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经磨难，始终坚守——忆父亲

二月之兰

一、父亲故去，我的心空了

我父亲是1989年2月13日离开这个世界的，那时候他刚刚74岁。在他生命的最后两年，基本上是住在医院的。他的腰腿在“文化大革命”中挨打落下了病根，后来又脑梗拄上了拐棍，就这样还是在1978年复出，担任北京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北京文化局局长、北京文联副主席，承担起北京文化界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的重任，直到工作走上正轨。父亲于1983年离休，这时的他已经身心俱疲。

之后，他患过心梗，又得了肺癌，住进医院。无论白天还是夜晚，他只能在别人的帮助下，坐一会儿，站一会儿，再躺一会儿。

1989年的春节，他不愿意孤独地待在医院，他渴望亲情，渴望看到儿女和孙儿女，于是他执拗地回家了，在亲人的环绕中度过了欢乐的春节。但是春节还没有过完，他就不行了。2月12日的夜里突发心梗，送进医院急救，再也没有回来。

父亲住院的那些日子，我们是白天去上班，晚上轮流到医院去陪护父亲。现在父亲一走，我的心突然就空了。

父亲去世的时候，我43岁。而从我有记忆的时候起，父母一直在忙工作，我和姐姐很小就被送到机关托儿所，小学住校、大学住校，只有中学6年是住在家里，与父母同在一个屋檐下。

终于，我自己也老了。却不断听人提起早已逝去的父亲，催促我，你应该写写你父亲，他是为北京市的文化工作做出重大贡献的人。我的心中不断涌现出父亲的点点滴滴，这才发现，我心中出现的常常是父亲一辈子的坎坎坷坷和种种磨难，而在接触过他的同事、朋友心中，却是对他的尊重和崇敬。也许正是这两个方面，构成了父亲的一生？



二、父亲参加革命的坎坷经历

我的父亲赵鼎新1915年生于河北南宫县一个经营性的地主家庭，家里有300多亩地，还经营着扎花机等买卖。父亲的爷爷是一家之主，娶有一妻一妾，父亲出自妾这一支脉，在封建大家庭里是没有地位的。父亲的父亲——我的爷爷是大家族的第二个儿子，被送到北平读书，希望他将来能够去当官，从政权上保护家庭的利益。这是历朝历代封建大家庭延续财富与权力的理想设计：如果有儿子，大儿子要留在家里，继承家业，保住土地这个命根子；二儿子要送去读书考取功名，从政权上保护家庭的安稳；三儿子要送去当兵，用枪杆子维护家庭的安危；四儿子要去学习做买卖，为家庭赚取零花钱。因为土地租出去可以收租子，但还是缺少现金。

我爷爷如愿考取了初建不久的北京大学政法系，参加了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形成了民主自由的思想。毕业后他曾经短暂地担任过中学校长、一个军阀同乡的法务处长。但是官运不济，很快便赋闲在家，郁郁寡欢，三十几岁便病亡。那时候我父亲还在上高中。

从小父亲心中一直感受到封建大家庭的窒息，怀有出走的心思，所以孜孜不倦地读书。

1928年，父亲考取了县立南宫中学。当时正值大革命时期，校园内也激荡着革命热潮。地下共产党员冷楚（杨洁斯）受派遣，以国文教员的身份来到南宫中学，他向同学们讲鲁迅等进步作家的文学作品，讲俄国十月革命的故事。还经常利用课堂上发作文的机会，向学生讲国内外形势和只有团结广大民众、走俄国革命的道路、穷人才能翻身，中国才有出路的道理。为扩大革命影响，冷楚先生在南宫中学办起了“毛瑟”墙报，登载师生的进步文章，还仿效中央苏区建立少年先锋队的办法，在校内组织了“晓行团”，利用操练时间，向学生讲述国内外形势和革命思想。这些举措使冷楚与南宫中学和南宫师范的进步学生有了更加广泛的接触，从中发现和培养了一大批革命积极分子，为南宫党组织的建立，奠定了良好基础，并由此在南宫县建立起第一个中共地下党支部。

父亲满腔热情地接受了革命思想，信仰它，把它视为拯救国家民族走向民主进步的途径。但是他并没有像他的好友同学刘杰、魏震、孔洁光、宋之光那样，立即加入共产党的组织，因为他的父亲告诫他：“你信仰社会主义是可以的，但是参加活动应该在大学毕业以后。要革命没有学问是不行的。”



1931年，父亲考入北平第一中学的高中。高中期间，他在刘杰的介绍下，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还在其他进步同学介绍下，参加了党所领导的“反帝大同盟”。1933年秋，父亲接任了《南宫旅声》杂志的主编，和他的同学、好友王是国、魏震、孔洁光等一起，在杂志上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他还参加了学校驱除国民党顽固派校长的抗议活动，在与反动派面对面的斗争中锻炼了意志和胆量。



1934年，父亲考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1935年底参加了抗日爱国的“一二九运动”。

1936年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紧急治安法，对平津爱国学生大肆逮捕，二三百名学生被捕入狱，白色恐怖笼罩。被捕的中学生郭清猝然死于狱中，爱国学生的情绪爆发了。1936年3月31日，北平学联决定在北京大学三院举行追悼大会，会后抬棺游行，以反对国民党的“爱国有罪”。因为事先已经估计到可能会有危险，所以活动是自愿参加，父亲毫不犹豫地参加了。当同学们还在三院礼堂开会的时候，学校的大门已经被端着机关枪的警察包围了。愤怒的游行队伍从相邻的孔德中学冲出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的队伍抬着棺材冲在最前头，北京大学的队伍在后面压阵，都是最危险的。游行队伍冲到了北池子北口，被保安队堵住，冲了几冲，队伍被冲散了，大家又回头向南跑，在北池子南口又被堵住了。父亲就是在这个时候被警察抓住的。

