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耀赠书朱向前，朱向前和诗徐光耀

巽之先生

徐光耀赠书朱向前，朱向前和诗徐光耀

——文坛耆宿与军旅批评家的“跨世纪”对话

谢培选

2026年6月初，一则看似寻常的微信往来，却在当下寂寞的文坛激起了一阵温暖的涟漪。这不仅是两位文人之间的唱和，更是一场跨越了八十余年军旅生涯、连接两代“兵”的文学对话。

故事的缘起，是天津作家杨仲达向他的恩师、著名文学评论家朱向前报告的一桩文坛佳话：百岁作家、曾以散文集《昨夜西风凋碧树》荣获鲁迅文学奖的“小兵张嘎之父”徐光耀，托他转交一份特殊的“文学快递”——几本亲笔签名的书籍、一幅题字。杨仲达并向朱向前出示了徐光耀一份珍贵的旧诗手稿。

这绝非一次简单的赠书。生于1925年、彼时已逾百岁的徐光耀，与生于1954年、年过七旬的朱向前，尽管年龄相差近三十岁，却同是军人出身，同怀一颗对文学赤诚的“兵心”。当百岁老兵遇上五十年军龄的“新兵”，当1943年冀中雪夜的枪声遇见2026年的和平晚霞，一场关于历史、文学与传承的对话就此展开。

一、 师生渊源：杨仲达与朱向前的军艺情谊

要理解这次赠书和诗的份量，首先需要交代居中牵线的杨仲达与朱向前之间的特殊关系。

杨仲达是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第七届毕业生（1998级），与作家陈冠旭同届，这届学员因均为部队战士提干入学，也被称为“首届战士学员班”。而朱向前，正是当时军艺文学系的系主任，后来担任解放军艺术学院副院长，是中国军旅文学理论界的重要领军人物。

在军艺求学期间，杨仲达直接受教于朱向前门下，师生情谊深厚。毕业后，杨仲达曾一度离开文学创作一线，转入天津市档案馆从事近代史研究，现为天津市档案馆近代历史研究中心研究员、天津作家协会会员。他创作有长篇小说《九河风雷》、纪实文学《举火烧天》等作品，并在天津人民广播电台主讲《天津民国奇案》系列节目。

尽管杨仲达的工作重心一度偏离纯文学创作，但他与恩师朱向前的联系从未中断。2023年，杨仲达曾与朱向前就同届好友陈冠旭的散文《少年游》进行深度对谈，发表于《解放军文艺》，朱向前在文中称赞该文“文白相间文采飞扬”。这段跨越二十余年的师生情谊，成为此次徐光耀与朱向前之间文学对话的重要桥梁。

二、 学术渊源：朱向前笔下的徐光耀

事实上，徐光耀与朱向前的精神联结，远在这次赠书和诗之前就已存在。作为中国军旅文学理论研究的权威学者，朱向前早已将徐光耀纳入其学术视野。

在朱向前主编的《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这部里程碑式的著作中，徐光耀及其代表作《小兵张嘎》占据了重要的篇章。书中对这部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经典作品，做出了如下精辟评述：

徐光耀的《小兵张嘎》（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1962年版）以抗日战争为背景，描写了冀中白洋淀地区一个农村孩子在革命队伍的培养教育下，从幼稚到成熟、从单纯要为亲人报仇到建立远大理想的成长过程，塑造了一个血肉丰满、性格鲜明的小英雄张嘎的形象。在刻画人物时，作者没有回避张嘎成长过程中的缺点。这些缺点既符合一个孩子的性格，又和他的革命热情紧密相连，真实地表现了孩子的想象力、情感、趣味和顽皮任性的特点。“枪”成为贯穿全篇的线索，以老钟叔送给嘎子一把木头枪开篇，以区队长奖给张嘎一支真枪作结，巧妙而有趣地写出了主人公的成长过程。明快爽朗的基调，通篇洋溢着的浓郁的儿童情趣和战斗激情，都成为这部小说的突出特点。小说曾获1980年第二次全国少年儿童文艺创作一等奖，并被译成英、德、韩等多种文字，1963年北京电影制片厂摄制成同名故事影片，风靡一时。

