地宫出土的物帐碑中明确记载了这批瓷器为“秘色瓷”，也让后世揭开了这种“如冰似玉”的瓷器之谜。

💡 小知识

这两件器物正好代表了唐代青瓷的两个维度：一件是平民日常使用的实用器，一件是皇室供奉的顶级贡品。秘色瓷之所以珍贵，是因为它代表了唐代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夺得千峰翠色来”，是当时文人墨客争相咏叹的瓷器珍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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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色越器

唐 陆龟蒙

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

好向中宵盛沆瀣，共嵇中散斗遗杯。

这组是唐代耀州窑（黄堡窑）的代表性瓷器，展示了当时黑釉、青釉、素胎彩绘等多种工艺。

上层展架

1. 黑釉高足灯（左侧），高足、浅盘，是唐代常见的照明器具。通体施黑釉，釉色乌黑光亮，是耀州窑早期黑瓷的典型产品，器型简洁实用。

2. 黑釉仕女瓶（右侧），细长颈、盘口、溜肩、长腹，线条修长挺拔，造型独特。通体施黑釉，仅底部露胎，釉面莹润，是唐代耀州窑黑釉瓷器的代表之一，出土于铜川耀州窑遗址。

下层展架

1. 青釉四系罐（左侧），鼓腹、平底，肩部有四个桥形系，方便穿绳携带，是唐代储纳用器的常见样式。施青釉，釉色青中泛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属于北方青瓷体系。

2. 素胎黑花碟（中间），敞口浅碟，器型轻巧。素胎为底，釉面绘制黑彩花卉纹样，是耀州窑唐代特有的装饰手法，也叫“素胎黑彩”，风格质朴自然，是后世磁州窑彩绘的源头之一。

3. 黑釉花口盒（右侧），扁圆形、花口边缘，带盖设计，用于盛放化妆品或香料。黑釉与白釉（或化妆土）结合，边缘饰有彩斑，是唐代耀州窑典型的装饰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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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组唐代瓷器，包含黑釉与绞胎两大工艺体系，是唐代北方陶瓷工艺多样性的直观体现。

上层展架（黑釉执壶两件）

1. 黑釉凤首壶（左），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1955年西安东郊唐墓出土。鼓腹、平底，流口塑为凤首造型，另一侧为曲柄，整体敦实大气，是唐代执壶（又称“注子”）的经典样式。通体施黑釉，釉色乌黑光亮，肩部贴塑花卉纹，是唐代黑釉瓷器中少见的装饰性器物，工艺精良。

2. 黑釉瓜棱形执壶（右），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铜川市黄堡窑（耀州窑前身）遗址出土。喇叭口、瓜棱腹、曲柄，器型修长挺拔，腹部的瓜棱设计模仿金银器造型，是唐代贵族审美风潮的体现。通体施黑釉，釉面莹润，底足露胎，代表了唐代耀州窑黑釉瓷器的烧制水平。

下层展架（绞胎瓷器三件），这三件器物均为唐代绞胎瓷，是唐代陶瓷工艺中的特殊品种，将不同颜色的胎泥绞合后成型，烧制后呈现出如木纹、大理石纹般的自然纹理，工艺复杂，存世稀少。1. 绞胎罐（左）：直口、鼓腹，纹理呈波浪状，色彩斑驳自然，多用于储存物品。2. 绞胎三足罐（中）：带三足的小型罐器，器型小巧，纹理细密，兼具实用与装饰性。3. 绞胎水盂（右）：敛口、扁腹，是文房用具，用于盛放清水，绞胎纹理在温润的釉色下更显独特美感。

黑釉瓷：唐代黑釉瓷以北方耀州窑、邢窑等为代表，因釉料中含铁量较高，呈现出乌黑光亮的效果，既实用又美观，深受当时贵族与平民的喜爱。

绞胎瓷：是唐代陶瓷的创新工艺，起源于北方窑口，以巩义窑、耀州窑为代表，制作难度极高，成品率低，因此存世数量极少，是唐代陶瓷工艺巅峰的代表之一。

唐墓壁画中的金银器

展示了唐代贵族生活中金银器的使用场景。

1. 主题：「唐墓壁画中的金银器」，展陈通过唐代墓室壁画，还原了当时金银器在贵族日常生活中的真实样貌与使用方式，让静态的器物“活”了起来。

2. 左侧壁画：带柄长银壶，来源：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前室东壁壁画《侍女图》，侍女手持一件带柄长流壶，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注子”。这种壶正是唐代用来斟酒、点茶的银酒注/银茶注，和你之前看到的“宣徽酒坊”银酒注是同类器物。壁画生动展现了这类金银器在当时贵族宴饮、生活场景中的使用状态。

3. 右侧壁画：双耳银杯，来源：同样出自唐房陵大长公主墓壁画《侍女图》，侍女手持一件带双耳的杯具，这类器物是唐代典型的高足杯或耳杯，多为金银材质，常用于饮酒，其造型带有明显的西域文化影响。直观呈现了唐代金银器在宴饮礼仪中的使用场景。

这类墓室壁画，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活化石”。房陵大长公主是唐太宗李世民的女儿，她的墓葬壁画等级高、细节丰富，真实反映了初唐到盛唐时期贵族的生活方式。

