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在遵义12》

韩可风

但是刘健群错了。他那时对卢葆华真的还不算了解。

卢葆华在一而再，再而三的等待和失望中渐渐失去了耐心，她的愤怒和决绝被一种强烈的被欺骗感激发出来，正好她还有一支笔可以使用，于是上海弄堂里，小阁楼间昏黄的电灯光下，那支笔“沙沙”作响。不久之后，一部名为《抗争》的中篇小说横空出世，惊艳上海。

据卢自述，此文“……发表于上海晚报，此民国二十年十月事也。初为青岛《平民日报》转载，继则杭州《三江日报》亦转载，天津《大公报》文副亦撰文批评。更则引起沪杭各报之讨论……”而小说之内容，即是卢葆华自己这一段人生经历的真实感受。

在这部三万余字的小说里，男主人公被描写成一个利用金钱和权势欺骗玩弄女性的情场老手，而且这个主人公的名字就叫刘健群，无论履历还是现任官职，都和现实中的刘健群完全一致。于是，在小说发表之后，许多报刊先后介入，市井民间议论纷纷。“新派人士斥之为伪君子，旧派人物嗟叹人心不古，新进无德”。

现实生活中的刘健群，一觉醒来，不仅名声扫地，而且焦头烂额。

同僚嘲笑，政敌播弄之余，更重要的是蒋主席大为光火。一九三三年三月，众多议员、元老们纷起责问，说刘君健群，举国皆知为"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倡导者，组织者，领导者，却自己纳妾，让政府无颜。蒋介石被迫下令，免去刘健群的本兼各职，“另有任用”，迫使刘健群不得不从高层权力的角逐场上黯然引退。

在这个事件中，卢葆华显然是一个胜利者。然而十分吊诡的是，她与刘健群虽然闹出这么大一场风波，看上去肯定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了，其实私下里两人关系始终未断。据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刘健群还每月供给卢葆华八十元的生活费用，使她不致有衣食之忧。

一九三六年四月八日，因刘健群自述已与原妻离婚，卢与刘在这场风暴之后，居然重归于好，并在南京正式结婚。当时卢葆华的好友，国学大师同时也是比较文学大家，曾对卢有追求之意的吴宓论及此事时，还有日记中写了“葆华婚刘健群，可云得所”这样的话。

男女情缘，真是斩不断，理还乱，其中的聚散离合，恩怨情仇，或许只有风才知道它的踪迹。

然而这对怨耦不知撞犯了什么恶煞，尽管苦尽甘来，有情人终成了眷属，命中注定却还是要分手。结婚不到一年，卢认为刘与在遵义的原妻并未真正离婚（或许是虽然离了婚但却没有离开家），遂于一九三七年三月与刘再次大吵一通后，赌气离开南京，返回杭州居住。卢将此情况函告吴宓，并说愿嫁吴宓。吴复函认为卢、刘相爱甚深，彼此无人可以替代，劝卢与刘健群和好，相亲相谅。并明确表示，“当仍以妹与妹夫视雪梅（即卢葆华）与健群”。又于第三天致函刘健群，劝其与卢葆华复合。但卢、刘终未复合，并且于一九三八年五月正式离婚，还登报作了公示。

应该说，刘健群对卢葆华是有感情的，也是始终不能忘怀的。玩弄、欺骗等等愤激的说法，多是乌有。他晚年在台湾时，还一直坚称自己只有两段婚姻，第一任妻子即卢葆华，后任妻子某某，对遵义故乡那段有名无实的包办婚姻，从来就没有承认过。而卢葆华对刘健群以及处理此事，则确有不够成熟不够理性以及任性使气的一面。但在当时，卢葆华一介弱女子，不羡富贵荣华，不顾一切追求平等自由美满婚姻的精神和勇气，又实可嘉许。

这一点，恰是许多世俗算计之人不能理解的境界。

此后数十年，在"国民党人都是坏人，刘健群这样的国民党大官，更是坏人中的坏人"这种语境下，我们对刘健群在这件事情上的用心和用情，委屈和努力，缺乏应有的理解和同情。而对卢葆华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幼稚和非理性，则多了许多不当渲染，过份鼓励。客观地说，这是不公允的。

刘、卢这番纠缠离合，直接导致了卢葆华的命运多舛，在感情上更是十分崎岖坎坷。最后，她愿托付终身的人（譬如追求过她的吴宓）只愿和她保持朋友关系而不愿与她结婚；而拼命追求她的人（譬如她的最后一任丈夫，比她小了好几岁，曾为她断指求婚的云南马某某）又终因不能忍受她的坏脾气最后不辞而别，甚至杳无音信。