在这部文学史中，朱向前还专门为徐光耀撰写了“作家小传”，以简洁而精准的笔触，勾勒了这位老作家的革命与文学生涯：

徐光耀（1925-）笔名越风。河北雄县人。1947年毕业于华北联合大学文学系，1953年毕业于中央文学讲习所。1938年参加八路军，历任战士、干事、书记，新华分社记者，中央文学研究所第一期研究生，华北军区文化部文艺科专业作家，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创作室专业作家，保定市文联编辑，河北省文联、作家协会副主席。河北省文联党组书记、主席，文学创作一级。中国作家协会第三、四届理事，中国文联第五届委员，河北省作家协会第三届名誉主席。1947年开始发表作品。著有长篇小说《平原烈火》，中篇小说《小兵张嘎》，短篇小说集《望日莲》《我的喜剧》《跳崖壮士》《我的第一个未婚妻》《徐光耀小说选》，电影文学剧本《望日莲》《乡亲们呐……》《小兵张嘎》等。曾以散文集《昨夜西风凋碧树》获全国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其电影文学剧本获电影一等奖、河北省关汉卿奖等。

由此可见，朱向前对徐光耀及其作品的研究，绝非一日之功。他是以一位严谨学者的身份，长期关注、系统梳理过徐光耀的创作成就的。正因如此，当徐光耀这位被写入文学史的老前辈，亲手将题字与签名本送到自己手中时，朱向前的激动之情，便不难理解了——那是一个文学史家与文学史人物之间的一次跨越纸页的相遇。

三、 文坛坐标：徐光耀的历史方位与薪火相传

要理解徐光耀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独特地位，以及此次赠书和诗的深层意义，有必要将他置于一个更广阔的文坛坐标中来审视。徐光耀不仅是一位杰出的作家，更是一位慧眼识珠的“文学伯乐”，他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自己的创作本身。

1、河北“二徐”：徐光耀与徐怀中的文坛双璧

在河北当代文学史上，徐光耀与徐怀中并称“二徐”，两人都是同时代的著名军旅作家，共同为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需要说明的是，两人虽同姓且同龄（徐怀中生于1929年，比徐光耀小四岁），却并无亲属关系。他们的交集，主要体现在文坛上的深厚友谊与相互敬重。

徐怀中曾任原总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代表作《底色》等享誉文坛。他非常敬重徐光耀，曾亲自为“徐光耀文学馆”题写馆名并签名赠书。这一举动，既是同为军旅作家的惺惺相惜，也是河北文坛“二徐”友谊的生动见证。

“二徐”与莫言的关系，构成了两段意义不同却同样动人的“伯乐与千里马”的佳话。

徐怀中与莫言的关系，是直接的“恩师”与伯乐。1984年，莫言报考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因迟到面临被拒之门外的困境。时任系主任的徐怀中读到他的作品《民间音乐》后，慧眼识珠，力排众议破格录取了他。在徐怀中的鼓励和保护下，莫言在校期间写出了《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成名作。莫言后来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公开称徐怀中为“恩师”，而徐怀中则谦逊地将功劳归于时代。

而徐光耀与莫言的关系，则是一种发掘与提携的“摇篮”之缘。20世纪70年代末，莫言在保定当兵时投稿无门，时任《莲池》杂志主编的徐光耀，从堆积如山的稿件中发现了这位年轻人的处女作并予以发表。莫言报考军艺文学系并被徐怀中激赏的作品《民间音乐》就是在《莲池》发表的。可以说，徐光耀主编的《莲池》是莫言文学起步的“摇篮”。成名后的莫言对二位前辈一直十分敬重，他曾为徐怀中题写书法，也为徐光耀的文学馆题过词。两段伯乐之缘，成就了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一段佳话。

2、徐光耀与铁凝：15岁的“鉴定”与一生恩师

如果说徐光耀对莫言是“发现”，那么他对铁凝则是“启蒙”。

这段关系始于铁凝15岁时。那一年，父亲铁扬带着女儿去见徐光耀，请他“鉴定”这个小姑娘的作文。徐光耀读完那些文字后，给出了一个改变铁凝一生命运的评价：“你写的已经是小说了。”

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对于一个15岁的少女来说，不啻于一道照亮前路的光芒。铁凝后来坦言，正是徐光耀的这次认可，让她放弃了当文艺兵的想法，坚定了当作家的决心。徐光耀对铁凝的赏识并非一时兴起，他在后来的日记中多次称赞铁凝的才华，甚至在1979年就大胆预言她的“成就当不下丁玲、谢冰心”——这个预言，后来被历史证明是何等的精准。