三件唐代银器

1. 左侧：五曲高足银杯，杯身呈五瓣花口形，下接高足，是典型的唐代高足杯样式。这种器型融合了西域金银器的风格，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见证，多为贵族饮酒使用。

2. 中间：折枝花纹五曲银碟，花口浅碟，碟心錾刻折枝花纹，表面有鎏金痕迹。采用唐代金银器中常见的“錾刻+鎏金”工艺，纹饰细腻，兼具实用与装饰性，一般用来盛放食物或点心。

3. 右侧：双鱼纹四曲银碟，四瓣花口，碟心錾刻双鱼纹样，鱼纹是唐代常见的吉祥纹饰，寓意富贵有余。

这类银碟多出土于贵族墓葬或窖藏，反映了唐代贵族对精致生活的追求。唐代金银器的一大特点，就是模仿西域器型与装饰，高足杯、花口碟都是典型代表。这些器物多采用捶揲、錾刻、鎏金等复杂工艺，制作成本高昂，是当时社会等级与财富的象征。

“宣徽酒坊”银碗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1958年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背阴村出土

它是唐代宫廷机构“宣徽院”的官用器物。碗身通体錾刻莲瓣纹（宝相花纹），层层叠叠的花瓣饱满舒展，是唐代金银器中非常流行的装饰题材，寓意富贵吉祥、清净高雅。这种纹饰是唐代金银器錾刻工艺的典范，线条细密流畅，立体感极强，展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捶揲与錾刻水平。“宣徽酒坊”的铭文证明，它是唐代宫廷宴饮时的专用酒器，由专门的官营作坊打造，等级很高。这类器物不仅是唐代贵族奢华生活的体现，也反映了当时官营手工业的顶尖水平，是研究唐代宫廷制度与金银器工艺的重要实物。“宣徽院”是唐代由宦官管理的宫廷机构，负责郊祀、宴飨、供帐等事务，“宣徽酒坊”就是专为宫廷提供酒器、酒品的官营作坊。这套银碗与银酒注，完整还原了唐代宫廷宴饮的用器配置。

鎏金鸿雁纹四曲银碗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1958年铜川市耀州区柳林背阴村出土

碗口呈四曲花口形，是唐代金银器中非常流行的样式，融合了中西亚的器型风格。碗内錾刻鎏金鸿雁纹，以银为地、以金为纹，这种“鎏金”工艺让纹饰在银底上格外醒目，是唐代“金花银器”的典型特征。碗壁和底部的纹饰线条细腻，体现了唐代高超的捶揲、錾刻和鎏金工艺。鸿雁在唐代文化中象征着忠诚、高洁，也是贵族宴饮中常见的吉祥纹饰，寓意着团圆、安宁。这类银碗是唐代贵族宴饮时的专用酒器，不仅是财富与地位的象征，也反映了当时开放包容的文化氛围和高超的手工业水平。

唐代提梁银茶笼

是唐代贵族茶事文化的代表性器物，整体采用银丝编结工艺，笼身和笼盖以细密的银丝编织成网状，边缘饰有圆形银片，提梁同样由银丝编结而成，工艺精巧复杂。这种镂空设计既便于通风，也能直观看到内部茶叶的状态，是实用性与装饰性的完美结合。它是唐代用于储存和烘焙茶饼的专用器具。唐代流行“点茶法”，茶饼容易受潮变质，茶笼常被放在炭火边，利用余温缓慢烘焙，既能保持茶叶干燥，又能避免直接烘烤破坏茶香。笼底通常会垫上木片，防止茶饼受潮，也能让热量均匀传递。这类银丝编结的茶笼存世稀少，目前仅有法门寺地宫出土的同类器物可与之媲美，是唐代金银器工艺与茶文化高度发展的见证。它的出现，反映了唐代贵族对饮茶的极致讲究，也体现了当时“煎茶、点茶”等茶道文化的成熟。唐代的“茶笼”是茶道中的重要器具，和现在的茶叶罐不同，它更像一个“茶叶保鲜箱+微型烘焙器”，是当时贵族生活精致化的缩影。

“宣徽酒坊”银酒注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1979年西安市鱼化寨南二府庄出土

“注子”或称“注壶”，出现在中唐时期，后逐渐流行，用于饮酒和饮茶。其造型融合了中西亚带把胡瓶和中国原有注挹器皿的特点，它的出现替代了以前用长柄勺从壶或罐中舀酒入杯的传统，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古代的饮酒方式。“宣徽”指唐代的宣徽院，由宦官管理，负责郊祀、宴飨、供帐等，带有“宣徽酒坊”铭文的器物当为宣徽院或宫廷宴飨时所使用的器物。外底錾刻的“宇字号”“地字号”代表银碗、银酒注在整套器物中的编号。

鎏金鸿雁折枝花纹银匜（yí）

现收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何家村窖藏出土的国宝级金银器之一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西安市何家村窖藏出土

何家村窖藏是唐代金银器的“宝库”，出土了上千件金银器，这件银匜就是其中的代表。它的造型是带流的银碗，一侧带有长流，这种器物叫“匜”，是古代贵族宴饮时用来浇水洗手的器具，相当于现在的“水瓢”。在唐代，宴饮前会举行“沃盥之礼”，用匜浇水洗手，下方用盆接水，这件银匜就是这套礼仪的专用器具。器身錾刻折枝花纹，碗内则錾刻鎏金鸿雁纹，采用了唐代金银器中流行的“金花银器”工艺，以银为地、以金为纹，纹饰生动细腻。鸿雁和折枝花都是唐代常见的吉祥纹饰，寓意着高洁、富贵与团圆，也体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錾刻与鎏金水平。

