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传统商号到到现代公司—浅谈1937年哈尔滨同记商场股份制改革的历史脉络、实施举措与时代价值

幸福一生

老年时期的著名民族实业家武百祥先生

从传统商号到现代公司—浅谈1937年哈尔滨同记商场股份制改革的历史脉络、实施举措与时代价值

作者及编辑：幸福一生（原创）

图片：来源网络和图书资料。

2026年6月8日初稿，6月11日完稿

位于正阳四道街（今靖宇四道街的）当年有名的百货商店—同记商场

位于哈尔滨老道外（西傅家甸）北头道街当年的大罗新百货商店

　　近代哈尔滨作为东北亚重要通商口岸，是清末民初东北民族工商业发育最为活跃、业态迭代最为迅速的城市之一。在近代东北商业现代化进程中，哈尔滨同记商场以持续的业态革新、制度探索与本土化坚守，成为沦陷区民族资本生存与转型的典型样本。由民族实业家武百祥、赵禅唐先生创立的同记商业体系，自1903年初创至1937年，历经三十余年的积累，完成了从小型杂货商铺向区域性商业集团的跨越式发展。1937年6月11日，面对日伪全面经济统制与战时经济封锁的双重压力，同记商场正式实施股份制改组，成立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现了从传统合伙制商号向现代法人企业的制度跃迁。此次改制不仅是企业应对殖民经济压迫的自救行为，亦是近代东北商业制度现代化、劳资关系近代化、本土商帮理念革新的标志性实践。系统梳理同记商场的发展积淀、改制动因、改革路径与历史价值，能够更加客观地呈现近代东北民族工商业在特殊历史环境中的生存逻辑与变革逻辑。

一、发展积淀：1903—1937年同记商业体系的成型与兴盛

同记商业体系的崛起，根植于近代哈尔滨开埠通商、城市近代化与关内移民商帮兴起的时代背景，是“呔商”群体在东北实业开拓的重要成果。所谓呔商（又称“老呔商帮”）是‌清中期至民国时期以河北省乐亭县为主、兼及滦县、昌黎等冀东地区商人组成的商业群体‌，因东北人听“乐亭”口音近似“老呔”而得名，属‌冀商三大帮派之一‌（另为张库帮、冀中帮），呔商代表人物包括‌武百祥‌（同记商场创始人）、‌刘临阁‌（“京东第一家”）、‌孙秀三‌（益发合）等，多白手起家，由货郎、小贩起步，逐步发展为百货、粮栈、钱庄、工厂等跨行业商号；其经营范围覆盖‌东北全境及华北、关内部分城市‌，涉足零售、金融、加工、运输，推动了东北近代城镇经济与民族工商业发展。

1903年，河北乐亭籍实业家武百祥、与同乡苗仲选、孙玺、陈彦等集资小洋2 500元开设的"仝记"店铺，于傅家店南大街(现南头道街)租房3间，即后来称为"小同记"的店铺。1907年4月武百祥在傅家店南大街(现南头道街)独资开设同记，资金为羌贴500元。1912年2月，在现保障街开办同济工厂：以经营帽子为主，武百祥为董事长，获利颇丰。创业初期，经营者突破旧式商铺经营陋习，推行明码标价、诚信售货、规范服务等新式商业准则，迅速在哈尔滨本土商圈建立信誉，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彼时哈尔滨市场多为俄商、日商等外来资本主导，本土华商体量分散、模式传统、竞争力薄弱，同记的规范化经营为本土民族商业崛起开辟了新路径。

1921年，武百祥创立的大罗新百货店在傅家甸北头道街正式设立，率先引入近代百货经营模式，采用橱窗陈列、商业广告、分类售货、自动电梯等现代化业态，打破外商对新式百货业态的垄断，开启哈尔滨本土现代百货商业的发展阶段。1927年，位于道外正阳四道街（今靖宇街）的同记商场主体建筑落成，为当时哈尔滨为数不多的钢筋混凝土新式商业楼宇，建筑形制恢弘、业态布局完备，题匾与楹联彰显“融汇中外、振兴国货”的经营取向，标志着同记迈入大型综合百货企业阶段。