雨果叹息人生：人爱的不爱人，爱人的人又不爱，彼此相爱的早晚又要分离，这世界……

泰戈尔当年访华，曾为徐志摩对林徽因那种无奈的感情写过一首诗：“天空的蔚蓝，爱上了大地的碧绿，他们之间的微风叹了声：哎！”

而我作为遵义文化的后学晚辈，也要对刘、卢这两位先行者遗憾地说一声：

“唉……”！

要是他们在一起幸福地生活，该有多好。

不过小子以为，他们如果真的在一起，大概率也不会幸福地生活。这世间所有太过费劲的关系，都是遍地荆棘、千疮百孔的。

所谓富贵不入脏门，幸福不履险地。信诚如也。

一九四四年，遵义的一代才女，也是沙滩文化旁系传人的一次遗响，卢葆华在昆明于贫病中郁郁而死，年仅四十二岁。

天妒红颜，自古而然。

八十年后，卢葆华这部小说，入选《20世纪贵州最佳文学作品》，成为贵州文学史上的一部经典作品。卢葆华本人也凭借这部小说，成为贵州文化史上最优秀的女作家之一。

有些人来到这个并不完美的世界上，尽管磕磕碰碰，满身伤痕，惊鸿一瞥，但光华却注定要永存。

譬如卢葆华。

而刘健群也在这件事上受创巨深，加之仕途不顺，身体有病，索性一走了之，避居据说是佛教中迦叶尊者守护的云南鸡足山。以其清静，望其心安，吃斋读书，修身养性，一去便是五年多。

七

一九三一年，卢葆华写《抗争》，自曝隐私，导致刘健群被群嘲大诟、颜面尽扫的时候，蒋介石虽然下令免去了刘健群的本兼各职，但惜其才华，对他还有保全之意。而刘健群则在这之前就殚精竭虑，写了一篇叫做《改组国民党的刍议》的万言书径呈蒋介石。

这封万言书的内容大意是：国民党内旧体制已经腐朽，应该按德意法西斯方策改组国民党。办法是组织忠贞的中青年党员，开创一独特的运动以挽救党的腐朽危亡；仿效意大利褐衫队、德国党卫军核心组织，建立一特种突击队，穿戴蓝色衣帽在休假日或不定期的突击。在公共场所、车站、码头、广场、桥堡等地义务劳动（扶老携幼，打扫卫生，维持秩序。排解纠纷等）。目的是制造舆论，促使人民群众对已腐朽的国民党改变看法，同时淘汰老朽，培育新人，巩固党的统治，建立领袖权威。组织的名称就叫“蓝衣社”。

刘健群认为，蓝色代表和平、进步、服务，不以夺取为目的，它将不同于红色的恐怖，白色的消沉，黄色的软弱，黑色的污浊，从而独树一帜。

这封信深得蒋介石的欣赏。蒋介石当时召集了几个心腹黄埔学生，将刘的信交给他们审议，经过多次讨论研究，最后由贺衷寒、康泽等人草拟了组织秘密法西斯团体的方案，并把这一组织纳入力行社的麾下，最终定名为“中华民族复兴社”，简称复兴社。其骨干主要有刘健群、李士珍、邓文仪、贺衷寒、康泽、郑介民、滕杰、戴笠、乔干梁、蒋坚忍等。在对外形象上，复兴社员仍然采纳了刘健群的意见，统一着蓝色衣帽，因而在社会上乃至国内外，都被人误以“蓝衣社”名之。而刘健群更被认为是蓝衣社的主要领导人。

当时刘的一个部下叫李茂永的人写道：“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他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客观地说，刘健群当时在蓝衣社（复兴社）中的地位，尽管后来当过复兴社的第四任书记长，也还只是群雄之一，远远到不了唯他独尊的地步。估计以他的背景，蒋介石也不会让他到那个地步。

需要横添一笔的是，后来蜚声中外的“军统”，此时不过是复兴社下属的一个部门一一特务处，而戴笠当时，在复兴社诸大佬中，也还看不出有什么过人的本领。

后来力行社，乃至复兴社内部倾轧严重，刘健群离开，直接导致组织人心涣散，办事效率不高。蒋介石失望之余，在日记中有“与力行社谈话，组织无甚进步也”；“与训练班讲话，情报人员与组织无甚进步，焦急之至也”。于是他把目光转向当时并不突出的复兴社特务处长戴笠，自述“与康泽、戴笠谈话……各地特务组织亦有研究，较有进步也……”。