唐代六棱提梁银罐，是唐代金银器的代表性器物之一。

整体为六棱造型，带盖、鼓腹、平底，罐盖呈六角形，盖顶有桃形钮；罐肩两侧有兽首衔环，连接活动提梁，兼具实用性与装饰性。这种六棱造型是唐代金银器中模仿外来文化的典型设计，融合了西域金银器的风格，是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实物见证。采用捶揲工艺成型，罐身可见清晰的六棱线条，体现了唐代高超的金银器加工水平。兽首衔环的细节雕刻生动，提梁设计便于携带，整体工艺精巧，是唐代贵族使用的储纳器具，可用于盛放食物、香料或贵重物品。该器物为2008年征集入藏，是唐代金银器中保存较为完整的一件，反映了唐代贵族的生活方式与审美取向。唐代金银器以其精湛的工艺、多样的造型和融合中外文化的风格，成为中国古代金属工艺的巅峰代表之一。

万邦商旅会长安 商业赋税

隋唐农业和手工业的蓬勃发展，促进了商业的繁荣。“市”的普遍设立，标志着商业的迅速发展。长安城中的东市和西市聚集了四方财物和各地商人，是国际性的商品交易中心。唐代赋税制由租庸调法变为两税法，是中国赋税史上的重大改革；商业税收的出现，则在中国古代经济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这张图片展示了唐代长安西市的繁华景象

《估客乐》（节选）

唐 元稹

求珠驾沧海，采玉上荆衡。

北买党项马，西擒吐蕃鹦。

炎洲布火浣，蜀地锦织成。

越婢脂肉滑，奚僮眉眼明。

通算衣食费，不计远近程。

却到长安城，

城中东西市，闻客次第迎。

这首诗生动描写了唐代商人不畏路途遥远，从各地采购奇珍异宝，最终来到长安东西市交易的情景，展现了当时长安作为国际贸易中心的繁华。

画作，下方是谢振瓯的《长安西市图》（局部），这幅画还原了唐代西市的热闹场景，画面里有来自不同民族、地区的商人，还有骆驼、异域商品，直观呈现了“万邦商旅会长安”的盛况。西市是唐代长安城的国际贸易中心，胡人、外国商人多聚集于此，经营珠宝、香料、药材等各类商品，是丝绸之路贸易的重要节点。诗里提到的“东西市”，就是长安的东市和西市。西市更国际化，也被称为“金市”，是当时世界上最繁华的商业中心之一。

西市遗址出土的唐代钱币（如开元通宝等），它们是当时长安商业交易的直接物证。

唐长安城西市遗址分布示意图

唐长安城西市遗址是唐代长安城的商业和手工业中心，隋称“利人市”，在皇城外面西南部。平面略呈正方形，面积0.96平方千米。市内有纵横四条16米宽的井字形街道，将市区划分为9个方形区域。街道两侧均设有水沟，沟外侧为人行道、临街商业店铺等遗迹。店铺规模不大，面阔4-10米，进深3余米，店铺后往往有加工作坊遗迹。出土遗物分建筑构件、日用品、装饰品、加工工具、钱币等，对探索唐长安城都市生活面貌具有重要意义。

11号：“游安庸调”银饼，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西安何家村窖藏出土。

12号：“天宝庸课”银铤，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西安市南郊出土。

13号：“岭南道”银铤，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西安市南郊出土。

14号：“贺冬”银铤，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西安市雁塔区出土。

15号：“建中二年减判银课”银铤，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三彩钱柜

唐（公元618-907年）

1955年出土于西安东郊王家坟唐墓

它是一个缩小版的卧式钱柜模型，柜面带可开启的小盖，盖边有投钱口，正面贴塑兽面和连珠纹装饰，四足粗壮，通体施黄、绿、蓝等三彩釉。它是唐代的陪葬明器，象征墓主人生前的财富，也反映了当时人们储存钱币的生活方式。

1. 唐代“存钱罐”的升级款，不同于简单的“扑满”，这种带锁孔的钱柜是当时贵族或富商使用的储蓄工具。三彩钱柜的出现，印证了唐代商业繁荣背景下，民间对安全储财的需求。

2. 胡风满满的设计，柜身的兽面、连珠纹等装饰，带有明显的西域文化特征，是唐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缩影。

3. 唐三彩工艺的生动体现，器物上蓝釉的大面积使用，在唐三彩中较为少见，加上黄、褐釉的搭配，色彩浓艳，展现了唐代工匠高超的施釉和贴塑水平。

灿烂文化 云髻明珠映罗裙

—服饰艺术—

隋唐时期的服饰分祭服、朝服、公服、常服4种。前3种是礼服，承袭传统的汉族服饰，常服则是在北方民族少数族服装的影响下形成的常服。唐代有关服色、纹样、佩饰的种种规定，是古代社会等级制度的重要体现。新颖华丽、丰富多彩的隋唐服饰，对周边邻国及后代的服饰都产生了积极影响。