1929年，同记并购益丰源商号并设立大同百货商店，形成同记商场、大罗新、大同商店三足鼎立的连锁经营格局，覆盖多层级消费市场，成为哈尔滨乃至东北规模最大的民族百货商业集群。与此同时，企业配套创设同记工厂，构建“前店后厂、产销一体”的经营体系，实现鞋帽、服装等商品自主生产，有效摆脱对外来货源的依赖，形成商业零售与实业加工联动的完整产业体系。

1907至1931年，同记依托先进业态、规范管理与本土化优势，持续扩张，奠定了东北民族商业龙头的地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全境沦陷，日伪政权逐步构建系统性的经济统制体系，对民族工商业实施限制、管控与掠夺，同记商业体系由扩张发展转入被动守成阶段，外部经营环境的剧变，为后续制度改革埋下历史伏笔。

二、改制动因：殖民压迫与传统体制的双重困境

（一）外部动因：日伪经济统制下的民族资本生存危机

1931年之后，日伪当局逐步推行行业垄断、物资配给、价格管制、贸易封锁与强制摊派等殖民经济政策，全面挤压东北民族资本的生存空间。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全国进入全面抗战阶段，关内商贸通道断绝、跨区域汇兑停滞、物资流通受阻，东北沦陷区民族工商业陷入系统性危机。在外资企业受日方政策庇护的背景下，以同记为代表的本土华商成为殖民掠夺的主要对象。苛捐杂税叠加无偿摊派、商品低价征购、货源严格管控等多重压迫，导致传统商号经营模式难以为继，企业资金链持续承压，随时面临停业、破产或被日资吞并的风险，制度变革成为企业存续的必要选择。

（二）内部动因：传统东伙制治理模式的结构性瓶颈

历经三十余年发展，同记已形成多门店、多业态、产销一体的大型商业集团，从业人员逾千人，但企业治理长期沿用传统东伙合伙制。企业产权高度集中于武、赵家族，股权结构单一、融资渠道狭窄、决策机制固化，难以适配规模化现代经营的发展需求。

在旧式雇佣体系下，企业所有者与普通店员、职员形成固定劳资边界，从业者收益与企业经营成果脱钩，缺乏长效激励机制，企业内生动力不足、人才稳定性偏弱。规模化经营与传统家族式治理的结构性矛盾持续凸显，体制滞后成为制约企业抗风险能力与可持续发展的核心短板。

基于内外双重困境，武百祥、赵禅唐借鉴近代西方公司制度，确立以股份制改革实现资本重构、治理升级、劳资共生、风险共担的改革路径。

三、改革实施：1937年股份制改组的完整流程与核心举措

（一）筹备阶段：清产核资与改革方案顶层设计

1936年末至1937年5月，同记启动系统性改制筹备工作。企业对全部不动产、经营库存、附属工厂资产开展全面清产核资，精准核定企业资产总值，为股权划分、资本定价提供客观依据。同时参照近代公司法理，拟定公司章程、治理架构、股权分配规则与分红制度，确立“商工同步改制、资产折股为主、员工入股为辅、权责分层治理”的整体改革方案。

（ 二）正式改制：1937年6月11日公司化落地

1937年6月11日，同记商场召开创立大会，正式成立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标志着改制全面落地。本次改革形成标准化、制度化的现代企业架构，核心举措清晰完备：

第一，核定注册资本，实现资本股份化。同记商场核定股本总额100万伪满币，划分为5万股，单股面值20元 ，股票可以自由买卖，1937年7月1日正式成立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武百祥盼望已久的组织形式终于实现了，同记从此结束了武百祥和赵禅唐两人合资的状况，股东增加到141人。同记股份有限公司成立时投资如下；武百祥345340元，赵禅唐146700元，其余20000元以上者2人，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者9人，其余为1万元以下200元以上者。董事会成员9人。同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赵禅唐。常务监事武百祥监察：赵胜轩（原同记工厂经理）常务董事李明远（原同记商场经理）董事：徐信之、杨向荣、李镜湖、何襄麱、李玉书。