那一天被捕的学生共有54人，他们被关在警察局内六区署，每人登记了姓名、年龄、学校后，深夜用大汽车送往陆军监狱。一到陆军监狱，男学生就都被砸上脚镣，和女学生一起被送往东监关押。一个小小的监房关押了十几个人，和父亲关在一个监房的有清华大学的李伟等人。

过了一两天，驻军北平的国民党宋哲元部队军法处派人到陆军监狱挨个审问他们。主要是问那天开会谁是主席？谁讲话了？游行时是谁抬的棺材？谁扛的大旗？你干了些什么？是否共产党？目的就是想从被俘的人中找出共产党领导人来。父亲一口咬定，自己是北大的学生，就是为了抗日救国参加这次活动的，那天就是参加了会议和游行，没干别的。然后又回答：当主席的、讲话的，我都看到了，但不知姓名，在被捕的人中，也没有那样面貌的；谁抬的棺材、谁扛的大旗，我在队伍后边，都没有看见。

监狱的条件异常简陋，地上只有一张席子，在冷飕飕的屋子里，学生们只能背靠背地坐着互相取暖；吃的是带沙子的黑窝头和咸菜汤，肚子经常是饿的；但是他们的情绪是坚定的。每天放风的时候，虽然只能拖着脚镣在院子里蹒跚，他们却高唱救亡歌曲，还唱“国际歌”。大家非常团结，斗争很坚决，年轻，什么都不怕，没有一个人出卖自己的同志。国民党也没办法，后来就禁唱。有的监房创办了秘密的手抄刊物，在“放茅”时，各监房之间互相传送，互通消息、鼓舞斗志。父亲和李伟那个监房的刊物叫《挣扎》，是由父亲主编的。

在游行学生被捕之后，北平学联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千方百计地营救他们。“北大”学生会组织同学捐钱捐物，慰问和鼓励狱中的同学。他们打听到，在押的男同学戴脚镣子，脚脖子都磨破了，女同学又做了“镣垫”给他们送来。在北平学联的努力下，清华、北大的学校当局派人去交涉放人的事。最终被捕学生被分批释放，父亲和李伟、谢云晖等是5月中旬最后一批释放的。出狱后由同学韩代望介绍，父亲参加了北京大学的“民先”（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

这次监狱生活，是对父亲爱国意志的一个重大考验，狱友中间的爱国激情和勇敢表现，以及相互团结，坚定而高昂的斗志，给了他很大激励，使他更加认识了共产党，看到了挽救危亡中祖国的希望。在狱中，他与狱友李伟（开国将军，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浴血战斗的友谊延续了整整一生。他从一介书生变得勇敢了，无所畏惧了，从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国斗争之中。

父亲的学生时代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父亲回到家乡，那时候八路军129师开辟了冀南抗日根据地，根据地机关的办公地点就在南宫。父亲参加了南宫县战地动员委员会，担任宣传部副部长，主要是编辑出版《动员周报》。

1938年3月，父亲正式加入了共产党，8月被任命为南宫县抗日政府的第一任县长。

后来父亲调到新成立的冀南地区抗战文化协会工作。1940年，冀南文救总会正式成立，父亲担任了这一机构的主任，主要任务是编辑出版抗日课本、杂志、组织剧团演出，以文化做武器宣传发动民众抗日。



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2年，日寇拉网式大扫荡，围剿了冀南根据地，我父亲等十几位地县级干部被围在包围圈里没有跑出来，被带到伪警察所的监狱，关了起来。后来这里还关了骑马突围、被鬼子从马上打落下来的冀南军区政治部主任刘志坚。

我父亲因为戴着眼镜，不好装老百姓，便伪装成小职员，没有暴露身份。鬼子给我父亲灌水，把肚子撑大，然后把他踢倒在地，肚子上放个梯子，让人站上去踩，弄得他上吐下泻，痛苦不堪。但是他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和组织。

当年冀南根据地非常重视做敌伪军的分化瓦解工作，给每个伪职人员都建立了“善恶录”和“生死簿”，伪职人员给鬼子做了坏事，要记一个黑点，给八路军做了好事，要记一个红点。告诉他们，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正在推进，到时候会给他们算账。当地的伪村长暗地里是共产党员 ，父亲通过伪村长把情报传递出去，八路军打伏击，救出了刘志坚，后来又把同志们救了出来。

1943年11月，父亲到北方局党校学习，先是整顿“三风”，后又转入审干。父亲因为参加革命的复杂经历，无可避免地受到严厉审查，被错误批判为“失足者”，是“国民党特务”。他被吊在房梁上拷问：你一个地主家的少爷，国统区的名牌大学学生，放着大好前途不要，干什么跑到农村来干革命？你是不是国民党派来的特务？后来，从延安开始纠偏，北方党校也开始纠偏。

1945年2月，甄别结束，党组织的书面甄别结论是：平反，摘掉 “国民党特务”的帽子。

一个出生于富裕家庭的知识分子想要担起家国大义，天崩地裂不动摇地干革命，必须要有坚定的信仰，实在是太不容易了。

1945年冬，父亲调到新成立的冀南新华书店工作，担任经理兼总编辑。冀南新华书店是编辑、印刷、发行三合一的，主要工作是：编辑出版以广大群众为对象的刊物《工农兵》；以干部为对象的各种书籍和小册子；印刷、供应冀南地区的小学课本。

1948年春，父亲调到冀南区党委宣传部任副部长。主要工作又增加了管理文工团和戏曲剧团；抓干部的政治学习等。

1949年6月，冀南区党委宣传部全体同志合影。二排：左2是父亲，前排：左3是区党委宣传部部长薛迅和她的女儿、左4是母亲和我。

1954年，经历过三十多年岁月磨砺后，启蒙老师冷楚伯伯终于和他的学生们相聚了。

中间坐者：冷楚。后排左起：赵鼎新、宋之光、刘北斗、魏震

三、新中国成立后，父亲与文化艺术工作

1949年8月，党中央决定把冀南、冀中、冀东三个地区合并为河北省，父亲调河北省委宣传部任教育处处长；1951年1月父母调北京，父亲任华北局宣传部宣传处处长，母亲任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1953年1月，父亲调华北行政委员会，担任文化局局长。