彩绘釉陶贴金文吏俑

唐（公元618-907年）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

郑仁泰是唐太宗时期的重要将领，陪葬昭陵，他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高规格陶俑，是研究初唐官制与服饰的重要实物。

1. 服饰细节，还原唐代文官形象，俑人身穿交领宽袖长袍，外罩短襦，胸前有圆形护胸装饰，衣摆和袖口饰有彩色花纹，头戴唐代文官的典型冠帽，脚穿黑靴，双手拢于胸前，姿态恭谨，是唐代文官的标准形象。

2. 贴金彩绘工艺，初唐釉陶巅峰

这件陶俑采用了彩绘+釉陶+贴金的复合工艺：釉陶打底，再用红、绿、黄等矿物颜料绘制服饰纹样；关键部位（如冠帽、胸前装饰）贴金，色彩浓艳华丽，是唐三彩成熟前的重要工艺形式。

唐代官制与服饰的“活化石”，俑人的服饰、冠帽、姿态，都严格遵循唐代的官制与礼仪，为研究初唐文官的等级、服饰制度提供了直接的实物证据。

彩绘釉陶贴金武官俑

唐（公元618-907年）

陕西省咸阳市礼泉县郑仁泰墓出土

郑仁泰是唐太宗时期的开国功臣，陪葬昭陵，他的墓葬出土了大量高规格陶俑，是研究初唐军制与服饰的重要实物。

1. 明光铠的真实还原，俑人身穿唐代顶级战服——明光铠，胸前、背后的大型圆形护镜，在阳光下能反射耀眼光芒，因此得名“明光铠”。这种铠甲防御力极强，是唐代精锐部队的标配。俑人的肩甲、腰裙、战靴细节齐全，完美还原了初唐武官的戎装。

2. 贴金彩绘釉陶工艺的巅峰之作，这件陶俑采用了彩绘+釉陶+贴金的复合工艺。先施釉打底，再用红、绿、黄等矿物颜料绘制铠甲花纹。铠甲的关键部位（如护镜边缘）贴金，色彩浓艳华丽，是唐三彩成熟前的重要工艺形式。

这种工艺在三彩器出现后就逐渐消失，因此这件俑具有极高的历史和艺术价值。俑人双目圆睁、神情刚毅，右手握拳前伸（原持武器，现已缺失），左臂下垂握剑鞘，站姿挺拔，尽显唐代军人的威武之气。脚下的山石形底座，也暗示了武将的军旅生涯。

这是唐代彩绘贴金武士俑（武官俑）

1. 形象特征：威武的唐代军人

这对武士俑头戴兜鍪（头盔），身穿铠甲，双手握拳前伸（原持有武器，现已缺失），面部表情刚猛威严，展现了唐代军人的英武之气。铠甲上残留的彩绘和贴金痕迹，还原了当时明光铠的华丽外观。

2. 工艺特点：唐三彩的前身

它们采用了彩绘+贴金+釉陶的复合工艺：先施釉打底，再用矿物颜料绘制铠甲纹样，关键部位贴金装饰。这种工艺比三彩更复杂，在三彩器流行后逐渐消失，因此极具历史价值。

3. 历史背景：昭陵陪葬墓的高规格文物

墓主郑仁泰是唐太宗时期的开国功臣，他的墓葬陪葬品等级很高，这对武士俑正是当时贵族墓葬仪仗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研究初唐军制、铠甲和工艺的重要实物。

这对武士俑和之前的文官俑，共同构成了“文治武功”的仪仗体系，一文一武，正好对应了唐代“出将入相”的政治理想。

这一组隋代彩绘陶俑

隋（公元581-617年）

渭南市潼关县税村隋墓（据推测为隋文帝长子杨勇的墓葬）

这批陶俑代表了隋代较高等级墓葬的水平，是研究隋代服饰与丧葬制度的重要实物。根据服饰和冠帽的不同，这组陶俑可分为多种类型：

1. 笼冠俑：头戴笼冠，身穿宽袖长袍，是隋代文官的典型形象，双手拢于胸前，姿态恭谨。

2. 风帽俑：头戴风帽，外罩长衣，反映了北方少数民族服饰对隋代的影响。

3. 幞头俑/军卒俑：有的头戴幞头，有的手持盾形器物，展现了隋代军队的形象。

这组陶俑上承南北朝、下启唐代，清晰展现了服饰风格的过渡，比如从宽袍大袖向唐代窄袖、襦裙的演变趋势。

• 墓葬的主人被认为是隋文帝杨坚的长子杨勇，他的墓葬规格很高，这批陶俑也是隋代皇室丧葬制度的直接见证。

一对隋代黄釉武士俑

隋（公元581-617年） 铜川市出土

这是隋代墓葬中的随葬明器，是当时武士形象的真实写照，也是研究隋代军戎服饰的重要实物。

1. 戎装与神态，俑人身穿铠甲，头戴兜鍪（头盔），双手持物（武器已佚失），面部表情略带夸张，展现了隋代武士的英武之气。铠甲胸前的圆形护镜（“明光铠”的特征）清晰可见，还原了当时的高级军戎服饰。