另外旗下的同记工厂同步独立改制为股份有限公司，核定股本50万元，形成商贸、实业双向现代化企业体系。

第二，重构股权结构，推行骨干持股制度。采用“原有资产折股、员工现金入股、年度红利转股”的多元资本整合模式，武、赵家族持股51%，掌握企业战略控制权；141名核心骨干职员合计持股49%，向人人是股东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实现近代商业少见的规模化员工持股，彻底打破传统商号封闭的产权格局。

第三，建立现代治理架构，实现权责专业化分工。设立董事会、监事会双层治理结构，吸纳职员股东参与企业监督，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适度分离。人事治理层面，由赵禅唐先生出任总经理主持日常经营事务，武百祥先生任总监理统筹企业战略、把控经营宗旨，形成分工明晰、相互制衡的现代管理体系。

第四，革新分配机制，构建劳资共生体系。同记将“提成分配方式改为股份制分配方式，彻底废除旧式雇佣分红制度，建立“基础薪资+年度分红+股权增值收益”的复合型分配体系，将员工利益与企业发展深度绑定，确立“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四维经营宗旨，加大了公积金，保证扩大再生产，防止万一市场风险发生。

（三）合规备案与持续经营

改制后企业依规完成法人登记，在形式上适配伪满殖民统治的工商规范，但企业内部始终坚守民族商业立场，沿用民国纪年核算、抵制日货垄断、维护华商经营主权，以制度外壳实现民族商业内核的存续与保护。1937至1938年改制红利充分释放，企业经营显著回暖，年度利润达五六十万元，单股分红6元，资本回报率达30%，创造了沦陷区民族商业的经营奇迹。

1938年后，日伪推行全面日化管控，强制更名为“株式会社同记商场”，企业在名义日化、实质华商自治的状态下艰难维系经营。

四、1937年股份制改革的历史价值与时代意义

（一）企业价值：危机语境下的民族商业自救与存续

此次股份制改革，通过股权扩容吸纳内部资本，有效缓解了日伪掠夺造成的资金压力，显著提升企业抗风险能力。现代治理体系的建立，解决了传统家族企业管理僵化、激励不足、凝聚力薄弱的结构性问题，使体量庞大的同记商业体系在殖民高压环境中得以稳定存续，规避了破产与外资兼并的命运。

（二）行业价值：引领东北传统商业的近代化、制度化转型

在近代东北商号普遍固守传统合伙制、业主制的背景下，同记1937年股份制改革，是东北近代百货行业首例体系完整、机制成熟、落地彻底的公司化改制实践。其引入的股份制度、法人治理、员工持股、规范化运营等现代商业机制，为东北传统工商业的现代化转型提供了可参照的本土范本，推动哈尔滨乃至东北商业由旧式商铺业态向近代公司制业态整体演进。

（三）社会价值：开创近代劳资共赢的新型商业伦理

近代中国工商业普遍存在劳资对立、分配失衡等问题，而同记改制突破时代局限，以产权共享、利润共分的模式重构劳资关系，将雇佣关系改造为利益共同体关系。其倡导的四方共赢经营理念，超越了传统商业唯利是图的单一逻辑，构建了兼具社会性、公益性与包容性的近代商业伦理，具有重要的社会进步意义。

（四）民族价值：沦陷区民族资本的隐性抗争与实业坚守

在全面抗战、国土沦陷的特殊历史时期，同记的制度革新不仅是商业自救，更是一种经济层面的民族坚守。企业以现代公司制度为屏障，抵御日资同化与殖民经济解构，在服从表层行政规制的同时，坚守华商主权、国货经营与民族商业传统，彰显了近代东北实业家的家国担当与民族气节。

（五）史料价值：呈现东北沦陷区民营经济转型的典型样本

同记三十余年发展历程与1937年改制实践，完整记录了近代东北民族工商业从兴盛到承压、从传统到现代、从扩张到自救的完整历史轨迹，是研究东北近代经济史、企业制度史、呔商文化史、沦陷区社会经济史的珍贵原生史料。