1954年9月，六大行政区突然撤销，机构和编制没有了，那么多干部和演员的安排成了棘手问题。父亲不放心，主要演员的去向他都要一一过问，亲自安排：他把杜鹏、白峰溪等话剧骨干安排到中国青年艺术剧院，后来这些人成了青艺的台柱子；他把金嗓子马玉涛安排到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使她在声乐艺术上展示出才华，唱出名曲“马儿啊，你慢些走”“看见你们格外亲”。

20世纪50年代初期，父亲（后排左6）与华北文工团的队员们

1954年8月，华北大区撤销前，华北行政委员会文化局全体人员合影。父亲（二排左6）



然后，父亲到国务院文化部走马上任，担任艺术局副局长，与副局长周巍峙一道，协助艺术局局长、著名戏剧家田汉开展工作。

20世纪50年代中期，父亲在文化部艺术局工作期间

1958年7月，文化部试行简政放权，将在京的42个中央所属的文化事业、企业单位全部下放北京市，包括：

1、艺术院团10个：

中国青年艺术剧院、中国儿童剧院、中央实验歌剧院、中央歌舞团、中央乐团、中国京剧院、中国评剧院、北方昆曲剧院、中国杂技团、中国木偶剧院；

2、艺术院校7个:

中央戏剧学院、中央美术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戏曲学校、北京舞蹈学校、中央电影学院；

3、报社、出版社4个：

光明日报社、大公报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

4、电影厂及博物馆、图书馆10个：

北京电影制片厂、故宫博物院、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国历史博物馆、中国自然博物馆、鲁迅博物馆、徐悲鸿纪念馆、齐白石纪念馆（筹备处）、北京图书馆、中国画院；

5、各类印刷厂、艺术类厂所11个：

古代建筑修整所、新华印刷厂、美术印刷厂、京华印书局、宝文堂印刷厂、五十年代印刷厂、新华字模制造厂、中华排版厂、印刷技术研究所、北京电影洗印厂、幻灯制片厂。

随着北京市文化管理任务的骤然增加，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我父亲和高戈伯伯一同调到北京市工作。陈克寒同志担任了北京市委文教书记。

北京市委和北京市政府批准设立了三个局：北京市文化局、北京市电影事业管理局、北京市出版事业管理局，并建立了 “三局一会（北京市文联）”联合党组。父亲受命出任北京文化局局长、“三局一会”联合党组书记。

几年以后，有一些单位重新回到文化部，而父亲留在了北京市。从此，父亲植根北京，全心全意做好首都的文化艺术工作。

这段时间，是北京市的文化艺术工作欣欣向荣的时期，各个艺术院团挖掘传统戏、排演现代戏和新编历史剧，涌现出一大批优秀剧目:

京剧大师梅兰芳主演的《穆桂英挂帅》、马连良和裘盛戎主演的《海瑞罢官》、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裘盛戎、谭元寿等联合演出的全本《赵氏孤儿》，由马连良、谭富英、叶盛兰、肖长华、袁世海、裘盛戎等名角荟萃的《群英会》，以及新编现代京剧《芦荡火种》；由著名红学家、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先生和女儿王金陵联合创作的昆曲《晴雯》、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孟超编剧、李淑君、丛兆恒主演的《李慧娘》等在首都引起轰动；由小白玉霜主演的传统剧目《秦香莲》、由马泰、小白玉霜、新凤霞等主演的新编评剧《金沙江畔》，由吴祖光在传统评剧剧目基础上改编的《花为媒》，由新凤霞、李忆兰、赵丽蓉主演，改编成电影传播全国；由京味梆子宗师李桂云主演的河北梆子《蝴蝶杯》，慷慨唱响在北京的舞台；由北京文联主席老舍先生命名的新剧种——曲剧创立不久，就推出了《杨乃武与小白菜》《啼笑因缘》等经典剧目，由魏喜奎主演，轰动北京，走向全国。

话剧舞台和电影事业也精彩纷呈：北京人艺先后演出了郭沫若先生编剧的《蔡文姬》、老舍先生的《茶馆》、曹禺先生的《胆剑篇》，让首都的话剧舞台惊喜不断，闯出京味话剧的品牌；北京电影制片厂的电影《林则徐》《红旗谱》《青春之歌》《林家铺子》《革命家庭》《早春二月》等等风靡全国，让北京成为艺术电影的基地。

这一时期是北京文化艺术舞台的黄金时期，父亲的情感和生命都与北京的文化艺术发展连在一起了。

左上图：1959年，梅兰芳先生演出新编历史剧《穆桂英挂帅》，时年65岁。这出戏是梅先生艺术生涯的收山之作。

右下图：1961年，马连良先生演出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年60岁



1959年，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演出了郭沫若先生编剧、焦菊隐先生导演的新编历史剧《蔡文姬》，朱琳饰演蔡文姬，刁光覃饰演曹操。

话剧《蔡文姬》的演出引起轰动，《人民画报》用封面给予报道宣传。

1963年，剧作家吴祖光在传统评剧《花为媒》的基础上加以改进，创作出新编评剧《花为媒》，拍摄成电影演出。其妻新凤霞饰演主角张五可。电影广受欢迎，留下名段子“报花名”。

左上：新凤霞的定妆照，右下：电影海报。

父亲在注重文化艺术工作提高的同时，也不忘普及性的群众文化工作。1963年他在北京率先成立“北京农村文化工作队”，扎到基层去创作和演出，受到北京市委和文化部的重视与表扬。