2. 黄釉工艺，通体施黄釉，釉色温润，是隋代低温铅釉陶的典型代表。这种釉陶工艺上承南北朝、下启唐代，是唐三彩出现前的重要过渡形式。

3. 独特的面部特征，两个俑人的面部表情和头盔细节略有不同，一个兜鍪顶部为圆弧形，一个为尖锥形，这种细微差异可能代表了不同的兵种或身份等级。隋代武士俑继承了北朝的风格，又为唐代华丽的三彩武士俑奠定了基础。它们身上的明光铠，是当时最顶级的防护装备，在战场上以反光炫目著称。

这是一组隋代玉器与串饰，均出土于咸阳市底张湾王士良墓，完整还原了隋代贵族的佩饰制度。

编号 名称 类型

2号 水晶串饰 珠串类佩饰

3号 玛瑙串饰 珠串类佩饰

4号 玉佩 梯形玉佩

5号 云头梯形玉佩 梯形玉佩

6号 玉璧形佩 璧形玉佩

1. 隋代组玉佩的真实形态，这组器物原本是一套完整的“组玉佩”，由不同形状的玉饰和水晶、玛瑙珠串组合而成，佩戴在腰间。它上承汉代组佩的传统，又简化了形制，为唐代佩玉制度奠定了基础。

2. 材质与工艺的多样性，玉饰：质地温润，表面带有自然的沁色，打磨光滑，边缘圆润。水晶/玛瑙串饰：晶莹剔透的水晶和色泽温润的玛瑙，在当时属于珍贵材料，体现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

3. 墓主的特殊身份，这组佩饰的主人王士良，是南北朝至隋初的重要官员，历经数朝而地位显赫。他的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等级很高，这组佩饰也是隋代早期贵族服饰制度的直接见证。

组玉佩在古代不只是装饰品，还是身份和礼仪的象征。走路时佩玉发出清脆的碰撞声，用来提醒君子举止从容、行止有度。

团花鎏金铜带

唐（公元618-907年）

西安市韦洵墓出土

这是唐代贵族腰带上的装饰构件，一套完整的带板叫“蹀躞带”，既是腰带，也是区分官阶等级的重要标志。

1. 工艺与纹样，带板通体鎏金，表面錾刻团花纹样，这种饱满的花卉图案是唐代典型的装饰风格，线条流畅，立体感强。方形和尖尾形的带板搭配，还原了唐代蹀躞带的完整形制。

2. 等级制度的“身份证”，在唐代，官员腰带的材质、带板数量和纹样都有严格规定。铜鎏金带板通常为中高级官员所用，而韦洵出身唐代顶级门阀“京兆韦氏”，他的墓葬也印证了其贵族身份。

3. 文化交流的缩影，蹀躞带起源于北方游牧民族，在唐代被吸收并发展成汉式官服的一部分，是唐代兼容并蓄文化的体现。

唐代的带板不只是装饰，部分带板下方有环，可以悬挂刀、算袋、巾帕等随身物品，兼具实用性和礼仪性。

唐白玉伎乐纹带板

来自大名鼎鼎的西安何家村窖藏，是唐代玉带中的顶级珍品。这是唐代玉带（蹀躞带）上的玉饰构件，完整一套共16块，由方形、半圆形、铊尾（带尾）组成。

1. 顶级工艺与材质，带板选用温润的白玉，采用浅浮雕工艺，每一块都雕刻着一位伎乐人物，有的弹拨乐器，有的翩翩起舞，姿态各异、栩栩如生。人物的衣纹、乐器细节都刻画得十分细腻，是唐代玉雕的巅峰之作。

2. “玉带”的等级象征，在唐代，玉带是官员身份的重要标志，《新唐书》规定“三品以上服玉带”，也就是说，只有三品及以上的高官才能佩戴玉带。这套白玉带板，也印证了何家村窖藏主人的贵族身份。

3. 开放包容的文化缩影，带板上的伎乐形象，多为高鼻深目的胡人，演奏的也是西域传来的乐器，这正是唐代丝绸之路繁荣、中外文化交流频繁的生动写照。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大量金银器、玉器，是唐代贵族生活的“地下宝藏”。这套玉带板，是其中最能体现唐代等级制度和艺术水平的文物之一。

隋代组玉佩，出土于咸阳市底张湾王士良墓，是一套完整的贵族礼仪佩饰。

1. 完整的组佩结构，这套组玉佩从上到下由多部分组成：顶部的云纹玉佩，作为连接和固定的“总领”；中部的月牙形、云形玉佩，搭配着晶莹剔透的水晶串珠；底部的梯形玉佩与玉坠，构成完整的垂饰。

整体还原了隋代组玉佩“上繁下简、层次分明”的典型形制。

2. 材质与工艺，水晶串珠：晶莹温润的水晶珠在当时是珍贵材料，体现了墓主人的贵族身份。玉饰构件：云形、月牙形、梯形玉佩造型典雅，边缘打磨圆润，部分构件还镶嵌了绿色宝石，工艺十分考究。整体搭配：玉的温润与水晶的通透相映成趣，是隋代玉器工艺的代表。

3. 历史背景与文化意义，这套组玉佩的主人王士良，是南北朝至隋初的重臣，历经数朝而地位显赫。组玉佩是古代贵族身份与礼仪的象征，佩戴者行走时，玉佩相击会发出清脆的声响，以此规范举止仪态，这也是“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的体现。