铁凝成名后，徐光耀表现得极为谦逊，他认为自己已经教不了这个才华横溢的学生，便将其推荐给文学大家孙犁。这种“甘为人梯”的精神，正是老一辈作家最可贵的品质。铁凝后来担任中国文联主席、中国作协主席，成为中国文学界的领军人物，但她始终尊称徐光耀为“恩师”，从未忘记那位在她15岁时给予肯定的河北同乡和老同事。

3、徐怀中与朱向前：嫡系师徒与事业搭档

在梳理了徐光耀与莫言、铁凝的渊源之后，有必要回到朱向前的师承脉络中，廓清徐光耀与朱向前之间关系的实质。

徐光耀与朱向前没有直接的师承或合作关系。这并非由于任何疏远或隔阂，而是因为两人的文坛活动轨迹不同：徐光耀成名于“小兵张嘎”时代，主要活跃于河北文坛的创作一线；朱向前则是军旅文学批评家，其核心师承关系主要围绕解放军艺术学院展开。

而朱向前真正的授业恩师，正是上文提到的徐怀中。两人的关系，堪称中国当代文坛嫡系师徒的典范。

1984年，徐怀中出任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首任主任，朱向前正是该系首届学员，是徐怀中门下的得意门生。这段师生关系，奠定了朱向前此后数十年学术生涯的底色。朱向前后来成为著名文学批评家，长期致力于研究以徐怀中、莫言为代表的军旅文学。他始终尊称徐怀中为“恩师”——即便在徐怀中90岁高龄创作《牵风记》时，这位老人还曾将稿子寄给朱向前，让弟子“提提建议”。这份师生之间的信任与坦诚，令人动容。

更难能可贵的是，师生二人还是长期的事业搭档。他们曾共同主编《中国军旅文学经典大系》等大型丛书，为梳理和传承中国军旅文学做出了重要贡献。2017年，朱向前还曾陪同徐怀中、莫言重返军艺讲课——那一刻，恩师、弟子、再传弟子三代同堂，成为中国军旅文学史上的一道风景。

简而言之：徐怀中是朱向前的授业恩师和事业领路人，而徐光耀则不在这一师承链条中。朱向前对徐光耀的敬重，更多是源于一位文学史家对前辈作家的学术敬意，以及一位老兵对另一位老兵的军旅情怀。

四、 雪泥鸿爪：一首小诗牵起的文坛佳话

厘清了这些复杂的文坛关系之后，我们回到2026年6月4日那个具体的时刻。那一天，杨仲达在微信中向朱向前详细报告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此前，徐光耀先生通过微信，向杨仲达发来了一首尘封已久的旧作。这位百岁老人在留言中谦逊地写道：

“此小诗作于一九四三年夜行军路上，不太像诗，但却极真切地记录了当时情景，故至今仍珍视之。”

这首名为 《雪夜行军》 的诗，写作时间标注为“一九四三年深冬”。想象一下那个年代：1943年，正是冀中抗日战争最残酷、最艰难的“五一大扫荡”之后。彼时，18岁的徐光耀已经是身经百战的老兵了。

《雪夜行军》

夜半冲风踏雪行，倒拖枝条扫行踪。

村头悄聚天欲晓，越墙窗下叫房东。

寥寥二十八字，没有华丽的辞藻，却有着教科书都写不出的“战地质感”。诗中“倒拖枝条扫行踪”一句，极具战争细节的真实性——在雪地行军，脚印是最明显的踪迹，战士们拖着树枝走在最后，不是为了绿化，而是为了抹去生命的痕迹。这种只有在严酷斗争中才能打磨出的生存智慧，是坐在书斋里的文人无论如何也编不出来的。末句“越墙窗下叫房东”更是传神：天还未亮，为了不惊扰百姓、不暴露目标，战士们翻墙而入，在窗下轻声叫门。这是只有在人民军队身上才能看到的“规矩”——宁可自己翻墙受累，也不愿在寒夜里惊扰百姓。

徐光耀在诗后还特意附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六十五周年，二〇一〇年八月十五日，八十五岁老翁徐光耀。”这表明，虽然诗创作于1943年，但正式以文本形式呈现是在2010年。徐老将这首诗发给杨仲达，并要杨仲达和诗一首。杨仲达收到诗后，感触颇深，作为长期研究天津及白洋淀历史的本土学者，他当即以徐老战斗过的白洋淀为背景，和诗一首：