左图：北京市农村文化工作队演出了刘厚明创作的话剧《箭杆河边》

右图：1961年，昆曲名旦李淑君主演新编历史剧《李慧娘》

四、父亲在十年浩劫中

在“文化大革命”来临之前，全国的文化艺术界已经是山雨欲来。毛泽东主席关于文艺工作做了两次批示：1963年12月12日，给彭真、刘仁批示：“各种艺术形式——戏剧、曲艺、音乐、美术、舞蹈、电影、诗和文学等等，问题不少，人数很多，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许多部门至今还是“死人”统治着。……”

1964年6月27日又在中宣部《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的报告（草稿）》上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的刊物的大多数（据说有少数几个好的），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是一切人）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

接受毛主席的批评，从1964年10月10日至1965年2月底，在北京市委领导下，文化局和文联党组，带领市属文艺团体进行了“文艺整风”。

“文化大革命”终于爆发了。1966年6月，因为北京大学的一张批判校领导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被毛主席肯定，史无前例的群众运动在全国排江倒海般地爆发。而在更早，北京市委就被毛主席批评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而遭全面否定，北京市的各级领导统统被打倒。父亲因为工作关系，置身于北京市委与文化界两条黑线的交叉点上，他的被打倒就成为了必然。

1966年7月下旬，父亲刚刚从华北局召开的批判北京市委的“北京饭店会议”回到单位，就被关进了“牛棚”。那个“牛棚”里关着几十个北京文化界的名人，像荀慧生、侯喜瑞、白云生等。这些社会名流哪里见过这样的阵势？一个个唉声叹气、痛不欲生。我父亲经历过“延安整风”。他以党内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耐心给大家做思想工作：历次群众运动一起来，总是疾风暴雨，往往会过火，但是只要有毛主席的领导，运动深入后，总会有纠偏，还是会回到正确路线上来的。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

1966年的8月，正是红卫兵以暴力摧毁旧世界、旧秩序最狂热的时期。1966年的8月23日下午，北京市文联、文化局的造反派在单位的院子里，批斗走资派和文艺界名人。硬骨头萧军不服，为了压制他的“嚣张气焰”，造反派叫来了女八中的红卫兵，更加剧了批斗的激烈程度。造反派喊着：“赵鼎新，黑帮头子，打！”“荀慧生，四大混蛋(四大名旦)，多打一下!” “萧军，老顽固反党分子，多打几下!”

这时传来孔庙正在破四旧烧戏装需要有人去陪斗的消息。外面来的红卫兵并不认识文艺界的人，造反派的指认、作家之间为了表示革命性的揭发，便成为被押出去的证据。就这样，原本文化局“文革筹委会”决定的“文化局长赵鼎新、副局长张梦庚、办公室主任苏辛群、北京戏剧研究所所长荀慧生”的四人陪斗名单，一下子变成了近三十人！包括被指认领取美元稿酬的老舍先生、著名演员荀慧生、侯喜瑞、白云生、金紫光，著名作家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等等。这些“黑帮”“反动权威”“牛鬼蛇神”的脖子上被挂上牌子，押上卡车，送去了孔庙。

到了孔庙，他们被勒令围着焚烧戏装的火堆跪着，前面受火烤，后面遭受刀枪把子（没收的演出道具）和皮带的毒打。跪不住，红卫兵就往下按头，不服就是拳打脚踢。老舍先生哪里受过这样的屈辱？他奋力挣扎，很快就被打得头破血流。而被打得最惨的是我父亲和萧军，父亲被红卫兵用带铜头的军用皮带打出了血，打伤了腰，奄奄一息，送回了家。他在家躺了半个多月才可以勉强下床，他的腰由此落下了病根。几十年后，当年在孔庙现场目睹了我父亲他们被批斗、被毒打的人告诉我，那场面实在太血腥，至今都不敢再回忆。

“8.23”那天夜里，我父亲伤痕累累地被送回家，我母亲立刻给与安慰和护理，她对父亲说：“我相信你，你不是黑帮！无论如何我们要挺住，总会有问题弄清楚的一天。你千万不能走绝路！” 因为我母亲也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干部，她是明白人。

更严重的事情发生了。1966年11月28日，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首要分子江青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的文艺界批判大会上，点名中宣部和北京市委破坏“京剧革命”，跟她对着干就是“反革命”！她点了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十几个人的名，从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彭真、第二书记刘仁、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市委宣传部长李琪，直到北京市文化局长赵鼎新，给他们戴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帽子，宣判了父亲的“罪行”。

1968年的5月16日，北京日报又用整版篇幅发表“彭真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就是国民党的别动队——彻底清算彭真、刘仁招降纳叛、结党营私的滔天罪行” 的大批判文章，称父亲为“大叛徒” 。从现实与历史两个方面宣判了父亲的“死刑”。

1968年5月16日北京日报的大批判文章

我父亲怎么会得罪了江青？彭真当年的秘书张道一有详细回顾：

　“1963年，北京市委为了贯彻毛主席的批示，要北京京剧团也试演现代京剧。北京京剧团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地下联络员》（后经毛主席更名为“沙家浜”）投入排练。即将正式上演前夕，江青来看了彩排，回去后打电话给彭真，对京剧团排成的戏横加挑剔，不许上演。当时，预售票已经售出三场。李琪把这个情况向彭真反映后，彭真把邓拓、陈克寒、李琪、赵鼎新几个人找到家里来开会。这一次彭真是采取了忍让的态度，说服李琪、赵鼎新给买了票的观众退票道歉。

“可是，江青并不以此为满足，她看到这个戏底子不错，她要插手了。她提出要到北京蹲点，把北京京剧团作为她搞京剧改革的“试验田”，随着又把上海沪剧团调到北京来给北京作观摩演出，并要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北京市文化局给安排了两场，她认为少了，不给她面子。为这个她到处吵，和李琪吵，和赵鼎新吵，最后直接找到彭真家里吵。那次我正好在场，看到江青很横的样子，疾言厉色、嗓门很大地嚷：“彭真，我告诉你! 你北京市不给我安排，我让剧团到中南海去演，我请毛主席来看!”