隋代组玉佩上承汉代、下启唐代，相比汉代的繁复，它的结构更简化，为唐代风格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隋代象牙笏板，隋（公元581-617年）

1982年西安市东郊郭家滩罗达墓出土

1. 用途与功能，笏板是古代大臣朝见天子时手持的狭长板子，作用有两个：记录天子的旨意，防止遗忘。记录自己要上奏的事项，避免临时慌乱出错。行礼时执于手中，礼毕则插在腰间，是上朝必备的“办公用品”。

2. 严格的等级象征，笏板的材质和形制有严格的官阶规定，是身份的直接体现。隋唐时期，五品以上官员通用象牙笏，六品以下只能用竹笏。天子用玉笏，诸侯用象笏，大夫以下用竹笏。

这件象牙笏板，也印证了墓主人罗达生前的高级官员身份。

3. 工艺与形制，这件笏板整体呈长条状，两端圆润，表面光滑，虽因年代久远出现磨损和沁色，但依然能看出当年的规整工艺。它的形制符合隋代笏板的典型特征，是研究隋代礼仪制度的实物资料。

“笏”的制度从周代一直延续到明末清初，随着封建王朝的终结才退出历史舞台。在古装剧里，大臣上朝手里拿的板子，原型就是它。

唐代三彩文官俑，1984年出土于西安市西郊胶合板厂，现藏陕西历史博物馆，是唐代贵族墓葬中典型的随葬明器。

1. 典型的唐代文官形象，俑人身着宽袖长袍，头戴进贤冠，双手抱于胸前，呈恭敬侍立的姿态，是唐代官员上朝时的标准形象。面部表情温和端庄，眉眼和嘴角都带着笑意，塑造得十分生动传神。

2. 精湛的三彩工艺，俑身采用唐三彩工艺烧制，衣袍以黄、绿为主色调，釉色自然流淌交融，形成了独特的斑驳效果。这种色彩搭配和釉色表现，是盛唐时期三彩工艺成熟的体现。

3. 服饰与时代特征，宽袖长袍、束腰、高冠的造型，完全符合唐代文官的服饰制度。尤其是衣袍上的釉色垂流效果，也还原了丝绸织物的质感，是研究唐代服饰的重要实物资料。

4. 墓葬明器的意义，这类文官俑是唐代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象征着墓主人在阴间依然有官员侍奉、处理事务，反映了当时“事死如事生”的丧葬观念。唐代三彩文官俑的等级越高，造型越精细、釉色越丰富。这件俑的完整度和工艺水平，也反映了墓主人较高的身份地位。

隋代象牙带钩，出土于西安市东郊郭家滩罗达墓，古代用来扣接束腰革带的挂钩，兼具实用与装饰功能

1. 罕见的象牙材质，带钩在古代多以青铜、玉制作，象牙材质的带钩非常少见。这件象牙带钩质地温润，打磨光滑，是隋代贵族身份的象征。

2. 典型的造型设计，它的造型非常标准：一端是钩首（用来勾住腰带另一端的孔），中间是钩身，底部还有一个凸起的“钩钮”（用来固定在腰带上）。整体线条流畅，钩首的造型也经过了简化处理，符合隋代器物的简约风格。

3. 实用与装饰的结合，带钩不仅是扣腰带的工具，也是身份和审美的体现。墓主人罗达作为隋代的高级官员，佩戴象牙带钩，是当时社会地位和礼制的直接反映。

带钩的使用历史非常悠久，从春秋战国一直流行到隋唐，后来随着蹀躞带的普及才逐渐退出主流。这件象牙带钩，也可以看作是旧时代腰带制度的“最后一抹余辉”。

灿烂文化 挟弹飞鹰霓裳曲

— 文化娱乐 —

受少数民族和中亚、西亚、南亚及东亚地区的影响，唐长安的音乐舞蹈和体育活动丰富多彩。坐部伎、立部伎且歌且奏，曲调优雅，胡腾舞矫健刚劲，绿腰舞优美柔婉，蹴鞠、打马球等竞技活动勇猛激烈，体现了健康向上的时代风貌。

唐代彩绘捧物女立俑，出土于西安市韩森寨唐墓，是唐代仕女俑的典型代表。

1. 形态与服饰特征，三位女俑均身着窄袖襦衫、长裙曳地，是唐代常见的女装样式。她们的发型各不相同：左边是双环望仙髻，中间是双螺髻，右边是倭堕髻，展现了唐代多样的发式文化。衣袍上残留的红彩，也能让人想象出当年的华丽模样。

2. 不同的身份与姿态，中间的女俑双手捧着托盘，上面似乎放着果品，可能是侍奉饮食的侍女。 左右两位女俑双手拢于胸前，神态端庄，可能是侍奉主人起居的贴身侍女。

不同的姿态，也体现了她们在墓主人生活中的不同分工。

3. 盛唐社会风貌的缩影，这类女俑是唐代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象征着墓主人在阴间依然有侍女侍奉。她们的服饰、发型和体态，也反映了盛唐时期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和女性审美。

