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电影

月照长空

很早时看的电影，都是胶片放映机将胶片上的图像以每秒24帧的速度投射到银幕上的。

我至今忘不了一个场景：闹哄哄的放映场，电灯一熄灭，人们瞬间就安静下来。与此同时，放映机的光注打在银幕上，伴随着一阵尖锐刺耳的仿佛物体急剧摩擦的声响，银幕上快速地闪现着由不同的人脸和各类几何图形交织的画面……然后在一片光芒四射中，在突如其来的气势磅礴的音乐声中，某个电影制片厂的logo出现，电影正式开演……

这种杂乱无章的情形有点像我如今的记忆。

也许是因为上了年纪的缘故，如今我在回忆以往的某件事时，常常会有无数个与此事相类似的或者有些关联的甚至风马牛不相及的事一股脑地涌进我的脑海里，它们像久别重逢的冤家一样唇枪舌剑，乱踢乱咬，撕扯不清，每每让我的记忆陷入茫然无绪之中。也因此每每错谬百出。

记忆如雪，往事被一层层覆盖，但又不是越近的才越清晰。有时候记忆模糊得像隔了一层毛玻璃，恍如梦境，但记忆里的那些事，又是确实存在的。

前几日只是偶然想起小时候跟姐姐、哥哥一起去戏院看的一部记不清是《苦菜花》还是《卖花姑娘》的电影了，于是小时候看过的所有电影、在哪儿看的、跟谁一起看的、当时发生过什么事情……便全部蜂拥而入我那本就糊里糊涂浑浑噩噩的脑壳里。

1975年之前我看过的所有电影，我几乎都记得：《地道战》、《地雷战》、《南征北战》、《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红色娘子军》、《奇袭白虎团》、《侦察兵》、《青松岭》、《渡江侦察记》、《艳阳天》、《金光大道》、《春苗》，等，当然也包括《苦菜花》和《卖花姑娘》。那时的电影，翻来覆去的也就这么几部。这些电影，除个别的之外，我看的没有遍数！有意思的是，虽然隔三差五地看，我竟然没有看够的！之所以如此，大约与我那时只看“打仗”的情节，而不“打仗”的时候，我基本上都在呼呼大睡有关！而往往电影开演没多久，我就睡着了，直至电影结束。是以我几乎从没有一次性地完整地看完过一部电影。我那时的所谓看电影，充其量就是凑个热闹。虽然如此，大多数电影里的点睛之笔——譬如，《地道战》里的配音仿佛在唱：“老张，你快跑，别让鬼子发现了……”《渡江侦察记》里的两个国民党兵的对话：“美国大老板，又给我们一批新的，回去就换！”《艳阳天》里的那声凄厉的肠子悔断了的哭喊：“小石头，你爹对不起你啊！”《春苗》里的那个反动的学术权威：“下面开始讲，马尾巴的功能……”等等，我还是记得很清楚的，仿佛刻进了骨子里，融进了血液里。像《金光大道》的插曲：“长鞭哎，那个一呀甩哎，‘啪啪’地响哎……”至今还能哼唱几句。这不是我的记性有多好，而是得益于我看的遍数实在太多！

而看电影的地方，却为数不多。

首推的，当然是城郊乡政府。城郊乡政府位于我家的正西面，与我家只隔了一道城壕沟。城郊乡政府有一台电影放映机，院内有一个可容纳几百人的操场，他们每星期至少放一场电影。放电影的叫曲有信，是母亲的近门兄弟，我喊舅的。我们去那儿看电影，可谓近水楼台，得天独厚。尤其是，我睡着了，也方便他们把我抱回家。我看过的大部分电影，都是在这儿看的。这儿也是我看电影次数最多的地方。

其次是电影院。当时的电影院位于今天新华街老商业局的对面。那里后来成了布匹市场。电影院不大，不高，黑黢黢的，满地的瓜子壳、花生壳、烟头、纸屑，空气污浊。座位是笨重的条椅，感觉一次性最多能坐二三百人。进门处，有木头做的将近两米多高的通道。验票员就居高临下地坐在上面，两只脚还时常蹬在通道的另一边，一副神气活现的样子。我们就是在这儿看的《苦菜花》。我那时只有几岁，太小了，好像还是在母亲怀里看的，对《苦菜花》的印象，早已荡然无存。

第三个地方是戏院。1972年9月9日，朝鲜电影《卖花姑娘》在中国上映。这是一部金日成编剧、金正日执导的电影。这一年，位于大同街的桐柏县戏院翻建结束，里面首次启用了一人一座的带扶手的翻折座椅。

这次看电影的经历，让我终身难忘。因为这是一段我有生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为看一部电影而坚持半夜三更爬起来，跌跌撞撞地赶至一个看戏的场所，却看的是一部外国电影，而我坐在椅子上哈欠连天，还未坚持到电影开演，我就睡着了的过往。