五、改革的历史局限

受特定时代语境制约，本次股份制改革存在不可规避的历史局限性。其一，改制属于改良式制度革新，企业控制权仍集中于武、赵家族，并未实现完全社会化的公众持股，依旧保留家族企业的核心特征。其二，在日伪全面经济统制与持续掠夺的宏观背景下，企业制度优势无法长期延续。1939年后，随着物资管控、低价征购、巨额摊派持续加码，企业产能萎缩、负债攀升，股份制改革的制度红利逐步消解，无法从根本上改变沦陷区民族资本被压迫、被掠夺的历史命运。

综上所述，1903至1937年，同记商场完成了从民间小商号到东北商业集群的华丽成长；1937年股份制改革，则完成了从传统旧式商业组织到现代公司制企业的制度升华。在山河动荡、经济殖民化的历史困境中，同记商场的制度革新，既是一家本土老字号的绝境自救，也是近代东北商业现代化的里程碑探索，更是沦陷区民族工商业自强不息、坚守文脉的历史见证。其探索形成的经营理念、制度模式与商业精神，不仅塑造了近代哈尔滨的商业品格，也为中国近代民营工商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极具地域特色与时代价值的东北范式。

参考资料：

1、《五十年自述》（武百祥回忆录）

2、《大罗新政策》

3、《武百祥与同记》

4、《呔商之路》

5、《商海巨子—武百祥》

6、《哈尔滨历史编年》

7、《哈尔滨历史上的今天》。

同记工厂生产的品牌袜子白熊牌袜子很畅销

五十年代武百祥先生响应国家号召，率先实施公私合营，1955年12月2日，正式宣布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 公私合营，武百祥被安排为哈尔滨市百货公司经理。

武百祥先生经营的三大商场之一哈尔滨大同商店广告

武百祥先生简介：

武百祥，又名武作善，1879年（清光绪五年）生，直隶（今河北）乐亭人。其父武士信 ，业农，自耕为生。

　　武百祥9岁入本庄私塾读书。1892年7月，随其舅父何善荣到长春经商，在杂货铺当学徒 、管账；做过搭板出床子、提筐叫卖等小生意。1901年到哈尔滨。1903年，同陈彦、苗仲选 合资创办了“仝记杂货铺”，后因内部不和关闭。1907年，又拼凑资本，重新开业，仍称“同 记”。1908年初，同赵惮唐、王熙瑞合资4000元，共同经营“同记”。此后，兼营工商，办 起商办工厂，使“同记”得到迅速发展。

　　1911年10月，武百祥赴天津办货，亲自到外国租界地学习外商经营方式。1920年，又到 天津、南京、上海和日本的大阪、横滨、东京、横须贺等地参观工商业发展情况，还派员随 莫德惠组织的欧洲参观团到苏俄、波兰、法国、英国、德国、瑞士去参观学习，制定了“四 利”（即利公司、利劳资、利顾客、利同业）的经营方针，并据此进行了一系列的革新，并 于1921年10月，先后开办了“大罗新”、“大同”百货店，成为哈尔滨商界的一件空前新鲜 事。

　　1925年，仿照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制办法，百货店将旧的“份子制”改为“薪金分红制 ”，即盈余按“东六西四”的比例进行分红，凡月薪15元以上的职员都有分红的资格，使职 员、店员热心经营。

　　1927年10月，在道外正阳四道街开办了“同记百货商场”。至此，武百祥的经商活动进 入了“黄金时期”，且形成了一套在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与众不同”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 、管理方法和营业手段。