唐代女俑的“丰腴美”是盛唐国力强盛的体现，而这组俑的面容圆润、体态端庄，正是典型的盛唐仕女形象。

一组唐代彩绘釉陶女骑俑，分别是彩绘帷帽女骑俑（左）和彩绘釉陶戴笠帽女骑俑（右），出土于咸阳市礼泉县的唐代贵族墓葬。

1. 独特的服饰与帽饰，左侧帷帽女骑俑：头戴帷帽，帽檐垂下纱质帷幔，是唐代女性骑马出行时用来遮挡风沙的实用装备。这种“胡风”服饰，也体现了唐代开放包容的社会风气。右侧戴笠帽女骑俑：头戴宽檐斗笠，同样是为了遮阳挡风，造型更显干练。她的衣裙和马身上的彩绘斑点，也还原了当年的华丽色彩。

2. 唐代女性社会风貌的生动写照，唐代女性骑马出行是非常普遍的社会现象，尤其是贵族女性，甚至会参与打马球等活动。这组女骑俑，正是唐代女性开放、自信、不受束缚的精神面貌的体现。

3. 精湛的工艺细节，俑人和马匹的造型都十分写实：马匹肌肉线条流畅，俑人的坐姿标准，衣纹褶皱自然。釉陶工艺和彩绘的结合，也让俑的色彩和质感更加丰富。

这两件俑分别出土于唐代名将张士贵墓和郑仁泰墓，他们都是唐太宗李世民的亲信，地位极高，也从侧面印证了这类骑俑在唐代贵族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组唐代彩绘/三彩仕女俑，堪称唐代女性生活与审美的“立体百科全书”。

1. 从发型看时代审美，从左到右，你能看到唐代女性的多种经典发型。抛家髻/双环望仙髻：前几位女俑梳的高发髻，是盛唐时期最流行的样式，显得雍容华贵。坠马髻：右侧女俑梳的发髻偏坠一侧，模仿了女子骑马时发髻倾斜的姿态，娇俏灵动。这些发型变化，也反映了唐代女性追求个性与时尚的潮流。

2. 服饰与色彩的演变，初唐：服饰窄袖紧身，配色清新，偏向素雅。盛唐：衣袍宽博，领口渐低，色彩大胆艳丽（如黄釉、蓝彩、绿彩的搭配），衣料上还能看到花纹装饰。最左边的三彩女俑，衣袍上的团花和间色设计，正是盛唐贵族女性的典型穿搭。

3. “丰腴美”的时代缩影，这些女俑大多面容圆润、体态丰腴，是典型的“盛唐脸”。这种审美不仅体现了唐代国力强盛、生活富足，也反映了当时女性自信、开放的精神面貌。

4. 不同身份的侍女群像，俑群中还有身材矮小的女俑，她们可能是身份较低的侍女或儿童。这组俑完整还原了唐代贵族家庭中不同身份女性的形象，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社会结构。

这类仕女俑是唐代贵族墓葬中常见的随葬品，象征着墓主人在阴间依然有侍女侍奉。她们的服饰、发型和神态，都是研究唐代社会生活的珍贵实物资料。

鎏金铜兽首铰链玉臂环

唐代（公元618-907年）

西安何家村窖藏

1. 分段铰链结构，臂环由三段温润的弧形白玉组成，用鎏金铜兽首形铰链连接，铰链可以灵活开合，解决了硬玉无法直接套入手腕的问题，设计非常巧妙。

2. 细节奢华，兽首铰链上镶嵌了绿松石、紫色宝石，鎏金工艺让金属部分光泽饱满，与白玉的温润质感形成强烈对比，尽显唐代贵族的华贵审美。

3. 实用与美学结合，这种可开合的设计既方便佩戴，又不会破坏玉料的完整性，是唐代“金镶玉”工艺的巅峰之作之一。

何家村窖藏出土了两对玉臂环，这对鎏金铜兽首款，和另一对纯金兽首款一起，都是唐代顶级贵族的腕饰。它们不仅是饰品，更代表了当时高超的手工业水平，也是“金玉满堂”文化的实物体现。

镶宝石金耳饰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西安咸阳国际机场贺氏墓出土

唐代梳妆与妆饰器具组合

完整呈现了唐代贵族女性的“梳妆流程”，这组展柜里的文物，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铜镜（妆镜），从左到右的几面铜镜，是唐代女性梳妆时的核心工具。包含瑞兽纹、花鸟纹、团花镜等多种样式，其中最右侧的是一枚大型的菱花形铜镜，这类铜镜是唐代贵族女性的主流妆镜。镜背的纹饰不仅是装饰，也反映了当时流行的花鸟、瑞兽题材，部分还带有“千秋万岁”等吉祥铭文。

2. 发饰（钗、簪），中间的几对大型器物是唐代的银钗/鎏金钗，也叫“花钗”。左边两对是鎏金蔓草蝴蝶纹银钗，钗头采用镂空、捶揲工艺，做出蝴蝶、卷草纹样，工艺极为精巧。右边的是素面银钗、铜钗，是当时不同阶层女性都能使用的发饰，成对使用可以固定高耸的发髻。

3. 妆具与粉盒，展柜下方的器物，是梳妆的配套工具：最显眼的是纹胎粉盒、银粉盒，用来盛放胭脂、香粉，和你之前拍过的粉盒是同一类文物。还有银镊子、小银片等，是整理眉毛、拔毛的辅助工具，还原了唐代女性“画眉、贴花钿”的完整步骤。