这部电影的拷贝进入桐柏，已是秋末冬初。还未上映，已是满城风雨，令人翘首以待。

在当时看这部电影极大可能是一项政治任务。极大可能是要求每个人都看的！它进入桐柏后便火力全开，24小时不间断地上映。

我们看的，好像是“公家包场”。

这一年，我七岁。

前一晚，他们问我：“明天一早去戏院看《卖花姑娘》，你去不？

”我斩钉截铁地说：“去！”我临入睡前，他们不放心，又再一次确认：“明天一早去戏院看《卖花姑娘》，你去不？”我勉强睁开眼，弱弱地说了一个字：：“去！”

第二天凌晨两点，月色皎洁，星辰闪动，夜空深邃高远。我和姐姐、哥哥四个人一起，已行走在阒然无声的路上。我们行色匆匆，脚步杂沓，显得孤单而零乱。行至新华街时，西关方向零零星星地过来了几个人。他们显然也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戏院看《卖花姑娘》的。

随后，愈前行，人愈多，渐渐汇成人流。到戏院门口时，已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这时，上一场电影结束，人们像泄洪般向外涌出。我姐把我拉到她的身前，我们站在人群中等候。

我们进入时，剧场里一片通明。我首先看见了那些黄橙橙的座椅，这令我感到新奇。座位大多还空着，人们还正陆陆续续地进入。

按编号找到座位后，我完全没想到，我也有一个单独的座椅！那一刻，我感觉我长大了。坐下后，我左顾右盼，洋洋自得，满心欢喜。但兴奋的时间不长，一会儿，我便觉得眼皮沉重，渐渐的，我无论如何也睁不开眼了，不久我就酣然进入了黑甜乡里……中间，我被喊醒过，我揉了揉惺忪的睡眼，看见银幕上漫山遍野开遍了鲜妍明媚的金达莱，听见有女声柔柔地唱：“清早起来，迎着寒风，提着花篮上市场。穿过大街，走过小巷，卖花、卖花、卖花呦……”然后，我又沉沉睡去。我再次被摇醒时，剧场的灯再次亮如白昼，我看见银幕上出现了一个大大的“完”字，人们站起来时翻折座椅不断发出“啪啪啪啪”的响声……

我们出了戏院，东边的天空微微泛红，南边的山巅，有朝霞的颜色，街对面住户房顶上的油毛毡，落了一层白乎乎亮晶晶的霜。此时，空气凛冽，寒意袭人，每个人的嘴巴在张开时都像一个刚刚倒进了开水的茶杯，向外冒着袅袅白烟。

进了家门，我一头扎进了厨房里。其时，父亲在烧锅，母亲在做饭，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回来了？”我“嗯”了一声。他们接着问我：“你都看了些啥呀？”我正追忆着我都看了些啥时，姐姐哥哥们也都紧跟着进来了，我还没来得及开口，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啥也没看，到那儿就睡着了，喊都喊不醒！”我嗫嚅了半天，最终一改常态，缄默不语，而没有强词夺理，像做了什么亏心事，一脸的羞愧。

1974年，我们又在这儿看了《艳阳天》。

1975年，位于新华街与桐山街交叉口东北角的新电影院落成。从此，这里几乎成了桐柏县的文化活动中心。每有新电影上映，买电影票就像进行一场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一样，很多人都是踩在别人头上买的。于是，经常见到为买电影票而拳脚相向大打出手的。

后来，兵营建成了，我们常去兵营看电影。而兵营放的电影，通常是我们以往未曾看过的新电影。

兵营所在的地方，曾是一片荒凉的坟场。顺着今天的八一路口向南，一直走到河边，绕着兵营东边的红砖院墙，来到兵营朝南的后门。后门敞开着，有两个战士持枪站岗。但他们并不阻止百姓进去看电影。电影场地位于一片空地上，战士们队伍整齐，坐在马扎上，四周围满了群众……

在兵营看的电影，让我印象最深刻的，非香港电影《画皮》莫属！这部拍摄于1966年、于1979年在大陆上映的电影，给我打开了一个全新的视角。它吓得许多人屁滚尿流，魂不守舍。自然，我也不例外：看的时候正值盛夏季节，我原打算晚上睡在院子里纳凉的，看过之后不得不转移到屋子里，将蚊帐四周紧紧掖牢。饶是如此，我一闭眼，那“狞鬼”就毫无征兆地站在我的床前，张着血盆大口，伸着枯枝一样的尖爪去揭我的蚊帐……那十多天里，夜里我甚至不敢独自去厕所。

一年后，县电影院也上演了这部电影。很多人去看过后，说《画皮》并没有我说的那么吓人。我问了他们一些细节，他们都没有看到。由此我知道，他们看的，是删节过的。而我们在兵营里看的，则是未删节的原版。

后来，兵营不允许百姓进去看电影了。

而我，似乎也大了，对看电影，也不再那么上心了。

但直到今天，我仍然喜欢看电影，尤其喜欢到电影院里看。看到那些火爆场面，我仍会热血沸腾；看到那些温馨画面，我仍会会心一笑；看到那些感人情节，我仍会流泪满面；看到那些恐怖镜头，我仍会不寒而栗；看到那些仗势欺人的场景，我仍会义愤填膺……

电影作为一门独立的艺术形式和娱乐方式，它所能够提供给人们的那种独特的感官体验，是其它任何艺术和娱乐方式都不能替代的。

电影，令人类生机勃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