《忆昔和光耀老原韵》

是日白洋淀上行，扁舟浪里遇萍踪。

芦丛隐处寻张嘎，一棹霞光入画东。

诗中巧妙地将徐老笔下的经典形象“张嘎”嵌入芦苇荡，以“一棹霞光”象征徐老文学生命的辉煌。这不仅是诗意的回应，更是后辈对前辈革命浪漫主义精神的致敬。

五、 百龄赠书：“听松”与“烈火”的深意

杨仲达在微信中继续向朱向前报告：徐光耀这次不仅传来了旧作，还郑重地托他转交一批赠予朱向前的礼物。

礼物共有四样：一幅题字、三本亲笔签名书。

那幅题字，题写在珍贵的“白石老人自造画稿‘听松’”拓片上。徐老工工整整地写道：“向前同志留念，听松，百龄徐光耀” 。

为什么是“听松”？

这不仅是书法，更是徐老对朱向前的职业画像。朱向前以研究毛泽东诗词、军旅文学理论闻名于世，其书房正名“听松楼”，曾出版《听松楼读书录》。徐老以“听松”相赠，既是对主人志趣的投合，更暗含深意：松者，岁寒之友，坚韧不拔，正是军人风骨的写照。“听松”二字，既听的是山间松涛，更是历史的风雷。

更令人动容的是那三本书。

第一本是 《小兵张嘎》 ，扉页题字：“朱向前同志留念，烽火小兵，百龄徐光耀”。

第二本是 《平原烈火》 ，题字：“朱向前同志留念，烈火炼真金，百龄徐光耀”。

第三本是 《摔跤·徐光耀作品集》 ，题字：“朱向前同志留念，百龄徐光耀”。

这三本书，几乎涵盖了徐光耀文学创作的核心。《平原烈火》是中国第一部抗战题材长篇小说，奠定了新中国“抗战文学”的基石；《小兵张嘎》则是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那个“嘎里嘎气”却又机智勇敢的小英雄，早已成为中国儿童文学画廊中的不朽形象。而《摔跤》等作品，则展现了徐老在革命叙事之外，对民间文化、乡土风情的深厚积淀。

朱向前作为军旅文学理论界的“掌门人”之一，一生致力于梳理和评价中国军旅文学。他太清楚这三本书的分量了——尤其是他本人在主编《中国军旅文学史》时，就曾以专门篇幅评述过《小兵张嘎》的艺术成就。如今，作者亲手将这份沉甸甸的历史递到评论家手中，这是一种“作者”与“知音”的相遇，更是一种“前辈”对“后学”的郑重托付。

六、 老兵敬礼：五十年兵龄亦是“新兵”

收到杨仲达在微信中传来的这一消息后，朱向前的反应极为真实，甚至是“激动”。他当即在微信中回复杨仲达：“哎哟喂，请代向光耀老请安！并致以一个新兵的敬礼！”

这一声“新兵”，既是自谦，亦是真情流露。

朱向前1970年入伍，军龄也已超过半个世纪。但在1925年出生、1938年入伍的徐光耀面前，他确实只能算是个“小鬼”。朱向前曾说过，军旅文学的核心是“阳刚之气”与“英雄主义”，而徐光耀这一代作家，本身就是从战火中走来的英雄。他们不需要体验生活，他们就是生活本身。

杨仲达接过老师的话头，那句调侃更是精妙：“五十多年的老兵，在百岁老兵面前，也是新兵。”

这不仅是年龄和军龄上的差距，更是文学传承中的“敬畏”。在当下这个解构英雄、调侃崇高的时代语境中，朱向前这一敬礼，敬的是历史，敬的是那些用血肉之躯筑起长城的先辈，也敬那份“凿真”的文学态度。