唐代女性的妆容和发型极为复杂，这一整套器具，从照容的铜镜、固定发髻的钗簪，到盛放化妆品的粉盒、修饰细节的镊子，完整还原了当时贵族女性“对镜贴花黄”的日常。这些器物大多出土于西安周边的唐代贵族墓葬，贺若氏墓、何家村窖藏文物一起，共同构成了唐代女性妆饰文化的完整图景。

一组唐代三彩埙

古代吹奏乐器，属于“八音”中的“土”类乐器，音色低沉悠远。采用唐代标志性的三彩釉工艺，釉色以绿、黄、褐为主，色彩交融，极具唐代风格。器身呈圆球形，表面模塑出兽首/鸟首类造型，既增加了装饰性，也保留了埙的音孔结构。埙体小巧，胎质为陶，是目前发现较少的唐代三彩乐器实物，兼具实用与艺术价值。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唐代的三彩埙不仅用于演奏，也可能作为陪葬明器，反映了当时贵族对乐舞文化的推崇。和你之前拍的铜钹、铜锣一起，共同还原了唐代乐舞体系的一角。

唐代铜锣

它是唐代的打击乐器，在宫廷乐舞、民间宴乐中使用，常与铜钹、编钟等配合演奏，是唐代“燕乐”体系的组成部分。器身呈扁平圆盘状，材质为青铜，表面有明显的使用磨损痕迹和铸造旋纹，是典型的铸造工艺特征。唐代音乐文化发达，这类铜制打击乐器也受到了西域胡乐的影响，和中原传统乐器结合，形成了独特的乐舞体系。

唐代的骰子和围棋，不仅是娱乐用具，也反映了当时贵族的休闲生活方式。

5 .骰子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宝鸡市凤翔区棉织厂唐墓出土

6 .白石围棋子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7.玻璃双陆子

隋（581年—617年）

西安市长安区清禅寺遗址舍利墓出土

8.玛瑙双陆子

隋（581年—617年）

西安市长安区清禅寺遗址舍利墓出土

“双陆子”是古代棋类游戏“双陆”的棋子，材质多样，玻璃、玛瑙都属于当时的贵重材料，体现了隋代贵族的休闲生活与工艺水平。

鎏金刻花铜羊镇

年代：唐代（公元618-907年）

出土地：西安市红庙坡出土

主体为铜质鎏金，造型是一只跪卧的绵羊，羊身线条柔和，底座錾刻有卷草纹，既体现了唐代高超的鎏金和錾刻工艺，也取“羊”的谐音寓意吉祥。主要用来压席子，也可兼作镇纸，是唐代贵族厅堂或书房里的实用器兼装饰器。

异兽形汉白玉镇

年代：唐代（公元618-907年）

出土地：西安航空学院出土

以汉白玉雕刻而成，造型为一只蹲踞的异兽，前爪按压着一只小兽，充满张力，线条刚劲有力，展现了唐代石雕的雄浑风格。这种异兽形象，融合了传统辟邪瑞兽与西域传入的狮子形象，是唐代文化交流的见证。与铜羊镇一样，兼具压席与镇纸的功能，也是贵族身份的象征。唐代的席镇/镇纸多采用动物造型，既解决了席子边角易卷翘的问题，也通过“瑞兽”“吉羊”的形象寄托了祈福、辟邪的美好寓意。

左侧：唐代黑釉陶砚

唐代（公元618-907年），陶胎黑釉。

整体呈方形带足造型，边缘有储水槽，底部的短足可以抬高砚台，避免受潮。黑釉在唐代属于比较少见的釉色，多出土于北方窑口，釉面的磨损痕迹也能看出它曾是实用器。

右侧：唐代箕形石砚

唐代（公元618-907年）

石质（常见为澄泥或端石类）

这种“簸箕形”是唐代砚台的主流形制之一，前端宽、后端窄，底部带双足，造型模仿农具“簸箕”，也叫“风字砚”。这种设计方便磨墨时墨汁顺着斜面汇聚到砚池里，实用性很强。唐代是砚台形制发展的关键时期，从早期的圆形辟雍砚，逐渐发展出方形、箕形等多种样式，材质也从陶、瓷扩展到石、澄泥等。这些砚台不仅是书写工具，也是当时贵族文人身份与审美品味的体现。

白瓷辟雍砚

唐代（公元618-907年）

古代文房里的砚台，是用来研磨墨块的核心器具。整体为白瓷质地，釉色温润洁白，是唐代邢窑白瓷的典型风格。造型模仿古代“辟雍”（周天子讲学的环形建筑）的形制：中心是砚台的研磨面，外圈有环形水槽，既方便储水，也让墨汁不易干涸。砚台底座装饰着一圈镂空的小力士/人形足，既支撑了砚台，也兼具装饰性，是唐代“力士纹”装饰的体现。

三彩骑马乐俑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西安李晦墓出土

各种各样的三彩

守猎

2

白陶舞马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咸阳市礼泉县昭陵陪葬墓出土

1

彩绘贴金白陶舞马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咸阳市礼泉县出土

3

山水纹铜镜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1972年西安市龙首村出土

4

狩猎纹铜镜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西安市东郊王家坟唐墓出土

5

窖藏车马器（车饰、铜马镫、铜带扣）

唐（公元618年—公元907年）

1997年11月西安市新筑乡西庄村出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