“后来江青又进一步提出，要把工人俱乐部作为她专用的剧场，禁止一切别的演出；为了把她的试验田搞好，她竟指名把北京几个京剧团的尖子演员都调到她的试验田。而有些尖子演员是其他剧团的核心骨干，是别的戏的主角，抽出后其他剧团怎么办？其他戏还怎么演？因此，北京市文化局局长赵鼎新有意见，李琪有意见，协调来协调去，不那么痛快地调给她。李琪向彭真反映后，彭真也有看法。江青为此又第二次直接找到彭真家里来吵。这次彭真不让步了，她又气呼呼地走了。”

父亲与江青的冲突，另外一个是关于剧团的经费问题。截止到1966年，北京市属的艺术院团33个，都已经国有化，需要国家财政支持，每年总的经费是100万元。江青闯入北京搞她的试验田后，一是掐尖子，二是挑剧场，三是要特殊经费：1964年要20万，1965年是30万，1966年就到了40万元！父亲为难了，试验田要支持，其他剧团也要活啊！他实在沉不住气了，顶了江青，没有批那么多。有人告状给江青，她从此对我父亲怀恨在心。

五、苦难中的真心与真情

我们家在干部家庭中是普通而又特别的，这个特别是指父母都是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家庭生活中有文化，有民主，有温暖，有亲情。我有一个比我大2岁半的姐姐，曾经9年时间和我在同一个学校：小学育才，中学师大女附中（现在的北师大实验中学），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他比我大十几岁，很早就参加了工作。

别人都说，我父亲是一个严肃的人，严谨而头脑周密，对工作一丝不苟。可是在我心里，他却是对我和姐姐充满温情甚至溺爱的好爸爸。

文化工作与其他工作有许多不一样：在别人休息的时候，他们却在工作。别人工作是每天上午下午两个半天，他们却是一天三班，晚上也在工作：经常是到剧院看正式演出前的彩排，和导演、演员们座谈，看看剧本和演出还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回到家，常常是十点多钟，甚至十一二点了。他会轻声轻脚地走进我和姐姐的房间，看看我们睡着了没有，为我们盖好踢散的被子，轻轻地吻吻我的额头，才回自己的房间睡觉。他看到我老老实实地睡在裹得整整齐齐的被子里，总是好奇：这个老二白天那么淘气，怎么晚上这么老实？爸爸的吻留在我的额上，暖在我的心里，是我少年时的幸福。

1954年的全家福。姐姐、父亲、我和妈妈

1966年初的全家福妈妈、我、父亲、姐姐

当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骤然而起的时候，我刚刚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一年级，正是狂热的年纪，一心想要紧跟毛主席闹革命。突然间我最信任、最崇拜的父亲一夜之间变成了“走资派”和“黑帮分子”，实在是接受不了，我的理智与情感发生了严重矛盾。

1966年的7月份，父亲就随着北京市委的“倒台”被批判。我迟迟不敢回家，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一个陌生的父亲。当我终于回到家中，却没有见到父亲的面——他已经被关入“牛棚”了。桌子上放着父亲留下的一张字条，是写给我和姐姐的。父亲要我们把租用的沙发和沙发床、书柜等贵重家具退还单位，只留下木板床、书桌椅和书架子，够用即可。还嘱咐我们要相信毛主席、相信党，他的问题是一定会搞清楚的。见到父亲的这个字条，我全副武装的铠甲一下子掉落下来，我嚎啕大哭。从父亲的言行上，我又怎么能把父亲与那些罪名联系起来 ？

苦难中我们全家相互牵绊着、挂念着。“文化大革命”前，我母亲在全国总工会的水利电力工会担任副主席，是局级的中层干部，仅仅受到批判和做检讨，却因为父亲的问题受到牵连。造反派找到医院，一句“不能让黑帮的老婆借治病逃避政治运动”，我妈妈患了癌症也得不到好的治疗，在病情危重的情况下，还是不得不强忍病痛去上班。

她是因为惦念父亲的情况而忧虑不安，患了癌症。在她临去世前已经瘦弱的皮包骨了，我父亲还被关着，只被允许匆匆回家，和母亲见了最后一面。1969年5月4日，妈妈离开了我们。从那时起，我们家就不再是一个完整的家了。

1968年，病重的母亲在南长街14号的家（那时候我家住在南长街北头，家里的房子和院子临着故宫的筒子河）

装修一新的故居——南长街14号，我们家的幸福与苦难都发生在这里。我们离开这里已经40年了

70年代中期的全家福。前排左起：姐姐、姐姐的大女儿、父亲

后排左起：我、哥哥、嫂嫂

六、最轻松的日子，最沉重的日子：迟迟等不来的政治结论

1969年，一部分北京市的领导干部在一号通令（备战）后被遣送到山西集中关押，劳动改造。林彪事件后，他们于1972年回到北京，仍然在学习班集中学习。我父亲就是这批人中的一个。

患难三兄弟：父亲赵鼎新（左）、万一（中，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宋汝棼（右，北京市委工业部部长）。当时我父亲和这两位叔叔在一个学习小组，是难兄难弟。

我是1973年7月为照顾父亲特批回到北京的，回来后在宣武区文化馆工作。那时候父亲已经可以回家，只是每天都要去军宣队的学习班学习。后来学习班解散，他就赋闲在家。

那是父亲最轻松的日子。我回到北京，在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工作的姐姐已经结婚有了孩子，她把宝贝女儿送回家里，给父亲作伴，成为父亲寂寞生活的一缕阳光。

那是父亲一生中难得的可以享受家庭生活的日子，他寂寞又快乐。那时候常常有多年未见的老朋友来访，小外孙女调皮摔伤了胳膊，萧军伯伯来家给她正骨。我爸说，还很少能够有人享受这样的待遇呢，能文能武的大作家萧军来家里给你治病！