　　“同记百货商场”、“大罗新百货店”门面修饰成“洋门脸”、大玻璃窗、立金字牌匾 ，内室布置有哈哈镜和电动“模特儿”，商品陈列和点缀均仿效外商。售货采用了资本主义 国家商店明码标价、使用包装纸等方法。还利用美国花旗、英国汇丰、日本正隆和苏联远东 银行的资金，扩大经营。为日商、俄商代理批发和零售，并向日本派驻人员采购货物。1927 年这一年，“同记百货商场”、“大罗新”、“大同”百货店，从日本和欧洲进货量占全部 进货量的54%以上，年顾客达600万人次，经营品种23类、3000余种，年获利“上海规银”32 6500两，合现大洋42万元左右。在管理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管理制度。对职员不但使用有方 ，而且管理尤为严格。规定店员要有高小文化程度、年纪轻、容貌端庄，录用时要考试，还 需经过一个时期的训练，熟悉业务和规章制度后才能正式上岗售货。为此，曾在哈尔滨和河 北省乐亭县设立专门培养新店员的学校，从进货、销售、商品知识、商品布置、售货方法到 接待顾客，进行全面训练。给店员比较优厚的福利待遇，专门开设医院，实行免费医疗。备 有俱乐部、浴池、理发室、图书室、游艺室、运动场以及可容纳千人的工人和店员宿舍等。 他还重视信誉。为谋求“同记”的生存和发展，借助各种社会势力，特别是同掌握哈尔滨经 济命脉的俄、日、美等帝国主义资本集团，和中国的官僚资本保持着联系。还结交了当时哈 尔滨的一批文人，如诗人陈凝秋，画家白涛、顾肖虎，作家袁聚、于浣非等，使其营业宣传 有声有色。对进货价款的偿付，打破了旧商号通行的春节、端午节、中秋节三节清账的常规 ，首创了随时支付的办法，既“利公司”又“利同行”。他的营业宣传形式新颖、灵活多样 ，不拘一格。除利用报纸、广播进行广告宣传，还派人到各地张贴标语、图画，甚至雇用百 余辆人力车，敲锣打鼓，贱卖样品。

　　1929年，第二次世界经济危机冲击哈尔滨。“同记”因有70余万元的“金票”债务而陷 入困境。武百祥束手无策，拟将“同记”关闭。哈尔滨市政当局为避免其给哈尔滨经济发展 造成重大影响，召开了“同记债权大会”，决定将其债务一律展期3年偿还，从而渡过了难关 。

　 伪满洲国期间，日本帝国主义实行殖民统治，对东北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陆续实施棉 花、皮毛、皮革、粮谷等物资的统制法和生活必需品的配给制，发行名目繁多的公债，制定 “七二五”停价令等，残酷扼杀中国民族工商业。武百祥及其经营的“同记”等也难逃厄运 ，每况愈下。1942年，同记工厂倒闭；1944年，同记商场歇业；大罗新百货店处于销售残存 商品的不死不活、奄奄一息的状态。

　　1946年4月28日，东北民主联军进入哈尔滨，哈尔滨解放。武百祥相继开办了制毛、皮革 、制染、针织等工厂和“百善牧场”。“同记商场”死而复生，并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 50年盈利近40亿元（东北流通券）。1955年末，武百祥出席全国工商联执委扩大会议，表示 拥护中国共产党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采取的赎买政策。他积极申请公私合 营，在哈尔滨工商界中起了带头作用。1955年12月2日，正式宣布同记商场股份有限公司实行 公私合营，武百祥被安排为哈尔滨市百货公司经理。

　　1957年，因在大鸣大放中提出定息18年的主张被错划为右派分子。1959年摘掉其右派分 子帽子。“文化大革命中”又遭受迫害，于1966年9月去世，终年87岁。1979年3月9日，中共 哈尔滨市委为其平反，恢复名誉。

　　　　武百祥生前曾历任哈尔滨市工商联合会副主席、社会事业协会理事长、政协副主席、民 主建国会副主任、人民政府委员和黑龙江省（包括原松江省）工商联合会副主任、民主建国 会副主任及全国工商联合会执行委员、全国政协第二届委员等职。武百祥著有《五十年自述 》、《大罗。

年轻时的武百祥先生照片

作为解放后哈尔滨工商联副主席政协委员的武百祥先生