杨仲达向朱向前出示徐光耀的旧诗手稿后，希望老师也和诗一首。面对百岁老人的诗作手稿，作为评论家的朱向前自然感慨满怀，必须唱和，且要“和”出水平。他恭敬地和了一首：

《读光耀老旧作步其韵奉和》

少年冒雪顶风行，百战烽烟记旧踪。

鹤岁期颐笔犹健，铜琶高唱大江东。

对比徐老的原作，朱向前的和诗在时空维度上做了极大的拓展。如果说徐老的原作是一幅“速写”，记录了历史的瞬间；那么朱向前的和诗就是一幅“全景画”，概括了徐老的一生。

首句“当年冒雪顶风行”，扣住徐老原诗的意境，但将视角从“这一次行军”升华为徐老整个革命生涯的象征。一个“顶”字、一个“冒”字，比原诗的“冲”字更多了一份主动迎击风雪的气概。次句“百战烽烟记旧踪”，点明了徐光耀的独特身份——他是身经百战的战士，更是用笔记录烽烟的史官。“旧踪”二字，呼应徐老原诗后记中“极真切地记录了当时情景”的自述，暗示这些文字不仅是个人记忆，更是民族历史的见证。第三句“鹤岁期颐笔犹健”，是对徐老创作生命力的赞叹：“鹤岁”“期颐”皆指百岁高龄，2026年的徐光耀已是101岁，依然耳聪目明、笔耕不辍，这本身就是生命的奇迹。末句“铜琶高唱大江东”，堪称全诗的“词眼”。“铜琶”即铜琵琶，典出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大江东去”，俞文豹《吹剑续录》曾载：东坡词须关西大汉执铁绰板、铜琵琶高唱。朱向前以此典故入诗，既赞颂徐老作品雄浑豪放的风格，又暗合其百岁高龄依然如“关西大汉”般慷慨高歌的生命姿态——将一位百岁老作家的艺术境界与生命气象，凝练于七个字中。

一个是亲历者，一个是书写者。徐光耀写的是“小我”眼中真实的雪夜，朱向前和的是“大我”心中恢弘的史诗。

七、 文脉赓续：从莫言公益到文学传承

其实，徐光耀与朱向前虽神交已久，但这次互动并非孤立事件。它是近年来中国文坛“尊老敬贤”与“提携后进”风气的一个缩影。

朱向前素来敬慕徐光耀先生。徐光耀文学馆的公众号“望江亭赏月”在回顾文坛往事时，也经常提到朱向前的名字和故事。这不仅是因为朱向前的学术地位，更因为他始终保持着对老一代作家的敬意。他曾评价徐光耀的作品具有“朴素的力量”，那种不事雕琢、直抵人心的真实，正是当下文学所稀缺的。

就在不久前的2026年4月，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言发起了“与星同行——世界孤独症日著名作家手稿公益征集活动”。在这场温暖的公益行动中，莫言同时邀请了徐光耀和朱向前参加。徐老以百岁高龄，仍积极响应，捐出手稿支持公益；朱向前亦紧随其后。那一场，是三人虽未同台却“同框”于善举；这一回，是两人虽隔空却“对谈”于诗文。

值得一提的是，莫言与徐光耀、徐怀中两位“伯乐”的情谊，在此刻形成了一种奇妙的呼应。莫言从徐光耀主编的《莲池》起步，在徐怀中执掌的军艺文学系腾飞，最终登顶世界文坛。而今，他又与徐光耀、朱向前同框于公益活动中。朱向前作为徐怀中的嫡系弟子，与徐光耀的这次诗书往来，某种意义上也成为了这张文坛关系网中又一道温暖的连线。

杨仲达作为这起文坛佳话的见证者与传递者，他既是朱向前的学生，也是徐光耀信任的后辈。正是这层师生关系与跨代友谊，使得一次普通的微信联络，演变为一场值得铭记的文学事件。

八、 有一种传承叫“和诗”

著名作家铁凝曾评价徐光耀：“他的文学之根始终扎在生活的厚土中”。而铁凝自己，就是徐光耀“伯乐精神”最生动的证明——15岁那年的“鉴定”，改变了一个少女的命运，也成就了中国文坛的一位领军人物。

徐光耀崇尚“凿真”精神，强调写作必须深入生活、塑造典型。回看1943年的那首《雪夜行军》，之所以八十年后读来依然动人，正是因为它“真”——那是用脚底板在雪地里踩出来的文字，是冒着生命危险在敌后游击中沉淀的诗句。

而朱向前的和诗，则代表了另一种“真”——那是评论家面对经典时的敬畏之真，是后来者面对历史时的感恩之真。

这一赠一和之间，绝不仅仅是两首诗的对仗。它是一根无形的文学接力棒。徐光耀这一代作家，用生命记录了“我们是怎么胜利的”；朱向前这一代批评家，用学问梳理了“这些记录为什么是经典”——那部厚重的《中国军旅文学史（1949-2019）》，便是这份梳理的集大成之作；而杨仲达这一代更年轻的作家，则在新媒体的浪潮中，充当着传递者与学习者的角色。

当百龄老兵徐光耀在“白石老人画稿”上题下“听松”二字时，他听到的不仅是风声，更是后来者攀登的回响；当朱向前写下“铜琶高唱大江东”时，他看到的不仅是夕阳，更是那一轮在文学地平线上永不落的旭日。

这，便是中国文学薪火相传最美的模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