20世纪70年代中期，姐姐、姐姐的大女儿和父亲在颐和园

父亲和姐姐、姐姐的大女儿以及我（左1）在天安门广场

父亲和他的宝贝外孙女

父亲特别喜欢小孩子。姐姐的第二个女儿也是在父亲家长大的

父亲和我的女儿

那也是父亲最沉重的日子。渐渐的许多老干部有了政治结论，陆续走上工作岗位，而父亲却音讯全无。消息终于来了：因为父亲被江青点名，他的结论必须要经过江青的批准，因此北京市委无人敢给结论！唯独剩下他一个人无处安排，被分配到北京玉器厂当工人。他的内心满是失望和痛苦，常常埋头不语，一根接一根地抽烟。

突然有一天发现父亲脑梗塞，半身偏瘫了。又开始了漫长的治疗，每天艰难地陪着父亲去北大医院输液、针灸。半年之后终于见了成效，他可以拄着拐棍行走了。

父亲在最沉重的日子

我们姐妹和父亲一起去八宝山革命公墓看望母亲。左为姐姐，右边是我

七、造反派中也有好人。判断好人与坏人的标准是什么

那段时间是我成年后与父亲接触最多、了解最深的一段时间，我们可以充分地聊天，互相了解。我渐渐了解了父亲的情感和思维方式。

那时候我们家的房子只剩下一间，其他房子陆续分配给其他人家。我家的邻居是文化局的一个保卫干部，复转军人，属于造反派。但是父亲和他之间并无恶感，见面平静地打招呼，相安无事。我有些诧异，问父亲：你被造反派害得这么惨，他又占了咱家的房子，你不恨他吗？父亲平静地笑笑：造反派中有品质恶劣的人，也有好人，不能简单地以派别来判断人的品质。那你怎么判断一个人的品质是好还是坏呢？父亲回答：要看他是不是粗暴动武，还要看他的批判是不是实事求是。有的人对你的批判，是基于事实，但是在运动中，人的情绪容易过激，经常会说些上纲上线的过头话，这个不是人品问题，是认识问题。但是有些人，在批判中无中生有，捏造事实，编排出没有的事按在你头上，这些人往往是别有用心，品质有问题。

在父亲遭受批斗最严重的时候，那些曾经给与善意的人，父亲会终生铭记，感恩于心。有一次，父亲说起在“文化大革命”的初期，他们曾经被关在劳动大学改造。一日在稻田里收稻子，突然天气骤变，下起了瓢泼大雨。参加劳动的革命群众纷纷踩着没有收割的稻田跑回去了，可是有造反派却勒令那些被打倒的“黑帮”不能破坏劳动人民的庄稼，只能走稻田里狭窄的田埂。我父亲眼神不好，戴着眼镜，只能小心翼翼地寻着田埂一步一挪地慢慢走，身上很快湿透了。这时候，文联的一个年轻人从父亲身边经过，大声呼他：赶快走啊！这时候还管什么田埂！父亲这才踉踉跄跄地跑了起来。在最黑暗的时候，这个小伙子让父亲享受了革命群众的待遇。

多少年后说起这一幕，父亲居然哽咽了，说：那个小伙子是好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个小伙子叫田祝厚，“文化大革命”后是北京文联创刊的“音乐周报”的主编。那之后田祝厚曾经来我们院找他的一个朋友，但是从来没有提起过帮助过我父亲的事。他也许早就忘了。大概在好人的心里，做这些很平常，只是出于善良的本能。

八、因为经历坎坷，所以父亲宽厚善良，特别注重给被冤屈的人纠正冤假错案，特别爱惜人才；因为痛惜被耽误的十年，所以父亲抓紧时间工作，积极而审慎地推进文艺体制改革

1975年，父亲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政治结论，但是仍然没有工作。直到1978年3月，父亲才全面恢复了原来的工作。

父亲曾经迟疑，他认为一个单位的一把手是必须要全力以赴的，而以他当时的健康情况，他只能上半天班。但是北京市文艺界的问题堆积成山，拨乱反正任务繁重，不但大风暴中的问题要解决，“反右”等积累下来的历史问题也要解决。群众呼吁：北京的文艺界要拨乱反正，只能请“二赵出山”。二赵是指原来的文化局局长赵鼎新和副局长赵起扬（注释：赵起扬兼任北京人艺党委书记，是人艺建院的四大顶梁柱之一，后来担任文化部副部长）。因为二赵为人正派，工作有魄力，群众威信高。

复出后，父亲全力以赴投入工作。5月，文化局成立落实政策办公室；8月，召开落实政策大会，直接为近百位受“四人帮”迫害的艺术家及艺术院团领导平反，恢复名誉。其中包括北京人艺的院长曹禺、党委书记赵起扬，北京戏校校长马连良 、副校长江枫、叶盛章，中国评剧院院长胡沙等，以及李再雯（小白玉霜）、荀慧生、叶盛章、侯喜瑞、秦仲文等老艺术家。

遇到复杂问题，父亲从不回避，而是拿出自己的明确意见。比如写出过《金光大道》的作家浩然，被有些人称为“四人帮”的红人，他算不算“四人帮”一伙的？父亲直言：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不是投靠江青的人。如果他被江青拉过去了，那时候的文化部部长就不是于会泳而是他了。后来许多人也出来证明，为了躲避江青，浩然都躲去住医院了，他不是江青的人。

在文化艺术界，错划右派的更正工作是个大工程。父亲由己及人，深知挨整的痛苦，对这些饱受冤屈的同志充满了关心和爱护，组织专门班子，制定出结案的时间表，逐一进行调查核实。当看到有些人的问题没有彻底解决，还留有“尾巴”的时候，他急了：怎么落实政策这么难？我们要设身处地为他们想！他们受了多少冤屈？遭了多大的罪？