此时，力行社的全部经费除所收社员的会费外，都由蒋介石在军事委员的特别费项下拨给，而特务处的工作则因蒋的重心转移，受到蒋的特别重视，其经费则不在总会经费预算之内，由特务处长戴笠自行造具预算，直接报经蒋介石核拨，其总额较之总会的全部经费，至少约在十倍以上。

这样一来，使得原本小角色的军统后来居上，戴笠一家独大。前面的力行社和复兴社反而被蒋介石干脆弃之不用，渐渐湮没在历史的烟海之中。

正是因为蒋介石对刘健群的器重，才使刘健群在群情汹汹的《抗争》事件后，虽被免去本兼各职，但随即就被蒋介石以“华北宣传总队”总队长的名义，派其率队奔赴北平。其宣传总队的构成，主要是刘健群曾任主任的中央军校政训班的五百学员。而手下大员中，甚至有当年曾和毛泽东一起上井冈山的第一大将的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余因看不到前途，又与毛朱不和，一九二八年借到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机会，脱离中共，此刻被蒋介石派到刘健群麾下效力。

在平期间，刘健群既远离了南方来势汹涌的口水，又得到老上司何应钦的关照，于是努力工作，报效老蒋，相继从冯玉祥手下拉拢和策反多名大将，又在北方积极开展蓝衣社运动，明里宣传和平，服务等理念，暗里搜集情报，刺杀汉奸，组织民众等等，把已经实际占领华北但还没有名分的日本人搞得很恼火。于是多次向蒋提抗议，要他把刘和手下召回。蒋虽召回刘健群，但对刘健群的能力则更加欣赏。

从北平返回之后，蒋于一九三五年春任命刘健群为三民主义力行社书记长，复兴社社长。两广事变后，又命他兼任广州行营第二厅厅长。抗日战争爆发后，再任他为大本营第六部副部长。一九三八年，刘再被任为三民主义青年团筹备时期中央临时干事会干事。

从以上任命看，尽管蒋介石对刘健群仍然信任，但此时老蒋的黄埔学生和浙江同乡两大体系已经基本形成，刘健群的作用已经不大，所以对他的安排，便多是跑龙套了。

刘健群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加上与卢葆华的婚姻纠葛也使他心力交瘁，这才以身体不适为由，自动退出政治漩涡中心。蒋介石任其自然，也就把他暂时当做一颗闲棋，放在了一边。

八

一九四三年，刘健群被蒋介石再次想起，他自己也静极思动，于是在蒋的钦定下，刘就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三青团中央干事兼视察室主任。在这期间，蒋介石命刘健群再去云南，说服龙云拥护中央，限制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和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最终取得龙云的同意。刘由滇回川，遂被任命为三青团中央干事会副书记长，算是老蒋对他工作的肯定和奖励。但在一九四六年三青团的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后，太子蒋经国出任中央干事会干事兼第二处处长。刘因个性与蒋经国不和，被迫离职。

之后，刘健群当选为贵州省第二区立法委员，被聘为南京国民政府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一九四八年底，国民党立法院投票选举院长、副院长，童贯贤当选为院长，刘健群以立法委员身份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一九四九年四月，立法院迁至广州。十月，童贯贤辞职，由刘健群依法代理院长。后立法院又迁至重庆、成都，经海南岛于一九五〇年一月在台北复会。十二月，刘健群又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当选为国民党政府最高机构立法、行政、考试三院之一的立法院院长。但在他任立法院院长期间，其同僚又翻出当年他与卢葆华的旧账，质疑他的人品（其中有小蒋的意思），逼使他于一九五一年十月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但仍任立法委员。后又受聘为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

有趣的是，刘健群的继任者即前述之张道藩，而张道藩亦因与蒋碧薇在台北同居未婚，且公然不避，再被立法委员们以人品低劣群起攻之，不得不在一年后亦辞去立法院长之职。

国民政府迁到台湾后，最初的这两任立法院长都是贵州人，又都因所谓生活作风问题来去匆匆，这也算是当年的一个小小花边。

晚年刘健群生活淡泊，暇时以读书写作并研究佛经自娱。一九七二年三月十七日因心脏病于台北逝世，享年七十岁。其主要著作有《如何抗日救国》、《艰困少年行》、《银河忆往》等。

纵观刘健群先生的一生，论事论功论人、，把他列入遵义的名宦先贤，是可以毫无疑义的。一个边远地区的年轻人，在那样一个英雄辈出，波澜壮阔的时代里，几经沉浮，脱颖而出，影响一时，其中当然有许多不为人知的艰辛和无奈，际遇和选择，提起和放下……每念及此，心神俱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