父亲提出明确要求：一定要抓紧办案，而且要赶在1979年初的春节前把工资补发下去，让他们和家人过个团圆年。这一举措使多少饱受冤屈的人热泪盈眶！作家王蒙、刘绍棠、汪曾祺、从维熙、邓友梅等以及歌唱家张权、画家王雪涛都在这些被平反的“右派”之中。

北京人艺副院长、总导演焦菊隐的情况比较特殊，1957年他被错划为不戴帽的右派，内部掌握。当看到其他人都落实政策，摘掉了右派帽子，而自己却没有个结论的时候，他心里很不痛快，发牢骚说：“还不如把帽子给我戴上呢，解决起来也痛快。” 父亲得知了这个情况，非常重视，很快就在文化系统澄清了焦菊隐先生的问题，使他能够心情舒畅地投入艺术创作。

还有对《北京文学》主编李清泉的特事特办。按照当时落实“右派”改正后的工作安排原则，是从哪里来回哪里去。著名的文学编辑家李清泉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是对于他的工作安排，原来的单位《人民文学》迟迟没有音讯。他的工作落实成了难题。他想来北京文联的《北京文学》杂志社，杂志社也非常想要他，因为这本杂志一直是由著名作家挂名主编，并不主持实际工作，因此实际的主编力量比较薄弱。父亲得知后特别珍惜这个人才，打了报告，自己带到北京市委的会上去，很快解决了这个棘手问题，为北京留住了人才。

李清泉不负众望。那个时期，《北京文学》上刊登了不少能在文学史上留下来的佳作，比如汪曾祺的《受戒》和《大淖记事》；张洁的《从森林里来的孩子》《爱是不能忘记的》；王蒙的《风筝飘带》；陈建功的《飘逝的花头巾》等等，创造了《北京文学》的黄金时代。

北京文化局继1978年在为文化大革命中蒙难的京剧大师马连良平反、恢复名誉后，又于1979年3月27日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为马先生举办了隆重的追悼会及骨灰安葬仪式。中宣部副部长周扬、原北京市委第三书记、时任第七机械工业部部长的郑天翔、著名剧作家曹禺等出席了告别仪式，父亲主持了告别仪式。

在京剧大师马连良追悼会。周扬（（左3）、曹禺（（左2）、郑天翔（左4）出席了告别仪式。父亲（左1）主持了告别仪式

在马连良先生追悼会开始之前，父亲（左）与北京文化局副局长张梦庚（右）在休息室交谈

许多熟悉父亲的老同事说，父亲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后，有了很大变化，工作中更多地增加了批判精神和审慎态度。20世纪的70年代末、80年代初，我国的政治气候还是乍暖还寒，广大人民群众热烈呼唤文艺创作百花齐放，能够借鉴世界的各种艺术流派来促进我国艺术表现力的拓展，但是上面迟迟不肯表态，甚至仍然沿袭旧时的思维，从文艺作品的内容方面上纲上线，加以否定。比如北京人艺编剧高行健创作的先锋派荒诞话剧《车站》，被勒令停演，要求对其内容进行政治批判。应该怎样对待这种从上面下达的批判？父亲非常审慎，他提出质疑：这是真批判还是走过场？他想要摸清楚它的来头和背景。他请信得过的同志金和增，设法在她工作的中宣部摸摸底，与中宣部领导进行沟通，力争能够躲过风头，更多地从文艺探索的角度，来解决和处理问题。

父亲最好的年华被十年动乱践踏，他特别珍惜能够工作的时光。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父亲积极而审慎地探索文化事业改革的新思路。他坚持文化事业的管理、机构的设置要从实际出发，从群众需要出发。他把文化局的文艺演出管理和电影放映管理结合在一起，成立了演出放映处；又把市属的电影公司和演出公司合并，打通了剧场与电影院的使用功能，适应了基层“一场多用”的实际需要。

面对剧院要改革搞承包的呼声，他一方面热情支持抓试点，一方面强调要按照规律办事，强调文艺工作者要讲职业道德，要有社会责任感。他说：“文艺演出问题和经济收支问题，两个方面是相互制约的，不可偏废。创作有创作的规律，经济有经济的规律，要把两者结合起来。一方面，文艺单位不注意经济收入不行；另一方面，搞承包也不能一切向钱看，眼睛总是盯着群众的钱包。” 在他的领导下，北京市的各项文化艺术工作迅速恢复，得到健康发展。

1983年，父亲离休，离开了他热爱的文化艺术工作，到北京市顾问委员会担任委员。

父亲在工作中

1980年 6月 ，北京市文联第四届代表大会召开，会上选出了新一届理事会成员，选举曹禺先生为新一届文联主席，父亲为副主席、党组书记。

北京市文联的第一至第三届主席均是老舍先生。1966年老舍先生在史无前例的大浩劫中不幸罹难。

第一排：右3郑德山，右4田耕、右9韩作黎、右10宋汎、右11xx, 右12父亲，右13曹禺、14李筠



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周扬（左）、北京人艺院长、著名剧作家曹禺（中）、父亲（右）在文联第四届代表大会前的休息室

父亲在第四届文联换届大会上做报告

1981年，文化局为了复兴文艺创作，召开了北京市文化系统剧本讨论会。北京市委文教书记、宣传部长刘导生、宣传部领导吉伟青参加了讨论会，会后与全体与会者合影。

前排左起：xx 、杨毓珉 、 xx 、赵鼎新 、吉伟青 、 刘导生 、鲁肃 、宋汎、江雪 、冷克

父亲与北京市委宣传部部长刘导生（左）在创作座谈会上

1980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林乎加和副市长贾庭三观看了京剧演出，表示祝贺，并与演职员合影。

父亲（前排左1）、知名演员马长礼（左2）、 吴素秋（左4）、林乎加（左5）、赵燕侠（左6）、赵慧英（左7）、贾庭三（左8）、王松生（左9,文化局副局长）

1982年，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段君毅观看京剧演出，对演员表示祝贺。

照片中左3为段君毅，左2为父亲

80年代，市委文教书记刘导生陪同刘少奇同志的夫人王光美观看演出后与演职员合影。

中间排，左起：文化局副局长张国础、朱丹南、父亲、刘导生、王光美。

父亲一直保持着在根据地搞文化工作的传统，注重文艺工作为基层的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他恢复工作后，又组建了北京文工团，深入农村及厂矿基层。活跃的创作、演出，为北京市培养出一大批文艺骨干：作家刘厚明、陈祖芬，导演鲍黔明、顾威、胡培奋，画家李滨生，演员梁厚民、李绪亮、刘西古……

1982年在观看《风筝误》后，父亲与北京市文工团的演职员亲切交谈

九、齐白石的画也不能要。帮助齐白石的儿子落实政策

最近南京博物院事件发生后，更多名人字画及文物被监守自盗、被高官贵胄奉为私有的消息被披露出来，而且披露出此风不自今日始。许多年了，常有朋友问我：你父亲在文艺界工作一辈子，认识文艺界不少名人，名人字画你们家有多少？当我回答：我们家没有名人画的时候，许多人都不能相信。可是我父亲是一个清廉的人，他非但不会向人索要礼物，就是别人送上门来的礼物，他也会婉言拒绝。

我父亲恢复工作后，经常有人到家里来找他，述说自己的种种问题和困难，希望父亲能够帮助落实政策。

有一次，齐白石的四子齐良迟来家里找父亲帮忙。他原来在北京画院工作，大风暴中被下放农村，那时候刚刚回到北京，工作还没有着落。他希望能够回到画院，继续从事专业美术师工作。父亲听完他的情况，认为按照政策应该让他回到北京画院，于是爽快答应帮助他推进政策落实。齐良迟喜出望外，从随身的袋子里取出一幅画，说是他父亲齐白石的，要赠送给我父亲表示感谢。父亲连连摆手，让他放心，说这是符合政策的事，一定会给他办。

父亲就是这样，符合政策的事，你不找我也给办，不符合政策的事，说破大天我也不能办。

还有就是讲原则，对人对己一个样。

父亲直到去世，都是住在前三门70多平方米的小房子里，不是没有机会搬家，而是他不愿意被特殊照顾。1984年，文化局系统在紫竹院附近盖成了几栋“高知楼”，有电梯，环境好，当时是高档建筑。局里考虑父亲年高体弱，又患有偏瘫，行动不方便，想给他换去新房子。谁知道父亲拒绝了：“那些房子是给文化系统高级知识分子落实政策的，我是高干，不是高知，我不能去。” 他就是这样，原则不是讲给别人听的，更是自己要遵守的。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化局两代局领导的合影。地点：中山公园文化局老干部活动中心。站在中间的是退休的老领导：赵鼎新（右4）和朱丹南（右3），当时的局领导：局长鲁刚（右2）、副局长严红（右1）、宋海波（右5）、刘有宽（右6）

十、在喧嚣的文艺界孤独地成为一股清流

人们常说，文艺界是名利场，是花花世界，可是我父亲几十年来，却始终保持低调与清醒，从不追求名与利。

父亲几十年耕耘在文化界，认识那么多知名的文学家、艺术家，关系非常和谐，又由于他的正直正派和敢作为，所以在文艺界享有较高威望，和许多叔叔伯伯成为至交。我们到中山公园散步的时候，常常会遇到父亲的熟人朋友，像指挥家李德伦、出版家王子野、陈翰伯, 作家杨沫、阮章竞、萧军、管桦，电影艺术家崔嵬、汪洋、田方和于兰夫妻、歌唱家马玉涛、舞蹈家陈爱莲......他们和父亲亲热地相互招呼，攀谈，有说不完的话。过年过节，除了团拜之外，父亲总是到家去拜访那些老艺术家：北京文联主席老舍先生、曹禺先生、杨沫先生..... 人艺的院长曹禺先生和赵起扬、青艺的院长吴雪、儿艺的院长任虹、作家萧军、演员小白玉霜、魏喜奎等，也都到家来看望父亲。

但奇怪的是，我似乎没有见到父亲和谁交成了称兄道弟的“哥们”！有一个副局长叔叔，就特别热闹，经常和名演员攀肩搭背，吃吃喝喝。我问父亲，他笑了：你没有看到那些名演员向他要官要权时候，他的狼狈样呢！又不能拿国家的官职做交易，那些酒肉朋友弄得不欢而散。吃人家嘴短，拿人家手短。接受了别人的礼物和吃请，你工作中还怎么能够公正公平？

还有一位北京市文联的副主席，工作调动以后，回来见到父亲，愁眉不展地问：我原来那些朋友，怎么都不来往了?父亲回答：你以为他们是和你交朋友？他们是跟你的职务交朋友。你调离了，怎么还能是朋友？

父亲告诉我们，他甘于在喧嚣的文艺界孤独地成为一股清流，是因为他的清醒。戏剧界的名演员，在新中国成立前都是名角，是剧团的台柱子、老板，收入是很高的，新中国成立后，我们把剧团都收归国有，变成国营的，他们也和普通演员一样拿工资了，但是工资比较高，一个月几千元。名演员和你做朋友，请客吃饭容易，你回请他们难。我一个月工资贰佰多元，还不够他们几顿饭钱！不对等的友谊难持久，还是保持距离，保持工作关系好！保持工作关系，才能够不徇私情，才能够出以公心，公平公正。

联系到目前社会比比皆是的钱权交易，贪污腐化成风，真是感慨父亲的清醒。

回顾我父亲的一生，虽然他经历坎坷，受尽磨难，但是他一生都在坚持他的理想和信念，并且付诸行动。我敬佩父亲一辈子是一个真实的人、真诚的人、善良的人，是言行一致的人，是心怀家国大义的人。父亲这样的人品人格，值得我学习一辈子。

我心中永远的父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